《晨报》特派记者

    1920年秋，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为直接采访和报道世界各国大势，决定派出一批驻外记者，分赴英、美、法、德、俄诸国。两家报社发表了“共同启事”，内称：“吾国报纸向无特派专员在外探取各国真情者，是以关于欧美新闻殊多简略之处，国人对于世界大势，亦每因研究困难愈趋隔阂淡漠，此诚我报一大缺点也。吾两报有鉴于此，用特合筹经费遴派专员，分赴欧美各国担任调查通讯事宜，冀稍尽吾侪之天职，以开新闻界之一新纪元焉。”①——

    ①北京《晨报》1920年11月28日首次刊载，以后一直到12月16日，每日照登这则启事。

    瞿秋白应北京《晨报》的聘请，准备以该报特派记者的身份，动身到莫斯科去。

    当时的中国，是个“阴沉沉，黑魆魆，寒风刺骨，腥秽污湿的”“黑甜乡”①。没有阳光，没有光明，没有路径。在这里生活着的人们，昏昏酣睡，失去了感觉视听，无从辨认道路；有些开始觉悟的人们，在复杂纷乱的环境和各种思潮的影响下，思想混乱得怕人。这时，中国的近邻俄国，发生了惊天动地的无产阶级大革命。在觉醒了的中国青年心目中，革命后的俄国，是“灿烂庄严，光明鲜艳，向来没有看见的阳光”的所在，是“红艳艳光明鲜丽的所在”②。那里有使人们觉醒的真理，有使中国从黑暗通向光明的火种。有志于救国救民的觉悟青年，应当到那里学到真理，把它播散给中国的劳苦大众；取得火种，把它点燃在中国的黑暗的大地。等待是不行的，“须得自己动手”，“拨开重障”，“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担一分中国再生思想发展的责任”。这种强烈的“内的要求”驱策着瞿秋白到俄国去——

    ①《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②同上书，第4—5页。

    这时，从中国远行到俄国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革命后的苏俄，在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的浩劫之下，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据当时赴俄留学的肖劲光回忆说：

    苏俄战争的创伤历历在目。工厂、矿山遭到严重破坏停产了，农村遭受兵祸，被洗劫一空，天灾人祸，粮食欠收，人民贫穷不堪，各种物资极其缺乏。到处都是弹痕累累，道路桥梁被破坏得不象样子，全俄处于普遍饥荒之中，每天都有人饿死在路旁。①——

    ①肖劲光：《赴苏学习前后》，《革命史资料》第3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

    国际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统治者，肆意攻击苏俄是“洪水猛兽”，是“赤色帝国主义”。即使对俄国革命并无恶意的人，也把苏俄看作是“饿乡”，把布尔什维克党看成是“穷党”。因此，当瞿秋白决定到苏俄去，立刻遭到亲友们的反对。

    堂兄瞿纯白坚决反对瞿秋白到苏俄去，说这是“自趋绝地”。瞿秋白却守定宗旨，认为自己“不是为生乃是为死而走，论点根本不同，也就不肯屈从”①——

    ①《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1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决定赴俄后，瞿秋白忙看做一些准备工作，并向亲友们辞行。

    1920年10月初，瞿秋白仆仆风尘赶到山东济南去看望父亲瞿稚彬①。瞿稚彬这时住在济南城内娘娘庙街（今岱宗街）十五号路北王璞生家。王是江苏人，做过山东乐陵县知事。王宅西邻大明湖南岸的百花洲，距鹊华桥码头不足百步——

    ①瞿稚彬1922年受聘于私立山东美术学校，任山水画教师。1929年改为私立爱美中学，在艺术师范科任教。晚年住济南道教人士集中的“悟善社”，该社解散后迁居“正宗坛”。1932年6月19日病逝于济南南门外东燕窝街“正宗救济会”。遗体安葬于济南千佛山西麓与马鞍山东麓间的“江苏第二公墓”。墓碑碑文：“民国壬申仲夏五月十六日申时寿终先考稚彬公之墓武进不孝男瞿垚敬立”。

    一天晚上，在大明湖滨的小酒馆里，父子两人，还有父亲的一位道友，围坐在一张小圆桌旁。桌上摆了几个冷盘热炒，炉上温着酒。在父亲说来，这是为即将去国远行的儿子饯行，而对儿子来说，则是为了在离开祖国之前孝敬一番长期寄人篱下，孤寂无依的父亲。父子虽强颜欢笑，心底里却都是苦楚难言。父亲年近花甲，长期穷困潦倒，忧病煎逼的生活，使他显得格外苍老。他不象北京的亲友那样，固执地反对瞿秋白远行。他知道儿子的决心，即使拦阻也拦不住。他惜别地深情地对儿子叮嘱说：“你这一去……随处自去小心，现在世界交通便利，几万里的远路，也不算什么生离死别……只要你自己不要忘记自身的职务。你仔肩很重呵！”①说得瞿秋白心头一热，眼泪已含在了眼眶里——

    ①《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三个人都站起来，沿着大明湖畔，随意散步。秋凉夜深，未免有些寒意。对着这凄凉的境界，又是远别在即，父子两人的心更加亲近不忍离舍了。回到屋中，父子俩又整整谈了半夜。

