邝没有用争辩来说服我，她使用的是更为有效的方式，一种古老的中国水磨接近法和美国诱饵钩甩法的结合。

    “利比—阿，”她说，“我们哪个月去中国，看看我的村子？”

    “我不去，你忘啦？”

    “哦，对，对。好吧，你认为我该哪个月去？九月，可能仍然太热；十月，旅游者太多了；十一月，不太热，不太冷，可能是最佳时间。”

    “随便你。”

    到了第二天，邝说：“利比—阿，乔治不能去，还没有积下足够多的假期。你认为弗杰和妈能与我一起去吗？”

    “当然了，为什么不行呢？问问她们吧。”

    一个星期以后，邝说：“哎呀！利比—阿！我早已买好了三张票现在弗杰得到了一个新工作；妈找到了新男友。她们两人都说，对不起，不能够去了。而旅游代理人，她也说对不起，不能够退票。”她痛苦地朝我看了一眼，“哎呀，利比—阿，我该怎么办呢？”

    我思考了一下。我可以假装被骗进了她的套路，但是我无法使自己这样去做。“我看看是不是能够找到什么人与你一起去。”相反我这样说。

    到了晚上，西蒙给我打来电话，“我在考虑到中国去旅行的事我不想让我们的分手成为你失去这机会的理由。带另一个作者——契斯尼克或者凯利——去吧，他们都是写旅行游记的大家。如果你需要的话，我会为你给他们打电话的。”

    我简直被惊呆了。他继续说服我与邝一起去，让我用她的返回故乡作为故事的个人角度。我在脑袋里翻来覆去地琢磨着他所说的话的所有意思。也许其中有着一个我们变成朋友——那种当我们最初相逢时结成的伙伴关系——的机会。当我们继续通着电话时，我回想起了最初是什么使我们相互吸引的——我们谈得越多，我们的念头就越合乎逻辑或越胡闹或越具有激情。正是在那时，我感到了对于我们在过去的这些年里所失去的东西——对我们能够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地点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激动和惊异——的悲伤。

    “西蒙，”我在我们两个小时的电话交谈的结尾说，“我真的很感激这……我觉得以后能成为朋友是很令人愉快的。”

    “我从未停止过做你的朋友。”他说。

    就在那一刻，我放弃了所有的克制，“哦，那么，为什么你也不一起去中国呢？”

    在飞机上，我开始寻找预兆。那是因为在机场检票时，邝说：“你，我，西蒙——去中国啦！这样我们的命运最终还是融合到一起了。”

    我觉得，命运就像《阿米莉亚·埃尔哈特的神秘命运》里写的那样，命运就像那拉丁语词根“命中注定”所包含的意思。它对于邝为了打折票所选择的中国航空公司是无所裨益的：中国航空公司在过去的六个月里遭受了三次飞机坠落事故，其中的两架是在桂林——我们的飞机在经过在香港的四个小时中途停留以后，现在正朝那儿飞去——着陆时出事的。当我们登机时，我对于中航的信心又来了一次俯冲。迎候我们的中国乘务人员戴着宽顶无檐圆帽，穿着苏格兰呢褶叠短裙——一种莫名其妙的时髦选择，这使得我对于我们的监护人应付劫机、失去引擎零件以及突发性海洋降落的能力产生了怀疑。

    当邝、西蒙和我挣扎着走过狭窄的通道时，我注意到机舱里没有一个白人，除非把西蒙和我计算在内。这是不是又意味着什么呢？

    就像许多机上的中国人一样，邝每一只手都紧抓着一只装满礼品的手提包。这是对早已作为随机托运行李、满装礼物的手提箱的补充。我想象着明天的电视新闻：“一次悲惨的坠机夺去了四百个中国人的生命，这些中国人梦想着能够作为成功者衣锦还乡。在坠机后，跑道上狼藉的碎片中还散落着一只气压热水瓶、塑料节食装置、盒装威斯康辛西洋参等。”

    在看到了分配给我们的座位以后，我发出了呻吟声：中间排，中间座位，两边都有人。一个坐在通道另一头的老妇人阴郁地凝视着我们，然后咳嗽起来。她大声地向着一个没有指明的神灵祈祷，祈求没有人坐她身边的三个位置，并且印证说她有着非常糟糕的疾病，需要躺下来睡着。她的咳嗽变得更厉害了。但对她来说不幸的是，那神灵想必是出去吃饭了：因为我们坐了下来。

    当饮料车终于抵达时，我要了锦酒补剂以放松一下。但是机上的女乘务员不懂我的意思。

    “锦酒补剂，”我重复说，接着用中文说：“如果有的话，请加一片柠檬。”

    她请教她的同志，后者同样迷惑不解地耸耸肩膀。

    “你们有苏格兰威士忌没有？”我试图用中文说除苏格兰威士忌以外的词。

    她们哄笑起来：这样的玩笑。

    你们肯定该有苏格兰威士忌，我想大声叫喊，看看你们穿的什么荒唐可笑的服装！

    但是“苏格兰威士忌”不是个我学过要说的中国词儿，而邝也不准备来帮助我。事实上，她看上去对于我的挫败和女乘务员的疑惑还颇为开心。我只得要了特种可乐。

    与此同时，西蒙坐在我的另一边，在他的膝盖上玩着飞行模拟器。“嚯嚯嚯！臭狗屎。”这是紧随着坠落和燃烧的声音而发出的。他转身向我说：“毕晓普上尉说饮料在家里。”

