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七年的端阳节，刚好和夏至是同一天。这一天，太阳黄经为九十度，是一年中北半球白昼最长黑夜最短的一天。
端阳节是中国的一个重要节日。无论是城里人还是乡里人，都讲究在这一天吃粽子。
在农村，人们通常在很早的时候就准备好了糯米、红枣和苇叶。一到农历五月四日晚上，家家户户就都煮开了三角形的粽子，到处都弥漫着米和枣的香甜味；粽子讲究凉吃，因此头晚上就得提前煮好。
端阳节早晨，在吃粽子之前看重风俗的人家，往往先要出去拔一些艾叶回来，搁在门上，别在一家人的耳朵上。早年间，大人还要给孩子们缝一个雄黄香包挂在胸前——所有这一切据说是为了躯除虫蚊和灾病的。
农历五月的黄土高原，阳光明媚，不凉不热，原野里也开始热闹纷繁起来。麦黄，杏黄，枣花黄；安详的蝴蝶和忙碌的蜜蜂在花间草丛飞来飞去。晶莹的小河水映照着蓝天自云；映照着岸边的青杨绿柳。这季节，除过回茬荞麦，农人们已经挂了犁，紧张地进入了锄草阶段。所有的庄稼人都脱掉鞋袜，赤裸着双脚踩踏在松软的黄土地上，多么舒坦啊！无论平时光景歪好，端阳节的一顿好饭总是不会少的。有些农村的家庭主妇，在去年就考虑上了今天的这一顿吃食。当然，县城的市民和干部家庭，这一天不仅吃粽子，还要炒几个菜，喝几盅酒……
总之，这是一个欢乐和美妙的日子，大人娃娃都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中。
但是，原西县的常委们这一天还泡在他们心爱的会议里。
这会议不说别的，单讨论如何接待中央的高老。
高老是本县高家园公社高店则村人。他少年时就参加了革命，是当时有名的“赤匪”。后来成了红军和解放军的高级指挥员。全国解放后，他一直任中央部级领导。文化革命开始那年底，高老的名字在报纸上消失了。当时传说他已经被红卫兵从楼里扔下去摔死了。后来又听说他没死，只不过被关了禁闭。直到“四人帮”粉碎不久，他的名字才又出现在了报纸上。据说眼下高老虽然“解放”了，但还没安排什么工作。老人家从当年离开故乡后，一直没顾上回来。现在年纪大了，又没具体工作，想回来看看，捎带着搞一些调查研究。
几天前，黄原地区革委会主任苗凯就亲自给冯世宽打了电话，布置了接待高老的有关事宜。
眼下高老正在南面几个县搞调查。苗主任考虑原西县是高老的故土，又是他这次重点调查的地方，因此昨天又亲自赶到原西县来。他一到原西，先单独和冯世宽交换了意见；今天又出席了县常委会，和县上的同志们一块研究接待工作的细节。
其实，在苗主任到来之前，冯世宽就早已经铺排开了。县革委会已经成立了“接高老办公室”，由副主任马国雄挂帅。“接高办？（姑且这么称呼这个机构）由县上各个部门抽出来的人士组成；办公室下面又设立了接待组；膳食组、联络组、交通组、保卫组。包括石圪节“红烧肘子专家”胡得福在内的几个本县著名厨师，都已经到了县招待所的食堂。有些东西原西县没有，已经派人到黄原采购去了。马国雄给采购人员指示，如果黄原还买不到这些东西，就火速坐飞机到省城去采购。
苗凯同志亲自来原西县，还顾不得这些吃住方面的事——他最头疼的不是这些，而是高老提出的另外一个要求。
这位老首长一到黄原就提出，他此次回原西县，要召开一个当年在原西和他一块闹过革命、现在仍然在农村的老红军，老赤卫队员座谈会，通过他们了解目前农村的状况。
