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time，时间的贼，在古昔悠长的时间之中遂行偷盗，或直接说是窃取时间的人。
这真是个蛮好听蛮浪漫甚至颇让人向往的名字，书里席勒曼有解释，这其实就是所谓的陶罐猎人，那些悍然非法侵入并挖掘纳瓦霍人遗址的家伙，当然，陶罐不过是纳瓦霍人所有物中最醒目、最大件、也最富表现性（比方说陶罐里面绘图的丰硕工艺学、史学乃至于美学价值）的一种，偷窃或该说洗劫的包含一切死者之物，其中最极致的便是死者自身的朽骨，因此，时间的贼比起陶罐猎人无疑是比较完整也比较准确的称谓——潜入时间之中，尤其是已然由死亡所统治的遗忘时间，由那儿携回的实物，便不仅仅是那个肉眼可见的实体而已，这里头还多了很多抵抗时间的记忆刻痕，让它直接地化成为某种时间之谜。
这样的犯罪于是变得有气质起来了，由夜黑风高的偷鸡摸狗连缀上人类亘古的想像或说抑止不住的渴望，这马上让我们想到很多，古往今来东方西方，其中最美丽的可能是但丁，博尔赫斯不方便明言但隐约泄露人类最好的诗剧，那里，但丁的第一段旅程就是地府，遗忘的亡灵之地。人的寿命太短，而且嘴里能讲比诸心中能想乃至于整个身体所能感知的、所曾感知的少太多了，于是每个死者遂都包藏了秘密，都有遗憾的未尽之言未尽之志，如同殉葬的宝石，在沉睡的地底、骸骨架里，一只不肯闭上眼睛般孤寂闪着寒光。
中但丁没携回实物，惟一留存下来的实物是他把无尽的悲伤写成的这部，因此，就行为本身，时间的贼可能更让我们想到的是比方说威尔斯的科幻名著，那个潜入时间的旅行者携回了一朵花作为“信物”，信物是博尔赫斯的用词：“……创作的背后，就有历代有情人们共同参与的、古老的创造，索要一枝花作为信物。”
还有，近日里很多人看过而且注意到的，宫崎骏大概不会再更好的动画《千与千寻的神隐》，从灵界或说遗忘时间回来的少女荻野千寻，最终留下来的、犹闪着温柔光泽的，是她搭乘银河水浅般的海原电铁、到好的巨头魔女钱婆婆那里，获赠的那条非魔法非幻觉的发带。
时间的贼，我们这里可举的都是文学的美丽想像，但它其实就是人类历史学的根本。历史学，尽管我们习以为常以至于总是忘了，真的是一门奇怪的学问，不只是因为它打交道的是死者而已，还因为它打交道时长驻不去的多疑，这个根深蒂固的多疑建立在我们刚刚才讲过的“人嘴里讲的比诸心中所想乃至于身体所能感知的、所曾感知的少太多了”此一合理假设上头，不管是源于各种自然限制，或人各种奇奇怪怪的心思。因此，没有一个像样的历史学者会安心于他眼前的白纸黑字数据，他无法像后代经济学者念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或后代物理学者念普朗克量子论那样心思集中安定，他总以为已说出来的话语其可靠性差堪像嫌犯的口供，真正的问题不在于话语本身是否逻辑有误，而是没有讲出来甚至欺瞒，因此，他得尽可能地回去“现场”，可能的话重新逼问死者。也因此，历史学在作为一门与时累积进展的集体性学科同时，有较多“重来”的成分；在作为一门心智性受人尊敬的学问同时，亦有着手工匠人的流汗劳动成分，甚至等而下之某种发人不堪隐私的狗仔队成分。
回到现场，但相对于舒适安全、有空调有滤清设备的封闭书斋或研究室，现场却是开放而且不干净的，有病毒有细菌有诸多有形无形的异物会从沉睡中被吵醒。我们经常听到那种比方说“法老王的诅咒”的诡异传说，绘声绘影地告诉我们，那些挖掘金字塔、侵入图坦卡门陵墓室、还悍然拆开木乃伊裹布的研究学者连同周边工作人员，如何受了诅咒般一个一个密集地暴死。最新的版本是阿尔卑斯山发现的冰人奥兹，这个因此被怀疑是远古巫者的老家伙，死后夺走的人命已累积到七条，截至此时此刻为止。
所谓的历史现场，本来当然是广义的，是个概念之词，它包含着严格意义的真正实地现场，某个废墟、某座建物、某处战场云云，但真正指称的，其实是原始的、芜杂的、未经学问化纯净过滤处理的全部素材。这里，我们通到时间的前推到考古学或说人类学的范畴，这个现场的意义便唯物性地具象起来，原来不登大雅的坊间传说亦成了隐喻，同时让危险也具象起来，还迫切了起来。
