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I热潮带来很多令人啼笑皆非的社会效应，比方说检察官和警察对这个影集恨得牙痒痒的，不只因为他们在戏里总扮演坏事的笨蛋、小弟和歹角，而是如今从陪审团到一般社会大众不管走到哪里碰到谁都忽然一副内行人的模样，影响的不只是面子，而是实际的工作进行；还有，这个影集显然对犯罪者的帮助远比执法人员大，它把原本大体上由执法者所独占的犯罪知识释放出来，也一并暴露了这组知识及其配备的盲点和限制，可想而知如今至少漂白水的销路会明显地成长，原来它清洗的能耐不只是厨房浴室的顽垢而已，还至少包括血迹或至少能有效破坏其DNA云云；另外，比较严重但比较不为一般人在意的（通常总是这样），这个影集对今天压倒性统治性的右派意识形态必然起着推波助澜的功效，影集自身的基本意识，一如科学本身的基本意识，总是保守的、秩序的。
其他的你需要时皆可从作者简历数据里随查随到，包括写它的人叫奥斯汀·傅里曼，原来就是个科班出身而且实战经验丰硕的医生和科学家——我们不是活在超联结系统的科学世纪吗？学着善用它而不是神话它，得到解放而不是找来束缚，包括我们的记忆。
这就是传说中的宋戴克博士或宋戴克医生探案，如果你想最快地、最简单不忘地知道它是什么，那你就说，这正是CSI犯罪现场式探案的起点、开始、源头，就像张三丰之于武当派、太极拳那样子。
不同于个人的单纯好奇，好莱坞忽然这么好心把已成的传奇和英雄回转成非传奇非英雄干什么？这里集体形成的溯源通常来自某种危机，某种已陷入僵化、招式用老、发展遭遇瓶颈的危机，因此它被迫回到源头，好重新找寻可能性，找回那些它曾经丢弃掉的事物本质及其他可能发展线索，好挣脱当下的泥淖。
没有氛围性的、装饰性的悬疑，也仍然可以是惊心动魄的。
我们以〇〇七为例，因为它比较隶属于我们泛侦探小说的书写领域，有原著小说为本；二来它才刚发生还热着；还有它的摄制过程也比较好玩，开低走高，一个原来快被全世界邦德迷给宰了、又太像不称头小流氓又太像胆小鬼（坐游艇亮相的邦德怎么可以守法地穿着救生衣呢？），还背反伊安·弗莱明设定长一头该死淡金稀疏头发又抗拒不染的新邦德，居然在电影试映会后博得满堂彩，还传出了“肖恩·康纳利之后最好邦德”的奇特声音。
正德·利用·厚生〇〇七《皇家夜总会》少了哪张固定脸孔？少了Q，Q是干什么来的？Q是负责供应邦德出勤配备的人，是整个〇〇七系列电影里新科技乃至于新特效（比方借助他给邦德的BM怪汽车）的代表人物。正因为这个基本设定，随着科技特效垄断着〇〇七电影的进展方向，Q遂成了整个邦德影片中膨胀最快，而且最具决定性的操控角色，恶意地说，这个头发一集一集少的老头子，简直成了预言一切的神了，或甚至干脆就是编剧不是？他显然完全知道了邦德此行总共会遭遇到哪些危险，否则他供应的新武器新配备不会准到这地步，如诸葛亮交给渡江入吴赵云的三个锦囊，每一种武器、每一个功能都在节骨眼上恰恰好用上而且每种不多不少用一次。不是Q实际上镜头多少长短的问题，而是他存在的意义及其功能，像药头一样供应愈来愈强的麻醉药物，以至于到《谁与争锋》时整部电影像嗑多了一样狂乱、摇头、不知所云而且毫无内容，特别是汽车追逐大戏。总之快没救了。
CSI之热了人们一边遮眼睛一边继续看CSI不放。也就是说，除了流行时尚这全然无需理由的因素之外，CSI热潮的确还有所本，有触及人心深层渴望之处。
