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旦后来在《阻滞的路》一诗中写出了这种特殊的感受:
在老人的记忆中,69年前的那次远征,是从一系列意外开始的:爆炸的“金子”,车祸中丧生的孩子……种种一切仿佛都在预示着什么。但战士们还是去了,唱着歌,迈着有力的步子。哪怕前方的战场是如此的陌生,哪怕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将客死异乡。
其实,早在1940年,因为日军侵入越南,加紧了对东南亚侵略的步伐,中英就开始酝酿结盟,但其间经历不少波折。
至此,历时12天的同古保卫战以中国军队主动撤退宣告结束。日本人占领了一座空城,中国军队则退守100英里外的彬文那。12天里,第二零零师9000余名官兵与20000日军血战同古,据台湾官方战史《抗日战史》记载,第二零零师伤亡共计约2500人,歼灭日军5000余人。
1942年5月8日,缅甸卡萨通往北面的公路上,撤退中的远征军车辆塞满道路。同两个多月前发生在滇缅公路上的那次拥堵不同,此时此刻,空气中弥漫的是混乱与惊慌。
战士们毫不犹豫地纷纷踏上桥面,向对岸跑去。闫廷春和几个炊事班的战士跑在了队伍后面,刚上桥就听到了枪声。“他(班长)交代每个人不准抽烟,不准点火,不要出什么声响,把吃饭的碗放在背包里。但是炊事班做饭的罗锅太大,不可能放在背包里,碰到路边的树枝发出了响声,敌人就发觉了,朝我们开枪。我们就赶快卧倒,看到子弹在地上打出梅花点。”
5月中旬,近3万中国远征军官兵陆续抵达缅北山区,计划经胡康河谷退回中国。写诗的随军翻译穆旦也在其中。他听说,在当地人的传说里,这片延绵数百里的原始森林有一个可怕的名字——野人山。
给我们希望和失望,给我们死,
戴安澜遗骨随部队回到祖国。
1942年2月16日,蒋介石下达命令:“优先运送第五军入缅,所有野炮、战防炮均应随同出发。”第五军于当日开始用汽车运送,先到畹町集中,再由英方派车接运入缅。
在中国军队进入缅甸以前,日本人已经在那里经营多年,培养了一支由缅甸奸细组成的“第五纵队”,他们到处放火、投毒、挖铁轨、袭军车,用各种手段妨碍远征军行动,暗杀远征军官兵。不少中国军人死于缅奸之手。
3月28日深夜,日军派出小股部队突袭第二零零师司令部。戴安澜手提一挺轻机枪,率部与日军激战通宵。司令部全体人员不分官衔全部上阵,子弹打光了,刺刀拼弯了,危在旦夕之际,一营援兵赶到,师部才化险为夷。
战略中枢腊戍、曼德勒相继落入敌手之后,远征军的补给线被截断,回国之路也被截断。怀着一腔报国热情、期待异国扬威的10万青年,他们的悲剧命运就此开始。
史迪威拒绝了用飞机送他去印度或者昆明的建议,率领中、美、英、缅、印不同国籍不同性别的114人,于5月22日到达印度英帕尔,仅仅走了14天,是所有撤退盟军部队中耗时最少的,且无一人死亡。5月24日,史迪威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说:“我们被赶出了缅甸,这是奇耻大辱!我们必须找到失败的原因收复缅甸!”