    第二天一早，瞿秋白依依告别了父亲，离开了济南。

    父亲的勉励，增加了瞿秋白远行的决心。回到北京，他开始整理行装，准备启程。

    要离开北京了，离开这寄住了三年多的纯白哥哥的家了。愈是这时，瞿秋白的心情意绪就愈加留恋这融融泄泄，安闲恬静的家，连这小院里的秋花秋草，他都觉得辜负了它们的好意。这几天，他晚上回到家里，就同哥嫂闲谈。原来执意反对他到俄国去的纯白，现在看到秋白一切都已决定，也就不再留难，反而勉励秋白到俄国后专心研究学问，不要半途而废。这种殷切的关怀，反倒使原来理智强烈的秋白情感激动，低徊感慨不止。对于这位用“家族的旧道德”培育他的堂兄，瞿秋白有时因为志向不同，不肯屈从，但此刻远别在即，觉得兄弟情分却有些难以割舍了。

    瞿秋白这次去国，差不多等于“出世”一样，一切琐事，都需要作一个收束。母亲死时遗留下来的债务，需要暂时有个交托；旧时作的诗词古文，需要整理出来，父亲要它留作纪念；幼时的伙伴，虽然远在江南，不能握别，也要写信告辞。写信时，他不禁想起了两位表姊。

    一位是少寡的表姊，现在独自一人带着一个遗腹子孤苦伶仃地住在行将破产的母家，精神痛苦不可言喻。

    还有一位表姊，从小丧母，是与瞿秋白一同长大的。她家也是破产的绅士之家，丈夫是小学教员，儿女一大群，仰事俯蓄，艰难得很。她深感中国妇女的痛苦，每每对于人生发生疑问，但她又何尝能够解决呢？

    夜深人静，瞿秋白在昏暗的灯光下，提笔写信，又下不得笔。他想：“旧话重提有什么意味？生活困难，心绪恶劣，要想得亲近人的慰藉，这也是人情，可是从何说起！亲人的空言虽比仇人的礼物好，究竟无益于事。况且我的亲友各有自己阶级的人生观，照实说来，又恐话不投机，徒然枉费。中国的社会生活，好象朦胧晓梦，模糊得很。人人只知道‘时乖命蹇’，那知生活的帐子里有巨大的毒虫以至于蚊蚋，争相吸取他们的精血呢？大千世界生命的疑问不必提起。各人吃饭问题的背后，都有世界经济现象映着，——好象一巨大的魔鬼尽着在他们所加上去的正数旁边画负号呢。他们怎能明白！我又怎能一一的与以慰藉！”①——

    ①《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1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几封告别信，总算写完了。

    住在京津的几家亲戚，瞿秋白一一登门拜别。

    住在天津的，是他的一位表姊。表姊夫是位鸦片瘾者，在铁路局做事。这位表姊，本来是家乡的著名美人，现已饱经世变，家庭生活的痛苦，犹如狂风骤雨扫净了春意，她已没有当年的意趣风韵了。她见到瞿秋白，只是诉苦。饮过白兰地，酒酣耳热，大家吃着茶，对着鸦片烟灯说话。表姊夫指着烟灯说：“我一个月赚五六十块钱，这东西倒要去掉我六十元。你看怎么过？”表姊说：“他先前行医也还能赚几个额外的钱。他却懒得什么似的，爱去不去，生意怎么能好？铁路局里面的事情，还是好容易靠着我们常州‘大好佬’（这是常州话，指京里的大官说的）的面子弄着的，他也是一天去，两天不去。事情弄掉了，看怎么样！”他们的女儿丰儿忽然插话，她天真地对瞿秋白说：“双舅舅，双舅舅。你同我上北京去罢？去看三姨，三姨上次来我家里，和娘娘谈天，后来不知道怎么还淌眼泪来呢。……”茶凉酒醒，瞿秋白在走回客栈的路上，感到天津繁华的街市也似乎格外凄凉了。

    丰儿的三姨，就是名叫珊珊的表妹。她刚由江南嫁到住在北京的同乡恽家，丈夫是位家道中落而又无所事事的青年人。瞿秋白少年时每到环溪姑母家，总是和表姐妹们在一起玩耍。她们如今都已长大，依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条千百年来实行的老办法，各自找到归宿了。瞿秋白称珊珊为三妹，幼时关系亲近，隔别了数载，却不曾忘怀。见面之后，她向他诉说着自己的境况。她说：“我刚刚从南边来，你又要到北边去了！……我一个人离母家这样远，此地好象另一世界似的。”中国妇女做新妇，是她们一生一世最要紧的事，丈夫之外，同公婆、妯娌、叔姑的关系，都是她们面临的难以应付的大问题。瞿秋白深深地理解新嫁娘内心的惶惑与不安，他忙接着对她说：“你的小叔、小姑还算是好的。”她苦笑了一下，愁苦而低沉地说：“也就这样罢了。”她眼里流露出儿时的天真，但又深怀惋惜地说：“想起我们那时在环溪，乡下地方，成天的一块儿玩，什么亦不管……”①这一切，都成为温馨的旧梦了——