    整个旅行过程中，邝都由于高兴而喝醉了似的。她一再地挤着我的胳膊并且咯咯地笑。在三十多年里，这是第一次她将站在中国的土地上，回到长鸣那个她一直生活到十八岁的村子里。她将见到她的婶婶，她叫大妈的那个女人——她抚养大了她，而且，按照邝的说法，可怕地辱骂了她，并且极重地掐她的脸颊以至在她的脸上留下了一块满月形的疤痕。

    她也将与她的老同学团聚，她期望着能够用她的英语，她的驾驶执照，她那爬在沙发——这花卉图案的沙发是她最近在一家货栈买的：“由于有小洞而便宜一半，或许甚至都没人会看到那些小洞呢”——上的宠物猫的快照，给她的朋友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她谈起去扫她母亲的墓，谈起她将怎样确保扫好墓。她将带我去一条她曾经埋藏过一个装满珍宝的盒子的小峡谷。因为我是她最亲爱的妹妹，她还想给我看看她童年时的藏身之地：一个石灰岩洞穴，里面有一处魔泉。

    这次旅行对于我也展示了许多的第一次：我第一次到中国去；自从我还是个孩子以来邝是第一次在两个星期里始终是我的伴侣；西蒙和我是第一次睡在不同的房间里却一起旅行。

    现在，咯吱咯吱地挤坐在西蒙和邝的中间，我才意识到我去中国这疯发得是多么的厉害——要承受在飞机和机场里呆差不多二十四小时的那种肉体上的折磨，以及与两个是我最大的头疼和恐惧之源的人一起去中国那种情感上的浩劫。然而为了我心灵的缘故，我又必须去中国。当然了，我有着很实在的去的理由——写杂志的文章、找到我父亲的名字。但是我的主要动力却是害怕后悔。我担心如果我没有去，将来的某一天，我会因回溯往事而感到疑惑：如果我去了结果会是怎样呢？

    也许邝是对的：命运是我去的理由。命运没有逻辑，你绝对无法与之争辩，正如你无法与龙卷风、与地震、与一个恐怖主义者争辩一样。命运是邝的另一个名字。

    我们离中国只有十个小时的路程了。我的身体早已搞不清是白天还是晚上。西蒙在打瞌睡，我则连一眨眼的时间都没睡着过，邝刚醒了过来。

    她打着哈欠。片刻之内，她就又变得机灵而不安分了。她不安地玩弄着她的枕头，“利比—阿，你在想什么？”

    “哦，你知道的，工作上的事务。”在这次旅行之前，我拟了个旅行计划和清单。其中我考虑到了飞行时差、方向、位置寻找、唯一的照明是蓝色荧光这样的可能性。作为提醒，我用铅笔圈出了要拍摄照片的对象：小杂货店和大的超级市场、水果摊和蔬菜场、各种各样的炉子和烹饪器皿、调味品和烹饪油。我也在许多夜晚为计算和预算而烦恼不安。到长鸣的遥远距离是个主要问题，按照邝的说法，从桂林出发要乘车三或四个小时。旅行代理人甚至都无法在地图上找到长鸣。他让我们在桂林预订旅馆，两个房间每个每晚要六十美元。那儿可能会有便宜些和近一些的住处，但是我们必须在抵达后才能去寻找。

    “利比—阿，”邝说，“在长鸣，事物可能并不怎么非同寻常。”

    “那也不错。”邝早就已经告诉过我：菜肴是简单的，类似于她的烹饪，不像那些在昂贵的中国餐馆品尝的东西。“实际上，”我安慰她说，“我不需要拍摄奇特事物的照片。相信我，我并没有在期待香槟酒和鱼子酱。”

    “鱼子酱，那是什么？”

    “你知道，就是鱼的蛋。”

    “哦！有，有。”她看上去是松了一口气，“鱼子酱、螃蟹蛋、虾蛋、鸡蛋——全都有！还有千年的鸭蛋。当然，并非真的有一千年，只有一、二、三年最多了……哇！我想到了什么啊！我知道哪儿能够为你找到比那更久的鸭蛋了。很久以前，我藏起了一些。”

    “真的？”这听起来有些指望，是那篇文章的一个颇为美妙的细节，“当你是个姑娘时你把它们藏起来的？”

    “直到我二十岁。”

    “二十岁？……你那时早就在美国了。”

    邝暧昧地笑起来，“不是这生的二十岁，上一生。”她的脑袋向着座椅靠下去，“鸭蛋——啊啊，那么美妙……班纳小姐，她并不怎么喜欢。后来，饥荒时代到来，什么东西都吃：老鼠、蚂蚱、蝉。她觉得千年的鸭蛋味道要胜于吃那些……等我们到了长鸣，利比—阿，我带你去看藏它们的地方。也许仍然还有一些在那儿。你和我去找，啊？”

    我点点头。她看上去是那样的高兴。她的想象中的过去这次总算没有来打扰我。事实上，这个搜寻在中国的子虚乌有的蛋的念头听起来还颇有吸引力。我看了下表，再过十二个小时，我们就将到桂林了。

    “呣，”邝喃喃自语，“鸭蛋……”

    我能够看得出邝早就在那儿了，在她幻觉世界的那些已消逝的日子里了。

    鸭蛋，由于我是那样地喜欢它们，以至我都变成了一个贼。每天——除了星期天——早晨以前就是我偷蛋的时候。我不是一个坏透了的贼，不像凯普将军。我拿的只是人们会丢失的，一个或两个蛋，那类东西。不管怎么说，拜耶稣教徒并不需要它们。他们更喜欢鸡蛋。他们不知道鸭蛋是极大的奢侈——如果你们在金田买它们会非常昂贵。倘若他们知道鸭蛋得花费多少钱，他们就会一直都想着吃它们的。然后是什么呢？对我那是大糟了！

