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元月18日晚上，阿南将自己关在房间里，穿上军服，点燃一支蜡烛后将电灯熄灭。他从上衣口袋中掏出自己小儿子的照片放在烛光下，跪坐在地板上，开始冥思。

    长沙作战败北，他在作战总结会上向畑俊六和各师团将领们承担了指挥失误的主要责任。下午的追悼会上，有人看见他热泪盈眶。

    此时，他要在儿子的遗像前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绪。

    阿南惟几在日本军界一帆风顺，他曾为天皇陛下做过三年侍从武官。

    正因为如此，即使在长沙作战中失败，他仍在半年后的1942年7月被大本营任命为驻齐齐哈尔关东军第二方面军司令官，晋升大将军衔。

    离职赴任时，他把11军司令官的好运气也带走了。接替他的冢田攻中将在上任不到半年的12月中旬去南京开会，18日中午与军高级参谋藤原武大佐乘七九式飞机返回武汉，途经安徽西部太湖县境上空时，座机被驻守在当地的中国五战区21集团军138师高炮部队击中。飞机失去控制，几分钟后坠落于该县弥陀区田家滩附近的筋竹冲，机毁人亡。直到25日，11军所属的68师团搜索部队才找到飞机残骸和包括他们倒霉的司令官在内的11具血肉模糊的尸体。虽是冬季，依然腐臭刺鼻、蛆蛹如潮。冢田攻的尸体由安庆空运回国，由于他中头彩般成为“七七”事变以来日本对华作战中被中国军队击毙的陆军最高将领，日本政府索性又将他追晋为陆军大将。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将他的座机击落的138师炮兵竟是出于无意。那时师里刚装备了几门高射炮，士兵们刚从步兵选调过来，还都不会操炮。

    那天刚巧在操场练习要领，见一架日机飞过来，装上实弹随便瞎打了一个点射。因为飞机没有马上栽下来，炮兵们根本就没有想到能打中。操课结束时连长受到团长的训斥，责令今后不能随意瞎打、浪费炮弹，所以也就无人去报告上级和寻找残骸，当然也就没有人因此而立功受奖。这段历史在军史中当然不好这样不伦不类地出现，只好出现在《战争趣闻》之中。

    可怜堂堂皇军将领，满腹文韬武略，一生苦熬苦斗，官至军司令官谈何容易！最后却落得只能当成笑话流传于世的结局，冢田攻如何能死得瞑目！

    1943年10月，阿南惟几率领第二方面军从滴水成冰的齐齐哈尔来到温暖的太平洋沿岸，驻扎在菲律宾以南的哈马黑拉岛。这时美国军队已在太平洋广阔的海面上发起强大的反击攻势，“越岛进攻”战术则将日军一股股困在孤岛上忍饥挨饿。不用有识之士，就连日军的普通士兵也感觉出，离失败不远了。

    阿南惟几在日本侵略战争走向全盘失败的1945年4月，由第二方面军司令官升任日本政府陆军省大臣这一军人职务顶峰位置。他在这个位置上仅在任4个月，却在那段历史中留下鲜红的一笔——用自己实实在在毫无象征意义的满腔热血。

    在阿南上任4个月的最后一天，日本盟友德国的元首希特勒在他的地下室指挥部举行了最后一次军事会议后，便挽起他新婚的妻子、美丽的爱娃小姐去卧室自杀。而在两天前，日本另一位盟国领袖墨索里尼也和他忠诚相爱、至死不渝的情人贝塔西一起，被北意民族解放委员会判处死刑。

    枪毙之后，两人的尸体倒悬于洛雷托广场的一根柱子上，直至腐烂。

    7月26日，美、苏、英三国首脑在柏林附近一个叫波茨坦的小镇上开了个会。就剩日本了，写个公告，让他赶快投降，免得麻烦。

    因为苏联一直没有对日宣战，不好签署文件，只得临时告诉蒋介石，因为对日作战的主战场在中国，中国应成为该公告发布国之一。虽然有点越俎代庖，蒋介石还是高兴地同意了，于是历史上出现《波茨坦公告》。

    7月28日，日本政府表示拒绝这个强加于人的公告，于是美国就把刚试验成功的原子弹朝广岛扔了一颗。等了几天，看看日本还不松口，美国又把当时拥有的最后一颗原子弹扔在了长崎。两颗原子弹足以摧毁一个有理性的民族哪怕再顽固的意志，加上苏联也对日宣战，日本的战争决策中心就是否投降的问题发生了尖锐分歧。

    开始时阿南陆相并不赞成投降。在8月9日，第二颗原子弹爆炸当天举行的内阁会议上，面对农商大臣、运输通信大臣和军需大臣关于无力再战的喋喋不休，阿南暴躁地喊道：“够了！够了！这种情况谁都知道。不管形势多么不利，非打到底不可！”

    8月9日晚11时50分，尊贵的天皇陛下来到设在低矮的防空洞中的会议室，决定国家的命运。文死谏，武死战，不能光听他们的。日本人真的死光了还去给谁当皇帝？天皇表示赞同外务大臣东乡的意见，在不触动现存天皇制国体的情况下，接受《波茨坦公告》。日本人都不知道其实美国也只有这两颗原子弹，下一颗生产出来要一年时间，那时普遍认为下一颗大约后天就要炸东京了。

    阿南是真正效忠天皇的军人，出于效忠天皇，他在会议之后立即部署稳定军队，听从圣命。当传达御前会议决定时，一名少壮派军官突然站起喝道：“莫非大臣阁下也想投降敌人？”阿南以手中短杖猛击桌面，冷冷地说：“敢抗命者，请先杀我！”

