援军在路上疾行;援军向常德方向攻击前进;援军在与日军阻击部队激战中;援军伤亡惨重,损兵折将!
日军攻占常德的意图明朗后,军委会先后调动第10、44、58、73、74、79、99和100军共8个主力军由不同方向对包围常德的日军进行反包围,试图像第三次长沙会战那样“求心攻击”,歼敌于城下。但常德不再是长沙。
44、73和74三个军在作战初期受敌重创,79、99军在常德以西被日军分别包围追打,自顾不暇。鲁道源58军气势逼人,无奈距离太远,马不停蹄却也不能立即到达战场。王耀武得蒋介石旨意不敢将100军拉上去硬拼,所以军委会地图上的8个军,落实到战场,标在日军司令官横山勇作战地图的,只有一个第10军。
第10军军长方先觉,下辖周庆祥第3师、朱岳190师和孙明瑾预备第10师,横山勇心里清楚,第10军是蒋介石中央军嫡系之一,武器精良,战功卓着。
在常德会战过去整整50年之后的1993年,笔者收到了一封从遥远的海南岛寄来的信,由于来信者看到笔者的另一本反映抗日战争的书,特地与笔者进行交流。他希望我能继续写反映伟大抗日战争的书,“让青年人知道八年抗战的艰苦”。
信中说:他名叫符能,抗战期间曾作为第10军190师570团2营重机枪连少尉排长参加常德会战和衡阳保卫战。
在写这部湖南抗战的书时,符能老人自然成为我的采访对象,由于他住在海南,我们多是通过书信进行交流。
那段历史真正的作者,是符能和他的战友们。他们是用鲜血和生命来书写每一章、每一节、每一个字的。
关于第10军增援常德,老人在寄给我的回忆材料中写道:
“战前,我们军部驻扎长沙,各师在湘潭至衡阳铁路沿线。方先觉将军命令我190师三日内赶赴常德。
“三天中,我们日夜急行,经湘潭、宁乡、益阳,通过桃花江来到距离常德8公里处时,天至黄昏。我们休息开饭,不远处有零星的三八式步枪声。敌人很快发现了我们。朱岳师长站在一个小高地,口头下达命令:
“570团占领罗汉山,569团占领左80高地,568团在师部附近当预备队,师汤参谋长交代中校作战参谋王深写作战命令,写完后加盖师长印章就送到各团。
“那一带是树林密布的丘陵地,看不见敌人的活动。天黑下来,我团萧团长以3营9连为尖兵连,全团展开战斗队形,跑步向罗汉山顶强攻。
“山顶只有敌人小股警戒部队,挡不住我们的攻势,狼狈逃跑。我们冲上山顶后,萧团长开始分配阵地,我们重机枪连分别配属到各连在山脚下的阵地,我留在山顶营部,由营长直接指挥。
“这时,我听见常德城区枪炮声彻夜在响着,不时有爆炸的闪光和燃烧的火光。
“当面的敌人用轻机枪向我们扫射,我们也用机枪回敬敌人,我们师的轻重机枪都是苏联支援中国抗战的(应为我国由苏联购买的——笔者注),我们使用的苏制轻机枪有一个圆弹盘,能装50发子弹,枪筒比其他轻机枪长10公分。有效射程2500公尺。我们向敌人连扫一盘子弹,枪声在静寂的夜里非常响亮,压倒了敌人的枪声,士兵们非常高兴。
“营长杨绍臣是行伍出身,打过多次大仗,由士兵晋升至少校营长,经验丰富,他听出敌人是在打壮胆枪,并没有马上进攻的意图,就让传令兵告诉4连陈连长,没有命令不要乱开枪。果然,枪没再响起。我们固守着罗汉山直到黎明。
“我们在晨光中吃完早饭,萧团长在山顶召开军官会议。团长说:今天我们奉命攻击前进,解救守常德的友军57师,要服从指挥,不怕流血牺牲,坚持到胜利。
“萧团长说完,由冯正之副团长指示部署。冯是青年学生出身,北伐时入第4军。他平时对我们训话时文质彬彬,像文人,但在战场上指挥能力很强。他说我们攻击战斗一定要完成任务,否则要砍头。现在时间紧,不能多说话,请大家注意听作战命令……
“从作战命令中我得知我师左边是预10师(师长孙明瑾——笔者注),我们后方益阳是军部。
“军官会议结束后,我们回到阵地,杨营长口头向各连下达命令,由书记官记录,抄写盖印后发给各连。