    ①以上引文，均见《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19—2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这一天，瞿秋白本来想看看三妹就早些回家，但是不知不觉却同她谈到黄昏时候。恽家住在北京和平门外相当荒凉的南下洼。从这里走回崇文门附近的草厂胡同，要个把小时。秋夜，龙泉寺边的深林丛树送出阵阵秋声，满天黑云如墨，地上是半枯的秋草。路上，人差不多已经全回家了，只有一星两星人力车上的灯光，远远近近的晃着。

    瞿秋白见过表姊表妹，看到她们凄凉的境况，心情格外沉重和痛楚。往事如烟，一幅一幅的又都呈显在眼前，但它们已经不是瞿秋白所留恋的东西，而是他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的一部分。他为表姊妹们的悲蹙的现实感到伤心，因为他急切地盼望着她们和所有的人们都能够生活在幸福欢愉的新天地里。

    1920年10月15日，晚间，瞿秋白到王府井南口的北京饭店面见苏俄远东共和国代表优林，办理出国护照。然后，他匆匆赶到好友耿济之家中。在那里，几位朋友等待他的到来，参加他们送别的聚会。他们中除耿济之外，还有郑振铎、瞿菊农、郭绍虞、郭梦良、郭叔奇。瞿秋白带着一身北京深秋夜风卷起的街尘，进入耿家的客厅，摘下眼镜边擦边充满歉意地向已经等待他多时的朋友们说明他迟到的原因。

    “明儿早上几点？”有人直截地问。“六点半，天还不亮哩。”瞿秋白说。“谁也不必送，哈！送么？也就是东车站，这离赤塔还远得很呢，哈哈！”虽然明儿早上瞿秋白就要开始走上遥远的旅途，但他还是那样满不在乎地洒脱神气。

    大家谈到俄国的严冬，担心瘦弱的瞿秋白连皮大衣也没有，恐怕一到哈尔滨就冷得受不了。

    有些朋友，还是想劝瞿秋白放弃赴俄的打算。瞿秋白冷静而又热烈地对朋友们讲了他这些天反复考虑的结论。他说了一大篇：

    思想不能尽是这样紊乱下去的。我们对社会虽无责任可负，对我们自己心灵的要求，是负绝对的责任的。唯实的理论在人类生活的各方面安排了几千万年的基础。——用不着我和你们辩论。我们各自照着自己能力的限度，适应自己心灵的要求，破弃一切去着手进行。

    ……清管异之称伯夷叔齐的首阳山为饿乡，——他们实际心理上的要求之实力，胜过他爱吃“周粟”的经济欲望。——我现在有了我的饿乡了，——苏维埃俄国。俄国怎样没有吃，没有穿，……饥，寒……暂且不管，……

    他始终是世界第一个社会革命的国家，世界革命的中心点，东西文化的接触地。我暂且不问手段如何，——不能当《晨报》新闻记者而用新闻记者的名义去，虽没有能力，还要勉强；不可当《晨报》新闻记者，而竟承受新闻记者的责任，虽在不能确定的思潮中（《晨报》），而想挽定思潮，也算冒昧极了，——而认定“思想之无私有”，我已经决定走的了。……现在一切都已预备妥帖，明天就动身，……诸位同志各自勉励努力前进呵！①——

    ①《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3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朋友们带着佩服与羡望的心理，望着瞿秋白。今晚，瞿秋白脸上的神采，胜过他那瘦弱的身体，说话又快又响亮，象一切困难一切顾虑都不曾挂在心上的、老有经验的战士。纵然有些疲倦，他还是把精神提起来。

    第二天，10月16日一大早，瞿秋白、李宗武、俞颂华三人登上停靠在北京车站的列车，和到站送行的瞿纯白、瞿菊农、郑振铎、耿济之及亲友们一一握手言别。当天到达天津，瞿秋白又到二表姊家告别。晚上，他就睡在北洋大学张太雷、张昭德、吴炳文那里，抵足长谈。天津电车的喧闹声，旅馆中阔佬的搓麻将声，酒馆里新官僚的划拳声，都引入这几位青年朋友的谈资。

    郑振铎、瞿菊农、耿济之送别秋白后，又分别写信写诗从北京寄到了天津。18日早晨，瞿秋白收到诗信，立即复信，并附以答诗。信里写道：“我们今天晚车赴奉，从此越走越远了。越走越远，面前黑魆魆地里透出一线光明来欢迎我们，我们配受欢迎吗？诸位想想看！我们却只是决心要随‘自然’前进。——不创造自创造！不和一自和一！你们送我们的诗已经接到了，谢谢！……菊农叔呀！‘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我们此行的意义，就在这几个问题号里。流血的惨剧，歌舞的盛会，我们都将含笑雍容的去参预。你们以为如何？”并附诗——

