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1897—1946）字雨农，原名戴春风，浙江省江山县人。黄埔军校第六期骑兵科毕业。历任复兴社特务处长、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处长、副局长、局长等职。授陆军中将衔。1946年3月17日坠机身亡，终年49岁。

    戴笠命中缺水，百事不顺；一改名字，果然时来运转。冒险潜入唐生智部，策反督察处长周伟龙，由此深得蒋介石欢心

    1897年4月24日，浙江江山县的龙井村内，一个名叫戴春风的婴儿呱呱落地，算命先生推了他的八字，说这个孩子干支八字为丁酉、乙巳、丙辰、丁酉，乃“双凤朝阳”格，将来是大富大贵的命。他就是后来在中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混世魔王戴笠。

    戴笠报考文溪高小时，学校出的作文试题是《试名言尔志》，戴笠提笔写下“希圣、希贤、希豪杰”几字为题目，内容意存高远。校长和老师看了他的作文之后大为讶异，都说此子虽小竟有这样的远大理想，将来的前途不可限量，遂招他入校。

    后来，戴笠与一干同学、朋友前往衢州报考衢州联合师范。考试前一天，他们到衢州街上游玩，看到路边有一个举着鸟笼的算命先生。其中有个同学说：“明天就要考试了，我们算算命，测一下吉凶如何？”大家看见那只小鸟颇有灵性，就纷纷同意了。

    只见那只小鸟吃一粒谷粒，就从算命先生的手中啄出一张黄签，一会儿工夫就啄出了七八张，其他人的签上都是一般的吉利话，而戴笠的签上画着一个池塘，池塘上方正在下大雨，池塘的水眼看就要溢出来的样子，上面写着：“一朝逢暴雨，决非池中物。”算命先生一看此签，拍案叫道：“好！后生啊，这可是一个上上签！你将来要是遇到贵人提携，一定可以宏图大展，飞黄腾达，贵不可言！”戴笠这个人生性大方，听到算命先生将他的命说得如此之好，就给他一把铜钱。算命先生看他这样大方，就主动地说：“你把你的生辰八字给我，我再给你细算一下。”

    戴笠看他认真的样子，觉得有些好笑，说：“这我也会算，丁酉、乙巳、丙辰、丁酉，乃‘双凤朝阳’格，主大富大贵……你说我算得对不对？”算命先生吃了一惊：“你居然懂我们这一行。不过，还有一半你没有算出来，那就是你虽然属‘双凤朝阳’格，且五行中的金、木、水、火、土俱备，但命中缺水，有偏枯之相，美中不足啊！”

    戴笠笑吟吟地问：“你说怎样不让这五行缺水呢？”算命先生看他的神情，知道他不相信，但还是坚持说：“你最好把名字改一改，变成带‘水’的字，才可逢凶化吉，遇难呈祥，前途光明啊！”戴笠却说：“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名字是父母所赐，怎能随便改了呢？”算命先生只好摇头叹了一口气。

    戴笠以第二名的成绩考上了衢州联合师范，但他没有去就读，而是带着“以武功立世”的思想跑到军阀部队去当兵，再以后又到上海“打流”并在赌场上初识了杜月笙，在交易所里认识了蒋介石。但他一直碌碌无为，蹉跎到快30岁了，还只能在家乡看看山林，卖卖毛竹、春笋。

    当戴笠在报纸上看到，蒋介石在广州担任黄埔军校校长兼任北伐军总司令进行北伐的消息时，不禁大喜，离开老母、妻子，千里迢迢地跑到广州去报考黄埔军校。

    谁知，戴笠竟然没有考上黄埔军校第六期。戴笠失望至极，深叹时运不济。正在这时，由于北伐战争的深入，大量追求进步的青年涌向广州报考黄埔军校。军校伍生部决定再招收第二批学员。戴笠一看又有机会了，准备再次报考，他为了不让招收人员认出来，将名字由戴春风改为戴笠，字雨农，这“雨”带的水就多了。说来也怪，戴笠改名后开始时来运转，这次考试竟是一考而中。戴笠正式踏上了他的“光明之途”。

    1928年初，国民政府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蒋介石被推举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戴笠当时为总司令部上尉情报员，每月能在总司令部特勤处领取薪水，并能以学生的名义直接向蒋介石提供情报。可是，戴笠是黄埔六期生，资历非常浅，地位也很低，长时间无法将情报直接交到蒋介石手上，当然也无法引起蒋介石的注意。

    这时蒋、阎、冯的部队正在中原与奉系军阀进行激烈的战斗。戴笠是天生的特工材料，他经常三天三夜不睡觉，带着勤务兵贾金南，冒着生命危险深入徐州前线搜集有价值的情报。有一次，戴笠连续两天骑马往返奔波于战场和总部之间，险些把马累死，他的大腿被马鞍磨得血肉模糊，和裤子粘在一起，鞍上也满是鲜血，但是他丝毫不以此为苦。

    为了及时地将情报送到蒋介石手上，戴笠常常站在总司令部门口，等候蒋介石的座车。蒋介石的侍卫长王世和非常厌恶戴笠，不时地在大门口呵斥和羞辱他，弄得戴笠无地自容。一次，蒋介石的座车到了大门口，戴笠见机会来了，不容错失，就不顾一切地大步跑上前去。蒋介石的侍卫们以为他是行刺的，有的拔出手枪，有的冲上前来扑倒戴笠，对他拳打脚踢。戴笠强忍着疼痛，举起手中写好的情报，高叫着：“我是校长的学生，是给校长送情报来的。”蒋介石叫住侍卫走过来，看见戴笠口鼻出血，仍然高举着情报，对戴笠的忠心不禁有些感动，他勉励了戴笠几句后，让侍卫把情报收好。

    到了办公室后，蒋介石看见“学生戴笠”的字样，想起以前时常有些很有价值的情报也是署着“学生戴笠”的名字送上来的，但不知道这么来之不易，就嘱咐秘书毛庆祥，以后戴笠有紧急情报，可带他随时晋见。从此，戴笠开始了他飞黄腾达之路。

    1929年底，粤系的张发奎联合桂系再次讨蒋，曾经帮助老蒋打败桂系的唐生智，认为时机已到，也起兵向蒋介石反戈一击。

    唐生智字孟潇，比蒋介石小两岁，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和讨袁护法战争，后又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下辖四个军，实力雄厚。在宁汉、宁粤对抗期间曾三次兴兵反蒋。蒋介石对他又恨又怕，必欲除之而后快。

    12月，河南地区突降大雪，天寒地冻，受恶劣天气的阻隔，蒋军与唐生智的军队对峙，没有什么进展。戴笠奉命潜入唐军后方驻地，四处搜集情报。同时，他还想对唐生智部属进行策反。他打听到唐手下有个军警督察处长兼特务营营长，名叫周伟龙，是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戴笠心想这个人也许能被策反过来，毕竟是“校长”的学生嘛！因为就戴笠自己的想法，只要是黄埔生就都是蒋介石的学生，就理所当然地会投蒋反唐。