曾经，大约在十七、十八世纪，研究历史的人渴望并努力让历史学成为一门纯净的科学，但今天我们已近乎完全了解这不仅不可能，事实上还一步一步地远离，它必须处理个人性的感受、理解、猜测、想像甚或欺瞒这样的特殊异物，亦得正视外头世界遍在而且在每一处环节都纠缠你不放的偶然、机遇、特例和恶意，这些极度不安定的讨厌东西无法通过普遍性概念来净化它安置它，而且还逐渐从我们意图予以驱除的干扰演变成为研究思考的主体，历史一词遂也代表着特殊、现实、随时间变化等等意思。历史学有这么大的一面没办法划定界线封闭起来，这一面，它毋庸更接近文学而不是科学，开放向无限大的现实世界，也开放向无尽幽深的人心，因此，它就得一并容受现实世界和人性对它的入侵和感染。
历史学总让我们察觉到某种危险，甚至有犯罪的气味始终挥之不去不是吗？很多人晓得，在考古学尚未正式正道成为一门学科之前，最早的古物搜寻挖掘曾起自于一些偏执的、异想天开的业余冒险者，比方说特洛伊古城就是这样找到的，但这其实只是一种更古老行业的堂皇之师，事实上，这个古老行业已偷偷进行千年之久了，它当然是犯罪行为，从法律到人的情感道德，那就是盗墓，闯死者的空门。
而且，这行业不只古老还长新。另一个事实是，它也始终没中断过，今天它攀附上认真严肃的考古学人类学，感染了几分学问和气质，名字也好听起来，这里我们叫它“时间的贼”。
学者的狼人国度
在之前《说话的神》书中，席勒曼让冷血谋杀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联系起来，甚至就让尸体直接藏放于博物馆中。固然，那一次谋杀事后证明系来自远方某种国际性政治阴谋，玛雅的黄金面具或纳瓦霍说话的神面具只是谋杀道具而已，但更让人怵目惊心而且很明显席勒曼更要我们看到的，是干净、理性的纯学术研究工作，和外头芜杂世界，尤其是人心和情感的直接冲撞，通过小说一开头那个令人背脊凉飕飕的邮递包裹爆炸开来。
这事有个背景得稍稍讲一下。今天你如果到美国的印第安文物馆博物馆参观，很容易有是不是要求退费的上当之感，原因很简单，绝大部分收藏品都被各印第安族人要回去了，玻璃柜如今摆放的是一纸卡片，告诉你曾经有个什么东西到此一游过，如今它奥德修斯般回家了。
大量掠夺于埃及和西亚的大英博物馆，还有我们从北京运出的外双溪故宫博物院一样都得面对这样的茫茫威吓。
《说话的神》书里那个邮递大包裹里头赫然是两架白人的朽骨，寄件人是归化为纳瓦霍人的某激进年轻学者，他由东岸某墓园盗挖出来，以白人之骨还治白人之道地要求博物馆立刻归还馆藏的成千上万纳瓦霍人遗骨。
再之前的《亡灵的歌舞厅》，那更直接就是人类学者的谋杀犯罪，起因是文物造伪的考古学人类学老问题。
还有《凯欧狼总是等着》，研究主题不是纳瓦霍，改成电影《虎豹小霸王》保罗·纽曼和劳勃·瑞德福饰演的那两名美国西部传奇火车大盗。传说中，这两个家伙最终边逃边抢到委内瑞拉去，在异国乱枪下双双毙命如电影最后一个画面，但有研究学者号称找到新事证，认定他们其实狡诈地一直藏身于如今的纳瓦霍国，连遗骨都还在，由此雪球般滚出一连串谋杀来。
然后便是此时此刻这本《时间的贼》了，一名女人类学者，敏锐地由出土陶罐上的绘图，辨识出并追踪古昔某个无名的、但个人创作风格独特清晰到一如签名的单一印第安陶罐艺术家，惟该女人类学者却在一次攸关学术研究成败的重要约会前离去并从此失联，还留下两片腌好待煎的牛排。
一、二、三、四，从最基本的比例原则来看，这实在是任谁都会吓一跳的数据，怎么回事？纳瓦霍国这片神圣土地到底有何古怪之处？何以这些理论上动嘴不动手、用笔不用刀的学者读书人，一进到这里，怎么总在月圆时刻变身成为狼人呢？
时间的贼，文化人类学者的犯罪之乡。
已经挖出太多了
其实从大局来说，考古学人类学如今正处于一个阶段，那就是遗址的搜寻挖掘工作已进入尾声，倒不是说我们已把地球表层土地全翻过一遍再没孑遗，而是理论上再没必要了，过去一百年两百年已出土的文物太多，远远快于我们对这些材料的梳理、研究和解读使用，只能如山堆积在那儿，我们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消化它们，因此，很多已知的新遗址我们不去动它，大地既然已保护了它成千上万年，那就继续委托它多保管个五年十年吧。