    要做千年鸭蛋，你一开始就必须使用非常、非常新鲜的蛋，否则，哦，让我想想……否则……我不知道，因为我只用新鲜蛋。或许不新鲜的蛋里面早已长了杂七杂八的东西。总之我把这些非常新鲜的蛋放进一个装着石灰和盐的坛子里。那石灰是我在洗衣服时省下来的，盐则是另一回事，不像现在那样便宜。对我幸运的是，外国人有很多盐。他们需要他们的食物尝起来就像在海水里浸过一样。我也喜欢带盐的东西，但不是任何东西都要成的。当他们坐下来吃饭时，他们轮流说：“请把盐递给我，”于是加上更多的盐。

    我从厨师那儿偷盐。她的名字叫艾美·第二个姐妹，是太多的没有儿子的家庭里的一个女儿。她的家庭把她给了传教士，这样他们就不用被迫把她嫁出去再陪上一笔嫁妆了。艾美和我有点儿后门交易。第一个星期，我给了她一个蛋，然后她把盐倒入我的空手掌。下面一个星期，她为同样数量的盐索要的却是两个蛋！那个姑娘知道怎么讨价还价。

    有一天，算了先生——太迟了先生——看到了我们的交换。我走到我洗涤衣服的通道那儿，当我转过身来，看到他站在那儿，用手指点着摊在我手掌心的那一小堆白色的东西。我不得不飞速地想了一下，“啊，这个，”我说，“洗污迹的。”我没有在撒谎。我需要给蛋壳洗掉污迹。算了先生皱起了眉头，听不懂我的中文。我能够做什么呢？我把所有这些珍贵的盐都倒进一桶冷水里，他仍然在观察。于是我从夫人们的个人用物篮里拉出些东西，扔进了水桶，并开始搓揉起来。“明白了吗？”我说着举起了一件盐水浸过的衣服。哇！我举着的是老鼠小姐的内裤，在它的底部有着她的月经血！算了先生——哈，你应该看看他的脸！比那些污迹还要红。在他离开后，我真想为糟蹋了我的盐而哭泣。但是当我摸起老鼠小姐的内裤时——啊？——我看到我在说的确是真话！那个血迹消失了！这是个耶稣的奇迹！因为从那一天起，我需要多少盐，就能够得到多少盐：一手把洗污迹，一手把用于鸭蛋。我不再需要穿过后门到艾美那儿去了。但是我不时地仍然会给她一个蛋。

    我把石灰、盐和蛋都放进埋在地下的坛子里。那个坛子是从一个名叫曾的一只耳朵的小贩那儿换来的，就在通道外面的一条公用小巷里。一只蛋就能换一只坛是因为那只坛渗漏得无法盛油了。他总是有许多裂了缝的坛子。这使得我认为那个男人不是非常的笨就是对鸭蛋着了魔。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对我着了魔！这是真的！他的一只耳朵，我的一只眼睛，他的渗漏的坛子，我的美味的蛋——或许那就是为什么他认为我们是门当户对的原因。他没有说他想要我成为他的妻子，没有用那么多的话。但是我知道他在想着这事，因为有一次，他甚至给了我一只都不曾破裂的坛子。当我向他指出这一点时，他捡起一块石头，把那只坛子口的边敲下来一小片，再把坛子还给我。总之，那就是我怎么得到了坛子和一点儿求爱的过程。

    许多年以后，石灰和盐浸透了蛋壳。蛋白变成了结实的绿色，蛋黄成了硬硬的黑色。我了解这些是因为我有时也吃一个，以便确定其他的蛋可以抹上泥浆了。泥浆，我可用不着去偷。在鬼商大屋的花园里我就能够拌和出许多。当那些抹上泥浆的蛋还湿着时，我把它们用纸卷包起来。纸是我从那些被叫做“好消息”的小册子里撕下来的。我把这些蛋塞进我用砖头造出来的一个小小的干灶里。我没有偷那些砖头，它们是从墙上掉下来的而且已经开裂。我在每一条裂缝上都涂上从一种黏糊糊的有毒的植物中挤出来的胶水，这样一来，太阳光就能够穿过裂缝照进去，而虫子却会被粘住，无法吃我的蛋。下个星期，当泥衣干了后，我把那些蛋又一次放进那只加工坛子里。我把它们埋在鬼商大屋西北面的一个角落里。在我的生命结束之前，我已经有了十排坛子，每排有十步长。那就是它们可能仍然还在的地方。我肯定我们没有把它们全吃掉。我可是贮存了那么多呵。

    对我来说，一只鸭蛋是好得不能吃的。那只鸭蛋本可能会变成一只雏鸭，那只雏鸭本可能会变成一只鸭子，那只鸭子本可能供蓟山地区的二十个人食用。在蓟山地区我们难得吃鸭子。如果我吃一个蛋——有时我吃——我的眼前会出现二十个饥饿的人，这样我怎么能感到饱呢？如果我饿得要吃一只鸭蛋，但是却代之以节省下来，这会使我，一个一度曾一无所有的姑娘感到满足。我是节俭，而不是贪婪。就如我已说的，我不时地会给艾美一个蛋，同样也给老鲁。

    老鲁也省下他的蛋来。他把它们埋在他睡觉的门房里的床下。那样，他说，他就能够梦见将来某一天品尝它们的情景了。他就像我，等待着食用那些蛋的最佳时机。我们不知道最佳时机后来居然是最糟糕的时机。