前传是什么？我们这么说，前传就是幼年时光、成长时光，是人还在摸索、学习、试探、认识自己也认识世界并寻找两造关系的那一段不确定日子，是最多可能性和最高可塑性的那一段日子。正常来说，伟人不会知道自己将来会是个“伟人”，一如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先生不会五岁就是个国父一般，古巴的大胡子卡斯特罗的青春大梦极可能是有朝一日成为美国职棒大联盟的一员如王建民（以至于后来美国人极其扼腕，早晓得说什么也让哪支球队签下他，由联邦政府出钱都划算），而拉丁美洲的大解放者波利瓦尔则早早娶妻并打算悠哉悠哉当个糖厂奴隶主快乐过一生。这些人，和所有那个年岁那个阶段的人一样，会哭会闹会流鼻涕云云，因此，把一个已经等同于硬邦邦铜像的英雄伟人重新抛掷回不英雄不伟人的迷蒙时间里，基本上是一桩拯救作业，把人从某种神圣性、某个神话牢牢捆绑得无法动弹的SM景况中解放出来，恢复他（一部分）人的模样，恢复他（一部分）人该有的情感、思维和不能没有否则不成其为人的生命细节，如此如此，这般这般。
人脑是远比人手更精巧、复杂且更多可能的东西，这不是吗？
然而，回到源头这件事，尽管绝大多数历史时刻是少数人以个别实践的方式来做，但有时候它也会形成集体热潮，忽然蔚为流行，像现今引领流行集体做梦的好莱坞，便又重启了好大一波溯源寻根热，这一回它有个焦点的新名字叫“前传”，星际大战、蝙蝠侠、〇〇七情报员无不一一回转成小孩的样式（之前其实连圣徒“七海游侠”赛门·邓普勒也拍了前传，只是没成功，西门町早年奉他为名的“赛门甜不辣”小吃店则应该还在卖），其代表性的slogan便是——每一则传奇，每一个英雄都有个开始。
顺便提一句，现在很多闷着头追逐眩目效果的在线电玩困境也在此，把游戏者变成鼠标操作员，变成熬夜加班但没薪水可领的可怜劳工，景况比早期压榨的、吃人的资本主义还不人道。
这几年，先是赌城拉斯维加斯，再跨州办案缉凶拉出迈阿密，并以同样模式进一步召唤出纽约，这组科学鉴识办案的所谓犯罪现场影集，不仅席卷全美，还迅速泛滥到台湾来，让台湾一个无人识、没人看的有线小频道，如今俨然成为电视影集的首选品牌。
宋戴克医生小说比较容易忽略的，是他科学家式安定、明亮、对具体人物和事物细节趣味盎然的书写之笔。科学者的书写奇怪一直截然二分为两种，一种极好（如古生物学者古尔德、如动物学者劳伦兹），一种极糟，没有中间的。宋戴克医生小说中的老伦敦和老英国，表现了维多利亚时期以降最好的一面，文雅、有礼、节制但有着不夸张、不乖戾、不别有居心的真诚同情和悲悯，更要紧的，还不失幽默、不失练达。
但也差不多到顶了，要出事了。
宋戴克医生的科学办案小说，非常非常带种的，甚至连推理小说赖以维生的，只能在书的最末端才揭晓一切之谜的悬疑性都敢不要，信心满满地把小说孤注般赌在纯净的、实证的科学之美本身——当然他没每一部小说都这么来，但宋戴克医生探案最著称的便是它“倒叙推理”的书写方式，凶手是谁一大早就先告诉你，没什么好装神弄鬼的，小说专注所写的，也是读者专注所看的，是宋戴克医生如何通过科学鉴识，一步一步重建并重现整个罪案，最终，是的，凶手就是你没错。
我个人最怀念的一集是拉斯维加斯的。葛瑞森组长一个人开车到个小小山城，但车上的鉴识工具吃饭家伙却第一时间便告不翼而飞，当然是保守封闭且排外的小镇居民有人不愿该地断背山式的悲剧丑闻外泄，惟顽固科学家的老葛瑞森拒绝屈服，他转头进了小镇的杂货店五金行，棉线、胶带、镊子、剪刀、小毛刷等等等等——
当然，事隔快一世纪了，宋戴克医生当时堪称划时代的科学鉴识工具（其中一部分还启示了当时现实界的执法办案人员），今天看来当然简省了许多。但作为一个小说读者而不是应用科学的工具和仪器开发者，这我们已经晓得了不是吗？工具的能耐有其极限（那些看过李昌钰博士办案的人不是都有神话破灭之感吗？），而且工具的神话化会挤压人脑子的活动空间，会限制人必要而且最珍贵的想像力，那样的小说反而是最难看、最误入歧途的，最该立即回归前传回归源头。