如今被视为必要的挖掘工作，基本上称之为“救援式的挖掘”，那就是某个已知的或意外冒出来的遗址，或因各种自然地层变动的威胁（地震、淹水、地层下陷或冲刷流失云云），更多当然是来自人们对土地的新开发利用，我们得在它永久毁坏消失之前抢救下来。
小说名家阿城，近年来愈发把心思时间抛掷在古物上头，从工艺、美学到文明论，有回讲到彩陶，阿城说，在中国大陆西北，彩陶的出土已到满坑满谷铺天盖地的不知如何是好程度，既远多于研究所需，连对那些讨人厌的收藏家而言也供应过剩，已到完全“无价”的地步，你要肯自己花钱雇卡车，要弄个几十上百公斤并不是什么难事。
如此实况，正是《说话的神》书里那位寄包裹的激越年轻人所以理直气壮的行动基础，姑且不考虑其他复杂的历史或人的情感问题，纯粹从学术研究的必要性来说，一个博物馆哪需要重复握有成千上万份纳瓦霍人的遗骨不是吗？
然而，这部《时间的贼》里那位人间蒸发的女学者，却提供了我们另一个绝佳的实例，指出了学术研究工作的另一面向——纳瓦霍这块土地深埋的陶罐，通过合法的发掘和非法的盗猎，出土数量成千上万，但对于“她要的陶罐”却仍不足所需；也就是说，她要的不是陶罐，而是“某些”陶罐，是特定的陶罐，有粉红色釉还有波浪形白色曲线和锯齿线，称之为“圣约翰五彩”的陶罐，是由已神秘消失的安纳萨其人一位才华洋溢的女陶匠制成的。
通则和特例在此处岔裂了开来，挖掘工作也只好持续进行，像一直以来那样。
概念和实体
阿加莎·克里斯蒂在她书中，通过大侦探赫尔克里·波洛，指给我们看海滩上一整排穿着泳装，盖着头脸、躺着不动日光浴因此分不出谁谁的人说，这些不过都是“身体”（或“尸体”）而已。这正是某种泯除了个性、消灭了特征的概念化结果；然而，一具尸体甚至一副朽骨，如果是你认识的、熟悉的、甚至是你的亲友家人，它就从这一抽象概念里分离出来，或说还原成为实体，成为某种独特的、甚或独一无二的存在，你会为之震惊、为之悲恸，就像我们常在电影电视里看到的那些仓皇赶来指认的不幸人们一般。
科学，或者就说物理学吧，它的思考材料基本上是概念而不是实体，氢原子就是氢原子，电子就是电子。古往今来哪里都长一模一样，每一颗都可以彼此完全替代，因此一颗就等于全体，某个人发现它找出它来并公诸世，那一刻开始它就属于所有人所共有，没有人可以独占它，也没有任何理由需要觊觎或盗取别人的某一颗氢原子或电子，你曾经看过哪个物理学者把哪一颗π介子或中微子锁进保险柜里珍藏起来作为传家宝物或典当拍卖吗？——当你在物理学教科书中读到电子或氢原子一词，指的不是哪一颗电子或氢原子，而是一个完整概念。
而历史学，以及考古学人类学，它的基本思考材料却是实体，实人实物实事实地实时，它们会在某一个特定问题（比方说纳瓦霍人用何物盛水）被提出来的必要概念化过程中，其中一部分“暂时”失去独特性而融入这个部分集合体中成为电子般的东西，既可彼此替代说明并能以一个代表集体，就像那一具浪漫命名为“露西”的女阿尔法南猿遗骨（而且不需要也从没整副完整骸骨，只要几颗牙几片碎骨我们就很满足了）就足堪证实它们在三百万年前、在东非洲人类最早故乡的存在一般。然而实体不是概念那样单维度的，理论上它可容纳或说提炼出无限多种（翁贝托·艾柯再三强调，有界线的无限多种）的概念，端看你拿什么问题来询问它，我们可以想像，这些理论上无限数量的问题，有一部分是尚未被提出来的，是未来的，因此，实体里遂永远有着尚未显现、尚未被人所利用的潜能部分静静等待着，这构成了它丰盈、神秘、独特的存在，人必须保留它，甚至摆放在手边时时把玩抚拭，不定哪一天一个新问题袭来，它又会像闻听芝麻开门的咒语般把自己打开来。
实体和概念尚有一个显著的不同，那就是实体有一部分是物理性的存在之物，受所有物理法则的约束，它不能存在此处又存在彼处，某人拥有它，意思是其他人就没有，这样的独占性，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就构成了财产的要件。中微子和π介子无法收藏出售以牟利，但一具露西的骸骨或一幅提香的画却真的得小小心心保管，保险柜、大锁、红外线、监视器、警卫加巨额保险云云。我们知道，有一部分的时间的贼不在第一现场工作，他们不闯亡者的空门，他们的对象是活人。