    在星期天，拜耶稣教徒老是吃一顿盛大的早餐。这是习惯：长长的祷告词，然后是鸡蛋、厚厚的成猪肉片、谷饼、西瓜、井里打上来的冷水、然后是另一次长长的祷告。这些外国人喜欢一起吃冷的和热的东西，非常的不卫生。在我现在正谈论的那一天，凯普将军吃了很多，然后他从桌子边站起来，做了个鬼脸，宣布说他胃部不适，太糟糕了，他那天早晨无法去教堂。那是一半告诉我的话。

    于是我们去了耶稣徒的集会。当我坐在长椅上时，我注意到班纳小姐不停地跺着她的脚，看上去又着急又高兴。一等到礼拜结束，她就拿起她的音乐盒回到她的房间去了。

    在就吃冰凉的剩食的中午餐上，凯普将军没有来餐厅，班纳小姐也没来。那些外国人看看他的空座椅，接着看看她的。他们什么也没说，但是我知道他们在想什么。然后外国人回到他们各自的房间去睡午觉了。躺在我的稻草席上，我听到了音乐盒在演奏那首我已对其极其仇视的歌曲，我听到班纳小姐的门打开了，然后又关上。我把手捂在耳朵上，但是在我的心中，我能够看到她在按摩着凯普那不舒服的胃。最终，那首歌停止了。

    我醒来时，听到马倌沿着过道跑过来，一边叫喊着：“骡子、水牛、马车！它们不见了。”我们都跑出了各自的房间。然后文美从厨房里跑来喊道：“一只熏火腿和一袋大米。”拜耶稣教徒给搞糊涂了，大叫着班纳小姐来把中文改换成英文。但是她的门仍然关着，于是一半告诉了那些外国人马格和厨师说的是什么。然后所有的拜耶稣教徒都飞奔到他们的房间里去了。老鼠小姐出来了，边哭喊边拉扯着她的脖子：她丢失了藏有她已去世的心上人头发的纪念小盒。算了先生找不到他的药品袋了。至于阿门牧师和夫人，丢的是一把银梳子，一个金十字架，以及所有用于今后六个月开支的教会钱财。谁做了这样一件事呢？外国人像塑像那样地站着，无法说话或者移动。或许他们在疑惑为什么上帝让这件事发生在他们崇拜他的日子里。

    到这时，老鲁已在砰砰地敲打着凯普将军的房门。没人回答。他打开了门，往里面看去，然后说了一个词：走了！他敲打班纳小姐的门，事情相同，也走了。

    所有的人立刻就开始议论起来。我觉得那些外国人是试图决定该做什么，到哪儿去找这两个贼。但是现在他们没有了骡子，没有了水牛，没有了马车。可即使他们有，他们又怎么知道到哪儿去找呢？凯普和班纳小姐走的又是哪一条路呢？往南进入安南？往东沿着河去广州？去有野人住着的贵州省？能报告大案的最近的衙门是在金田，离长鸣也有许多小时的步行路程。那些衙门官员听到外国人被他们的同类抢劫了后又能够做什么呢？哈哈大笑。

    那个傍晚，在昆虫漫天飞舞时，我坐在院子里，观看着蝙蝠追逐蚊子。我拒绝让班纳小姐漂浮进我的心灵中。我对自己说：“女怒目，为什么你要在班纳小姐——一个喜欢上背叛忠诚朋友的叛徒的女人——的身上浪费精神呢？女怒目，你从现在起要记着：不能信任外国人。”后来我躺在我的房间里，仍然不去想班纳小姐，拒绝给予她一点儿我的担心或者愤怒或者哀伤。然而总还是有些东西泄漏出来了，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感到我的胃部在痉挛，我的胸部在灼烧，我的骨头在疼痛，我的感觉在我的体内奔上窜下，试图脱逃出去。

    下一天是这个星期的第一天，是洗衣服的时间。当拜耶稣教徒在教堂里举行一个特别集会时，我进入他们的房间去收集脏衣服。当然了，我没有去班纳小姐的房间白费力气，我直接走了过去。但是接着我的脚开始往后退去，我打开了她的房门。我看到的第一件东西是那个音乐盒。我感到吃惊。必定是她认为对她来说带着走太沉重了。懒惰的姑娘。我看到她的脏衣服搁在篮子里。我看了一下她的衣橱：她的礼服和鞋子不见了，她最美丽的帽子、两双手套、有着一块雕刻着一个女人脸的橙色石头的项链也消失了。她的一个后跟上有洞的长袜仍然在那儿。

    然后我有了一个坏念头和一个好计划。我用一件脏衣服包起那只音乐盒，把它放在衣服篮子里。我提着篮子穿过走廊，经过厨房，接着沿着大厅走到露天的小弄堂里。我穿过大门进入鬼商的花园，沿着我贮存鸭蛋的西北墙走去，在那儿我挖了另一个洞，把那个盒子和所有班纳小姐的纪念物都埋了进去。

    正当我在拍实这个音乐的坟墓时，我听到了一个低沉的声音，就像青蛙似的：“沃伦！沃伦！”我沿着小路走去，就在踩着树叶的咯吱咯吱声中，我又听到了那个声音，只是现在我知道那是班纳小姐的声音。我躲藏在一蓬灌木后面，抬头看着那个亭子：哇！班纳小姐的鬼魂在那儿！她的头发——是这头发使我认为她是鬼——飘拂在她的腰间，看上去非常狂野。我吓坏了，以至摔到了灌木中，于是她听到了我的声音。

    “沃伦？沃伦？”她边叫喊边跑下来，一脸疯狂和不知所措的神色。我尽可能快速地在爬开去，但是接着我看到了她的停在我眼前的礼服鞋。我抬起头看，马上知道了她并不是个鬼魂。她的脸上、脖子上、手上都有许多蚊子块。如果那儿也有鬼蚊子的话，它们是会咬她的。但只是到现在我才想起这一点。不管怎么说，她还带着她为逃走准备的皮包。她一边在脸上搔痒，一边以一种希望的口吻问道：“将军——他有没有为我回来？”