    信阳在河南与湖北交界处，是唐生智反蒋大军的集结点之一。这时蒋介石已经收买了阎锡山。阎率大军从山西渡黄河南下，直逼郑州。唐生智不得不将总部移到驻马店，准备从信阳直下武汉。信阳驻军人数大增。戴笠瞅准这一时机潜至信阳，不单为了躲避追捕，更主要的是为了“入虎穴，得虎子”，展开对周伟龙的策反工作。

    这时唐生智的情报系统，对戴笠的行踪几乎了解得一清二楚。追捕戴笠的大队人马很快来到了信阳，对大小旅馆，大小酒楼，挨家挨户进行搜捕，包围圈日渐紧缩，戴笠叫苦不迭，仰天长叹：“想不到我戴雨农功名未就，今天就要在小小信阳人头落地了……”

    诡计多端的戴笠关门苦思脱身之计。想来想去，他情急智生，感到只有铤而走险，硬着头皮走一步“险棋”，才有可能死里逃生。

    其时，周伟龙已到信阳。一天，戴笠单身一人闯进了周伟龙的办公室，说：“周处长，我有机密大事禀告，请屏退左右。”

    周伟龙见来人个子矮小，生就一副马脸，眉毛浓黑，目光阴鸷，一看就是一个城府很深、精明干练之人。他对此人似乎有一种似曾相识之感，但又想不起来在什么地方见过，更不知道他现在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心想他孤身一人前来，兴许真的有什么机密大事相告。想到这里，周伟龙把手挥了挥，左右随即退下。唐生智悬赏十万元大洋缉捕戴笠，当时搞不到戴笠的照片，周伟龙只听人如此这般描绘了一番，所以当戴笠进来后，有一种好像见过面又说不清楚的感觉。

    戴笠开门见山，自动表明了身份，说：“周处长，我就是戴笠。我这颗脑袋值十万大洋。念你是黄埔学长，今天特地前来，把我这颗人头奉送给你。”听到这话，周伟龙心里为之一震！感到眼前这个自称戴笠之人，胆识令人钦佩，不愧是男子汉大丈夫，死到临头还这样硬气，不禁产生了惺惺相惜之念。

    戴笠看周伟龙并没有要将自己抓捕起来的意思，就趁热打铁地说：“你是一个堂堂的黄埔生，怎么跟着一个反复无常的军阀呢，他唐生智是中央的对手吗？若是他一旦失败，你的命运会是什么样子呢？”几句话说得周伟龙颓唐地坐在了椅子上。周伟龙曾在湘军谢国光部队当过译电员，黄埔军校毕业后分配到唐生智部队，并非一贯追随康的嫡系。

    戴笠看火候已到，又说：“眼前你只有两条路，一是将我交给唐生智，然后和他一起失败；另一条是投靠中央，提供唐生智的情报，策反他的队伍投向中央，这才是光明之途啊！”

    周伟龙脸色凝重，沉思了一会儿，说：“戴兄说得对，我是早年唐生智与蒋校长合作时分配到他手下的，怎想到他会背叛中央呢？作为黄埔学生，怎会不追随校长左右呢？戴兄说说，我该如何行事吧？”

    戴笠心中不禁大喜，附在周伟龙耳边说了一番话。第二天一早，周伟龙命心腹找来一套宪兵制服，戴笠换了装，并找来宪兵符号，让戴笠佩戴，假装成唐生智部队的一名宪兵，戴笠带着情报安然脱离了险境。

    唐生智这次反蒋，于1930年1月9日宣告失败。唐通电下野，化妆坐火车逃到天津，后流亡澳门、新加坡等地。

    讨伐唐生智的胜利，使蒋介石喜不自胜，而周伟龙投靠蒋介石后，受到了蒋介石的接见，周伟龙将戴笠独闯信阳策反的经过对蒋介石说了一番。蒋介石深为戴笠的果决勇敢所感动，夸奖戴笠有勇有谋，忠义可嘉，戴笠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分量更重了。

    荣任特务处长，戴笠对蒋介石感激涕零：“工作做得好，我的头也许会被敌人杀掉；工作做不好，就请校长杀我的头。”美国总统罗斯福点名要见这位“中国的希姆莱”

    1932年3月的一天，蒋介石在新近落成的中山陵附近一幢别墅里，召集包括戴笠在内的十几名最信赖的黄埔学生谈话。

    这幢别墅依山而建，设计精巧，建筑采用中西合璧，豪华典雅，气势恢宏。如今游人如织，人称“美龄宫”。

    蒋介石用目光扫视了一下到会人员，开口问道：“我叫寿山（胡宗南字寿山）带给你们看的《墨索里尼传》，你们看了没有呀？”

    众人异口同声地回答：“看了。”蒋介石嗯了一声，清了清喉咙，说：“目前，党国正处于存亡危急关头，北有日本入侵，南有共党作乱，内有一帮子政工人员常常触我的蹩脚。娘希匹，我前些时候下野，就是这伙人搞的鬼。我要寿山转告你们，一定要组织起来。现在我们的党一点力量也没有了，一盘散沙。嗯，一盘散沙！你看人家墨索里尼，搞了个褐衫党，一下子把意大利搞强盛了。我们要好好向人家学学。”

    经蒋介石这么一点拨，“悟”性很高的这十几个学生，大多心领神会：老头子一定是要我们也倡导一个团体，一个领袖，一个主义，成立一个像“褐衫党”那样的组织。这不是一般性的社会团体，而是一个秘密的、组织非常严密的特工组织。

    随后，众人经过多次议论，确定成立一个名叫“复兴社”的组织，并召开了成立大会。蒋介石亲自担任社长，在成立大会上训话后，他开始宣布复兴社领导骨干名单。戴笠坐在下边，竖起两只耳朵仔细倾听，生怕漏掉了自己的名字。

    蒋介石宣读了刚当选的中央干事名单，戴笠听完后，心里不禁惊了半截：自己榜上无名。接着，蒋介石宣布了候补干事名单：侯志明、赵范生、戴笠。戴笠听后心里好受一些，自己总算当上了候补干事，总比名落孙山要好一些。

    只听得蒋介石继续宣布说：组织处长萧赞育，宣传处长邓文仪，军事处长桂永清，特务处长……他用眼睛扫视全杨，最后宣布：特务处长暂缺，考虑考虑再说。

    戴笠的心一直怦怦地跳着，紧张得手心也出了汗。当他听到自己没能当上处长时，不啻当头一棒，被打得差点晕了过去……

    一直拖到3月下旬，蒋介石才把复兴社的领导成员召到一起开会，宣布说：“特务处长的人选，我想来想去，还是戴雨农比较合适。郑介民就当副处长。你们大家有何意见？”