    去国答《人道》

    来去无牵挂，

    来去无牵挂！……

    说什么创造，变易？

    只不过做邮差。

    辛辛苦苦，苦苦辛辛，

    几回频转轴轳车。

    驱策我，有“宇宙的意志”。

    欢迎我，有“自然的和谐”。

    若说是——

    采花酿蜜：

    蜂蜜成时百花谢，

    再回头，灿烂云华。

    天津倚装作

    诗人以邮差自喻，表达了他毫无牵挂地前往苏俄考察和报道俄国革命实况的愿望。前途的道路虽然崎岖坎坷，但是驱策诗人远离祖国走上这艰苦旅程的却是“宇宙的意志”，人民的愿望，而欢迎诗人的，是经过伟大变革的“自然的和谐”的新俄国，是流光溢彩、令人神往的新世界；这个新世界将要逐渐地伸延扩大，包括未来的新中国。诗人确信，自己虽然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蜜蜂，可是当着蜂蜜酿成时，一定会有益于人民大众，有益于再造中华。

    当火车离开天津时，瞿秋白对同伴俞颂华、李宗武说：“我们从今须暂别中国社会，暂离中国思想界了。今天我复菊农的诗，你们看见没有？却可留着为今年今月今日中国思想界一部分的陈迹……”①——

    ①《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3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火车隆隆声中，瞿秋白坚毅地而又充满了温情地告别了朋友们，向着北方出发了。这个真理和光明的热烈追求者，以少有的痴情和勇气，以苦为乐，开始了艰苦的跋涉。

    哈尔滨五十天

    1920年，从北京到俄国去，陆路交通有两条：一条是西北向，经恰克图——伊尔库茨克；一条是东北向，经满洲里——赤塔——伊尔库茨克。走恰克图须乘张家口到库伦的汽车，穿越外蒙古的腹地。直皖战争后，徐树铮办的汽车已经分赃分掉了。其余商办的也没有开。至于满洲里方面，白匪谢苗诺夫与苏俄远东红军大战方酣，可瞿秋白等却不知道。优林的秘书告诉他们，如果能与即将“启节”赴任的中华民国北京政府驻莫斯科总领事同行，专车可以由哈尔滨直达赤塔。

    瞿秋白等听信了优林秘书的话，与总领事结伴同行。

    总领事叫陈广平，偕副领事刘雯、随习领事郑炎，一行三人。瞿秋白、李宗武、俞颂华，同他们一道于10月18日午夜登上京奉列车离开天津，开始了漫长的旅程。

    19日清晨，火车驶近山海关。远望一角海峰，白沙青浪映着朝日，云烟缭绕，景色奇异。当晚列车抵达奉天（今沈阳市），换乘南满列车，车上的职员全是日本人，车站上甚至连一个中国的搬运工人也看不到。瞿秋白感到这里“已经另一个世界似的，好象自己已经到了日本国境以内呢？……帝国主义的况味，原来是这样！”俞颂华懂得一点日本话，由他来办理交涉，免去了很多麻烦。

    20日早上火车到长春车站，换乘中东铁路客车。瞿秋白步出车站，一看，天地已经萧然变色，车站前一片大旷场，四面寒林萧瑟，西北风吹着落叶扫地作响，似乎在告诉人们：“已经到了北国寒乡了。”长春以北是中东铁路，形式上已收归中国管理，但车上一切职员还大多由俄国人担任。车站外停着的是俄国马车，驾车的也是俄国人，而担任中东路护路的又是日本警察，他们同驻在路旁的中国警察不时起些小冲突。

    火车到哈尔滨站，已是晚上八九点钟，天黑了。瞿秋白一行乘上马车，在块石磷磷的路上走了一阵，来到福顺客栈。住下之后，又返回车站取行李。哈尔滨车站纯为俄国式，但管理之糟使人骇怪：头等、二等候车室里供着希腊教的神像，三等候车室满地泥水，到处是横七竖八的行李。福顺客栈的单间客房，只有一张桌子、两张凳子、四张板铺，三人同住，每天要付房资二元。

    从天津到哈尔滨，一路上的种种景象对瞿秋白的刺激是深刻的：虽然这是同关内地域相连、山水相接的“中华民国”的版图，但却是“走过三国的铁路，似乎经过了三国的边界：奉天是中日相混，长春、哈尔滨又是中、俄、日三国的复版彩画。”①“从天津到奉天，北京天津的中交票不能用了，要换日本朝鲜银行钞票，从长春到哈尔滨，中东路未收归中国管理之前，还不得不换俄国卢布买车票，现在虽可用中国银元，然而天津钞票已不大行，非得哈尔滨钞票或日本钞票不可。”②他透过亲身的经历和观察所得，清醒地觉察并体验了帝国主义奴役下的殖民地经济生活的痛苦——

    ①《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4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②同上书，第51页。

    到哈尔滨后，瞿秋白才听说谢苗诺夫的白匪部队横梗在满洲里和赤塔之间，战事激烈进行，无法前进。总领事陈广平一行也没有马上离哈北进的打算。起初，他们曾经想退回北京去等待时机。商量之后，决定百折不回，静候时局稳定，继续前进。这样，瞿秋白一行在哈尔滨竟停留了五十多天。