同年(1942年)4月5日蒋介石带罗卓英到腊戍,6日到梅苗亲自指挥部署,决定平满纳会战,增调第六十六军入缅,并召见同古突围的二百师师长戴安澜,与他同住一晚,予以慰勉。8日蒋约我和戴同他巡视曼德勒。蒋介石看到从梅苗到曼德勒间汤彭山脉一带山峦重叠,十分险要,对我说:“平满纳会战十分重要,必须鼓励将士一举击破日寇,进而收复仰光。万一日寇后续部队增加,我军也不要勉强决战,退一步准备曼德勒会战,或把住这个山口(指梅苗、曼德勒间)与敌作持久战。”我当时很同意蒋介石的这个指示。回梅苗后他又叮嘱我要服从史迪威和罗卓英的命令,我因同古战斗曾和史迪威争吵,满肚怨气,对蒋说:“如照史迪威的命令,二百师早已断送了,他既不了解中国军队的情况,也可以说不懂战术。”
唯一没按杜聿明方案行动的是孙立人。眼看雨季就要来临,北撤回国路途遥远,他率新三十八师于6月8日撤到印度英帕尔。在中国远征军各部中,新三十八师是唯一保持完整建制撤退的一个师。
《印度快报》:“阿奇博尔德·珀西瓦尔·韦维尔元帅说:‘我原以为中国人不能做什么……现在看来他们确实能够做点什么。’”
据闫廷春回忆:夜色深沉,战士们在行进中靠敲打随身物品发出声响,作为联络信号。
擦拭完刀口的血迹,闫廷春忽然看到前方立着一个东西,像人,却又不动。他有点害怕,不敢上前。
敌人援军的到来,使得第二零零师腹背受敌,形势更趋严峻。
史迪威:“近代立功异域,扬大汉之声威者殆以戴安澜将军为第一人。”
闫廷春是贵州贵定人,1936年应征入伍,1942年3月随第六十六军编入中国远征军。这一年,他23岁,满身活力,单纯得像个孩子。
同古中国远征军纪念碑祭文
第六十六军军长张轸在回忆录中提到远征军损失惨重的原因:“友军从来没给我一个通报,上级从来没给我一个正式命令,纵有命令也是口传,只听说昨日第六军某地失陷,今日第五军某地失陷,或者是敌人进到某处,始终不晓得敌人是何番号。糊里糊涂地在缅甸参加了对日作战。以新成立的第六十六军参加远征军,是应付英美两国,实际上也就是把我们当做了牺牲品。”
1939年11月,第二零零师在广西昆仑关与日军精锐部队第五师团鏖战一个月,反复争夺阵地,击毙日方指挥官中村正雄少将,取得昆仑关大捷。这一战役充分显示了第二零零师的战斗力和装备优势,全师受国民政府集体嘉奖一次。戴安澜因指挥有方且重伤不下火线,荣获四级青天白日宝鼎勋章一枚,当时被誉为“当代之标准青年将领”。
腊戍:日本人的冷枪,缅甸人的冷眼
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惊呼:“倘若日寇进犯缅甸,断我赖以生存之滇缅路,我后方军民则无异困守孤城,坐以待毙。”
同古:戴师长手提轻机枪激战通宵
第二零零师是当时中国第一支机械化部队,拥有两个战车团和两个摩托化步兵团,装备有坦克、装甲车、摩托车和大口径火炮,步炮比例为3∶1。
《戴安澜列传》:“……敌酋东条英机在日本议会上承认,同古之役为旅顺攻城以来从未有过之苦仗。”
撤退:把血肉脱尽
1951年,缅甸同古的华侨杨光汉等人筹资,在当地建立了一座中国远征军纪念碑。曾经多年守护纪念碑的远征军老兵杨伯方(2009年1月2日于同古去世,终年89岁)写过一篇祭文:
同古一战之后,日本军队长驱直入,继续北进。他们这样描述:“在远征缅甸的途中,我们看到的始终是印度人的手,英国人的屁股,中国人的尸首。”
滇缅公路沿线——第五军军部部分、第二零零师和第六十六军的新编二十八师、二十九师残部
孩子,在你们的脸上舐到甜蜜,
那些无家可归的,没有着落的亡灵们依旧在幽暗潮湿、人迹罕至的丛林中到处漂泊游荡。
这一天,与第六十六军大部队失去联系的闫廷春,正和战友们在缅北的丛林中挣扎前进。“我们从东边进入缅甸,又从西边出来,大家都说,我们要回国。就这样一直走,走了5天。大路上的车我们没有坐过,我们都是往大路背后走。”
葡萄(野人山)—福贡路线——新编第九十六师残部
最后一眼,一眼深深。