    校长拍板，谁敢说个“不”字。会后，蒋介石留下戴笠单独谈了话。

    蒋介石推心置腹地说：“雨农，特务处长的任命，我考虑再三。你嘛，当然是最合适的人选。但你是黄埔六期生，资历浅，威望不足，人们颇有议论，嗯，你知道不知道？”

    戴笠诚惶诚恐地站了起来，假惺惺地说：“校长，学生资浅德薄，能力不足，难以服人，望校长另选贤能。”

    蒋介石摆摆手，说：“不必。此事就这样定了！今天我特意召开这个会，宣布对你的任命，是表示我对你的信任和器重，也是给你撑腰。从今以后你就大胆地干吧！在工作中可能有人对你不服气、不买账，你要沉住气，一切由我来安排。希望你体谅我的一片苦心，不辜负我对你的殷切期望。”

    戴笠感动得热泪盈眶，竭力地向蒋介石表示忠心说：“从今天起，学生愿以生命为革命牺牲，为党国奋斗。工作做得好，我的头也许会被敌人杀掉；工作做不好，就请校长杀我的头。”

    戴笠还进一步保证说：“我们搞情报工作的，不能有自己的政治主张，应以领袖的意志为意志。领袖叫干什么就干什么，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戴笠“表演”得淋漓尽致，蒋介石感到从来没有过的满意，庆幸自己选对了“鹰犬”。

    戴笠的风头一下子盖过了周围许多资历很深的人，春风得意，高兴得不得了。一天，戴笠邀唐纵到家里吃饭。酒过三巡，戴笠来了劲，他一拍桌子，说道：“我当特务处长，许多人不服气，特别是黄埔第一、第二、第三期的，仗着他们的老资格，根本不把你我这些黄埔六期生放在眼里。可是他们不想想，他们有这个能耐吗？他们能比我更忠于校长吗？！”

    戴笠越说越来气，恶狠狠地说：“哼，总有一天，我们这些黄埔六期生要超过前三期，我们特务处，下面要设四个科，前三期的一个不要！”

    当上处长后，戴笠开始招兵买马，以警官学校为掩护办特务“特训班”，准备大干一场。戴笠招收人员时常常与复兴社的桂永清一起进行口试，戴笠有时会问一些十分古怪的问题，看学员怎样应答。

    一次，戴笠问学员道：“你结婚了吗？如果你回家看到妻子与人通奸，你会怎样？”学员回答说：“把他们杀掉！”戴笠摇摇头，说：“作为革命军人，不能感情用事，逞匹夫之勇，应有理有礼有节，永清兄，你教教他应怎样做。”桂永清笑笑，说：“你应该保持镇静，如果你爱妻子，就要与她深谈一次。如果你不爱她，就应该通过司法机关，提出离婚……”

    轮到另一名学员口试时，戴笠还是问这个问题，那个学员回答得很好，而且几乎与桂永清说的一模一样。戴笠很满意地点点头，饶有兴致地看着这个学员，说：“你谈谈为什么要这样处理？”那个学员老实地回答：“报告长官，我没有想法，只是刚才趴在门缝里偷听了桂主任所说的话……”

    “好啊！”那个学员还没有说完，戴笠就高兴地站起来，十分激动地拍着他的肩膀说：“你真是一个特务天才，很符合我们的条件！”

    就这样，特务处成立仅一两年时间，人数就由最初的十个人猛增到一百多人。

    1932年，蒋介石亲率大军对江西红军进行围剿，还特地设立了南昌行营，邓文仪任行营秘书兼调查科长。

    一天，南昌飞机场突然浓烟滚滚，大火冲天，飞机被烧多架，机场成了一片废墟。蒋介石气得火冒三丈，七窍生烟，下令调查科进行调查。

    邓文仪接令后，经过一番内查外调，弄清大火的原因是航空署长徐培根盗用公款，套购黄金，进行投机买卖，结果造成了大量亏空。徐培根走投无路，遂想出了一个“绝招”：纵火焚烧南昌机场，既销毁了全部账目，又想以火灾损失为由报销一大笔费用。徐培根天真地以为能侥幸过关，不料被邓文仪查了个水落石出。

    但邓文仪这时已和CC头目陈果夫、陈立夫打得火热。徐培根是“二陈”的亲信，他苦苦哀求“二陈”务必要救自己一命。“二陈”出于本集团的利益，请邓文仪帮忙掩饰过关。

    邓文仪胆大包天，向蒋介石报告说南昌机场大火完全是一场意外事故，绝不是人为破坏。但纸毕竟包不住火，很快真相大白。蒋介石恼怒至极，下令将徐培根枪决，将邓文仪撤职，让戴笠接收行营调查科。

    戴笠接收了邓手下的全部人员后实力大增。富有心计的戴笠，继续扩充自己的实力，把徐州行营调查科、武汉行营调查科，以及浙、赣、鄂、皖、湘、桂、黔、陕等省的保安处谍报股先后囊括到自己手中，使他的特务系统渗透到军事机关和地方保安系统。

    1934年4月1日，经蒋介石批准，戴笠又以复兴社特务处和南昌行营调查科作为基础，成立军事委员会特务处。1938年春，蒋介石又确定军事委员会特务处扩大为调查统计局。戴笠资历浅，蒋介石任命侍从室一处主任贺耀组兼军统局局长，戴笠任副局长，负实际责任。林蔚既了解“老蒋”的意图，又深知戴笠的为人，哪里愿意插手，戴笠遂一手包揽了军统局的大权，特务人数激增至近十万人，就连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开罗会议时，也向蒋介石提出要见一见这个“中国的希姆莱”。

    抓捕中共地下党员廖承志；暗杀爱国进步人士杨杏佛；谋刺“国母”宋庆龄。“天下第一杀手”王亚樵行刺蒋介石，戴笠设“美人计”将王击毙，被誉为“特工王”

    1933年3月的一天，蒋介石把戴笠召到官邸，交代说：“廖仲恺有个独子，叫廖承志，是共产党，你要把他抓起来。不过他母亲何香凝是中央执行委员，你们不能到她家里去抓人。”戴笠“咔嚓”一个立正，说：“请领袖放心。我马上就赶到上海去亲自部署。”

    戴笠到上海后，召集手下一班人马开会，他交代任务说：“据我掌握的情报，廖承志虽在1925年参加了本党，但在1927年又秘密参加了共产党，去德国后还参加了德国共产党。后来到莫斯科，参加了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他回上海后担任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长，全国海员总工会党团书记等职，是个重要的共党干部。但他平时活动于工人之中，要抓到他很不容易。各位有何高招？”

    有个特务立即发言说：“最近我们抓到了一个共产党，叫王其良，是个软蛋，一动刑就供出了廖承志的情况。”

    戴笠大喜，说：“很好！你们就顺藤摸瓜，让此人带路，速将廖抓捕归案。”

    1933年3月28日下午，廖承志在公共租界被捕。廖承志机敏过人，诳称他马上可以带特务去抓捕同党。特务信以为真，押着他来到光裕坊8号。特务们闯进去一看，原来这里住的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著名国民党元老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廖承志用这种巧妙的方式通知了母亲。