    哈尔滨这个号称“东方莫斯科”的国际城市，真好象是中国社会走向殖民地化的一个缩影。这里，原来是俄国人的势力范围，道里和南岗俨然是俄国人的禁脔，建筑是俄式的，商店是俄国人开的，即使是在俄国店铺里任职的华人，也说得一口流利的俄语。俄国十月革命后，苏俄政府放弃不平等条约，把中东铁路交还给中国，旧俄势力在哈尔滨逐渐减弱，而对哈尔滨垂涎已久的日本人的势力乘机发展起来。道里的市面有一半归了日本人，以前哈尔滨商场向以俄国卢布为单位，现在卢布价值跌落，日本金票几有取而代之之势。日本人野心勃勃，企图再进一步取得中东铁路的特权。日本人锐意经营哈尔滨，扩大他在满蒙的权利，是与他出兵西伯利亚，侵略东亚，进而侵略全世界的战略计划密切相联的。

    哈尔滨市面上居然也有日本警察。瞿秋白有时走在街上，常常听人说中国人与俄国士兵、警察起冲突时，日本警察就来干涉。日本人对于哈尔滨的市政，调查得比中国人、俄国人都清楚。日本的商品，充斥市场，中国货难以与之竞争。正如瞿秋白所说：“俄国势力倒了——旧俄帝国已死——日本却又来了。”①——

    ①《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4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俄国人聚集在哈尔滨为数很多。瞿秋白同各个阶层的俄国人进行接触后所得到的印象是：俄国人是以阶级划分的。俄国革命后亡命的白俄资本家、将军，虽然是亡命之徒，却还是高楼大厦的住着，肚皮吃得饱饱的，和日本人鬼鬼祟祟串些新鲜把戏。各派俄国社会党在哈尔滨组织了一个中东路工党联合会，以它和哈尔滨城市工人联合会为实力后盾。哈尔滨的俄国和中国的工人运动者，以这一联合会为中心，举办一些教育卫生活动，团结俄国工人、青年和中国工人。经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员的介绍，瞿秋白和友人廖连柯同去中东路工会联合会拜晤了该会会长，并到隶属于这个联合会的哈尔滨劳工大学听邬芝栗洛夫先生讲授《俄国社会发展史》。通过这些活动，瞿秋白看到了“中俄两国民族的接近，确比日本人及其他欧洲人鞭辟入里得多。中国苦力心目中的俄国人决不是上海黄包车夫心目中的‘洋鬼子’。下级人民互相间的融洽……大家本不懂得‘文化’这样抽象的名词，然而却有中俄文化融会的实效。”①瞿秋白的这个论断，只是一时的观察所得，并非历史地考察了中俄关系之后所作出的，因而不免失之片面——

    ①《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4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哈尔滨的冬天越来越冷，枯树，疏林，积雪，冷月，一派荒寒萧瑟。下层居民的经济生活寒俭得很，文化生活也就更加可怜。瞿秋白所得到的印象是“满洲三省的文化程度几等于零”①。马路上到处是粪尿垃圾。中国住宅区的穷苦人家，“几间土屋，围着洋铁皮木板乱七八糟钉成的短墙，养着几只泥猪。”②这样低下的生活水平，哪里还谈得到文化呢？！文化不是天赋的，中国民族应当如何努力？东方文化古国的文化何时才能重新振兴？这一系列的问号在瞿秋白的脑中萦迴不已。没有文化便不能直接接受新的学说，就不能有阶级的觉悟，就无法再造文明。这里急需“往民间去”的先锋队，可惜这里的知识界又不中用。怎么办？回答是：到俄国去！“宁死亦当一行”③！他的决心更坚定了——

    ①②《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56—57页。

    ③《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5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1920年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三周年。瞿秋白应邀参加了在哈俄国人的纪念会。会场设在哈尔滨工党联合会预备开办劳工大学的新屋。场中人满，挤不进去。于是他坐到演说坛上。宣布开会时，全场高呼“万岁”，起立齐声唱《国际歌》。这是瞿秋白第一次听到《国际歌》，“声调雄壮得很”。会后，他应邀到一位布尔什维克党员的家中去参加晚宴。屋里摆着盛筵，红绿色电灯，满屋红光灿灿，墙上挂着马克思和列宁的肖像。席间，大家痛饮欢呼。一些热情的俄国女郎香气浓郁，凑近来问中国、北京、上海的风俗人情，絮絮不已。一位来自莫斯科的俄共党员，立起演说：“我们在此地固然还有今夕一乐，莫斯科人民都吃黑面包，还不够呢。……共产党担负国家的重任，竭力设法……大家须想一想俄国的劳动人民呵。”①瞿秋白同他攀谈，他问瞿秋白是不是共产党，中国政党有多少？瞿秋白答道：“中国社会党（按指共产党——引者）还没有正式成立的，只有象你们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时的许多研究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会。”②这是瞿秋白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执政党党员的一次颇有兴味的谈话，他更加急切地向往苏俄了——

