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者

    王文川——时为八十八师五二四团一营重机枪连机枪手

    杨养正——时为八十八师五二四团一营一连一排排长

    编导手记

    对于王文川来说，历史是一条长河！

    河那边，1937年的炮火声犹在，困守四行仓库的数百条汉子决心一死；河这边，北京二环路一栋破旧的房子里，呜咽的口琴声断断续续，行将就木的老人只剩下一个孤独的背影。

    如果把两种声音做一个诠释，那这交织在一起的旋律就是一段跨越70年的交响曲。这声音让我变得沉默。

    人生总有荒谬之处，活着并不意味着幸运，死去也不仅仅只是悲剧。

    从在坚守四行的第一刻起，“八百壮士”们就抱定了血战一死的决心。团长曾在四行仓库的墙壁前，用一根木炭写下自己的遗书：我们是中华民族的子孙，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我们存在一天，决与倭寇拼命到底。

    这一刻，他们无惧无畏！

    然而，命运给他们的人生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他们活下来了。

    我固执地认为，如果这一刻他们战死了，那他们将是一群勇敢的人；如果他们选择活下去，那么他们将是一群伟大的人！因为他们每个人都知道，活下去的屈辱与艰难。勇敢与伟大，在这一刻需要更多的勇气做出决断。

    作为“八百壮士”中的一员，王文川和他的战友们一直在坚持活着。在1937年的炮火中坚持；在孤军营与日军的抗争中坚持；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荒岛上坚持；甚至在解放后的新社会里、在“文革”的热潮中、在开放后的人情世故下坚持，然后一个个的离去，又一个个的被遗忘。

    这是个让人难以面对的事实，却又如此的清晰可见。

    王文川一直在隐瞒，隐瞒自己的身份，隐瞒过去的历史，甚至是面对自己的子女。他沉默寡言，脾气古怪，性格暴躁不近人情。

    为什么？

    我一直在寻找这个答案，王文川的长子王家宾也在寻找。当王家宾搀扶着自己年迈的父亲再次回到四行仓库时，哭倒在团长谢晋元雕像前的父亲已经告诉了他答案。而即便是了解了“八百孤军”的前前后后，我依然没有找到答案。

    在节目即将完成的时候，2009年12月7日凌晨2点30分，王文川带着他的口琴声，带着对老团长谢晋元的无比思念，带着将近70年的永恒记忆，带着再去四行仓库的最后愿望，永远地告别了。

    我知道我一定会听到这个消息！但这一刻我并不悲伤。

    1937年8月9日，日本海军中尉大山勇夫在虹桥机场与中国守军发生冲突后被射杀，日军随机以此为借口向上海增兵。

    8月12日，调集淞沪的日本军舰已达30余艘，海军及陆战队15000人。与此同时，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率八十七师、八十八师，到上海杨树浦及虹口以北布防，战争一触即发。

    8月13日上午9点，日军陆战队的一个小队冲进上海横滨路宝兴路地段对中国军队开火。零星的战斗持续到晚上，第二天一早，国民政府发表《抗战自卫书》，宣布中国绝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当天上午，中国军队主动发起了进攻。

    淞沪会战爆发。

    此次会战，国民党投入了包括德械师最精锐的三十六师、八十七师、八十八师在内的所有精华。这是中日军队之间的首次主力会战，也是抗日战争中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的战役，交战双方总共投入近百万兵力，在3个多月的时间内激战于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

    王文川跟随八十八师来到了上海，作为全副德式装备的八十八师五二四团的一名重机枪手，这一年，他19岁，当兵满4年。

    从1937年8月13日开始，他的手就再也没有离开重机枪。

    战斗打得激烈，国难当头，曾经交战过的各个派系的部队握手言和，从不同的地方赶赴华北和华中前线。狭长的淞沪战场上云集了70多万中国军队，几乎调动了当时中国所有兵力的三分之一。在一派沿江平原的淞沪战场，没有任何可以防守的天然屏障，从全国各地仓促赶来的中国军队，全凭血肉之躯，经常整连整营地战死。