    第二天，报纸上就登出了何香凝致全国各界的通电，愤怒谴责了蒋介石和特务的暴行。

    随即，孙中山夫人宋庆龄，1905年就参加了同盟会、辛亥革命成功后曾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的蔡元培，著名人士许德珩、沈钧儒、胡愈之、侯外庐、鲁迅等发表声明，要求立即释放廖承志，严惩无法无天的特务。特别是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杨铨），利用他的律师身份，到处奔走，竭力营救。蒋介石慑于国民党元老的巨大影响不得不下令将廖承志交由柳亚子担保释放。

    但蒋介石心有不甘。他咬牙切齿，恨恨地对戴笠说：“杨杏佛身为本党党员，却搞什么人权保障同盟，营救政治犯，这明明是为共产党张目！你立即派人予以制裁，让杨杏佛永远闭上嘴巴。”

    1933年6月18日，这天刚好是星期天。杨杏佛清晨和儿子杨小佛一起乘汽车驶出中央研究院大门时，早就潜伏在附近的赵理君等特务突然冲上前去，对着杨氏父子连连开枪，杨杏佛中三枪，很快死去；儿子杨小佛腿部中弹，幸免于难。

    蒋介石满以为杀了杨杏佛，人权保障同盟会会长宋庆龄等领导人会吓得噤若寒蝉，不再活动。不料宋庆龄又公开发表了《为杨铨被害的声明》，愤怒谴责蒋介石。

    蒋介石手拿报纸，怒气冲冲地对戴笠说：“孙夫人太不像话了，公开骂我是杀人凶犯，她难道想步杨杏佛的后尘吗？！”

    戴笠深知蒋介石和孙夫人宋庆龄的关系非同一般。从政治上来说，两人南辕北辙，大相径庭；但从亲情上来说，她是宋美龄的姐姐，是同胞骨肉。她又是国人乃至海外华侨人人尊重的“国母”！而蒋介石自诩是孙中山的“正宗传人”。想到这里，戴笠提醒自己不能随便表态。

    蒋介石鹰隼一样的目光注视着戴笠，问道：“雨农，这件事你看怎么办？”

    戴笠说：“一切听从领袖指示。”蒋介石心里骂了一声“滑头”。但又感到事关重大，一时难下决断，遂吩咐说：“你回去想想办法，谨慎行事，随时向我报告。”

    戴笠和上海特区法租界特务组长沈醉进行了多次密商。

    沈醉向戴笠献计说：“我们可以经常给孙夫人寄信，信中夹上一颗子弹头，什么字都不写，其意自明。”

    戴笠点点头，说：“先这样试试看。”宋庆龄接到这类恐吓信后，丝毫不为所动。沈醉向戴笠汇报后，戴笠的马脸一沉，说：“你立即物色一个可靠人员，设法打进她的家，在她身边安上一个钉子。”

    沈醉接口说：“能否搞个美男计试试？”

    戴笠笑道：“此计大妙。”

    但沈醉的“美男计”刚出笼即遭失败。因孙夫人家中除司机、门卫外，清一色都是女人。于是戴笠和沈醉密商后，改用“美女计”，派了一个女特务化装成佣人，混进了宋家。

    多事之秋，宋庆龄对这个新来的陌生女人很警惕。当她得知此人来路不明，令她立即离府。

    戴笠十分焦急，说：“领袖已催问多次，老这样拖下去，我无法向领袖交代。”

    沈醉把心一横，恶毒地说：“那就干脆制造一起车祸，将她撞伤，让她住进医院。再通过医护人员做手脚，让她长期出不了院，不死不活地活下去。这样，就可以一劳永逸，彻底解决领袖感到棘手的这个人了。”

    戴笠听后，一拍桌子说：“我也曾想到过这一办法。你再具体说说，用什么样的车子？派谁开车去撞？选在什么地点？车子和司机被人抓住了怎么办？……你要知道，她不是杨杏佛，她是‘国母’呀！撞伤了‘国母’，舆论汹汹，谁来承担责任？你要设想得再周密些。”

    沈醉反复考虑后，向戴笠提出了一个新方案：搞一辆构造结实的德国小轿车，由沈醉亲自驾驶，撞车地点选在租界内的环龙路、华飞路到霞飞路口。当宋庆龄的座车开出住宅后，沈醉就驾车紧紧跟上。遇到红灯，孙夫人的座车一刹车，就从后面用力地撞上去……

    戴笠专注地听着，插话问道：“为什么不在她的车行进时迎面、侧面或从后面撞上去呢？”

    沈醉解释说：“我问过有经验的司机，他们说如果对方的车行进时撞上去，可能把车撞出很远，但车内的人不一定受重伤。车停下后，撞上去的力量很大，才能把车内的人撞伤。”

    戴笠沉思了一下，点点头，又问道：“如果由你驾驶，会不会受重伤？”

    沈醉说：“挡风玻璃一定要换成结实的，我再穿上一件防弹背心，可保无虞。”

    戴笠又问：“如果你被巡捕抓住了，怎么办？”

    沈醉慷慨激昂地表态：“撞车后，我把自己车内的制动器弄坏，表明并非故意。这样法律上负的责任就轻一些。即使判刑，也不是故意伤害罪、故意肇事罪，仅仅是不当心造成的一起责任事故。”

    戴笠高兴地拍拍沈醉的肩膀说：“到那时我会想尽一切办法把你从监牢里弄出来。只是要暂时委屈你一些日子了。”

    戴笠批准了沈醉的方案，令沈加速做好一切准备工作。戴还亲自和杜月笙联系，从杜那里搞来了一辆很结实的德国造轿车交给沈醉，让沈醉按照计划中作案的线路，进行了实地演练。

    但每次和沈醉见面，戴笠总是强调：“刺宋”事关重大，一切听他的命令行事，绝不可鲁莽行事。

    一次，戴笠郑重其事地问沈醉：“你有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只把宋庆龄撞成重伤而不是撞死？”

    沈醉摇摇头，说：“没有把握。”

    戴笠说：“我反复地想了又想，问题就在这里。如果你小子把她撞死了，全国舆论大哗，夫人再哭哭啼啼向领袖要人，领袖一怒之下，下令彻查。查来查去，都难逃干系，你我都可能当替罪羊。”

    沈醉内心暗暗佩服戴笠的精明，一再保证自己绝不会出卖团体。但戴笠仍是一个劲地摇头，说：“算了吧，这个计划暂时取消。这也是领袖的意思。”

    暗杀宋庆龄的罪恶计划虽然胎死腹中，但戴笠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进行了密谋策划，又一次暴露了他的丑恶面目。

    蒋介石一生中曾多次遇刺。1931年3月，他在庐山一条小山路上突然遭到杀手的枪击，幸亏命大未被击中，但也惊吓得他魂飞天外。

    蒋介石下令彻查，戴笠查来查去，未见端倪。

    同年7月，蒋的妻舅宋子文（时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又在上海北站遭到刺客的突然枪击，秘书当场殒命，宋子文死里逃生。