    ①②《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61—62页。

    从满洲到赤塔

    12月初，得到确实消息，谢苗诺夫匪帮已经溃退，满洲里方面总算肃清了。瞿秋白等去看了陈广平，知道他的专车已经办妥，定于12月7日离哈北行。可是，这位领事大人又横生枝节，以收取车费为名，从瞿秋白三人那里要去一千元，又答应与三人在行车中共同起伙，后来算帐，却索取了三人三百斤面粉做为车中一个半月的伙食费。12月8日，他们搬上专车住宿，然后交旅费、买粮食。透过这些琐屑的事，瞿秋白“这才尝着现实社会生活的滋味。……原来是不懂得世故人情，没有经验，就该受骗。懂世故人情，有经验的人都受过‘骗的教育’。……后悔不曾多受几年东方古文化国的社会教育，再到‘泰西’去。”①——

    ①《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6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12月10日，专车离开哈尔滨往西北方向，穿行黑龙江全省向中俄边境的满洲里进发。车窗外边一片云色，往往几十里内绝无人烟。13日，抵达满洲里。这里算是中俄交界第一商埠，几经战争，凋敝不堪。旅途中，三个记者与三个外交官无事闲聊。瞿秋白深感这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两个社会的人聚在一块，双方各自隐匿了真面目，委蛇周旋也夺去他不少精力。但另一方面，闲聊中，也多少了解中俄外交的鳞爪。十月革命一起，各国驻俄公使团退出彼得堡，别国公使多少总料理自己侨民归国，或是自己带着走。中国公使刘镜人自己得了一辆专车，赶紧偷着就跑，唯恐侨民和他纠缠。有些留学生挤上专车同走，公使竟要索取车费。贫困的侨工十多万人，至今流落该地，饥寒冻馁，无人照料。总领事陈广平的赴任，第一件事就是照料侨商，遣送华侨返国①。陈广平先后在刘镜人公使馆任职七年，但瞿秋白同他交谈中，发现他对俄国文化一无所知，外交政治上的大势也茫然，连几句普通的俄国话都说不完全。中国北京政府边防处派驻俄国军事代表张斯麐中将，这时恰从莫斯科回国途中抵达满洲里。瞿秋白见到张斯麐，听张说：中俄外交本来是很有希望恢复和发展的，可惜北京政府没有诚意，畏葸犹豫，没有确定的计划和方针。张斯麐赴俄本由北京政府同意，但后来出尔反尔，人为地制造困难，使张无法任事。他惋惜地说：“俄莫斯科政府，很愿意放弃一切帝国时代所侵略的权利，和中国开始友谊的谈判，恢复通商。……政府不给我全权，我的事情也是办得有头无尾。俄政府招待外国代表向来是非常之优待的，——我亦在优待之列。不意‘段督办’一倒，中央政府特电伦敦，说我不是正式代表。劳农政府几乎当我是间谍，……一切开始的交涉都成泡影……”②随张斯麐一道回国的，还有一位刘绍周，即刘泽荣，旅俄华工联合总会会员，是留俄学生中最出色的人材。瞿秋白与刘绍周交谈，知道了俄国经过四年内战后的社会经济状况——

    ①北京政府外交部1920年10月12日电驻英公使施肇基，内称：“陈广平系由部派，以办理总领事事务名义驰往照料侨商。”

    ②《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65—6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张斯麐的专车南下，陈广平的专车却欲进不能。张斯麐在莫斯科奉北京政府撤回命令时就报告苏维埃政府，另有总领事赴莫。但中国政府的电文却由驻伦敦使馆转致，苏维埃政府得不到正式通告，远东共和国更不知道陈广平赴莫任总领事。因此，陈广平的专车只好等候远东共和国首都赤塔方面的通知，才能前进。适逢远东共和国交通总长沙都夫到满洲里办事，因病回赤塔，陈广平的专车就挂在沙都夫的专车后面，于16日启行穿越中俄境线，进入俄国。18日抵达赤塔。专车又须等待手续齐备才能前进。瞿秋白一行在这里一直等待到1921年1月4日，共十七天。

    赤塔经过战乱，经济萧条，民生困窘。瞿秋白受哈尔滨一俄人之托，带着信和礼物，到一家俄国居民家中拜访。女主人略懂法文，见瞿秋白的俄国话说得不太熟练，就夹着法文问长问短。吃饭间，主人的一位亲戚从伊尔库茨克来，这是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谈话间不断地咒骂布尔什维克。瞿秋白斥之为“智识阶级式的武断的头脑”。中国驻赤塔副领事葆毅，是瞿秋白在俄文专修馆的同学。他谈起俄国革命后的情形颇不满意，劝瞿不要到莫斯科去。葆毅的女友是一位俄国资产阶级小姐，带着恐惧的神色连说：“可怕得很！可怕得很！莫斯科去么？”她说家里的一幢房子大半已被充公，赤塔如此，莫斯科更不必说了。瞿秋白一笑置之，他心里沉思：“资产阶级的心理，生来如此。”①——