    于是此时我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从前天起，她就一直在这个亭子里等着，倾听着每一个细小的声响。我摇摇脑袋，既高兴又负疚地看到悲哀慢慢地袭上她的脸孔。她颓倒在地上，接着又是哭又是笑。我注视着她的后颈，注视着蚊子盛宴后留下的隆块——她的希望曾持续了整整一夜的证明。我为她感到遗憾，但是我也很愤怒。

    “他去哪儿啦？”我问道，“他告诉过你吗？”

    “他说是广州……我不知道。或许他也是在撒谎。”她的嗓音沉闷，就像一只被敲击却未响起来的钟。

    “你知道他偷了食物、钱、许多的珍宝吗？”

    她点点头。

    “但是你还是想跟他一起走？”

    她用英语对自己嘟囔着。我不知道她说的是什么，但是听起来是在可怜自己，为她没能与那个可怕的男人一起走而遗憾。她抬头看着我，“木小姐，我该怎么办呢？”

    “你以前并不尊重我的意见，为什么现在要问我？”

    “别的人，他们必定会认为我是个傻瓜。”

    我点点头，“也是个贼。”

    她安静了很久，然后说：“或许我该吊死自己了——木小姐，你认为怎么样？”她开始像个疯子似地笑起来。接着她捡起一块石头放在我的膝盖上，“木小姐，请帮我个忙，砸烂我的脑袋。告诉那些拜耶稣教徒是那个魔鬼凯普杀死了我，让我得到怜悯而不是蔑视。”她扑倒在泥地上，哭泣着：“杀了我吧，请杀了我吧。不管怎样，他们是希望我死了的。”

    “班纳小姐，”我说，“你是在要求我成为一个谋杀者呵？”

    她回答说：“如果你是我的忠实朋友，你会帮我这个忙的。”

    忠实朋友！就像一个打在脸上的巴掌！我对自己说：“她是在对谁说做个忠实朋友呵？”杀了我吧，木小姐！哼！我知道她真正需要的是什么——要我去安慰她，告诉她那些拜耶稣教徒是怎样会不生气的、他们会怎样懂得她也是被那个坏人愚弄了的。

    “班纳小姐，”我非常小心地选择着字眼儿说，“不要成为一个更大的傻瓜了。你并不真的想要我砸烂你的脑袋，你是在作假。”

    她回答说：“真的，真的，杀了我吧！我想死！”她用她的拳头砸着地面。

    我至少应该再次或更多次地去说服她放弃这个念头，与她争辩直到她非常不情愿地同意了为止。但是我没有这样做，而是说：“呣，别的人会恨你，这是真的。或许他们还会把你给赶出去。然后你到哪儿去呢？”

    她凝视着我。赶她出去？我能够看出这个念头在她心里转悠。

    “让我想想。”我说。过了一会儿，我以坚定的声音宣布说：“班纳小姐，我决定做你的忠实朋友。”

    她的眼睛变成了两个游动着困惑的黑洞。

    “背靠这棵树坐着，”我告诉她。她没有移动，于是我抓住她的手臂，把她拖到村边，推她坐下。“来吧，班纳小姐，我只是试图帮助你。”我把她的礼服的缝边凑到我牙齿间并把它咬开。

    “你要干什么？”她哭喊道。

    “这有什么关系？”我说，“不管怎样，你马上就要死了。”我撕下她衣服的缝边，分成三条，然后用一条缝边把她的手在细小的树干后绑起来。现在她颤抖得很厉害。

    “木小姐，请让我解释——”她开始说话，但是我随后就用另一条撕下的缝边绑住了她的嘴。“现在，即使你必须叫喊，”我说，“也没有人会听到你。”她呜呜地咕哝着。我把另一条缝边绑住了她的眼睛。“现在你无法看到我必须做的可怕事情了。”她开始踢她的脚，我警告她说：“啊，班纳小姐，如果你像这样挣扎，我会错过目标，砸烂的只是你的眼睛或者鼻子。然后我就必须再来过了……”

    她发出了被问住了的哭喊，摇晃着她的脑袋，上下蹦哒着她的屁股。

    “准备好了吗，班纳小姐？”

    她发出了呜呜呜的声音，摇晃着她的头。她的整个身体、树干、晃动得那么厉害以至树叶也开始飘落下来，宛如现在是秋天似的。“永别了。”我说，然后用我的拳头轻轻地触摸着她的脑袋。正如我认为的那样，她马上昏了过去。

    我已做的事是卑鄙的，但是却不可怕。我下一步要做的事是善良的，但是却是个谎言。我走到一丛花木旁，折下一根刺，扎破我的拇指，再挤出血来滴在她的胸前的衣服上、她的额头和鼻子上。然后我跑去叫拜耶稣教徒。哦，他们是怎么地赞扬和安慰她啊；勇敢的班纳小姐！——试图阻止将军偷走骡子；可怜的班纳小姐！——被打了一顿，然后弃之于死亡。算了医生道歉说他没有药能敷在她脸上的肿块上；老鼠小姐说班纳小姐失去了她的音乐盒子是太令人伤心了；阿门夫人则给她做了病人喝的汤。

    当她和我单独呆在了房间里时，班纳小姐说：“谢谢你，木小姐。我是不该有如此忠诚的朋友的。”这些是她的话，我记得这，是因为我感到非常的骄傲。她还说：“从现在起J我会始终信任你的。”就在这时，一半没有敲门就走进了房间，把一只皮包扔在地板上。班纳小姐张口结舌：那是她为溜走而准备的包。现在她的秘密被发现了，我所有的卑鄙和善良都毫无意义了。