    蒋介石怒不可遏，严令戴笠迅速破案。

    戴笠出动大批特务四出侦探，最后向蒋介石报告说：这两次暗杀均系王亚樵所为。

    蒋介石一听“王亚樵”这个名字，吓出了一身冷汗。他生平最怕的，就是这个号称“天下第一杀手”的王亚樵。

    早年蒋介石混迹上海滩时，就对这位大名鼎鼎的“斧头党”党魁、安徽帮首领王亚樵敬畏有加。

    王亚樵，生于1887年，安徽合肥人，辛亥革命时积极反对清王朝，追随孙中山，在安徽组织军政府，宣布独立。后又任社会党安徽支部负责人。但安徽督办将社会党宣布为“乱党”，王亚樵逃到上海，加入了无政府主义小组。他组织了五十名精壮安徽青年，身佩利斧，凶悍异常，出没于上海滩，劫富济贫，为穷苦的安徽人撑腰壮胆。很快，王亚樵的门徒激增至数千人，就连杜月笙、黄金荣等青帮首领也对他退让三分。

    后来，王亚樵被皖系军阀卢永祥委任为浙江别动队司令，在湖州招兵买马。其时戴笠在家乡无所事事，遂由江山同乡胡抱一介绍到湖州投靠王亚樵。王亚樵对他印象不错，任命他为小队长、中队长、纵队长。王亚樵、戴笠、胡宗南、胡抱一四人还歃血为盟，八拜成交，义结金兰。王亚樵年岁居长，是老大，戴笠是小弟弟。

    世事如白云苍狗，变幻无常。现在，戴笠成了蒋介石宠信的军事委员会特务处长，炙手可热；而王亚樵则与政府为敌，东躲西藏，过着地下杀手的流亡生活。

    蒋介石听了戴笠的汇报后说，如能争取王亚樵为政府所用，利莫大焉。他指令戴笠以四万元大洋收买王亚樵。不料王亚樵一口拒绝。蒋介石又命戴笠通知王亚樵，同意让王亚樵和把兄弟胡宗南一起组织安徽省政府，胡宗南任主席，王亚樵为副主席，又遭到王亚樵回绝。

    蒋介石恨得咬牙切齿，向戴笠下达了死命令，说王亚樵既不能为政府所用，则是一大祸害，务必要将他杀掉，以绝后患。

    戴笠受命后，冥思苦想了好几天，召集亲信密议了好多次。他又亲自出马到上海督阵，对部下说：“王亚樵这个人，烧成灰我也认识。他机警善变，狡兔三窟，而他在上海的住处多达十几个，一天换几个地方。他乘的汽车和化装，也一日数变，要抓到他真比登天还难。但我戴某人也不是吃素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谅他逃不出我的手心。”可是戴笠的大批特务搜遍了整个大上海，军警宪特在陆海空各个港口守候了半个月，王亚樵仍踪影全无。

    蒋介石得报后，大骂戴笠“不中用”。戴笠哭丧着脸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看来只有重金悬赏一法，才能促使他的知情人提供线索。”戴笠还吹嘘说他用这个办法，曾使无数军阀、政客俯首就擒。

    蒋介石立即爽气地说：“好，就同意你的建议，悬赏一百万元大洋捉拿王亚樵。”

    第二天，上海各报以突出位置刊登了蒋介石的悬赏令。

    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王亚樵手下一个姓柏的主动找上门来，向戴笠报告了王亚樵的行踪。戴笠大喜，一天下半夜亲自带领特务神不知鬼不觉地包围了王亚樵的住处，心想这次一定大功告成了。

    不料进门一看，哪有王亚樵的影子？心细的戴笠伸手摸了摸被子，还有热气；又亲自从窗口爬到阳台上察看，发现了一条下垂的绳子。特务们神速地跟踪搜捕，可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王亚樵还是从戴笠鼻子底下逃之夭夭。戴笠气得眼珠发白，大骂手下特务是一群废物。

    但一百万元大洋的重赏毕竟有很大的诱惑力，王亚樵手下人马纷纷动摇、瓦解、叛变，戴笠布下的天罗地网不断紧缩，王亚樵的处境越来越困难。

    一天，沈醉眉开眼笑地双手呈送给戴笠一个大信封，说：“老板，王亚樵终于露馅了。你看这封信，就是他从厦门寄出的。”

    戴笠接过信一看，信封上写着：“上海杨杏佛先生治丧委员会收”。落款是“厦门鼓浪屿××街××巷王寄”。信里装的是王亚樵亲笔写的一副挽联。

    戴笠脸色阴沉，不言不语，仔仔细细把信封和信翻来覆去看了又看，最后哈哈大笑，对沈醉说：“老弟，你搞特工还欠火候，看不出这是王亚樵玩弄的金蝉脱壳、声东击西之计。我断定他没有去厦门，肯定还在上海！”

    一天，沈醉带领十几个特务埋伏在王亚樵常来的一家钱庄门口守株待兔。

    天刚亮，一个身穿黑色西装的人悄悄踅进了钱庄大门。沈醉认出此人就是王亚樵，立即禀报戴笠。

    戴笠大喜，亲带大批人马赶到，紧紧包围了钱庄，心想：这一次你王亚樵纵有天大的本事，也插翅难逃我布下的天罗地网了。

    正想着，只听得门“呀”的一声打开了，一个身穿旗袍、头戴花头巾的女人，手提菜篮子，边走边扣纽扣，款款地迈出门来，屁股一扭一扭地上街买菜去了。

    特务们告诉戴笠这是老板太太。戴笠示意不要管她。

    过了一会儿，门内仍无动静。急性子的戴笠等不及了，带领特务一拥而入，直奔老板卧室。他一脚踢开房门，只见身穿黑色西装的王亚樵，背向房门，面床而立。

    戴笠深知王亚樵枪法的准确、厉害，连声说：“九哥，你不要开枪，快把枪放下。我们兄弟好说话。蒋先生看重你，他一直希望你能报效党国……”

    戴笠话还没有说完，穿黑色西装的王亚樵慢慢转过身来，戴笠这才看清他根本不是什么王亚樵，而是老板太太。

    戴笠气得直跺双脚，连发几枪打死了老板太太，以泄心头之恨。

    逞胜好强的戴笠发誓一定要亲手抓到王亚樵。否则，自己这个特务处长就让给别人来干。

    诡计多端的戴笠，又挖空心思设计了一个“美人计”。他对亲信说：“人都有七情六欲，自古以来英雄难过美人关，王亚樵也不例外。我们要想办法从这方面打开他的突破口。”