“我们亲眼看见敌人在对面山林中构筑工事,我们在阵地上等待命令,没有开火。过了一会,朱岳师长带领汤参谋长、作战和情报参谋等十几人来到团指挥所,向萧团长了解准备情况后下令进攻。
“刹那间,全团10门82迫击炮、9挺重机枪和几十挺轻机枪一齐开火,我团1、2两营和3营一个加强连猛虎般扑向敌人阵地,朱师长在罗汉山顶用望远镜视察战况,他对萧团长说:‘570团是能战的。’
“朱岳师长在历次战斗中都亲身在前线指挥战斗,经常在危急时去第一线指挥,鼓舞官兵士气。第二次长沙会战中他举起右手喊冲锋,敌人的子弹打中右手拇指,血流如注,手枪落在地上,他仍高喊冲锋。平时,师长常下到连队和连排长谈心,解决了不少生活问题,很受下层官兵的爱戴。
“我师的攻势不断进展,敌人受到城外和城内的夹击,十分恐慌,调集攻城的兵力转而攻击我们第10军。
“我团1营攻占当面敌人据守的一个高地,2营以猛烈火力掩护3营匍匐前进,通过一片狭长的旱田地带。走在3营前面的9连遇敌人火力拦阻,朱连长负重伤,士兵伤亡20多名。
“将朱连长抬到团指挥所时,他已不能说话,子弹打中面部,萧团长指示立即将朱连长抬下去救治。3营进攻受挫,冯副团长向萧团长建议以3营的加强4连与3营同时攻击。
“4连是全团战斗力较强的连,杨营长接到命令后,即命4连由一条没有水的沟出发,向旱田地带强攻。
“4连的陈排长是我的黄埔同学,他率领全排冲在前头,敌人猛烈射击,子弹将陈排长打倒在旱田中央。
“4连和3营同时向敌人猛攻,敌人拼命抵抗,我前进连不断有士兵伤亡,但战斗没有停止。
“因为陈排长冲得很靠前,所以他受伤后很长时间后面的士兵们不敢上前将他抬下来。到黄昏时杨营长命令快把陈排长抬回来,否则砍4连长的头。刘副营长命令机关枪、迫击炮向敌人猛打,乘敌人火力被压住,几个士兵将陈排长抬出旱田,抬到营部。
“我立即去看陈排长。子弹打中他的腹部,衣扣被打碎,小肠已流到外面。
“我问他:‘痛苦吗?’他声音很轻微地说:‘符同学,我不行了。请你将我的黄埔军校毕业证书和军人手续寄回我家,留做纪念。’
“我的眼中涌出泪水,安慰他说:‘你去益阳军部医院治疗,会好的。’
“军人流血不流泪,枪炮声在耳边不断地响,他的毕业证书由他带去医院,我举手同他告别。
“天黑后伙房送上饭来,每人抓一个饭团吃,没有菜。拂晓时团长命令攻击。569团已经在右侧包围了敌人,我团2营和3营攻过旱田,接近敌人守着的山脚。率我营攻击的刘副营长大喊冲锋,快冲到敌人阵地时,四五十个敌人冲过战壕向我们反扑过来。我们的手榴弹在敌群爆炸,敌人扔下二十多具尸体向山上退却。
“这时我正在山顶营部杨营长身边,在向敌人猛烈冲锋时,传令兵跑上山顶向营长报告,刘副营长阵亡。
“我带领的山顶重机枪阵地被敌人发现,敌人用平射炮连续打了几十发炮弹,有3发落在我的阵地。我提前喊‘卧倒’,但中士班长王勇和射击手阵亡。
“重机枪没有炸坏,我叫上士班长符奎迅速转移阵地。符班长作战勇敢,不避危险,他自己拉着重机枪的脚架,就离开了原阵地(我们的重机枪有两个铁轮)。我们排只有这挺重机枪,大家动手很快挖好新的阵地和战壕,搬来10箱子弹。我去报告杨营长,营长过来看时说:快折些树枝把阵地伪装好。
“中午,太阳高照,天气暖和了许多。敌人对我们罗汉山无计可施。
“下午,在我团左侧忽然枪声大作。日军以猛烈的火力和大量兵力攻击友军预10师阵地。一股攻击预10师的敌人通过罗汉山下的一片田野,距我只有1200公尺。
“我报告杨营长说:‘这股敌人目标明显,我们集中火力,可以把他们消灭。’
“营长用望远镜看了一阵,骂我道:‘笨蛋!刚出校门没有打仗经验!你去打他们,他们会转来围攻我们罗汉山,那时谁来救援我们?’杨营长说完便去团指挥所了。
“只为自己安全,不顾大局,这就是杨营长的‘作战经验’?我想不通。
“敌人调集许多兵力集中攻击预10师,我师师长朱岳在晚上又到我团来,他通观全局,部署在凌晨2时三个团同时向当面之敌进攻。朱师长说:‘这次可以打一个胜仗了。’