    “我在亭子里发现了这包，”他说，“我相信这是你的。里面有你的帽子，还有一些手套，一条项链，一把夫人们用的梳子。”一半和班纳小姐互相凝视了很久，最后他说：“你很幸运，将军忘记了把它也带走。”就那样他让她知道了他也将为她保守她那可怜的秘密。

    那一整个星期，当我在干活儿时，我问自己：为什么一半要使班纳小姐免于丢面子呢？她从来就不是他的朋友，不像我。我想起那次我从河里把班纳小姐拉上来。当你救了一个人的生命以后，那个人就变成了你的一部分。那是为什么呢？然后我记起了一半和我都有着一颗寂寞的心灵，我们俩都需要有人属于我们。

    不久一半就常和班纳小姐在一起消磨很长时间。他们大部分时间说的是英语，所以我不得不问班纳小姐他们在说什么。哦，她告诉我，没有什么重要的事，就是他们在美国的生活，他们在中国的生活，什么是不同的，什么是比较好的等等。由于知道她和我从未谈论过这些不太重要的事，我感到妒忌。

    “什么比较好？”我问道。

    她皱起眉头寻思着，我猜她是想决定那许多她喜爱的中国事物中首先应该提及哪一个。“中国人更有礼貌，”她说，然后再想了一下，“不那么贪婪。”

    我等着她继续说下去。我肯定她会说中国更美丽，我们的思维更好，我们的人民更为文雅。但是她没有说这些事。“在美国有什么东西更好吗？”我问道。

    她又想了一会儿，“哦……舒适和清洁，商店和学校，人行道和车道，家和床，糖果和糕饼，游戏和玩具，茶会和生日，哦，大声的夸耀，可爱的草地野餐，划船，在帽子上插花，穿美丽的衣服，读书，给朋友写信……”她不断地说着，直到我感到自己变得矮小、肮脏、丑陋、笨拙以及可怜。我经常厌恶自己的处境，但是这却是第一次我有了厌恶自己的感觉。我由于妒忌而难受——不是因为她所提到的美国事物，而是因为她能够告诉一半她错过了什么和他能够理解她旧的愿望，他以我无法做到的方式属于她。

    “班纳小姐，”我问她，“你对一半·约翰逊有了什么感觉是吧？”

    “感觉？对，或许吧。但是只是个朋友，虽说不是个像你那样的好朋友。哦！也没有男人与女人之间的那种感情——没有，没有，没有！他毕竟是个中国人，对了，不完全是，但是半个中国人，这差不多更糟糕……呵，在我们国家里，一个美国女人不可能……我的意思是，如此浪漫的友谊是绝对不容许的。”

    我笑了起来，所有的担心都烟消云散。

    接着，没有任何理由，她开始批评起了一半·约翰逊。“不过，我必须告诉你，他严肃得可怕！没有一点儿幽默感！对于未来非常地悲观。中国处于麻烦之中，他说，不久长鸣也将不安全了。当我试图让他高兴起来，和他逗逗乐时，他也不会笑……”在那天下午剩下的时间里，她批评着他，提起他所有的小毛病以及她能够改变它们的途径。她对他的抱怨有那么多，所以我知道她比她说的要更喜欢他。不只是个朋友。

    下个星期，我看到他们坐在院子里，看到他怎么样学会了笑，听到男孩女孩逗乐时的那种激动的声音。我知道在班纳小姐的心里长出了一些东西，因为我不得不问许多问题才能发现那是什么。

    我将告诉你一些事，利比—阿。班纳小姐和一半之间所具有的东西是像天空一样巨大和永恒的爱情。她把这告诉了我。她说：“以前我就知道许多不同的爱情，但是绝不是这种。对我的母亲和兄弟，那是悲剧性的爱，是一种把你撇在老想着你本可能拥有但是却未能如愿的疑惑中并由此而痛苦的爱情；对我的父亲，我的爱是漂移不定的。我爱他，但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爱我。对于我以前的心上人，我具有的是自私的爱。它们仅给我足够拿回它们从我这儿所需要的东西。”

    “现在我满足了，”班纳小姐说，“与一半在一起，我爱，也被爱，是充分的和自由的，没期待任何东西，是不要求回报的丰富的爱。我就像一颗坠落的星，最终在一个可爱的星座里找到了她紧邻另一颗星的位置，在那儿的天空中，我们将永远地闪烁着星光。”

    我为班纳小姐高兴，也为自己伤心。她在这儿，说着她最大的快乐，而我却不懂得她的话的意思。我不知道这种爱是不是出自她美国人的那种重要感，而且会导向不同于我的结论；或许这种爱就像一种病——许多外国人会因一点儿热或者冷就生病。她的皮肤现在经常发红，她的眼睛则是又大又亮。她忘记了时间的流逝。“哦，已经那么迟啦？”她经常这样说。在她走路时，她是东倒西歪的，需要一半去扶着。她的声音也改变了，变得又尖又孩子气。在晚上她呻吟叫唤，要叫唤很多小时。我担心她患了疟疾，但是到了早晨，她又总是一切都好好的。

    别笑，利比—阿，以前我还从未见过这种公开的爱情。阿门牧师和夫人不喜欢这种爱情，我过去住的村庄里的小伙子和姑娘绝对不会像这样做，至少是不在别的人面前那样做。那将是令人羞愧的——显示你关心你的心上人要远远胜过关心你所有的家人，不管是死的还是活的。