戴安澜牺牲的消息传回国,蒋介石电令:务必将戴师长遗体抬回祖国。据郑庭笈回忆录记载:“5月29日,因为天气炎热,戴师长遗体流脓水发臭,不能再继续行走,又不能留在缅甸,乃决定火化。我们将戴师长的棺材遗体在原木上火化后,拣出遗骨,按部位用绸布包好,装在木箱里,跟五九八团团部行进。”
阎廷春的故事是从一次莫名其妙的爆炸开始的。虽然已经记不清自己连队的番号,但对于那块金光闪闪的“金子”,老人至今仍难以忘怀。在询问了军事专家之后,有关那块“金子”的故事最终成为了这集片子的序幕。
此时的中国,抗战进入最艰苦的时期:大半国土已经沦陷,全部出海口都被日本占领,滇缅公路成了唯一的外来物资输送渠道。缅甸,历史上中国的附属国、英国的殖民地,此时成了抗战大局中的战略要地。
戴安澜长子戴复东说起当时的情况:“我父亲腹部中弹,不能动了,没办法背,身边的人就砍了几截树枝,做成一个简易担架,把他搁在上头,抬着往前跑。当时没有急救包,干净棉花、盐水也都没有,哪怕有一小瓶酒也好啊……”
老兵杨鸿恩印象中的戴安澜矮墩墩的,一身普通棉服,一双胶鞋,系着皮带,打着裹腿。
闫廷春回忆说,翻译官叫大家后退,独自上前侦察,发现那个东西是一只汽油桶,装满汽油。“参谋长把燃着的火柴扔进了汽油桶里,火苗迅速蹿起两三层楼那么高,随后就听见四周噼噼啪啪的枪声一下子响了起来。”事先埋伏在日军据点周围的战士们,开始向措手不及的敌人开火,据点里的日本兵全部被干掉。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几个月之内,日军横扫东南亚各国。
第五军九十六师二八八团一营营长陈启銮曾在回忆录中提到,日军入侵缅甸之后,打着“大东亚共荣圈”的旗号,利用缅甸人民的反英情绪,以帮助缅甸打倒英帝为幌子,进行欺骗宣传,笼络人心。缅甸人上当受骗,把中国远征军当做殖民主义的帮凶,抱有敌意。“我们却没有做什么宣传工作,没有去争取他们的谅解和帮助,这就不能不遇到很大困难,造成很多不应有的损失。”
1942年1月31日,日军击退英、印军第十六步兵旅,占领了毛淡棉。英方于2月3日向中国求援,请求中国军队入缅。
因为我们吻过的已经失去了自由;
一条不知名的大河横亘在大家面前。对岸河滩轮廓模糊,摸不清虚实。
英帕尔路线——英军、史迪威司令部和新编第三十八师
5月18日,此前孤军深入敌后、向北转移的第二零零师遭遇日军第五十六师团的阻击,混战之中,戴安澜中弹受伤。
3月22日,杜聿明致蒋介石密电:同古敌约千余,山野炮六七门。连日以来,增加至二千余,并野、迫炮数门,飞机多架协助,继续向我第二零零师前进阵地鄂克春(OKtSIN)东西之线猛烈攻击。自拂晓至午,炮火之烈为数日以来所未有。敌我冲锋肉搏数次,双方伤亡均重。
1942年3月8日,日军攻陷仰光,从美国运抵此处的几十万吨援华物资落入敌手。就在同一天,中国远征军第五军的先头部队第二零零师到达仰光以北260公里的同古,第一次入缅作战正式拉开帷幕。
第一次入缅作战的中国远征军的撤退路线非常庞杂和混乱。抗战史专家戈叔亚根据战后中国、美国和日本的资料以及老兵、缅甸老人的回忆,整理出5条主要撤退路线:
杜聿明下令让第二零零师在29日晚上突围,但他的想法遭到仍坚持对敌发动攻击战的史迪威的坚决反对,两人在电话里激烈争吵。史迪威要求杜聿明服从命令。杜聿明直接与远在重庆的蒋介石联系。蒋介石权衡再三,最终同意让第二零零师撤离同古。杜聿明不顾史迪威的强烈反对,断然下达撤退命令。
讲到远征军,戴安澜无疑是必须提起的人物。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位38岁的年轻师长似乎成了中国远征军战史中,最引人注目的将领之一。照片上的戴安澜总是微笑着,清秀的脸庞透着一丝儒将风采。戴师长的战功毋庸置疑,同古城中的12个昼夜足以证明一切。在家人的回忆里,出征前,将军离家的那一天是如此的平常:出门、上车、挥手、离去。惟一不平常的,是汽车启动后,将军对孩子们那深情而无言的一瞥——那是他与自己珍爱的家人最后一次分别。如今,曾经年幼的孩子已入暮年,将军的骨灰在青冢之下默然无语。墓前的戴安澜雕像仍在微笑,仿佛刚刚从远方凯旋,唱着歌,迈着有力的步子。
深山处处埋忠骨!