苗凯知道，这些在农村的老红军，老赤卫队员，目前本人的生活状况并不美气；有的甚至非常贫困。弄不好，这个座谈会要开成一个诉苦会。原西县是全地区农业学大寨先进县，这将会使他苗凯在高老面前下不了台。如果老首长把这情况反映到省上和中央，那后果就更严重了。这些问题他在电话上不好对冯世宽讲，因此现在赶来看能不能有个妥当的应付办法。
他昨天一到原西，先和冯世宽单独为这事商量了半天，冯世宽出主意说，干脆先把这些老汉集中到县上，把他们的衣服换成新的。然后私下里一个一个给他们做工作，让这些老汉不要在座谈会上砸“洋炮”，让他们在会上说他们的一切都好着哩；会后他们有什么困难，县上一定给他们解决。冯世宽估计，只要答应背后给这些老汉好处，他们就不会在会上“胡说八道”。
苗凯虽然知道冯世宽这主意不象话，但竟然还同意了；并且在心里赞赏这位下级头脑敏捷，在紧急情况中能拿出行之有效的办法来。
但这件事无法瞒哄原西县的常委们。因此这两个人商量，干脆开个常委会，由冯世宽把这意见含蓄地在会上提出来。如果没人反对（苗凯估计没人敢反对），就照这样办。如果有人反对，那么就只能作罢；到时候苗凯就假装不知道这提议，并且还出面否定冯世宽的“馊主意”。至于冯世宽，到时他会表现出心甘情愿受苗主任的“批评”……现在，常委会已经接触到了这个问题。冯世宽拿一支红蓝铅笔在面前的一张白纸上随意划道道，正在发言：“……尽管我们原西县革命和生产形势都很好，但我们在工作中也有漏洞，比如对这些老革命战士关心不够。这次借高老来我县视察工作的东风，我们要彻底改进这种状况。因此，咱们先把这些老同志集中起来，把他们的衣服给换一换……老吴，这事就由你们来安排！”
民政方面的负责人吴克俭赶忙回答说：“我们一定把这事办好！”说着掏出笔记本，把冯主任的指示记了下来。
冯世宽接着又含蓄地谈了他已经和苗主任商量过的其它“办法”。
冯世宽发完言后，对坐在长条会议桌中央的苗凯说：“请苗主任给我们做指示！”
苗凯同志用手摸了摸自己的头发，笑眯眯地环顾了一下四周，说：“还是先让常委同志们发言吧！总之，高老是我党德高望重的老首长，在‘四人帮’时期又遭受了不白之冤和残酷折磨，我们一定要让高老此次故乡之行，高兴而来，满意而去！”
苗凯的话说完以后，会议室好长时间一片沉默。这沉默甚至叫人感到难堪。不知什么时候飞进来一只苍蝇，在常委们的头上嗡嗡地盘旋着，在静默中听起来象轰炸机一般刺耳。苗凯仰靠在椅背上，望着天花板。冯世宽仍然拿红蓝铅笔在白纸上划道道。李登云低头专心致志地抠指甲。张有智不知为什么脸涨得通红，扭过头，面对着墙上的原西地图。马国雄把一根纸烟往另一截正在燃烧的烟屁股上衔接。田福军胳膊肘放在桌子上，两只手使劲地交叉握在一起，眉头子中间挽结着一颗疙瘩。在后排列席会议的“接高办”成员中，不知谁响亮地打了一声喷嚏，把人吓一大跳。
“我说点看法，”田福军打破沉默，眼睛扫视了一下苗凯和冯世宽，“高老这次回故乡来，我们当然要在各方面做好接待工作。至于高老要召集的这个老战士座谈会，我理解他是搞调查研究，是搞工作；他要知道的正是实际情况，而我们这样公然地弄虚作假，欺下瞒上，就不仅是犯错误，而且是犯罪！”
田福军的话如同给会议室扔了一颗炸弹。坐在后排“接高办”的成员们，深表同意地抬起头，敬佩地盯着他们的田主任，张有智立刻扭过仍然涨红着的脸，说：“我完全同意田福军同志的看法。”
冯世宽的脸也涨红了。但他尽量镇静地询问李登云和马国雄：“你两个的意见呢？”
李、马二人相互看了一眼，不知如何说是好。
这时，苗凯同志发言了：“福军同志的意见很好嘛！我们还是要实事求是。世宽同志的意见也对。我们以后的确要多关心农村的这些老红军、老赤卫队员，他们是我们革命的功臣！