    这样的战斗持续了70多天，但上海终究还是没能守住。

    1937年10月26日，中国守军被迫转移。攻占上海城区后的日军，先推倒了孙中山的塑像，随后到处悬挂太阳旗，上海浓烟翻滚的天空中，唯独没有了中国的旗帜。

    上海升起了唯一一面国旗

    1937年10月27日清晨，一伙日军沿着苏州河边一路搜索前进。下午2时，当日军大部队接近四行仓库时，突然枪炮声大响。原本以为中国守军已经撤走的日军顿时陷入混乱，留下了八十多具尸体仓皇退去。那一天，上海市民十分激动，因为四行仓库里还有一支部队留下了。

    日本全面侵华后，国民党政府即向国联呼吁制止日本侵略。国联建议召开《九国公约》签字国及其他与远东事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国家参加的会议，调解中日冲突。

    会议原定于1937年10月30日在比利时的首都布鲁塞尔召开。蒋介石希望在上海无论如何要有一支部队能够守到那个时候。1937年10月26日，刚刚升任五二四团团长的谢晋元接到任务，八十八师师长孙元良命令他死守上海最后阵地，吸引日军，掩护闸北地区友军撤退。

    位于苏州河北的四行仓库，因为高大坚固，并且紧临公共租界，易守难攻，被选为留守部队最后的阵地。26日深夜，团长谢晋元和营长杨瑞符带着400多个弟兄，退守四行仓库。

    初到四行仓库时，有英租界士兵询问谢晋元带多少士兵驻守，谢晋元为壮声威答曰800人。

    “我们团长给我们训话，仓库在你们在，仓库不在你们就没了。”听了团长的话，王文川有些激动，团长都这么说了，他也豁出去了。开始时敌人的攻击比较猛，王文川说：“他一开始是猛攻击，我们这三挺重机枪，还有几挺捷克式的轻机关枪，一共五挺，打得他们抬不起来头。” 但日军很快站稳了阵脚，出动了大炮战车，不分昼夜地进行波浪式的攻击，一场生死搏斗开始了。

    王文川说：“可是我们也不怕，他那一动，我们就发动重机枪‘嗒嗒嗒’，一带就是250发。”当时，团长谢晋元经常身上带着左轮枪，趴在地上检查。“谢团长就怕我们不打，谁要是不打，掏出枪就毙你，那没说的。”

    在四行仓库旁边的3间砖瓦房上，八十八师五二四团一营一连一排排长杨养正带领他的弟兄们用手榴弹专打坦克，封锁敌人的冲锋线路。看到坦克被打坏了，恼羞成怒的日军把炮弹投到了房顶上。那一次，杨养正的一只眼睛被炸瞎了。

    孤军抗敌的士兵们打得很艰苦，进入四行仓库的第2天，日军就炸断了仓库的通水设备。仓库里存有黄豆、绿豆、高粱等粮食，但为了不让敌人找到目标，大家不敢生火，饿了就吃生米，渴了就用枪筒子装一点水来喝。王文川说，那时候没办法，但也不觉得饿。

    谢晋元知道，自己带领的这支部队已经深陷到几万敌人的重重包围圈当中，突围已经不可能，他走到一面墙壁前，用一根木炭写下了自己的遗书：

    我们是中华民族的子孙，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我们存在一天，决与倭寇拼命到底。

    上海失守后，四行仓库周围插满了日本侵略军的军旗。11月29日凌晨6时，一面青天白日旗在军号声中高高升起在四行仓库楼顶。原来在28日夜里，刚满18岁的中国少女杨惠敏，穿越过横飞乱舞的枪弹，给孤军送来了一面青天白日旗。没有旗杆，临时用两根竹竿连接扎成；没有音乐，只有一两声冷枪声；没有壮观的场面，只有十几位军人肃立敬礼。在数万日本陆海空军围困中，上海唯一的一面中国旗帜升起来了。

    关于杨惠敏送国旗的前因后果，在历史上有很多不同的版本和说法：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名医陈存仁的说法是：“当时租界是中立区，上海本地人、各国记者、商人都站在租界这边隔着苏州河观战，看着日军对四行仓库的国民军狂轰滥炸，却无法前进一步，十分钦佩。这时有个懂军事旗号的人，自告奋勇向对岸的孤军打旗号，问他们需要什么紧急的援救物资，对方旗号回答‘什么都不要，只要一面国旗’。大家知道后，一时也无法送过去。忽然有一个女童军叫杨惠敏的，用油布包着一面国旗，勇敢地跳下河去，冒着枪林弹雨泅水过了河，将国旗送到国民军手里。”