    王亚樵有个铁杆兄弟名叫余立奎。他在香港时为了掩护王亚樵脱险而被捕入狱。王亚樵则应爱国反蒋人士李济深的邀请，秘密到达广西梧州，隐姓埋名住了下来。

    余立奎的妻子名叫余婉君，年轻貌美，又喜交际，以前曾和王亚樵相好，后来王亚樵特地介绍给了余立奎。余立奎被捕后，余婉君独守空房，难耐青春寂寞，手头又缺钱花，正在这时，一位阔绰大方的花花公子主动向她接近，带她出入舞厅酒楼，花钱如流水，很快使她投怀送抱。

    这个阔少，其实是戴笠精心挑选的特务程子贤。

    为了抓到王亚樵，戴笠特地从南京飞到香港，亲自接见余婉君，送给她十万元巨款，然后向她面授机宜，如此这般一一作了交代。

    余婉君知道王亚樵的行踪，悄悄从香港赶到梧州，找到了王亚樵。一番哭诉，一番撒娇，两人旧情复燃，王亚樵很快与余婉君出双入对，经常幽会，而且放松了警惕，常常连保镖也不带。

    手下人员对新来乍到的余婉君心存疑虑，多次提醒王亚樵要提高警惕。

    可是正如戴笠所判断的，王亚樵真是英雄难过美人关，竟一头拜倒在余婉君的石榴裙下，死到临头还不知是怎么死的。

    1936年10月20日晚上，华灯闪耀，夜幕低垂，王亚樵单身一人来到余婉君的住处幽会。49岁的王亚樵叱咤风云几十年，哪里会想到这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天。

    王亚樵上得楼来，躲在暗处的特务猛地向他撒来一大把石灰，紧接着一阵猛射，把王亚樵打倒在地。王亚樵眼睛睁不开，头脑仍很清醒，迅即举枪还击。然而特务人多势众，又是一阵猛射，王亚樵身中五枪，又被捅一刀，死在情妇余婉君的房间里。

    戴笠用精心策划的“美人计”，刺杀了“天下第一杀手”、抗日反蒋的爱国者王亚樵，既赢得蒋介石的奖赏，又赢得了一顶桂冠：“民国第一杀手”。人们夸他比“天下第一杀手”还要厉害，是名副其实的“特工王”。

    为军统闽北站站长张超鸣冤叫屈，痛哭流涕，长跪不起，被蒋介石厉声斥责：“你真无耻！”戴笠手书“秉承领袖意旨，体念领袖苦心”，并以此为军统特务机关的训词

    1938年的一天，在武汉的戴笠收到军统福建站一份特急电报：闽北站站长张超被福建省政府主席兼福州绥靖公署主任陈仪逮捕，处境危殆。

    戴笠看了电报，既生气又着急。

    戴笠知道陈仪这个人非但不好惹，而且有股子倔脾气，说得出，做得到，张超落到了他手里，凶多吉少，性命难保。

    戴笠报经蒋介石批准，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的名义，给陈仪发了一份特急电报，要陈仪速将张超押来战时临时首都武汉由中央直接处理。

    小小一个闽北站站长，顶多是个“县团级”、为什么竟会引起戴笠和陈仪双方如此重视？

    闽北站是军统在福建北部的一个派出机构，有道是“庙小妖风大”，张超其人官不大，野心却不小，伸手向陈仪要武器装备，还要官、要权，想弄个绥靖公署的情报处长干干。陈仪不给，他就怀恨在心，暗中派人杀害了陈仪的亲信黄丙丁（省立医院院长）和刘雅扶、刘爱其（省电灯公司负责人），还到处张贴标语，煽风点火，进行“倒陈”活动。

    陈仪是国民党元老，早年参加同盟会，连蒋介石也对他很尊重，一口一声“公洽先生”，对他礼遇有加。他查获这一切均系张超所为，遂将张超抓了起来。

    戴笠要求将张超押往武汉的电报发到陈仪手中后，陈仪认为蒋介石决不会为区区一个闽北站长发一份电报，想必是军统狐假虎威，冒蒋介石的名义而发。陈仪还认为：“张超此人将来一定是福建的祸害，碰到机会就想妄动。”决不能“放虎归山”，陈仪压下电报，来了个“先斩后奏”，下令将张超枪决。

    飞扬跋扈的戴笠，头一次遭受到这样蔑视，面子上下不来，立即到蒋介石面前哭诉，状告陈仪蔑视中央，超越事权，胆敢不报告而擅杀军统要员，叫我们今后怎么工作？

    蒋介石听了戴笠所言，觉得也有道理，于是发了一份电报，批评陈仪“杀张超之所为，完全目无中央”，命令将福建保安处处长叶成押解到武汉审查。戴笠知道这个消息后十分高兴，准备等叶成一到武汉就将他扣押下来，从他那里找到陈仪的把柄。谁知，叶成刚下飞机，就被何应钦亲自驾车接走，直接送到了张群的公馆里保护起来。原来，陈仪已给何、张两位好友打了电话，要他们尽力保护叶成。然后，张群又把叶成带去晋见蒋介石，汇报了张超在福建的种种劣迹，还将张超所贴的反陈仪的标语呈交给蒋介石。

    蒋介石了解了情况后，非常恼火，把戴笠叫来，对他大骂道：“你又是呈文上来，又找我哭诉，说张超是冤死的！可是他在福建反对人家，陈仪的人证物证俱在，你怎么交代？”以前，蒋介石大发雷霆之时，戴笠总是垂手而立，老老实实地听蒋介石斥骂，绝没有丝毫不满之意，甚至会觉得是一种荣耀。但这一次，戴笠本来就因为没有扣住叶成憋了一肚子火，蒋介石又是这样的态度，情急之下，头脑发热，“扑通”一声跪在了蒋介石的面前，委屈地说：“校长，张超虽有不是之处，但罪不至死啊！现在死无对证，这些标语是真是伪很难说清，如果校长不为我们团体做主，今天我就跪着不起来了！”

    蒋介石被他的这个动作吓了一跳，随即反感地骂了一句：“你真无耻！”转身就要离去。戴笠一下子急了，大声说：“学生无能，但不是无耻，若学生今天是为了升官发财给校长下跪，是无耻，但是学生是为我们无辜被害的同志申冤。如果是张超真有罪，那就是我领导部下无方，请您准我辞职！”戴笠因为紧张和激动，面色惨白，浑身上下大汗淋漓，身子还微微地颤抖着。蒋介石看着戴笠这个样子，不禁有点同情他，语调缓和地说：“快起来吧，你辞职了，谁能干这个工作呢？让人看见了像什么样子，你怎么能这样威胁革命领袖呢？”戴笠越发觉得委屈，痛说陈仪的不是，要蒋介石把陈仪杀掉，还说：“校长如果不同意，学生就跪在这里不起来。”

    蒋介石只得转身让侍卫把宋美龄请来。宋美龄来了之后，看见戴笠跪在地上，蒋介石束手无策的样子，先是一愣，然后笑了笑，说：“雨农，这是干什么？快起来，不要威胁委员长。”说着就扶他起来，戴笠不好意思再跪着，站了起来。蒋介石也慢慢地踱到戴笠的面前，语气更加柔和地说：“陈仪是政学系首领之一，他在党内有一定的势力。你应该体谅我的苦心，我马上下令将叶成撤职，继续将他扣押，你回去想想吧，张超之事再不要提了。”