事实上，时间的贼本来就有两大服务对象，研究学者还是稍晚才开发的，更源远流长的是那些肯花钱、为拥有而拥有的大爷，从酋长、君王、贵族、宗教僧侣到资本主义富豪，这是考古学人类学之所以又是一门繁琐、耗时、乏味、细腻如针织刺绣又流汗费力如矿工的专业学科同时，又永远黏贴着各种寻宝冒险、巧取豪夺乃至于追逐谋杀的繁华动人想像，这个二元特质有人把它形象化出来，那就是哈里森·福特主演的印第安纳·琼斯博士，他先后三次寻得约柜、湿婆神圣石和亚瑟王圣杯，据说还拍第四集，只是不晓得物理形式已垂垂老矣的琼斯博士，究竟还有什么更大的宝物可说动他出马。
纳瓦霍丛林
所以挖掘乃至于各种盗猎是不可能喊停的，你去跟那些又找到新题目的野心勃勃学者，尤其是那些有钱有闲又有各种办法的收藏家讲够了、我们已拥有太多、让属于亡者的归亡者属于大地的归大地——这里我们得提醒一点，一个行业进行了成千上万年，它必然已是一个巨大的网络甚至一整个垂直性的工业体制，你只要去看看苏富比拍卖的金额、规模和相关参与者，就不难晓得有多少的身家性命牵扯其中。
所以约翰·列侬这个无政府的吟唱诗人是对的，在他那首名为《想像》的乌托邦之歌中，列侬要我们想像一个没天堂没地狱没国家没宗教没杀戮也没牺牲的世界，告诉我们这都并不难或者只要坚强些勇敢些就可能，但当他要我们想像一个没财产的世界时，他说的却是“I wonder if you can”，我实在有点怀疑你可否做得到——财产这玩意儿不是谁发明创造主张来的，它源于实物的稀有性和独特性，还有我们才讲过的，那种在此处就不在彼处、谁拥有它别人就没有的物理形式，这我们通常称之为独占性。
把这样一门本来就危险、带着蠢蠢欲动犯罪气息的学问推到第一现场、推到自身规范鞭长不及的边陲之地，就有着回返丛林的意思了，也一并让这门行业返祖，叫回来它最原初那个盗挖劫掠的粗野模样。
当然，作为这样一个丛林，纳瓦霍国本身也帮了点忙——纳瓦霍国，就跟所有的丛林国度一样，地广人稀，利风、契、拉果等等为数极有限的执法人员，看管着这片广漠、崎岖、多山多谷多孔洞隙缝的土地；而更独特的是，纳瓦霍人根深蒂固地惧怕死亡惧怕他们称之为“噙敌”的亡灵，这显然是一个不扫墓、更不会建造坟茔在生者目光所及之处的奇怪民族，那些时间的贼人们觊觎的伴随死者沉埋之物，对纳瓦霍人而言，不是虔敬的、深情款款的、让亡故亲人带着走上这趟幽黯孤寂之路的最后赠礼，而是必须让它们一并离开的不祥不洁之物。他们一定经历了好长一段时间，才搞清楚何以那些白皮肤的人干吗要冒这么大危险去掘出这些可怕的东西。
我们事实上也可以如此来看，这些所谓的考古学者文化人类学者，最终来说，也不过只是实体的人的某一个概念身份而已不是吗？在丛林中、在颠沛造次的艰困时刻，这总是剥落最快的部分不是吗？当然也许有人会多前进一步想到，所谓学者身份，应该不仅仅是这样方便于穿脱的外套般的东西才是，它会内化，会深入人心，会变化人的思考和感受方式，也会变化人看待世界的方式，否则不是太虚无太犬儒了吗？这是真的，但我们可能也一并会想到，这极可能也携带了另一种效应，那就是某种神圣性、某种封闭的、唯我的执念，就像《说话的神》书里那个收到自己祖父祖母遗骨的博物馆女学者一样，原因是她代表馆方为继续保有那些数以万计的纳瓦霍先人遗骨公开辩护，认为这是珍贵的学术研究材料而已，用单一概念来看万事万物，而忘了去理解，这些骨头是真实之物，甚至曾经还是活人，其中包藏着人的复杂情感和价值。
是啊，历史真是一门奇怪的学问，由奇怪的人来研究奇怪的人。曹操有一首看向历史的七言诗写的：“临流筑台距太行，气与理势相低昂；安有斯人不作贼，小不为霸大不王。”把这两个奇怪排一起，再抛掷到幽深的时间之中，人想要做成一点什么，怎么可能不犯罪不危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