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23日，在日军南京警备司令部和日本大使馆的策划、导演下，南京的汉奸傀儡组织，伪“自治委员会”成立了。当日本法西斯的铁蹄践踏着祖国的土地，武士道的军刀狂饮着母亲的鲜血时，寡廉鲜耻的丑类们，一个个乔装打扮，粉墨登场，演出了一出出遗臭万年的短命丑剧。

    伪“自治委员会”会长叫陶锡山，南京汤山陶庐浴池的经理，中等个子，四方脸，戴一副玳瑁边金丝眼镜，显示着他的知识和身份。他曾经担任过律师公会的会长，可惜这个捍卫法律和正义的职业，对他的灵魂并没有起到良好的净化作用。当日军侵占南京之后，年已花甲的他把自己的名誉、气节统统贱卖给了中华民族的敌人。据说他和大汉奸齐燮元是知交好友，中国有句古话：“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那么他当汉奸也就不足为奇了。也许是对干卖国求荣的勾当还有所顾忌吧，他把自己改名为陶宝庆。然而，既然公开当了走狗，这种掩耳盗铃的做法又岂能掩盖他的罪恶？！

    由于陶锡山当汉奸还有所顾虑，干起卖国勾当经常瞻前顾后，遮遮掩掩，伪“自治委员会”的许多重任便落到副会长孙淑荣肩上了。孙淑荣曾经到日本留学过。许多人到日本留学是为了学习日本先进的科学技术，回来报效祖国。非常不幸的是，孙淑荣到日本却学会了卖国求荣投靠敌人的本领。他中等个子，瘦瘦的，他当汉奸与陶锡山不同，非常卖力，敢作敢为。经常穿一套中山装，拄着文明棍，跟在日军的后面，摇头摆尾，出谋献策，做了不少坑害南京人民的罪恶勾当。

    伪“自治委员会”设在首都警察厅内，下设总务、交际、交通、财政、调查、人事六科，大大小小的汉奸们形形色色，五花八门。其中交通科有个代科长何子文，原来竟是国军野战救护处的视察，这个视察本姓侯，他自己诉苦说，日本人打进来以后，他过不了江，又找不到熟人，身上的钱财都被抢光了，东躲西藏日子很不好过，不得已为了活命，只好跟着赵科长到伪“自治委员会”谋了个差事。而另一个野战救护处下属医院的尤院长，也由于同样的缘由，投靠日伪汉奸，当上伪“自治委员会”的卫生组长，他化名洪少文，和汉奸副会长孙淑荣住在一起，身边还带着一个女人。这类人贪生怕死，为了苟且活命，丧失了比生命更重要的民族气节，沦为不齿于祖国的败类。

    汉奸中最坏的有几个，一个叫詹荣光，湖北人，人称九头鸟。他是夫子庙卖仁丹的，不知从哪里学会了几句日语，日本人进城以后，他送了一个年轻漂亮的看护给日本的查问委员角下，从此和角下紧密勾结，狼狈为奸。他通过这名看护，了解到野战救护处留下来的许多卫生人员的情况，便一一侦察向敌人报告，以抗战官兵的血肉换取日本人的奖赏。当角下亲自出马清查中国官兵，满嘴花言巧语进行欺骗的时候，詹荣光总是鞍前马后，为虎作伥，谎言连篇。一些单纯的人心想，中国人哪能欺骗自己的同胞呢，于是从队伍中站了出来，被这个无耻之徒送上了断头台。另一个头顶生疮脚下流脓的汉奸叫方浩，方浩是第四区区长，第四区是难民区，人烟稠密，油水也就多了。方浩经常穿着毛皮大衣，戴着黑边眼镜，拄着文明棍在难民区行走，不时对难民们进行敲诈勒索。还有一个旅店老板王春生，不知怎样当上了伪警察厅长，他穿着警服，自觉比别人高大、神气了很多，清查散兵，出卖同胞，献媚邀宠特别卖力。

    汉奸们文化素质都比较低，许多人都是挑担、理发、磨刀等干粗活的出身，日本大使馆的侍役当上了翻译，一个理发的当上了第二区区长。汉奸们出卖祖国、陷害同胞，当然更谈不上民族气节、道德品格了。一个汉奸为了献媚主子，把自己的媳妇和孙女都送去陪日本人睡觉；还有一个信基督教的汉奸为敌人找“花姑娘”，把自己同教的女信徒骗去供敌人奸淫。

    汉奸们日子并不好过，可以说是里外不是人。为敌人做事没有薪水，要自己贴饭钱。吃苦、受累、有危险的事都是汉奸做，和敌人一起吃饭，日本人怕饭菜里有毒，叫汉奸先尝。有一次，一个汉奸没有找到“花姑娘”，日本人噼啪确是几巴掌，打得汉奸用手捂着脸还要连连点头哈腰，连赔不是。

    汉奸们在日本人手下没有地位，在中国人面前更是被瞧不起。有一次，一个汉奸被一位中国同胞迎面吐了几口唾沫，汉奸又气又恼，把这名中国人拖到日本宪兵面前，要宪兵把这名中国同胞抓起来。

    日本宪兵问道：“你为什么吐口水瞧不起他？”

    这个机灵的中国人回答说：“我吃的是皇军的饭，为什么要瞧得起他呢？”

    日本宪兵笑了笑，把这名中国人放了。

    有一次，难民区里发现一名汉奸，群情激奋，你一拳，我一脚，差点将他打死。后来是国际委员会工作人员怕惹麻烦，才做工作保住了他的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