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拉贝、费区、史密斯等国际友人为安全区难民的命运而奔波的时候，另一位国际友人明尼·魏特琳也正为安全区妇女的命运艰难地工作和抗争着。

    明尼·魏特琳，美国人，1886年9月27日出生于美国伊利诺州西科尔小镇一个铁匠的家里，父亲艾德蒙是法国移民。

    魏特琳6岁的时候，母亲不幸病逝，从此过上了贫苦困难的日子。她勤奋好学，聪颖过人，通过一边做工，一边读书，顽强读完了中学。这时她已经皈依基督教，成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1907年，魏特琳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伊利诺州州立大学，五年之后，受基督教会派遣，前往中国工作。年轻的基督徒怀着满腔爱心，对未来生活的美好向往和憧憬，来到安徽合肥，先后在三育女子小学和三育女中担任校长。

    1919年10月来到南京，受聘为金陵女子大学教务主任，并代理校长职务，从此开始了她与金陵女大长达20多年的不解之缘。

    1937年上海淞沪抗战爆发以后，灾难的魔影已经笼罩了南京。

    9月20日上午，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官员帕克斯顿来到金陵女大，告诉她日军将对南京开展大规模轰炸的消息，并劝她暂时离开南京。但魏特琳却考虑到，这种最危险的时候，也正是金陵女大最需要自己的时候，翌日便给美国大使馆写了封回信，表示自己已决定不离开南京，不离开金陵女大。而且明确表示，她是自愿冒着危险留下来的，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不希望使美国政府和金陵女大感到为难，“一切责任都由自己承担。”

    转瞬到了11月中旬，形势更加恶化，美国大使馆又通过他人打电话告知魏特琳，督促她撤离南京。但魏特琳态度仍然十分坚定，那确是“留下来和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在一起”。她向帕克斯顿表示：“我不能离开金陵女大的同事和邻居，因为他们需要我。”留下来的魏特琳女士，马上投入了南京国际委员会和安全区的筹备和组建工作，她和许多的外国朋友一道，高举伟大的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旗帜，勇敢地留在南京，迎接那即将降临而又难以估料的种种战争血腥，艰难困苦，甚至人身的危险。

    魏特琳约50岁，瘦长个子，高高的鼻梁，金色的卷发映衬着白皙的皮肤，湖蓝的眼睛里蕴含着慈祥和善良。她有个中国名字叫华群，人们都叫她华小姐，因为她一直没有结婚。

    自愿留在南京的魏特琳女士，高扬人道主义旗帜，以她柔弱的肩膀，挑起了保护南京千万妇女的艰难重任。

    华小姐负责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收容所的管理工作，这儿开始收容了4000名妇女、儿童，后来日本士兵到处奸淫，妇女们惊恐万状，蜂拥而来，一下激增到10000余人。楼梯口、走廊间、阳台上，到处挤满了人，甚至屋檐下、墙脚边都搭起了不少既不挡风又不挡雨的临时帐篷。穿着整齐的小姐，流离失所的村姑，步履蹒跚的老妪，拖儿带女的妇人……战争把妇女们驱赶到一起。日本兽兵的觊觎、骚扰，上万人的吃、喝、拉、撒，惊恐、嘈杂、惶乱，统统压到了华小姐文弱而勇敢的双肩。

    华小姐的能力、学识、胆气和人格，在这儿受到严峻的考验，也得到最充分的体现和发挥。她挑选了一些能干的单身妇女作助手，把上万人管理得井井有条。住房编号登记，饮食卫生、出入大门都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助手们分工把口，各负其责，她自己则整天坐镇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铁门边。以凛然的正气和大无畏的精神，面对着野兽们的淫欲、疯狂和狰狞。

    聚集着几千名妇女的难民收容所，自然是野兽们奸淫、泄欲的最好地方，兽兵们日夜觊觎着这儿，企图寻找捕捉猎物的机会。

    一天，两辆日军汽车吼叫着要闯进大门，华小姐手持星条旗勇敢地在门口阻拦着。双方僵持很久，恼怒的日本士兵跳下车来，强行将铁门拉开。华群急了，将手中的星条旗丢在汽车轮子前面。汽车停住了，日本人的汽车不敢碾轧美利坚的星条旗，犹豫半晌，把汽车开走了。

    夜晚，日本士兵们三五成群翻越竹篱笆钻了进来，兽兵们四处乱摸，摸着妇女就进行奸淫，日本兵得意地把这叫做“摸彩”。

    12月17日夜晚，兽兵们终于公然闯进了校园。一个个妇女哭泣着、惨叫着被拉上卡车，华群、德威南夫人、陈夫人拼命地抗议阻拦着，然而无济于事，华小姐眼泪汪汪地看着十几名妇女被日军抓走，愤怒和痛苦充盈着无奈的心房，她除了说理和抗争之外，实在也没有其他方法。

    当日军大肆搜捕解除武装的中国军人的时候。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也被抓去了几百人。华小姐急了，对妇女们连声说：“那些抓走的都是你们中国人，你们要赶快去救他们啊！”

    妇女们说：“我们自身都难保，如何能救他们呀？”

    华小姐说：“能！你们去认人呀，儿子，兄弟，侄子，能救多少算多少啊！”

    于是，一些胆大的妇女一拥而去，哭的哭，嚷的嚷，儿呀、肉呀叫个不停。

    日本人懵了，是真是假也弄不清。

    几十名中国人从死神的屠刀下被救了出来。

    几天之后，一群日本妇女来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妇女收容所参观，日本军官恣意地笑着，向参观者介绍这儿“安宁的生活”和“愉快的空气”，炫耀着“皇军的慈悲”和“恩惠的雨露”。华小姐冷冷地看着他们，露出不屑一顾的憎恶和鄙视。

    花枝招展的日本妇女高傲地巡视着，忽然，以征服者的虚假和伪善，将一把把糖果，施舍般地撒向难民。一些无知的妇女们一哄而起，你争我夺，又捡又抢，有的还撅起屁股钻到桌子下、床底下寻找。

    日本人得意地笑了，咔嚓！咔嚓！随行的日本记者拍下了一张张显示“皇道乐土”、“皇恩浩荡”的欺骗世人的照片。

    华小姐的脸孔气得通红。

    日本人走后，华小姐痛心地哭了。她对妇女们说：“日本军队杀了你们多少中国人？！敌人扔东西给你们，你们为什么去抢？！是金子也不应该捡啊！你们不但丢了中国人的面子，连我华群的面子也给你们丢光了！”

    当日本法西斯的铁蹄践踏六朝古都，秦淮河水流淌着无尽的血泪，许多人出于无奈，手臂都戴上一个太阳臂章的时候，华小姐却严格规定，不允许太阳旗进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进出凡戴有这种臂章的都要取下来。

    一天，一个14岁的孩子，戴着太阳臂章提着竹篮给姐姐送饭，来到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收容所，华小姐招招手叫他过来：“你为什么手臂上戴这个东西？”

    孩子说：“大人叫我戴的，戴上这个袖章日本人不会杀头。”

    华小姐语重心长地说：“你不用戴这个袖章，你是中国人，你们的国家没有亡！你要记住，你是哪年哪月戴过这个东西的，你永远不要忘记！”说完，华小姐帮他把臂章取了下来。

    华小姐的一番话，在这个小孩幼小心灵的土壤上，毫无疑问将会播下爱国的种子，而且长久地扎根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