我们要回家!
远征军在语言不通、地形不熟、气候不适、情报不灵的恶劣条件下作战。此时官兵们才强烈地感受到,在这片异国的土地上,作为一支外籍军队,回家的路,那么遥远。
1942年3月18日上午,同古。第二零零师师长戴安澜在昏暗的前线指挥所里,仔细查看刚刚缴获的日军文件。就在几个小时前,负责警戒的前哨部队伏击了一支日军侦察队,击毙日军30余人。戴安澜从日军文件中分析,日军第五十五师团主力正在向同古开进。
中国远征军所到之处,除了华侨,大部分当地人望风而逃。
3月19日,兵力是第二零零师两倍的日军第五十五师团开始猛攻同古。老兵李镇春回忆说,敌人不仅兵力多,武器装备也更优越,“但是师长戴安澜,他死守同古”。
无始无终,窒息在难懂的梦里,
蒋拦住我的话说:“我知道的,以后有罗长官在,他会了解的。”九日蒋介石回国,以后关于中国远征军的指挥,即由史迪威、罗卓英完全负责。
我们要回家!
《杜聿明回忆录》节选
在野人山撤退中幸存的穆旦,3年后写下一首诗:《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其中有这样的诗句:
戴安澜给在昆明的夫人王荷馨写了一封遗书:“亲爱的荷馨:余在此奉命固守同古,因上面大计未定,与后方联络过远,敌人行动又快,现在孤军奋斗,决心全部牺牲以报国家养育。为国家战死,事极光荣……”
以自然之名,全得到自然的崇奉,
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的最后一个胜仗是著名的仁安羌大捷:4月19日,第六十六军新编第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仅率一团,在仁安羌与数倍于己方的日军作战,歼灭日方一个精锐大队,解救出被围困多日、濒临绝境的英缅军第一师7000余人,以及传教士、记者约500人,轰动一时。
3月28日,杜聿明致蒋介石密电:围攻同古之敌,自本晨来激增无已。10时后,敌飞机多架更番轰炸,掩护战车,纵横进出,炮兵则使用毒气弹,依其炽盛火力向戴师阵地之正面及左翼不断强行攻击。战况之烈,战斗前所未有。我全体将士,仰遵钧座意旨,视死如归,虽伤亡惨重,仍坚守不退,迄现在犹在原阵地与敌激战中。
突出日军重围后,第二零零师不足3000人的残部抬着受伤的师长,在暮色中进入了缅北大山,向着祖国的方向走去。
“闯祸之后,连长很生气,他要把我调到团部当勤务兵。”闫廷春回忆说。他不愿去团部。在他看来,在团部伺候长官远没有上前线有意思。他跟连长表决心:“我要打仗。”连长也就依了他。
好的日子去了,可是接近未来,
同古是缅甸中部公路、铁路和水路的枢纽,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仰光失守后,同古成为日军的主攻目标。原在此驻守的是英缅军第一师,掩护他们撤退并防守同古的重任,由刚刚抵达同古的第二零零师承担。
闫廷春——时为中国远征军第六十六军士兵
在这支滚滚向前的队伍中,像闫廷春这样急于求战的军人还有很多。就在远方,一个陌生的战场正等待着他们。他们没有想到,这将成为一场终其一生的远征。
3月29日,英军在没有通知中国友军的情况下仓皇撤退,把同古的侧翼暴露给敌人。日军第五十六师团借机迅速渡过西当河,开始包抄第二零零师后方。
是继续听蒋介石之命回国,还是遵从罗卓英令撤到印度,杜聿明徘徊不定。后来他在回忆录中透露,当时,“我召集各部队长及参谋长商讨后,决心仍照蒋介石命令向国境撤退,当时各将领均无异议”。
弥留之际,戴安澜叫随从替他整理了仪容,并扶他坐起,朝着北方,也就是祖国的方向,他最后看了一眼。