    我觉得她的爱情是她的另一种美国奢侈，是一种中国人无法支付得起的东西。每一天里的很多时间里，她和一半都在谈话，他们的头俯在一起，就像两朵花在向着同样的太阳。即使他们说的是英语，我也能够看得出是她开始说出一个想法，而他则加以补充完善。接着他凝视着她，心不在焉地说起来，而她则会找出他遗漏的词语。他们的声音不时地会变得又低沉又柔和，然后更低沉和更柔和；他们会触摸着对方的手，他们需要用他们皮肤的热度来与他们心灵的热乎抗衡。他们看着院子里的世界——圣树、树上的一片叶子、叶子上的一只蛾，这只蛾被他放到了她的手心上。他们对这只蛾惊奇不已，仿佛它是地球上的一种新的生物，一个穿着伪装的不朽的圣人。我能够看出，这种生活，她是小心翼翼地捧着，就像她总是在护卫着的爱情一样，绝不肯让它受到伤害。

    由观察所有这些事，我懂得了风流韵事。不久，我也有了我自己那不起眼的求爱——你还记得曾，那个一只耳朵的小贩吗？他是个好人，即使只有一只耳朵，相貌也不坏，人又不太老。但是我倒要问你：谈论著裂开的坛子和鸭蛋，你能有多少令人激动的浪漫情调呵？

    对了，有一天，曾像平时一样带着另一个坛子到我这儿来，我告诉他：“坛子不要了，我没有蛋要加工，也没有蛋给你。”

    “不管怎样，拿着这只坛子吧，”他说，“下个星期再给我一个蛋。”

    “下个星期，我仍然没有任何蛋可给你。那个冒充的美国将军偷走了拜耶稣教徒的钱，我们只有足够的食物能够持续到从广州来的下一只船带来西方的钱。”

    下个星期，曾返回来又给我带来了同样的坛子，只是这次里面装满了大米。这情分是那么的沉重！这就是爱吗？爱就是坛子里的大米吗，无须用一个蛋作回报？

    我拿了那只坛子，我没有说：谢谢你，你是多么的善良的人呵，将来我会报答你的。我就像一个——你是怎么说的？——一个外交家。“曾，”我在他要走时说，“为什么你的衣服老是那么脏？看看那些你袖子肘上的油污迹！明天你把你的衣服带到这儿来，我来给你洗一下。如果你打算向我求爱，至少你看上去该干净些。”

    你明白了吧？我也知道怎样浪漫浪漫。

    当冬天来临时，艾美仍然在为凯普将军偷走了猪腿而诅咒他。那是因为所有腌制过的肉都没有了，新鲜的也没有了。一个接一个，她杀了那些猪，那些鸡，那些鸭子。每个星期，算了医生、阿门牧师以及一半都要走很多小时的路到金田去看看从广州来的船有没有抵达。每个星期，他们都板着同样的长脸走回家。

    有一次，他们回来时，脸上流淌着鲜血。夫人们朝他们奔跑过去，又是尖叫又是哭泣：阿门夫人扑向阿门牧师；老鼠小姐扑向算了先生；班纳小姐扑向一半。老鲁和我则扑向水井。当夫人们乱成一团地洗擦着血迹时，阿门牧师解释了所发生的事，而一半则为我们翻译。

    “他们叫我们魔怪，中国的敌人！”

    “是谁？是谁？”夫人们哭喊着。

    “太平天国的人！我不会再叫他们拜上帝教徒了。他们是疯子，那些太平天国的人。当我说‘我们是朋友’时，他们却向我扔石头，想杀死我。”

    “为什么？为什么？”

    “他们的眼睛，因为他们的眼睛！”牧师叫喊着说了更多的事，然后跪下来祷告着。我们看着一半，他摇摇他的脑袋。牧师开始用拳头击打着空气，接着又祷告起来。他指点着传教士们哀号着，祷告得更多了；他又指指开始哭起来的老鼠小姐，轻轻地拍拍算了医生的脸——虽说那上面已没有要擦掉的血迹了；他指点着阿门夫人，吐出了更多的话。阿门夫人站了起来，然后走了开去。老鲁和我就像聋子哑子一样，对于他说的事是一头的雾水。

    到了晚上，我们去鬼商的花园找一半和班纳小姐。我看到他们的影子在小丘顶上的亭子里，她的脑袋在他的肩膀上。老鲁因为鬼的缘故是不会上那儿去的，于是我发出嘶嘶的声音，直到他们听到了我。他们走了下来，手拉着手，在见到我以后才放开。借着那一钩弯月的亮光，一半把那新闻告诉了我们。

    在他和牧师以及算了医生到河边去打听船抵达的消息时，他和一个渔民谈了话。那渔民告诉他：“没有船，现在没有，以后也没有，或许永远也不会有了。英国人的船封锁了这条河，不准进，也不准出。昨天，外国人为上帝而战；今天，他们为清王朝而战。也许明天中国会四分五裂，而外国人则将把它们拣起来与他们的鸦片一起卖掉。”一半说从苏州到广州都在打仗，清军和外国人正在攻击所有由天王统治的城市，成万成万的大平天国的人被杀害了，婴儿和孩子也同样。在一些地方，唯一能够看到的男人是腐烂的太平天国的人，在另外的城市，仅能见到白骨。不久清军就会到金田来了。

    一半让我们想想这个新闻，“当我告诉了牧师渔民所说的事后，他跪了下来作祷告，就如你们今天下午看到的。拜上帝教徒向我们扔石头，算了先生和我开始逃跑，一边叫喊着牧师，但是他没有走。石头击中了他的背，他的手臂，他的腿，然后是他的前额。当他摔倒在地上时，鲜血和忍耐都从他的脑袋里跑了出去。就在那时他丧失了他的信仰。他叫喊道：‘上帝，为什么你要抛弃我？为什么你给我们送来这个假冒的将军，让他偷走了我们的希望？’”