    ①《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7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瞿秋白一行抵达赤塔，正值远东共和国国民议宪大会召开之际，暂时还是临时政府。新政府由布尔什维克掌握，而宣言实行民主主义。这一方面是为了缓和外交冲突，成为苏维埃俄罗斯共产主义政权与外国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缓冲地，另一方面也适合于以个体农业生产为主的西伯利亚地区实际的社会经济生活。瞿秋白充分利用在赤塔停留的时间，进行社会调查和新闻采访，这样既可以练习俄文，又可以研究远东共和国的政权及共产主义。他和俞颂华先后访问了远东共和国交通总长沙都夫（谈中东路问题），粮食总长葛洛史孟（谈新政府的粮食政策及中俄通商问题）。1921年1月2日晚，远东共和国临时政府总理兼外交总长克腊斯诺史赤夸夫，在外交部官邸会见瞿秋白、俞颂华，一一回答了他们的问题，主要如瞿秋白所记：“远东政府，虽有共产党在内，然依本国经济组织，决采共和民主政体，不日召集国会——‘国民立法大会’——着手于新国家之建设事业。远东对苏维埃俄国的关系，是一协约的同盟国，一切自主，唯外交得与莫斯科政府协商。对于中国，竭诚希望缔结密切的友谊的条约……”①克氏体形魁梧，面貌刚直，但正在病中，不得不躺在卧榻上同客人谈话。克氏的夫人是一位晚装轻盈的少妇，一口纯熟的英语，她对瞿、俞关照说：克氏多病，请勿过于多谈，恐怕他劳神。克氏虽言语喘急，仍然以英俄文尽力解答问题，直到夜九、十点钟才结束谈话——

    ①《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7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赤塔共产党委员会送给瞿秋白许多书刊，其中有《俄罗斯共产主义党纲》、《共产国际》杂志、《社会主义史》。瞿秋白把这些书刊读过一遍，了解了俄国共产党的理论。“再往前去，感受其实际生活。”面对着社会变革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现象，好的，坏的，美的，丑的，意料之中，意想之外的，等等，引起了这个青年记者的沉思。用刚刚学到的一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去分析社会生活中千姿万态的变象，有时会觉得无味枯燥，然而一旦达于极处，便会豁然开朗，顿然醒悟。

    社会革命，俄国的社会革命，不是社会思想的狂澜，而是社会心理，——实际生活“心”的一方面，——及经济生活，——实际生活物的一方面，——和合而映成的蜃楼。来俄之前，往往想：俄罗斯现在是“共产主义的实验室”，仿佛是他们“布尔塞维克的化学家”依着“社会主义理论的公式”，用“俄罗斯民族的原素”，在“苏维埃的玻璃管里”，颠之倒之试验两下，就即刻可以显出“社会主义的化合物”。西伯利亚旅行的教训，才使人知道大谬不然。

    “只有实际生活中可以学习，只有实际生活能教训人，只有实际生活能产出社会思想，——社会思想不过是副产物，是极粗的现象。”①——

    ①《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9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从枯寂的冥思苦想，步入活生生的现实社会，认识到生活之树是长青的，而理论是灰色的；只有从实际出发，才可能获得真知，摒弃教条式的理论束缚。这对于刚刚踏入社会主义俄国大门的瞿秋白来说，无疑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一个可喜的开端，也许可以说，这是他后来成为共产主义者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阶梯。这时，他更加感到自己责任的重大，感到此次赴俄的意义。“我的责任是在于：研究共产主义——此社会组织在人类文化上的价值，研究俄罗斯文化——人类文化之一部分，自旧文化进于新文化的出发点。寒风猎猎，万里积雪，臭肉乾糠，猪狗饲料，饥寒苦痛是我努力的代价。现在已到门庭，请举步入室登觉吧。”①——

    ①同上书，第84页。

    从哈尔滨到满洲里，从满洲里到赤塔，一路上仆仆风尘的采访、调查，积累了许多见闻资料。在总领事的专车上，外交官们酒食争逐、赌博嬉戏的腐败生活，使瞿秋白感到厌倦，然而又不得不违心地应酬一番，浪费许多宝贵时光。有时，他索性避开喧闹的牌局，躲在一边阅读，翻译，思考，写作。振笔疾书，文如泉涌。1920年10月到1921年1月，他寄给《晨报》、《时事新报》的二十余篇通讯，多半是在这种条件下写成的。

    同外交官们应酬，虽然浪费光阴，就中却知道了几件官场轶事。其中的一件事是：陈广平在哈尔滨时，预先付印一批留俄华侨护照。陈广平收到印好的护照后，如获至宝，藏入箱内，锁好，又打开，打开又锁上，惟恐丢失一份。当天晚间，陈又把箱子打开，翻看护照，忽然拿到一张，一掀一掀的给随员看，说道：“到了莫斯科，这就是钞票呵！”护照的意义原来如此！无怪乎，驻赤塔的领事管某，以前在伊尔库茨克领事馆里，因为和馆员分护照费不均匀，互相打起来，因而被撤差。