    戴笠被蒋介石一番推心置腹的话感动得热泪盈眶，他对蒋介石夫妇深深地鞠了一躬，说道：“我一定秉承校长旨意！”

    回去之后，戴笠挥笔手书“秉承领袖意旨，体念领袖苦心”等字，并将毛人凤等心腹招来，说了晋见老蒋的过程，把这两句话给他们，并告诉他们张超的追悼会开过之后，这件事就不要再提了。

    后来，在军统局的改组大会上，戴笠正式把“秉承领袖意旨，体念领袖苦心”这十二个字规定为军统局的工作宗旨，深得蒋介石的欢心。

    19岁结婚，夫妻失和，元配毛秀丛十几年不和他说一句话。迷恋“电影皇后”胡蝶，千方百计诱使她投怀送抱，挥金如土只为“影后”抿嘴一笑

    戴笠一生中玩过数不清的女人，但明媒正娶的妻子只有一个，这就是他的原配夫人毛秀丛。戴笠16岁那年，辛亥革命爆发，正在文溪小学读高小的戴笠满腔热血，宣传反对清王朝，反对吸鸦片，反对女子缠足。然而他还是听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19岁那年娶了一位缠过足的农村姑娘。

    毛秀丛和戴笠结婚后，开始时夫妻感情不错，两年后还生了一个儿子，取名藏宜，这是戴笠唯一的儿子。当年，戴笠从江山千里迢迢去广州报考黄埔军校时，毛秀丛几天夜里不睡觉，为戴笠缝制衣服和鞋子，还将自己结婚时陪嫁的一支金簪交给戴笠做盘缠。

    戴笠发迹后，曾将毛秀丛和母亲一起接到南京住过一些时间。毛秀丛发现戴笠乱搞女人，还染上了性病，一气之下回了江山老家，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与戴笠讲过一句话，直至1939年去世。她的倔强和硬气，使许多军统特务也为之叹服。

    戴笠玩弄过的众多女性中，最使他中意的是余淑衡和胡蝶。

    余淑衡是湖南人，毕业于中央政治大学外语系，1938年进入军统在重庆举办的外交训练班学习。班上绝大多数是大学生，女生又特多。余淑衡长相出众，成绩优秀，鹤立鸡群，使兼任班主任的戴笠一眼就看上了她。毕业后，余淑衡被调到戴笠身边当秘书。不久后，她就成了戴笠的情人，两人如胶似漆，难舍难分。戴笠甚至取了一个化名叫“余龙”。他讨好地对余淑衡说：“我取这个名字，表示我很愿做你们余家的乘龙快婿。”

    余淑衡到美国去后，戴笠很快盯上了著名影星胡蝶。胡蝶1908年生于上海，18岁从影，二三十年代风靡全国，1932年被几家报刊选为“电影皇后”。戴笠看了她主演的《火烧红莲寺》、《啼笑姻缘》、《绝代佳人》等影片，对她的美艳绝伦和精湛演技崇拜得五体投地，发疯似的想将她搞到手。

    但是，军统和戴笠本身作恶太多，杀人如麻，在社会上声名狼藉，稍为正派的人唯恐躲之不及，胡蝶是个有社会地位的人，对戴笠也没有什么好感。

    戴笠有个莫逆之交叫唐生明，是唐生智的胞弟，黄埔四期生，官居中将警备司令。唐将军的夫人徐来，是个电影明星，和胡蝶很要好。一天，戴笠向唐生明和徐来表露了对胡蝶的倾慕之意。

    徐来笑道：“戴将军风流倜傥，胡女士风姿独具，真是天生一对。但是，贵为电影皇后，胡蝶这个人非常清高、孤傲。你戴先生要吃这块天鹅肉，也非易事呀！”

    戴笠谄媚地一笑，说：“那就全靠嫂夫人帮忙，拜托了！”

    胡蝶颇有爱国心。上海沦陷后逃到了香港。1941年日寇占领香港，胡蝶又辗转逃到广东曲江（今韶关市）。为行动方便，她将几十箱财物托友人运送，自己和丈夫到了陪都重庆。

    这时戴笠在重庆正红得发紫，炙手可热。惜乎徐来随唐生明去了上海，执行蒋介石、戴笠交给的打入汪伪集团的绝密任务，天各一方，当然不能再为戴笠跟胡蝶牵线搭桥。怎么办？

    天无绝人之路，戴笠很快打听到胡蝶暂时借住在杨虎公馆，杨虎现任妻子林芷茗和胡蝶一块长大，感情甚笃。戴笠一拍大腿，高兴得跳了起来，说：“真乃天助我也！”

    杨虎曾任北伐军总司令部特务处处长、上海警备司令、淞沪警备司令，很早就和戴笠成了密友。

    胡蝶住到杨公馆后，杨虎特地为她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家宴，戴笠当然在邀请之列。

    那天，戴笠理了发，洗了澡，身穿一套毛料中山装，容光焕发，风度翩翩，来到了杨虎公馆。

    胡蝶虽然年过三十，但她驻颜有术，依然俏美绝伦，风姿不减当年，直把个戴笠看得失魂落魄，不住地咽口水。

    杨虎悄悄地和戴笠耳语说：“我杨某愿为你促成好事，但她很清高，不易上手，你得有所表现。”

    戴笠急不可待，问道：“好，需要什么，你尽管说，除了天上的星星、海底的龙肉，我什么都可以给她搞来。”

    杨虎笑笑，说：“那倒也不是。不过她从香港逃亡时，途中丢了三十几箱财物，至今音讯杳无，胡女士为此茶饭不思，人也瘦了好多，希望你能想想办法把它找回来。”

    戴笠松了一口气，笑道：“我道是什么天大的难事，原来如此。小事一桩，好说，你就告诉胡女士，请她听我的好消息。”

    事隔一两年，丢失地点又远在广东境内，戴笠花了好大的劲，才找回几件。他又下令将当时运财物的人予以拘捕，再照他供述的清单将胡蝶的失物一件一件购置，总算凑满了几大箱，亲自登门送到胡蝶手中。胡蝶连声道谢，对戴笠有了很好的印象。

    为了讨胡蝶的欢心，戴笠还特地在重庆市内一个叫神仙洞的地方建造了一个豪华的公馆。他陪胡蝶去看工程时，肉麻地讨好说：“我最喜欢这个地方，神仙洞里住神仙，您胡女士就是天上下凡的仙女呀！”

    戴笠当着胡蝶的面用手一指，说：“为了让您不爬坡，一下车就能进公馆，我准备把这块地皮也占过来，您知道这是谁的地皮吗？”胡蝶摇摇头。戴笠带着得意的口吻说，“这是三十集团军上将总司令王陵基的地皮。他又是四川的地头蛇，不好惹呀！不过我已发电报给他，说是为了招待美国海军梅乐斯将军，要盖个公馆，他已回电同意了。”