    一半停止了说话。班纳小姐用英语对他说了些什么，他摇摇头。于是班纳小姐继续说：“今天下午，当你看到他跪下来时，他再次让那些坏想法从他的大脑里涌流出来。只是现在他不仅丧失了他的信仰，还丧失了他的理智。他在喊叫：‘我恨中国！我恨中国人！我恨他们的弯弯曲曲的眼睛，我恨他们弯弯曲曲的心灵。他们没有灵魂要拯救。’他说，‘杀死那些中国人，把他们全都杀了，只要别让我与他们一起死。’他指着别的传教士叫喊道：‘带走她，带走他，带走他们。’”

    这天过后，许多事情都改变了，就像我的蛋一样。阿门牧师行事就像个小孩子，经常抱怨和哭喊，做事则固执己见。但是阿门夫人并没有对他发火，有时她责备他，但大部分时间里她试图安慰他。老鲁说那个夜晚她让牧师蜷曲在她怀里。现在他们就像丈夫和妻子一样。算了医生在他的伤口痊愈了很久以后还让老鼠小姐给他护理伤口。而夜深时分，当人人都应该睡着了但却都没睡着时，一扇房门会打开来，然后又关上。我听到有脚步声，接着是一半的耳语声，接着是班纳小姐的叹气声。由于听到他们的声音让我觉得太难堪了，所以在那以后不久，我就挖起了她的音乐盒子放了回去。我告诉她：“看看凯普将军还有什么东西忘了拿走了？”

    仆人们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等到了天气冷得蚊子都无法在夜间出来时，唯一留在鬼商大屋的中国人是老鲁和我。我没有把一半算在内，因为我不再认为他更像个中国人而不是外国人了。一半留着是因为班纳小姐；老鲁和我留着则是因为我们有一笔鸭蛋财富埋在鬼商大屋的花园里。但是我们也知道如果我们离开，那些外国人中没有一个知道该怎么活下去。

    老鲁和我每天都在搜寻食物。由于我一度是个山区里的穷姑娘，我知道该到哪儿去找。我们在树干下蝉蛰伏的地方戳来戳去；在夜间我们坐在厨房里，等着昆虫和老鼠跑出来寻食那些我们无法看到的食物碎屑；我们爬到山上去采摘野茶和竹笋；有时我们还会逮到一只因为太老了或者太笨拙了以至飞得不够快的乌。在春天，我们抓取在田野里孵化的蝗虫和蚂蚱；我们寻找青蛙、蛴螬和蝙蝠。蝙蝠你必须把它追逐到一个小地方，让它们不停地飞直到它们由于筋疲力尽而坠落下来。我们把抓来的东西放在油里炸，那油是我从曾那儿搞来的。现在他和我有比开裂的坛子和蛋更多的事可谈论了——有趣的事情，像我第一次给班纳小姐吃一种新的食物。

    “这是什么？”她问道，把鼻子凑近碗闻闻，看看后再闻闻。是那样的疑心忡忡。“是老鼠。”我说。她闭上了眼睛，站起身，离开了房间。当其他的外国人想要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时，一半用他们的语言作了解释。他们全都摇着他们的头，接着胃口很好地吃起来。我后来问一半他告诉他们的是什么。“兔子。”他说，“我说班纳小姐曾经养过一个兔子宠物。”打那以后，不管什么时候那些外国人间起老鲁和我烹饪的是什么，我都让一半告诉他们。“另一种兔子。”他们知道不要去问我们说的究竟是不是真话。

    我不是在说我们有大量的东西可吃，你需要许多兔子才够一天两次或三次地去喂养八个人，即使阿门夫人长得瘦小也罢。曾说战斗越来越糟糕了。我们一直希望一方能够打赢，另一方则失败，这样我们就能够回到较好的生活中去了。只有阿门牧师是快乐的，就像个婴儿似地滔滔不绝地说话。

    有一天，老鲁和我俩都肯定一切已变得越来越糟糕，到了现在则是糟糕透顶。我们都同意目前是吃鸭蛋的最好时机。我们就给每个人多少蛋而争论了一会儿，这事得看老鲁和我认为最坏的时间会持续多久以及我们拿多少蛋可以使情况好转而定。我们还不得不决定究竟是在早晨还是晚上把蛋给人们。老鲁说早晨给最好，因为我们可以梦到吃蛋并使之成为现实。他说，如果我们醒过来而且发现我们仍然活着，这会使我们感到高兴。于是每天早晨，我们给每个人一个蛋。班纳小姐，哦，她爱上了这些绿皮的蛋——咸味儿，奶油般的，比兔子好多了，她说。

    帮我算一下，利比—阿。八个蛋，每一天都给，几乎给了一个月，那是多少？——两百四十个鸭蛋。哇！我做了那么多！如果我今天在旧金山出售这些蛋，啊，多大一笔财富呵！实际上，我做的数量比那还要多。到了仲夏——我生命的尽头——我至少还有两坛子留下在那儿。我们死的那天，班纳小姐和我又哭又笑，说我们本可以吃掉更多的蛋。

    但是，一个人怎么可能知道她什么时候死亡呢？而且即使你知道，你又能够改变什么呢？你能敲开更多的蛋以避免后悔吗？或许你会伴着胃痛而死的。

    总之，利比—阿，既然我想到了这些，我就没有了后悔。我倒是高兴我没有吃掉所有的蛋，现在我就有某些东西可以给你看了。不久我们就能够把它们掘出来，你和我可以尝尝那些留下来的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