“我们在冰冷的战壕中等到凌晨2时,全师官兵士气旺盛,高喊‘冲啊’、‘杀啊’攻向敌人阵地。敌人受到突然攻击,黑夜中情况不明,都向我师右侧预10师阵地方向跑。
“战斗到天亮时,我们师攻克了一些敌人阵地,向常德方向推进了一段距离。这时预10师方向枪声稀疏下来,好像战斗已经停止了。
“后来我们听说,预10师同敌军激战,伤亡惨重,师长孙明瑾将军阵亡了。”
日军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给这场围城打援的作战起了一个名字,叫做“凄绝作战”。在他看来,这是一场猫戏弄被捉住的老鼠的游戏。中国军队不可能不来解围,以常德的重要地理位置和74军57师在中央系军队的位置,这是“攻其必救”;而同时解围又是不可能的,因为日军从一开始就掌握着战场的主动权,又在每一个局部拥有优势兵力。中国军队又重犯将部队分别送上来对付成倍于己的对手的错误,于是对日军来说剩下的事情只是如何将对手逐个置于死地了。
在古老的日本歌舞伎艺术中,有一个专门表现悲剧的流派,称为“凄绝”,主题均为主人公凄惨、悲凉至极的命运。横山勇安排中国军队扮演悲剧角色,在加紧对常德城区展开攻势的同时,张开大口吞吃最先赶来救援的第10军3个主力师。
按九战区长官薛岳指示,周庆祥3师、朱岳190师和孙明瑾预10师由右至左并列由益阳向常德前推,在常德以南的德山两侧发起攻击,解常德之围。11月30日,中将师长周庆祥率第7和第9两个团以出敌意料的突然动作插入敌人占领的薛家铺、邬家铺一线,打到敌68师团司令部和附近的后方医院。薛家铺立时乱成一团。68师团中将师团长佐久间为人和参谋长原田贞三郎大佐带少数随从落荒而逃,一群群赤身裸体的日军伤兵满街乱跑乱爬,被击毙上百。周庆祥命令部队不与敌纠缠,乘势占领德山。3师于30日傍晚力克德山,接着打退敌人数次反击。12月1日晨,周庆祥命第9团守德山,第7团直插常德。
7团从德山一出发便遇到围攻上来的数千名日军。全团官兵一层层杀出来,9华里路走了整整一个白天。傍晚赶到沅江岸边,滚滚江面上空空荡荡,南岸只有几条被烧毁的木船残骸在飘着余烟。没有渡船,无法过江与57师会合,7团官兵望江兴叹,一筹莫展,而日军却合围过来。
一场血战通宵达旦。黎明时,江边中日两国士兵的尸体横枕竖叠。两千余人的一支劲旅,突围返回益阳收容点的只剩下七十几人。
12月2日,即符能所在的190师与日军激战当日,日军部队将3师与其他两师分割,同时拦阻对德山的增援。第9团孤军苦战一昼夜,团长张惠民上校及全团大部阵亡。正在阵中指挥的师长周庆祥见9团战斗力已全部丧尽,率所剩300余人由德山突围。
正如符能所回忆,日军在190师和预10师中选择,先吃掉预10师。12月1日,日军在正面金鳞桥和侧面赵家桥同时向预10师发起攻击。预10师下辖28、29、30三个步兵团,一昼夜间所剩无几,百余名伤兵被俘。而日军也后悔啃了这块他们自认为是“多刺的鱼骨”,伤亡惨重。
12月4日,临时配属于68师团的第234联队在赵家桥一带清扫战场。联队长户田义直大佐接到报告:中国军人遗尸中有一穿高级军服者。
户田义直骑马赶去,见到那片漫坡山地上尸横遍野、一片狼藉。这是一场肉搏激战的残景。虽然日军尸体已先运走,但从死者姿态看,搏斗剧烈,双方伤亡同样惨重。
那具尸体身中数弹,血已凝固。呢料军服上与士兵一样满是血迹和泥污。
户田义直蹲下来仔细观察,见死者是胸部中弹,拭去军服领章上的泥污,有一颗将星闪光夺目。
几名中国伤兵被带到这里,翻译让他们辨认。几名伤兵看到尸体后,目光相顾,无言垂泪。问之,都说不认识。翻译再三逼问,伤兵中一位年纪大些的士兵跪在尸体旁,放声大哭,其余几人也跪下哭泣。
那老兵说:“这是我们的师长孙明瑾呀!”