关于高老要开的这个座谈会，你们下去再好好研究一下。总之，一定要让高老满意。我下午要回地区去，一切就都拜托在坐的诸位了……”
苗凯讲完话后，马国雄向大家汇报了接待工作其它方面的准备情况，然后就散会了。
会后，冯世宽陪着苗凯到县革委会的客房去休息。路上，情绪不佳的苗凯只说了一句话：“我今天才领教了这田福军！”冯世宽只是微笑着，一句话也没说。还再用他说话吗？田福军自己跳出来在苗主任面前表演了一番，这比他给老苗反映他的问题更好。他在心里说：你苗凯领教了就好！你这下可认识了田福军是个什么人了吧？狂妄、自大，把谁也不放在眼里！田福军任职时，我跑到地区做工作，让把他排在李登云之后，组织部门不同意，你苗凯也不说话，结果这几年把我冯世宽折腾得好苦哇！好，你苗主任今天也“领教”了这位被地区呼主任吹捧为“有能力、有魄力”的人物——这就是他的能力和魄力！
冯世宽今天太高兴了。从另一方面说，田福军否定他的意见也否定得好，这实际上是否定了苗主任的意见，只不过这意见由他嘴里说出来罢了。这种弄虚作假的事他冯世宽也不愿意做——将来万一被揭露了，吃亏的还不是他吗？到时苗主任还是苗主任，他会板下面孔义正词严地训斥他冯世宽丧失了党性原则！
吃过午饭以后，苗主任就坐车返回黄原地区了。冯世宽又把马国雄找来，让他很快把其它方面的工作抓紧进行——后天高老就要回原西县来了……第二天一大早，原西城就变成了一个乱纷纷的世界。所有的机关和学校，所有的干部、学生、工人、市民，都根据S*锓第六十九号文件精神，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到处都在大扫除，擦门窗，拔杂草，油漆牌匾、城市上空黄尘大罩，就象进行一场战争。县革委会副主任马国雄穿一身旧军装，戴一副墨镜，如同一位战时的城防司令，到处奔跑着检查和指挥。身材魁梧的马主任爱领导这些热闹工作，他红光满面，风尘仆仆，指手划脚，不时发出一些庄严的指示和命令。全城人忙了大半天，原西县城倒也顿时换了另一个面貌。
现在，从入城开始到十字街的一段路面，都修补得平平整整；两边还象黄原城一样筑起了人行道——不过刚刚能走一个人。所有道路两边的青草都被铲除的一干二净；本来这青草倒不失为一种风景。在县招待所的院子里，用白灰划出了一些方格子，准备到时按秩序停放汽车。最为瞩目的是，在那个小小的十字街中央，用石头块垒超了一个交通指挥台。那上面已经站了本城唯一的一名交通警察。因为没什么汽车，这位警察就指挥进城的手扶拖拉机和驴拉车。他手里也没有指挥棒，见有驴拉车过来，两条胳膊便象路标一般指示方向；慌得农民手忙脚乱地喝住牲畜，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他们以为自己犯了法规，竟然惶恐地站在原地不动了。这位警察就气急败坏跳下指挥台，亲自扯着驴缰绳，把架子车拉过十字街。这恐怕又是个“新生事物”吧？原西城的一些闲人都好奇地聚在十字街周围，兴致勃勃地观看这热闹……这天上午十一点左右，一摆溜卧车和吉普车进了原西县招待所的院子。高老在苗凯和地区其它两位领导的陪同下，终于回到原西县来了。早已等候在县招待所的冯世宽等人，热情地把这位老首长迎进了招待所的会客室。
高老已快七十岁，身体看来也不太好，但一双眼睛炯炯有神。他回到久别的故土，情绪显然很激动。他马上就开始询问原西县的各种情况。高老的记忆力看来很好，地名、人名说出一大串，有些地方冯世宽都不知道，本县人田福军和李登云就在旁边作补充。
稍事休息以后，地县领导们就陪高老到餐厅去吃午饭。
餐厅已被几排屏风在一角围出单独一个场所，里面摆了两张饭桌。