回到CSI来。如果说前传热是现象一，那CSI热便是现象二。
但资本主义一接手我们就绝望地晓得结局了。我们常批判资本主义压榨、剥削和掠夺，为可怜的劳工、无产阶级还有我们自己义愤请命，但资本主义的压榨、剥削和掠夺是一视同仁的，对人如是，对人而外的一切事物亦复如是。什么好东西真东西一旦落入它手中，纳入它的体系里，它都会榨出最后一滴汁来直到这个东西化为干渣化为垃圾和废料，它从不会让事物止于其最适状态好珍惜保留它，它反正用完了这个再找下一个，这就是它的掠夺性，所以卡尔维诺用蛇发女妖美杜莎来比拟，凡它看上的、瞪视的无不一一硬化成石头。
三地三组的CSI影集中，最早出问题的看起来是迈阿密。我们说的，不只是因为它有一个喜欢戴太阳眼镜、喜欢背对所有人（包括一个人在电梯里）、喜欢抢在霹雳小组之前一把枪攻坚并神准不失手（而且仍不肯暂时拿下他心爱的墨镜，不是很容易把个白人嫌犯看成黑人吗？），尤其特喜欢事后找被害人及其亲人恳谈一番的又英雄又圣人的奇怪组长（圣何瑞修？）。而是，有点吊诡的，迈阿密同时对科学鉴识最不辩证最不思索质疑地把它推到神话式的无所不能，却又像对这种纯净科学之美显得心虚，也因此，收视率的压力一来，率先步伐踉跄的便是迈阿密。它迅速地向流行警匪片以及电视肥皂剧公式倾斜，把整个办公室实验室布置得像个炫目的太空城一样，又新雇来一批怎么看都不像肯埋头冰冷科学鉴识工作的年轻女孩，于是迈阿密的新一季遂成了进入春天求偶期的一季，大家一阵竞啃窝边草的交叉配对，什么都发生了，就独独科学本身不见了。
最稳的仍是最早的拉斯维加斯，可见不全然只是题材消耗无以为继的问题；最晚才来、主体人物还有点面目模糊的纽约则好在它案型本身的多样复杂和意想不到，这个全美排行首位的大城暨最富想像力的世纪罪恶之都果然名不虚传，其中最有意思的事，三地中最繁华的纽约，却是三组影片中最多一般人的、乃至于底层小人物的各式罪案，包括街头篮球的、水枪暗杀游戏的、城市大楼蜘蛛人的、码头工人肌肉男的、长年不见天日在几十米深地底工作并发展出一套自身戒律如帮派又如邪教的地鼠劳工团体。还有康尼岛沙滩上塞入小木箱子里的马戏团软骨俊美少男赤裸身体及其宛如千年不变的古老家族悲剧，还有早化为朽骨、堆满地铁埃尘二十年、用铅笔素描留下他寂寞纽约印象的外来寻梦男孩，麦克·泰勒组长为他破了案，超厚嘴唇的艾婷也复原了他的生前容貌，但他是谁、叫什么名字，以及来自何处可还有想着他的家人等等，则永远埋在地铁轨道内没有答案。
好，我们先绕个路看一下所谓的前传。
纳博科夫的这个回答，有助于我们驱散一个其实早就该抛弃的神话，正视事实。那就是事物并不总是进步的、改良的，并非愈新的、愈接近现在的东西就愈好愈强，事物的发展也会走上歧路，也会因为历史的不确定机运和奇奇怪怪的人心而弄错弄坏，尤其当我们进一步理解资本主义压榨的、掠夺的、不惜把任何美好东西化为废料以换取立即性利益的本质恶习，这样的实例太多了。这也正是纳博科夫指出的所谓商业行为。
并非愈来愈好蛮过瘾的，但代价是我们很难再保有可供站稳自己双脚之地，除了科学，我们好像已没有什么能相信的了，也因此，我们信任于科学的、乞援于科学的、想像于科学的，总很难平心静气地恰如其分，总远远超过真正科学可能应允的，科学甚至还得负责填补我们失去宗教所露出的生命价值和情感的空白，科学，某种意义说，的确是现代人的一种宗教且行之有年了。
如此，我们以为的改良，通常只是无涉创造本体的某种微调，让它赏心悦目些或者说柔和可亲些，适合和人相处，因此更多时候是致用性的。更何况，太多美好的东西都不是“有用”的，都能顺利转化为当下的商业利益而得到关怀与发展，这些于是只能存留在最原先的创造者和创造物那里，静静等待人们或许未来可能重新发现它。我们前面所说的前传热，其实便是又一次对已创造出来的事物的审视和思省，对我们予以搁置的部分再捡拾再利用，这样的事其实一直在发生，不过是这波热潮系由好莱坞所主导，因此更醒目更挟带着沛然的商业声势，也更多少令识者提心吊胆而已。