    当时著名的战地记者曹聚仁则说，杨惠敏是受国民军指派将国旗由此通道送到了四行仓库，并无任何冒险之处。

    谢晋元之子谢继民在《我的父亲谢晋元将军》一书中称，采访了杨惠敏本人后得出的结论是：1937年10月28日一个上午，和大部队失去联系的四行孤军用电话和市商会临时办事处通话，要求送一面国旗和补充粮、油、烟等给养，准备持久抵抗，决不投降。商会秘书严谔声先生当即召我嘱咐童子军团设法完成任务。

    谢晋元与众将士坚守四行仓库四天四夜，击退日军6次进攻，毙敌数百人，被当时的报纸媒体称做是“八百壮士”。战士们守了整整四天四夜没有休息，经常说着话就睡着了，脸上都是黑泥，都认不得彼此的模样了，但他们已忘了辛苦。

    然而，就在壮士们四个昼夜不曾合眼，边战斗边修工事，准备与敌人作长时间的殊死决战时，10月30日统帅部命令孤军停止战斗，退入公共租界。

    团长谢晋元痛心不已，声言，全体壮士早已立下遗嘱，誓与四行最后战地共存亡，但求死得有意义，但求死得其所。

    杨养正说：“租界找到了南京国民政府，因为战斗距离租界太近，极有可能伤到租界的利益。另外，统帅部给谢晋元说，抗战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所以退了。”

    1937年10月31日凌晨1时，团长谢晋元组织部队含泪撤出了坚守四天四夜的阵地，退入公共租界。至此，上海守军全部撤走。

    虽然上海最终失守，但有一点壮士们很欣慰，日军没能三个月灭亡中国。

    八百壮士坚守四行仓库的英雄事迹迅速传遍全国，各界都赞颂谢晋元所部忠勇爱国的牺牲精神：

    何香凝女士说：“你们每一个人都充满了牺牲精神。殉国的将士，将因为你们而愈加伟大；前线的将士，将因为你们而愈加英勇；全国同胞，将因为你们而愈加团结；国际人士，也将因为你们而愈能主张正义了。”

    英国司令员史摩莱少将说：“我们都是经历过欧战的军人，但我从来没有看到过比中国敢死队队员最后保卫闸北更英勇、更壮烈的事儿了。”

    英国《泰晤士报》发表文章称：“中国军队守卫上海76日之后，尚有死守四行仓库的八百孤军，困于强敌，力持不屈，其英勇之气概，使人敬佩之至……”

    美国的国际无线电台以“八百壮士死守闸北”为题，广播了一整天，声波传遍全球。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称“八百壮士”为“民族革命典型”，与后来的平型关战役、台儿庄会战相提并论，并亲笔写下“八百壮士中国革命典型”的题词。

    孤军营：四个沉默不语的士兵突然拔出匕首

    1937年10月30日，八百壮士奉命撤入租界，原商定经沪西返回部队参战，但租界工部局却屈服于日军压力，违背诺言，解除了将士们的武装，将他们扣留在胶州路一块空地上，四周以铁丝网围困，派万国商团的白俄兵看守，英勇抗敌的壮士们，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军”。

    孤军营是战士们自己平出来的很大一块旷地。在旷地上，战士们不仅修建了十几幢房子，还平出了足球场、篮球场、排球场、中山堂、大礼堂。一幢房子可以住一个连，中山堂可以容纳四个连同时开饭。

    虽然身陷孤军营，可官兵们并没有因此而消沉。

    从1938年元旦起，谢晋元开始记日记，在谢晋元的日记中，清楚地记录着孤军营的作息时间：

    杨养正回忆说，当时有大学教授教他们读书。他们还经常开运动会，举行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的友谊赛。

    为了改善官兵的生活，团长谢晋元带领战士们开办了许多小工厂，有织袜子的、做毛巾的、做肥皂的。当时，他们制作的毛巾上都写着“上海四行孤军生产工业社出品”。孤军的生产收入，除补贴生活外，全部拿来支援抗战。那些毛巾有的卖到了香港，香港人拿着都舍不得用，都用来做纪念。