首长们进来以后，饭桌上各种酒菜已经摆置齐备了。
马国雄象十字街上的那位警察一样，用两条胳膊做出路标状，弯下腰在前面引导大家入席。
高老来到席前，却不坐下来。他脸色冷峻地发问：“谁让搞这么铺张的酒席？”他扭过头看着旁边的苗凯，“我在黄原就给你们说，不要搞这一套！饭菜简简便便就行了，怎么你们还这样搞？”
苗凯尴尬地搓着双手，不知如何是好。所有其他的地县领导都肃立桌前，面面相觑，谁也不敢说话。冯世宽赶忙出来给苗凯解围，说：“这都是我们的责任，苗主任和地区领导都不知情……”
“把这些东西都撒掉，换一点便饭就行了！”高老生气地说。
冯世宽立刻对马国雄使了个眼色。马主任就慌忙把服务员叫来，把桌子上的酒菜都端下去了。一霎时，琳琅满目的两张饭桌空荡荡地只留下些调料瓶子。
好在厨房里准备的主食都是本地的风味小吃，不值什么钱：原来准备酒席完了以后才品尝，现在马主任随机应变，干脆指挥着让把这些东西端上了桌子。
高老这下高兴了，说：“这就对了嘛！我在家里就爱吃咱本地的饭食，花钱少，吃着还可口……你们以后可再不能动不动搞那些大吃二喝的酒席。我跑了几个县，农民的生活还很苦呀！你们怎么能心安理得吃下去这些山珍海味呢？”苗凯现在才松了一口气，连忙说：“我们今后一定纠正这些不正之风！感谢高老对我们的批评……不，这实际上是高老对我们的最大爱护……”
吃完午饭后，高老竟然不休息，兴致勃勃地坐车回他的出生地高店则去了……两天以后，高老已经走访了当年他打过仗的许多地方；又到年轻时的老朋友顾健翎家里吃了一顿饭——当年他在本县打仗挂过两次花，都是顾先生给他治愈的。
离县的前一天，全县三四十名仍然健在的当年的老战友，都在县招待所聚齐了。几十年没见面，高老和这些年轻时一块出生入死的弟兄们都百感交集。大家一个个都老泪纵横，又由不得喜笑颜开。
中午，高老坚持自己出钱，让招待所备办了几桌饭，请这些老战友一块聚餐。他破例端着杯子，挨桌子一个一个给老战友们敬酒。
饭后，有地县领导参加的座谈会在县招待所的会议室举行。高老不断地向这些老同志询问他们的生活和农村的其它情况。这些老汉说着说着就哭开了，纷纷张开没牙的嘴，向老首长描述农村的贫困状况和他们缺吃少穿的不幸处境。
高老戴着老花镜，一边往笔记本上记，一边不时摘下眼镜揩眼泪。所有的地县领导都低倾着头，好像被告一般接受这些老汉的审判。
临近会议结束，苗凯和冯世宽先后做了检讨式的发言。他们表示一定要狠批“四人帮”，抓纲治国，继续坚持农业学大寨运动，争取早日实现三年变面貌，五年粮食翻一番……在苗凯和冯世宽发完言后，高老脸抽搐着，说：“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生前非常关心黄原老区人民。他老人家逝世的前一年，听说黄原有的地方农民还饿肚子，都难过得流了泪……”他转过脸看着苗凯和冯世宽，“你们在几年前就给总理做过保证，要三年变面貌，五年粮食翻一番。现在仍然这样说！是不是过五年以后，还这样说？同志们，再不要光在嘴上喊口号了，要真正解决问题！照我看，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四人帮’的那一套做法还在作怪……”
苗凯和冯世宽连连地给高老点头，表示完全同意老首长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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