前传之热<\h3>
这个进步神话在书写创造性的领域尤其不适用。因为创造的核心本质终究如纳博科夫所说是单个人的，也是一次完成的，是《圣经·创世记》那种要有光就有光的方式，在创造出来那一刻光和暗就分开来，而不像盖一幢房子或生产装配作业线那样是分工的、协力的、一截一段的。所以翁贝托·艾柯才如此大胆讲很多东西创造出来就已经“完美”，无须改良也不可能改良（你如何去改良艾略特的或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没人写信给上校》呢？），你只能从启示中重启一个或一次完整的创造如本雅明所说的“每一个句子都是重新开始一篇文章”。创造的时空连续性通常是种错觉，要说连续，也不是时间大河般奔流、顺畅、不间断式的连续，它仔细看来是跳跃的、断裂的、启迪的，更接近星图般相连相照的只是彼此的光，甚至只是我们想像的虚线。
但凡看到一个美好的东西，或没啥太大意义只是跟你关系匪浅的东西云云，两组不同的人，通常会有两组截然不同的响应——一种人数较多，他们选择只记今朝笑，才不管这东西究竟是什么，来自何方，为什么一路会形成眼前这副模样，完完全全只满足当下如以前人说的“百姓日用而不知”；另一种人数虽然稍少，但我以为这才正是人心理反应的基本原型，那就是人会好奇、会追问、会想寻回它的源头。之所以说是心理原型，是因为诸如此类的好奇和冲动好像本能性的任谁都是都有，包括那些只活在今天拒绝回想的大多数人，但是时间山高水远重重阻绝，来路已荒败褴褛看起来很累，算了。惟一定会有一定比例的热望者好事者会不死心付诸实践，也多亏这样，人们知道了尼罗河的源头（好像还不止一道源头），看了长江最早仍是滴下的山泉还有它堪堪成形才浮得起小酒杯的幼稚模样，还确定了我们叫它库页岛、俄国人称萨哈林这个酷寒不宜人居之地，果然不是个半岛，它和欧亚大陆母体并没有陆桥联络，它是个岛。
有回被问到法国的“新小说”，纳博科夫以他纳博科夫式的回答说：“我对团体、运动、流派之类的东西不感兴趣。我只对单个的艺术家感兴趣。所谓‘新小说’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不过法国倒是有一个了不起的小说作家，他叫罗伯格里耶。他的作品被好用陈腔滥调的一群涂鸦者模仿了，虚假的标签有助于这些人的商业行为。”
我想，这回和过去单纯的邦德演员更替不同了，成败关键不在其一个人的造型或魅力，而是整个想法、整体的电影方向变了——前传，不仅仅是时间的跳跃挪移而已，它也带来从根本视角到一切细节的牵动变化，碰触到某一个人的本质问题，这才是这一波前传热真正比较有趣的地方。
“请循其本”，这是三千年前最聪明的中国人庄子说的。说话当时，正是他和他好斗嘴的好朋友惠施陷入团团转出不来的语言泥淖一刻，庄子说让我们回到一开始吧，回到我们刚走上桥刚看到水里游鱼那一刻吧。庄子的一句话，救回了两人原本美好的一天和原本的好心情，眼前瞬间云淡风轻地自由起来。
正德·利用·厚生，这三个连缀的词也许古老了些，但它们仍然揭示了我们对科学最美丽也可能是最奢侈的期盼，一种远离着野蛮和黑暗的天下文明气象，在科学已神话化到伪科学临界点并开始露出不祥的尖牙利齿的今天，我们其实很有必要回头想想看看，并试着捡拾回来我们已有却遗忘在那里的东西。
或者，看看宋戴克医生的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