1942年1月,席卷中南半岛的日军将矛头指向缅甸,出兵4个师团,企图彻底切断中国的输血管,同时以缅甸为跳板进军印度,实现和纳粹德国会师中东的计划。英国不想失去印度这块最大的殖民地,中国要竭力保护最后的国际运输线,双方最终达成了中国出兵缅甸的共识。
这一战被戴安澜写进日记里:“二十八日一战,是我经历过的恶仗中最激烈、最难打、最险恶的一仗,我还是用百米决斗、刺刀手榴弹解决问题的打法,敌人的飞机、大炮坦克就没有用武之地了。”
闫廷春记得,部队在保山歇了一夜,由保山开到龙陵,又从龙陵到了芒市。在路上,第五军拉伤兵的车,把一个小孩轧死了。第二天到畹町的时候已经入夜,一辆军车撞到了一个土堆上,一人受伤,一匹马被撞死。
日军第五十五师团在其记录中说:“当面的敌人是重庆军第二零零师,其战斗意志始终旺盛。尤其是担任撤退掩护任务的部队,直至最后仍固守阵地,拼死抵抗。虽说是敌人,也确实十分英勇,军司令官饭田中将及其部下对其勇敢均表称赞。”
这些英国兵驻扎在这里已经很长时间了,他们熟悉周围地形。由他们带路,夜袭小组到了日军据点哨兵所在的一棵大树附近,听见两个打鼾的声音此起彼伏。“我们决定以火光为号。翻译官点了一根火柴,火光一起,我们就从两边一起下手,把他们按住,让他们动不了,然后拔出刀来,往他们脖子上一拉,就完了,他们就没有声音了。”闫廷春如此描述自己第一次在缅甸杀敌的过程。
这一天,杜聿明接到罗卓英来电,“令全部向英普哈尔(英帕尔)东150公里之温藻撤退”;而就在前一天,杜聿明接到蒋介石指令:“向密支那、片马转进,勿再犹豫停顿。”
1942年3月1日,蒋介石飞赴缅甸腊戍,布置第五军入缅后的部署和作战指导要领。他对戴安澜格外看重,3月3日一天之内三次召见戴安澜,面授机宜:第二零零师要保存实力,在同古坚守,而不是主动出击——蒋介石不愿意让自己的王牌部队替英国人当炮灰。
12月23日,中、美、英三国在重庆召开联合军事会议。中方由蒋介石主持会议,英国印缅军总司令韦维尔、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马格鲁德及陆军航空队队长勃兰特参加。中方向韦维尔表示:“中英两国不可有一国失败,因此如果贵国需要,我国可派遣8万人入缅作战。”但韦维尔以运输不便为借口予以拒绝。中国军事委员会遂下达了暂时不入缅的命令,正准备进入缅境的远征军停留在滇缅路附近。
中国官兵凭借简陋的工事,抵抗源源不断涌来的日军。每天都有肉搏战发生,每天都有官兵拉响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战况惨烈。
局部胜利难挽大局颓势。日军在东线取得突破之后,采取远途强袭的作战方式,于4月29日占领滇缅公路缅方起点腊戍,切断了缅甸与云南之间的重要交通线,然后立刻西进,从侧后方进攻曼德勒。5月1日,曼德勒陷落。
“从哪儿走到哪儿我们都不知道,只是没日没夜地走。”闫廷春回忆说,后来到了一个寨子,“第五军失败就在这个地方”。他们看到很多第五军战友的坟堆,有些战友的遗体半边身子都露在外面,已经发臭,没有人再去掩埋。
出发:老百姓送来口粮
也许是预感到自己来日无多,戴安澜叫来第二零零师步兵指挥官兼五九八团团长郑庭笈,断断续续地留下最后的嘱托:“如果我殉国了,你一定要把部队带回祖国……”
据郭汝瑰、黄玉章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记载:
这一天,在震天动地的炮火声中,戴安澜向杜聿明发去了一封电报:“敌与我接触战自19日激战至28日,凡十余日矣。我已濒弹尽粮绝之境,官兵两日无以果腹,仍固守同古铁路以东阵地……自交战之初,敌势之猛,前所未有,尤以24日至今,敌机更不断轰炸,掩护其战车纵横,且炮兵使用大量毒气弹,昼夜轮番向我阵地进攻……援兵不至,我虽欲与同古城共存亡,然难遏倭寇之凶焰……何益之有?”