    寄希望于新俄

    从死寂的半殖民地的故国，来到新兴的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异邦，瞿秋白顿觉耳目一新，感慨万千，思想与认识大进一步。尽管新兴俄国困窘得犹如西伯利亚荒原的酷寒，瞿秋白却透过了死沉沉的严冬的暮帘，窥见了遥远未来的春意和繁花似锦。他由衷地体察到新俄是世界的希望和榜样，也是中国的希望和榜样。这位青年学子已经把眼光从东方的出世主义，西方的人道主义，转向了一个时代的斗争中心——新兴的俄国正在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学说。他在一篇文章中写出了这种殷切的期望。

    中国无产阶级只寄希望于你们，勇敢的俄国工人，你们为全人类的幸福而英勇奋斗，你们建立了苏俄社会主义共和国，你们正在实现着社会主义原则，与黑暗势力进行斗争，克服着无数困难，你们忍受着百般困苦而始终不丧失信心。中国无产阶级极为钦佩你们，衷心地祝愿你们获得成功和胜利。

    我们尤为赞赏的是，你们的运动不仅具有民族性质，而且具有国际性质。……我们希望，由于你们的努力，世界上将会出现人道和正义；由于你们的努力，全世界人民将会觉醒起来。

    这篇文章的题目叫作《中国工人的状况和他们对俄国的期望》。原稿是未经修订的俄文打印稿，保存在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的党中央档案库。1921年2月27日出版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公报》第一期《远东来信》栏内发表了这篇文章。与原稿相比较，内容相同，仅仅在文法和署名上有差别。公开发表的文章署名是“秋白（广州）”，而原稿则只署名瞿秋白，并未注明地点。瞿秋白写这篇文章的时间，当是在赤塔停留的十七天内。

    瞿秋白根据手头上有限的资料，颇有胆识地分析了中国无产阶级的现状和前景。他指出，由于中国工业生产薄弱，“中国无产阶级的大多数是由农民组成的，至于工人的数目则很少。……大多数中国工人是手工业者。”中国工人遭受着与欧美工人同样的压迫，或者甚至更厉害，因为他们所受的压迫不仅来自中国资本家，而且来自外国资本家。“中国各大城市中的工人比居住在乡镇中的工人农民更加成熟。可以预期，在中国未来的社会改革中，他们将是中国无产阶级的首领。”他认为，“中国的无产阶级（工人和农民）至今还没有组织起来进行斗争。尽管中国无产阶级所处的条件非常可怕，但他还没有觉醒，为什么？因为，中国的无产阶级没有认识，没有组织。”显然，由于把农民划入无产阶级，因而他对中国无产阶级的觉悟程度估计得偏低。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谁能帮助中国的无产阶级呢？只有已经觉醒的中国青年，或者是热心的中国社会主义者。”没有文化的人，是被排除在政治之外的；没有文化的人，同样无法接触马克思主义学说。只有经过先进的知识分子传播和灌输马克思主义学说，工人阶级才能找到批判的武器，使自己成为有觉悟有组织的战斗队伍。而先进的知识分子也将在这个伟大斗争中得到改造，进而无产阶级化。瞿秋白把他与俞颂华、李宗武的赴俄，看作是实现这一神圣使命的重要一环。他满腔热诚，信心坚定，告诉俄国朋友说：

    我们充分理解，中国的知识分子必须帮助中国无产阶级与国际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共同为人类服务。为此目的，我们来到了俄国。……我和俞颂华、李宗武同志分别代表上海的《时事新报》和北京的《晨报》，我们来到俄国是为了向中国正确报导俄国的情况。我们切盼能认认真真地完成我们肩负的任务。我们希望，我们的到来将会带来良好的结果，而我们的这次旅行将给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以第一次推动。

    这些真诚的话，说明瞿秋白带着很高的自觉性深入异邦，探取火种，为挣扎在黑暗途程上的中国人照亮前进的方向，探索新路。做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中国革命的先驱人物，瞿秋白确是当之无愧的。

    1921年1月25日晚十一时，瞿秋白一行抵达赤色的都城莫斯科雅洛斯拉夫车站。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东方司司长杨松会见了他们，安排了他们的食宿和工作。随后，他们会见了《真理报》的主笔美史赤略夸夫，工作就此开始。他们住进了一幢由旧时旅馆改成的公寓。寓所周围是小树林，大教堂的铜顶金光灿灿，耀人眼目。这种居住条件，虽然饮食营养很坏，也可以安心工作了。

    此刻，瞿秋白心境极不平静，他说：“我寻求自己的‘阴影’，只因暗谷中光影相灭，二十年来盲求摸索不知所措，凭空舞乱我的长袖，愈增眩晕。如今幸而见着心海中的灯塔，虽然只赤光一线，依微隐约，总算能勉强辨得出茫无涯际的前程。”①他自称为“东方稚儿”，怀抱追求真理、向往光明的宏愿，翻开了他生活经历的崭新的一页。

    进赤俄的东方稚儿预备着领受新旧俄罗斯民族文化的甘露了。理智的研究侧重于科学的社会主义，性灵的营养，敢说陶融于神秘的“俄罗斯”。灯塔已见，海道虽不平静，拨准船舵，前进！前进！②——

    ①《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10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②同上书，104页。

    一切都在表明，这个“东方稚儿”，已经登上了新时代的航船，认清目标，拨正方向，破浪扬帆，奋然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