户田义直命令将俘虏带走时,那位老兵竟向户田跪下连声乞求,另几名俘虏见状也跪下来。户田生平第一次见到中国士兵向他下跪,忙让翻译询问缘由。
俘虏与翻译对话一番后,户田和在场日军才知道,孙明瑾平日极爱兵,每逢作战前后和节日,必下到连队和医院看望慰问,对士兵十分和蔼宽厚,关心疾苦。俘虏们恳求这位日军军官将他们的师长埋葬起来。
户田义直的联队隶属第40师团,横山勇将他们调来,正是因为户田性格冷酷,作战果敢,部队战斗力强。
而此时,户田却热泪盈眶。
他吩咐属下,按中国风俗,以棺木埋葬孙明瑾,墓前立一石碑。
1956年12月19日,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下文件追认孙明瑾将军为革命烈士,以毛泽东的名义向烈士的父亲孙奎阁老先生颁发了“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证”。
孙明瑾,号玉轩,江苏宿迁人,生于1905年。读书时代对文学和外语颇偏爱,1926年投笔从戎,参加北伐。第二年考入黄埔6期,毕业后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副团长、科长、高级参谋、参谋长、副师长,数次参加抗日重要战役,第三次长沙会战胜利后接替方先觉任预10师师长。
后人回忆,那天孙明瑾拒绝部下掩护其突围的请求,奋身投入激战。
打光一梭机枪弹,又用手枪、步枪、刺刀与敌搏斗。刺刀折,一日军持机枪在3米处向他射击,胸中4弹。卫士击毙持机枪的日军,抬他突围,他目瞪卫士,说:“贯彻命令,达成任务!”语终气绝。
那一仗中,副师长、参谋长、参谋主任均受重伤,突围几天后先后伤重而死。
预10师各团在战后仅收容300余人,28团团长葛先才负重伤,30团团长李长和贪生怕死丢弃部队临阵脱逃。
史料中可查到的孙明瑾签发的最后一封电报,是11月28日致九战区长官薛岳电:
本师已抱定不成功,便成仁之决心,打到一兵一卒,亦向德山方向突进。
任务是解围,明知日军在打援,却硬要一支支部队跳火坑,据统计援军伤亡倍于守城部队。“一兵一卒”到德山去干什么?仗这样打,同样身为军人,笔者不懂是为什么。
常德城南城墙上有一座建筑名为“水星楼”,是全城的最高点。日军一度突入城中占领了这个制高点,余程万命令171团团长杜鼎亲自率人拼死又夺了回来。
夺回水星楼后,余程万在楼顶层设了一个观察哨,监视日军也了望援军。
第10军3师和预10师被分别击破,常德以南枪声渐稀。57师官兵的心慢慢沉重起来。从11月28日起,守城作战已进入街巷战阶段,日军先后从北门、西门和城东突入市区,一步步向市中心逼近。11月30日,上报给余程万的战斗实力统计,全师只剩不足600人。
从师长到士兵,每个人心中都很清楚,常德之战进入了最后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