<er">引言
1942年3月23日深夜,缅甸腊戍,第六十六军行军途中,闫廷春和战友们在黑暗中摸索前进。来到缅甸已经好几天了,虽然还没有碰见敌人,但大家都绷紧了弦。
杨鸿恩——时为中国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后勤总监部运输处第一分处少校主任
闫廷春成为夜袭小组成员之一。几名从前方撤退下来的英军士兵,成了这次行动的向导。
1942年3月29日,同古保卫战进入第11天。日军从仰光机场出动百余架次飞机对同古城进行狂轰滥炸,敌人施放的毒瓦斯随风飘散,但是同古防线仍然没有被突破,城内守军始终没有动摇或败退的迹象。第二零零师残存的官兵们已经记不清究竟打退了日军多少次进攻。
5月26日,距离云南仅100公里的缅甸北部芳邦村,戴安澜38岁的生命走到了尽头。
据杨鸿恩回忆,此时,第二零零师损失惨重,有的连只剩下五六个人,实在难以再支撑下去。
在第五军军部,一位名叫穆旦的年轻随军翻译,写下了一首题为《出发》的诗。出发之后,投笔从戎的他从远方飘来的硝烟中,也嗅到了死亡的气息:
戴安澜带头立下了“誓与同古共存亡”的遗书:“此次远征,系唐明以来扬威国外的盛举,虽战至一兵一卒,也必死守同古。如本师长战死,以副师长代之;副师长战死,以参谋长代之;参谋长战死,由步兵指挥官替代,各级照此办理。”
战争是不可能没有遗憾的,即使是一场胜利的战争。当那场战争如火光雷电急促进行的时候,无论是挣扎在失败中,也无论是欢呼在胜利中,远征军的将领们从未忘记的就是,每打完一仗,都要吩咐把阵亡官兵的遗体仔细收拢,并精心选择一处干燥的地方安葬,而每一次安葬后,都要留下伤兵看守陵墓。战争在继续,战火在蔓延,这样的坟茔在战火中不断增加,增加……
战斗的血腥还未散去,天一亮,闫廷春和战友们继续前进。首战告捷的兴奋逐渐在闫廷春心中消退——在这个陌生的战场上,随时都面临死亡威胁。
枪声一直持续。
1942年3月,滇缅公路畹町桥路段上,中国远征军的车辆排成长队。第六十六军战士闫廷春和战友们在路边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东西,它很沉,而且发亮。大家讨论起来,有人说这可能是金子。从来没有见过金子的闫廷春有点激动,把这东西拿过来,想要好好研究一下。他把这东西放在石阶上,用枪托砸它,要看看它是否有金子的硬度。
李镇春——时为中国远征军第五军战士
编导手记
“金子”在闫廷春的枪托下猛然发出一声巨响,炸开了,震落好些屋顶的瓦片。原来,这是一颗地雷。幸好它没伤到人。
即使你们歧视我来自一个陌生的远方。
此时的缅甸战场,多了一个特殊人物——美国人史迪威,盟军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3月3日,腊戍,蒋介石与史迪威见面。
经过一夜苦战,到30日拂晓,第二零零师官兵终于成功突围。戴安澜最后一个撤离。在他的周密部署下,全师在行动中连一个伤兵也没有丢失。
景栋路线——第六军第九十三师、暂编第五十五师和暂编第四十九师残部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同古保卫战是缅甸防御战期间作战规模最大、坚守时间最长、歼灭敌人最多的一次战役。
闫廷春说,经过侦察,发现对岸不远处有一个日军的临时据点,冷枪就是从那里打出来的。上级决定,立刻对日军据点发起夜袭。
多年后,很多远征军老兵跟戴澄东讲:“当时你父亲给我们指了一条回来的活路”。
5月9日,杜聿明以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副司令长官的名义,召集新二十二师师长廖耀湘、第九十六师师长余韶、新三十八师师长开会研究突围部署。杜聿明决心放弃从已被日军攻占的密支那正面突破,选择从孟拱以西以北进入国境。会议后,立即兵分四路,从不同方向撤退。
3月24日,杜聿明致蒋介石密电:同古正面之敌,于本辰展开大战,以炮空联合向我阵地猛攻,另以一部约五六百人,附小炮数门,于本日午前九时由铁道以西向同古以北地区,拟包围我戴师,企图作战在飞机场。迄午后五时止,正面仍在鄂克春东西之红线,侧后方仍在飞机场附近激战中。