    一年以后的1938年8月13日，孤军营升国旗纪念抗战一周年，这一举动引起租界不满，他们害怕日军以此为借口伤害他们的利益，租界里的英国军队要求把国旗降下来。

    谢晋元说：“弟兄们，你们是中国人，你们有种没有？”大伙儿回答：“有！”战士们为了保卫这面国旗进行着殊死的抗争，最后，租界工部局使出了催泪瓦斯弹，无以为抗的战士们被打退了，国旗被迫降下，108位战士受伤。

    上海市民听到这个消息，连日抗议罢市，后经民众团体交涉，工部局被迫让步，允许今后纪念日可挂国旗，但旗杆被截去一节。

    被监禁的时间在无限期延长，抗日战场上的中国军队又连连失利，有时基本的军饷都供应不上，孤军中的苦闷情绪越来越重。蒋介石一次次发电报，让谢晋元和孤军们一定要艰苦奋斗，坚守孤军营，使其他同盟国逐步加强对中国抗战的支持。

    那段时间，团长谢晋元常常失眠。虽然很多人不理解，但是谢晋元依然艰苦地坚持着。他在日记中无比伤感地写道：

    余竭尽心血，对内对外之艰苦支持，已至力竭声嘶。使余有呼天不应，呼地不灵之痛。当余追忆几年来经过时，不禁流泪，诚以几年来之惨痛生活，何以用言语形容。

    1940年3月，汪精卫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他派人以陆军总司令的高官向谢晋元诱降，谢晋元把委任状撕得粉碎，他说：

    我父母都是中国人，生下我这个儿子也是中国人，中国人绝不当外国人的走狗。

    1941年4月24日早上，谢晋元和以往一样率领官兵早操，但这一天突然有四个士兵迟到了。杨养正说：“谢晋元团长一看他们来了，就问他们为什么迟到，他们在那儿站着不动。当时我们谢晋元团长就这一点儿错，他本人自己去搜他们的身。”谁都没有想到，这四个沉默不语的士兵竟然是叛徒，他们突然拔出预先藏好的匕首行刺。毫无防备的谢晋元团长身中数刀，流血不止，下午6时悲壮长逝。那一年，他37岁。

    四个凶手当场被擒，后交代是汪伪政府收买所为。

    谢晋元牺牲的消息传出后，前往吊唁者达十余万人。5月8日，国民政府追认谢晋元为陆军少将。谢晋元的遗体被埋葬在其孤军营宿舍门前的小花园内。

    谈到谢晋元团长，王文川和杨养正难掩悲伤，几近泣不成声。近70年后，这种悲伤丝毫没有减弱。王文川说：“我们谢晋元团长待我们就跟自己的亲儿女一样。”

    谢晋元曾经送给王文川一把口琴，这把口琴，王文川一直留到现在，但他很少吹，因为每次吹都会想起团长。这一次，他颤颤巍巍地吹响了这把口琴。而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吹了。

    鲜为人知的极远迁徙：巴布亚新几内亚

    谢晋元遇刺后，孤军营里官兵的士气越来越低迷。1941年12月8日，日本突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租界不再是安全岛，上海全部沦陷。

    王文川、杨养正和一部分孤军被押往玉溪、杭州等地，挖煤或筑路做苦工，但还有一部分人去了哪里，他们也不清楚。

    困守四年有余的孤军又沦为日军的战俘。

    1942年秋的一天，一艘日本军舰秘密航行在太平洋上，没有多少人知道，在军舰的最底层，关押着36名苦工，他们就是另外的孤军。军舰在太平洋上颠簸了48个昼夜，到达西南太平洋，巴布亚新几内亚与所罗门湾之间的一个荒岛上。岛上共有160名战俘，有英、美等国战俘，也有新四军游击队战士，两年过后只剩下38人。

    在国内的王文川和战友们，时时刻刻都在想着怎么逃走。

    一天，一个老乡一家三口趁机将王文川藏在顶棚里。收工点名的时候，日军突然发现少了一个。王文川说：“那一天特别危险，他们（日军）实际上不知道，他们拿刺刀捅那个顶棚，差一点捅到我。日本人走了，老乡把我送到南京车站，我从那里跑出来了。”