    公馆建好后，戴笠又花一万多银元购置了名贵花木植于园中。家具也十分高级，极尽豪华之能事。一切就绪后，戴笠带着胡蝶兴致勃勃地到公馆看房子。花了几十万民脂民膏，终于博得了“影后”的抿嘴一笑。戴笠如愿以偿地得到了胡蝶的欢心。

    后来戴笠坠机身亡，胡蝶去了香港，1982年定居加拿大，1989年4月23日逝世于温哥华，终年81岁。她生前出版了一部《胡蝶回忆录》，与戴笠的这段关系她说了如下几句话：“关于这段生活，有很多传言，而且以讹传讹，成了有确凿之据的事实。现在我已年近八旬，心如止水，以我的年龄也算得高寿了，但仍感到人的一生其实是短暂的，对于个人的生活琐事，虽有讹传，也不必过于计较……”尽管胡蝶只字未提到戴笠，但戴笠玩弄和蹂躏包括胡蝶在内众多女性的劣迹，昭然若揭。

    恶贯满盈，坠机戴山，尸体在“困雨沟”中浸泡了三天三夜。蒋介石亲自主持公祭、择下葬之处。各地军统特务收到五千多副挽联

    1946年，戴笠在北平过完了他一生中最后一个春节，准备在布置好北平的工作后，赶到南京、上海，去见何应钦和胡蝶，然后在3月底之前赶回重庆，去主持军统每年一度的“四？一”纪念大会。

    抗战胜利半年以来，国民党政府在重庆召开的三次重要会议中，每次都有人提出要取消特务机关，其中不乏陈立夫、陈果夫和李士珍等要人。戴笠对军统和自己的命运忧心忡忡，生怕蒋介石“兔死狗烹，鸟尽弓藏”。东北办事处主任文强劝他以退为进，以出国考察为名，暂时避避风头，戴笠心中不由泛起了几分苦涩之味。

    在离开北平的前一晚，他驱车到郑介民的居所，就东北方面的问题、军统局各个情报单位的财产问题都作了详细地交代。郑介民一向对这些繁琐的具体事务不耐烦，摆手说：“我不要同你谈这些事情！”戴笠非常严肃地说：“不行，你一定要了解清楚，我绝对不能再干了，准备出国。你要准备担负全部的工作，必须知道全部情况。”说着，又絮絮叨叨地说了许多有关事务，包括若是政府不管军统之人，以军统的财产也可以解决遗眷等问题。郑介民后来回忆起来，觉得戴笠当时的语气十分反常，就像是临终之人交代后事一样。

    第二天，戴笠在离开北平到天津之前，与他有三十多年交情的老部下王蒲臣要率部下赴机场为戴笠送行，戴笠坚持不要王蒲臣送他，但一向听从戴笠命令的王蒲臣表现得十分固执，非要送行不可，戴笠最后只好同意。临上飞机前，两人道别，戴笠紧紧地握住王蒲臣的双手，半晌没有松开，戴笠说：“这是最后一次送行了，下不为例！”王蒲臣听得稀里糊涂，回答说：“好，好，最后一次，这是最后一次！”竟然没有想到“一语成谶”，王蒲臣真的是最后一次为戴笠送行了。

    17日，戴笠带着一行随从准备从青岛登机飞往宁沪。当时青岛天气不好，烟雨凄迷，送行之人劝戴笠改天再走，但戴笠坚持要走，他说：“我已报告了校长，18日一定赶回重庆。今天一定要赶到南京或者上海。”机场工作人员报告说：“上海天气条件恶劣，南京的天气还好。”戴笠就让机场人员多给飞机备点汽油，万一上海无法降落，就转往南京，先去见何应钦，再往上海与胡蝶相聚。

    飞机先到达上海上空，但是由于雨大云厚，无法降落，飞机又飞往南京，南京的天气状况同样恶劣，机场方面命令飞机改飞别处，但是，222号飞机上的飞行员说，戴笠坚持要在南京机场着陆，让机场做好准备。从那以后飞机与地面失去了联系。

    18日，军统南京办事处主任刘启端与跟随戴笠多年的副官贾金南等人乘车沿京芜公路巡查，在江宁县板桥区打听到前几天有架飞机在左边山区撞山而坠。他们立即赶到出事地点——戴山，当他们看到坠机现场的惨状，不由得放声大哭起来。

    据当地人讲，飞机撞山之后，油箱爆炸起火，在大雨中燃烧了一天一夜。贾金南四处寻找戴笠的遗骸，但飞机上所有的人都烧得像黑炭一样，贾金南只好将每一个人的嘴掰开，查看牙齿，因为戴笠左边的臼齿上镶有六颗金牙。最后，他终于在半山腰一条叫“困雨沟”的水沟里，找到了戴笠被烧成黑炭的尸体。

    当戴笠的死讯被证实后，南京、上海等地的大特务纷纷赶到出事地点，贾金南拖着戴笠的遗骸想搭乘那些大特务的车，竟然被他们断然拒绝。贾金南气得大哭，说：“戴先生，你尸骨未寒，他们就这样待你，真是丧尽天良啊！”

    戴笠很迷信，他修房建屋都要请人看风水，以至于军统里的大特务都相信阴阳命相一类的东西。因为戴笠“命中缺水”，军统局本部在抗战期间使用的化名，总是用一些“水”多的名字，如江汉清、沈沛霖、洪淼等，其中的一些名字甚至是戴笠亲自拟定使用的。到了1945年底，戴笠外出公干，不在重庆，秘书室助理秘书袁寄滨不相信迷信，有意拟了一个缺水而多山的名字：高崇岳，想看看有没有什么“副作用”，毛人凤一时大意，也批准了。可是凑巧得很，戴笠不久就摔死在戴山之上，紧接着，军统也宣告结束改编，缩小了范围，势力大不如前，使得许多军统的高层特务都私下嘀咕：“就是那个化名取坏了！”

    戴笠死后，蒋介石对失去这一得力干将，感到非常痛心，他冒着酷暑亲自在南京紫金山上为戴笠择好一个“风水”很好的地方，嘱咐毛人凤一定要在午时下葬。6月12日，蒋介石亲自主持了公祭，痛呼：“胡期一朝，殒此英贤；心伤天丧，五内俱煎！”足见他们的“君臣之情”还是颇深的。由于“特工王”戴笠当时的影响太大，公祭活动以来，各地军统收集到的挽联就达五千多副，其中尤以大律师章士钊的挽联最为让人叹服。此联用“春秋笔法”，十分贴切地概括了戴笠一生的特点，一时间被四处传颂，称为佳作。此联为：

    生为国家，死为国家，平生具侠义风，功罪盖棺犹未定；

    誉满天下，谤满天下，乱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后人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