闫廷春认为,第五军吃亏在很多缅甸人做了奸细。
1941年12月10日,英国驻华武官丹尼斯请求中国远征军入缅布防。军事委员会于11日向第五军、第六军先下达了动员令。16日,第五军将防务交给第七十一军后开赴祥云、大理、保山地区集结;第六军向保山、芒市(潞西)集结,编组为“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军”,卫立煌任司令长官,杜聿明任副长官(由于卫立煌并未到职,由杜聿明代理),准备入缅援英。
4月30日,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罗卓英下达全线撤退的命令,中国远征军各部陷入一片混乱。在闫廷春的印象里,最后的逃亡来得那么突然。“夜里,我们见到日本人在那儿,和日本人打了两三个小时。后来折回来找师部,师部已经撤了,找不到。营长就说,他来负责指挥(往回)打,弟兄们整理一下背包,留一套换洗衣服,多余的东西就扔掉。”
队伍走到桥边停下。一位班长用一根炭棒顶着个帽子作为伪装先过桥,又敲了敲随身物品,看周围没什么动静,才传令队伍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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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人山路线——第五军军部和新编第二十二师残部
这注定是一场前路坎坷的远征。在闫廷春的记忆中,从那颗差点让他送命的地雷开始,死亡的阴影似乎就一直如影相随。
风声是他们的叹息!
而在戴安澜之子戴澄东心目中,父亲爱兵如子,做事用心,他可以叫出师里每个排长的名字。“这个部队的战斗力是比较强的。”
牺牲:38岁将军的最后一眼
雨电是他们的怒吼!
亲历者
国家英雄,魂兮归来。
杨鸿恩所在的第五军是机械化部队,上边为保存实力命令其连夜撤走。杨鸿恩记得,撤退途中,有些汽车开不动了,沿路停下,泼上点汽油烧毁了,不留给敌人。
这是我接手“滇缅系列”后最早入手的一集片子,如同它的名字一样,这也是我在“抗战”之后,又一次“远征”的开始。几乎没有多想,我就确定了它的内容——1942年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
人们在给凯旋者授予勋章的时候,千万不能忘记为今天的和平稳定作出牺牲的阵亡弟兄,要记住,在茫茫丛林里、在漫漫公路旁、在滚滚的江河沿岸、在高山上、在峡谷中,还躺着数以十万计的中国远征军官兵的遗骸……
同古之役使得盟军乃至敌方对中国军人有了重新认识。
……
为了不影响行军,戴安澜一直在担架上带伤指挥,行进途中屡次询问距离云南的远近。部下问他:“下一步往哪里走?”戴安澜让随从拿出地图,指了指云南瑞丽,示意部队从此路线回国。
理想跟现实往往是有差别的,这一点我从未怀疑。但当我真正开始走近那场发生在69年前的异国之战时,遇到的困境与尴尬,还是超出了我的想象。69年的时间,磨灭了太多的资料与故事,留下来的,只有几张模糊的照片和老兵们残缺的近乎混乱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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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942年1月中旬,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第九战区炮兵第一旅占据岳麓山阵地,战斗最激烈的时候,炮弹告罄。第九战区长官部电告重庆,军政部回答:“炮弹尚在仰光(缅甸首都、海港)待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