    在敌人的刺刀下侥幸逃生的王文川一路讨饭，一路打听，凭两条腿，从安徽芜湖，整整走了3个月，终于走到了重庆大坪的国民党散兵收容所。

    王文川至今不知道那位善良的农民叫什么，他也没有机会报答他们了。

    杨养正也逃走了，他和另外两名战友趁着收工，抢了日本人的枪。后来他们遇到了新四军，护送他们到了安徽。

    几年的监禁生活终于结束，他们自由了。只是曾经奋勇杀敌的壮士们，如今却只能四处漂泊。

    1945年8月，没有逃走的孤军看到日军垂头丧气，再也不像以往那样蛮横，这时他们才知道，就在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听到这个消息，战俘营沸腾了，孤军们立即把看守他们的日军抓了起来。

    与此同时，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小岛上也是一片欢呼声，中国的劳工和盟军士兵一起享受胜利的喜悦，只是他们中的一些人，永远地长眠在了异国的土地上。

    杨养正说：“日本投降以后，所有军官每人晋升一级，所有士兵一律提升为军官，愿意退休回家的你回去，可以发钱给你回去。我晋升了一级，晋升为少校，但是我不干了，日本投降就算了，我退役。”杨养正退役了，王文川最终也离开了部队。

    1946年，在战争中流离失所的中国人纷纷返回家园，一百多名散落各地的“八百壮士”也回到了曾誓死守卫的上海，他们在老团长的陵墓四周搭起棚子住了下来，一起为老团长守灵。团长的遗孀凌维诚也携子女回到了上海。像丈夫当年一样，凌维诚承担起了照料孤军官兵的责任。

    此时，国民政府动员八百壮士归队服役，壮士们的回答是：“仗，我们打够了，不想再打了。”他们有的人在上海靠做各种苦工维持生活，有的人回到原籍当了农民，还有的伤兵则流落街头……

    2007年，王文川再次回到上海，他在老团长谢晋元雕像前失声痛哭。在这60年里，他隐去了自己的身份，在北京当了一名普通工人，甚至连子女也一直不知道父亲的身份。

    王文川的儿子王家宾也已经60岁了，他说：“别看现在我60岁了，我从心里头对我父亲还有一种恐惧，这是从小时候养成的习惯。”

    小的时候，王家宾跟别的孩子一样淘气，每次开完家长会，回来后都会招致父亲的责骂，轻则臭骂一顿，重则挨打，甚至让他们下跪。这种在现在看来完全不可想象的体罚，在当时都是常事。

    王家宾一直不理解，父亲为什么会这么粗暴。而在其他人眼里，王文川就是一个沉默寡言的退休工人，性格有些孤僻。

    直到哭倒在老团长雕像前这一刻，王文川压抑多年的心情才终于释放，孩子们也终于理解了父亲。

    2009年8月，王文川的语言能力基本丧失，在那个有些破旧的小屋里，老人显得愈发沉默。

    2009年一个冬天的早上，92岁的王文川去世。他死前的最后愿望是能够再去四行仓库看看。

    同年，我们找到了另外一位壮士郭兴发老人，只是老人已经不能说话了。我们离开后4天，郭兴发安然离世。

    已知“八百壮士”共212人，仍在世的仅杨养正一人。

    2008年12月23日，一篇名为《上海四行仓库保卫战的“八百壮士”遗骨在海外无人问津》的帖子引起广泛关注，文中称：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华人在拉布尔附近偏僻的山坡上发现数百名中国抗战将士的墓地，其中有包括“八百壮士”在内的国民党军队的将士，以及新四军和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战士。他们在抗战中被日军俘虏，后被遣送至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日军集中营遇难。这些墓地建于1945年抗战胜利后，由当地的华侨和被盟军解放的中国战俘共同为死难的战友修建。经过60多年后，由于火山频频喷发，当地华侨纷纷移民他地，导致这些中国抗战军人的墓地失去保护，年久失修，破坏严重。

    2009年3月17日，海峡两岸和谐发展基金会在北京正式启动“迎接抗日壮士遗骸回国”活动，计划派出先遣队赴巴新调查，争取在年内完成流落在当地的抗日将士们遗骸的身份确认工作，并将将士们的英灵接回祖国，在国内举行迁葬仪式，让这些为国捐躯的英烈早日叶落归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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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