    而作为真正的日本军人，阿南清楚在这场失败的战争结束时自己的去处。

    8月14日晚上，他在家中与妻子的弟弟竹下正彦喝着烫热的米酒，吃着下酒的辣菜，表情十分平静。

    竹下正彦在师团时曾当过护旗兵，是一个思想激进得不能再激进的少壮军官。酒喝到深夜时，他问姐夫：“你都准备好了吗？”

    阿南一边小口呷着酒一边叙家常般地说：“一过午夜，便是15日了，开始我想在20日那天，因为那天是我二儿子的生日。但我担心20日太晚，天皇的录音将在明天中午广播，我不忍心听到它。14日是我父亲逝世周年的日子，我选择了这一天。”

    一向认为自己具有日本武士铁石心肠的竹下正彦，忽然感到有热泪从面颊滴入酒杯。他发现自己作为军人比姐夫还差得太远。

    一名女佣端着一只小盘拉门进来，阿南每天入睡前要打一针维生素，此时他仍伸出胳膊让女佣注射完毕。

    女佣出门后，阿南说，他为他负责的陆军和他发誓扞卫的国家尽了最大的努力，他对所做的一切还是满意的，只有昭和十七年（1942年）的长沙之战，由于判断失当、计划不周，部队受到不应有的损失，想起来是一生中最大的遗憾。

    阿南取出纸笔，写在第一张纸上的是一首日本俳句短诗：

    这是笔者继第三次长沙会战中阿南为劝慰幕僚写下“今更莫把惊惧生，兵家胜败是常情”后看到的又一首诗。真是痛苦出诗人。然而仗打败了，诗也难写，令人遗憾又无奈。

    那夜阿南在第二张纸上写了两行字，写完后想了想又加上一行：

    我罪深重，谨以一死报之。

    陆军省大臣阿南惟几。1945年8月14日夜。

    我坚信日本之神圣不可摧。

    写完遗书，阿南从柜子中取出两把精致的短剑，这是他家族的传家之物。他抽出其中一把，用手在刃上试了一下说：“我要用这把。”他将另一把交给竹下正彦说：“留着它，做个纪念吧。”说完，又朝杯中倒满酒。

    这时竹下的同事兼好友、另一名死硬派（日本朝野对激进派别称）军官井田来找竹下，他目睹了阿南将所有勋章都挂在军服上，将衣服叠好，将那张从不离身的小儿子的照片放在军服上。

    阿南对竹下和井田说：“我死后，你们能不能把它盖在我身上？”

    竹下点点头，说不出话，井田泪流满面。

    最后，他从柜子里取出一件白衬衣，穿在身上说：“这是我在天皇身边当侍从武官时他给我的，是天皇本人穿过的，没有任何东西比它更珍贵了，我要穿着它去死。”

    自杀地点选在走廊上，因为按日本的传统，如果在院子里自杀，表示认为自己犯有滔天大罪；而把血流在屋子里，又表示认为自己是无辜的。

    阿南采取中庸，在院子与屋子之间，在有罪与无罪之间。

    啰嗦了半天，时间已过午夜，秘密警察负责人大垣中将来到陆相官邸。阿南让竹下去门口问有什么事，大垣报告说：近卫师团发生叛乱，四处搜寻天皇宣布投降的录音并乱杀人，请示如何处理。

    阿南让竹下答复，因为要在家里自尽，所以抱歉不想会见客人。

    阿南将竹下和井田安排在房门附近担任警卫，自己挺直上身跪在走廊上，两肩向后收拢，从鞘中拔出短剑，锋刃向内，朝腹部一插。

    按日本武士道的规矩，剖腹自杀要先将刀插入，再向左、向右、向上，将刀口扩展。

    约20分钟后，竹下来到走廊，看阿南表情十分痛苦地仍笔直跪在那里，腹已剖开，血流了一地，他将剑拔出来在颈部寻找动脉血管。平时的锻炼和保养带给他的健壮此时成为他的负担和障碍。

    “要我帮一下吗？”竹下轻轻地问。

    “不用！”陆相的声音好像是在回答一个普通的问题。

    竹下退回到门口，见井田正伏在墙上哭泣。

    又过了约10分钟，竹下见到阿南倒在血泊中，身体痛苦地抽搐，他用很微弱的声音对竹下说：“请帮助我。”

    竹下捡起沾满鲜血的短剑，从背后朝阿南心脏刺进去。剑卡在肋骨上，他拔出来，找到肋骨的缝隙，再刺一刀，刺入之后再搅几下。

    天亮时，竹下接到姐姐——大臣夫人打来的电话，姐姐声音十分平静，问：“事情完了吗？”

    接着说：“我马上就回家料理。”停了一会又说了句：“他今年57岁。”声音依然十分平静，如自语。

    陆军大臣夫人竹下回到官邸已是中午，她意外地发现一位跟随他们家多年的年轻女佣也在自己的卧室自杀了。遗书上说：听传说美国大兵要在占领日本后强奸所有的日本女人，因不愿受此侮辱而自尽。

    1945年8月15日，星期三。从上午起，日本人十分熟悉的优秀播音员立野守男在广播中一遍一遍地宣布：“天皇陛下发表了一份诏书，将于今天中午广播，让我们恭听天皇的玉音吧！”

    中午11时30分，日本国歌《君之代》音乐停止时，日本国民第一次亲耳聆听了大日本帝国第124代天皇裕仁陛下神鹤的天音——无条件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