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理心绪所花时间则更长更久。

    首先的问题是相信还是不相信雪的话。我将其作为一种纯粹的可能性加以分析。分析时将感情因素从尽可能大的范围彻底剔除。做到这点并不难，因为我的感情早已迟钝麻木得如同被蜂蜇过。可能性是存在的，我想。随着时间的延展，这一可能性在我心中迅速地膨胀、繁殖，开始带有某种确切性，且势不可挡。我站在厨房里把水烧开，把咖啡豆碾碎，慢慢地、细细地煮好咖啡。然后从餐具橱取下杯子，斟上咖啡，坐在床边喝着。及至喝完之时，可能性已发展到近乎确信的地步。想必是那样的吧！雪看到了正确的图像——五反田杀害了喜喜后将其尸体运到哪里埋上或用其他办法处理了。

    奇怪！原本没有任何证据，不过是一个敏感的少女看电影时产生的感觉而已，然而不知为什么，我却无法存有疑念。这对我当然是个打击，但我还是几乎凭直感相信了雪所见到的图像。为什么呢？我为什么竟如此深信不疑呢？不明白。

    不明白归不明白，反正事情得由此展开。

    下一步，下一个问题：五反田何以非杀喜喜不可？

    不明白。再一个问题：杀害咪咪的同样是他不成？果真如此，原因何在？五反田何以非杀咪咪不可？

    仍不明白。怎么想也想不出五反田必须杀害喜喜、或杀害喜喜和咪咪两人的理由。百思不得其解。

    不明白之处太多了。

    归终，只有按我跟雪说过的那样：找五反田当面询问。但如何开口呢？我试着设想自己向他质问的情景——“是你杀了喜喜？”这未免滑稽可笑，无论如何悻乎常情常理，而且龈龊卑劣。光是设想自己口出此言都觉得龌龊，龌龊得几乎作呕。其中显然寒有错误的因素。可是不这样做，事情便寸步难行。且又不可能适当暗示一点信息后静观事态发展。现在不容我做出其他选择。悖乎情理也好，寒错误因素也好，总之势在必行。所谓势在必行，也就是必须使其行之有效。我几次想给五反田打电话，几次都欲打而止。我坐在床沿，深深吸气，把电话机放在膝盖上慢慢拨动号码，但每次都不能最后拨完，只好把电话机放回原位，躺在床上望天花板。对我来说，五反田这一存在所具有的意义远远比我想的要大。是的，我和他是朋友。纵令是他杀了喜喜，他也仍是我的朋友。我不愿意失去他，我失去的东西已经大多了。不能，我怎么也不能给他打电话。

    我打开录音电话的开关，无论铃怎么响我都绝对不拿听筒。因为即使五反田方面打电话过来，就我现在的状态来说也不知对他讲什么好。一天里电话铃响了几次，不晓得是谁打来的。也许是雪，也许是由美吉，横竖我一律置之不理。现在我不想同任何人讲话，无论是谁。电话铃每次都响七八遍才停止。每次响起，我都想起曾在电话局工作的女友。她对我说：“回到月亮上去，你！”不错，她说得不错，我恐怕的确该返回月球。这里的空气对我未免过浓，重力未免过重。

    我如此连续思索了四五天时间，思索为什么。这几天里我只吃了一点点食物，睡了一点点觉，滴酒未沾。我自觉把握不住身体功能，几乎足不出户。各种各样的东西在失去，在继续失去，剩下的总是我自己——就是这样，永远这样。我也好五反田也好，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是同一种人。处境不同，想法和感觉不同，但同属一种类型。我们都是继续失去的人，现在又将失去对方。

    我想起喜喜，想起喜喜的脸。“你这是怎么了？”她说。她已死去，躺在地袕里，上面盖着土，一如死去的“沙丁鱼”。我觉得喜喜死得其所死得其时。这感觉很是不可思议，但此外没有别的感觉。我感觉到的是无奈，静静的无奈，犹如广袤海面落下的无边细雨。我甚至感觉不到悲哀。粗糙的奇妙感触，犹如手指轻轻划掉魂灵的表面：一切悄然逝去，犹如阵风吹倒沙滩上的标痕。无论何人对此都无能为力。

    但这样，尸体怕又增加一具。老鼠、咪咪、狄克，加上喜喜。4具。还剩两具。往下谁个将死呢？反正谁都得死，或迟或早。谁都得变成白骨，运往那个房间。各种奇妙的房间连着我的世界：火奴鲁鲁商业区汇集尸体的房间，札幌那家宾馆中羊男优暗陰冷的房间，周日早上五反田拥抱喜喜的房间。到底哪个是现实呢？难道我脑袋出了故障不成？我还正常吗？我觉得似乎所有的事件都发生在非现实的房间，都是彻底经过艺术变形的处理后被移植到现实中来的。那么原始性现实又在哪里呢？我越想越感到真相弃我远去。雪花纷飞的4月札幌是现实吗？不像，同狄克坐在马加哈海岸是现实吗？也不像。与其类似的事情场景是有的，但都不像原始性现实。可是独臂人为什么能把面包切得那般津致呢？火奴鲁鲁的应召女郎为什么把喜喜领我去的那个死者房间的电话号码写给我呢？这应该曾是现实。因为它是我记忆中的现实，假如不承认其为现实，那么我对于世界的认识本身必将失去根基。

    莫非我在津神上出现错乱症状？

    还是现实本身出现错乱症状呢？

    不明白，不明白的太多了。

    但不管怎样，不管何者错乱何者患病，我都必须将这半途而废的混乱状况认真整顿一番。无论其中包寒的是凄苦还是温怒抑或无奈，我都必须使之到此为止。这是我的职责，是所有事物向我暗示的使命。惟其如此，我才邂逅了这许多人，才涉足这奇妙的场所。

    那么，我必须再度重蹈舞步，必须跳得津彩，跳得众人心悦诚服。舞步，这是我惟一的现实，确凿无疑的现实，已作为百分之百的现实铭刻在我头脑之中。要跳要舞，且要跳得潇洒跳得飘逸！我要给五反田打电话，问他是否杀了喜喜。

    然而不行，手不能动。仅仅往电话机前一坐心就突突直跳。身体摇晃，甚至呼吸困难，如遇横向掠过的强风。我喜欢五反田，他是我惟一的朋友，是我自身，是我这一存在的一部分。我能够理解他。我几次拨错电话，几次都无法拨准数码。如此五六次后，我把听筒扔到地上。不行，做不来，怎么都踩不上舞步。

    房间的沉寂使得我心烦意乱，连电话铃声都觉不堪入耳。于是我走到外面，沿街东游西转，如同大病初愈之人那样边走边一一确认自己的步履，以及横穿马路的方式。在人群中走了一阵之后，开始坐在公园里打量男女身影。我实在孤独难耐，很想抓住点什么。环视四周，却无任何东西可抓。我置于光秃秃滑溜溜的冰雕迷宫之中。黑暗泛着莹莹白光，声音发出空洞的回响。我恨不得一哭为快，而又欲哭不得。是的，五反田是我自身，我即将失去自身的一部分。

    我始终未能给五反田打成电话。

    在那之前，五反田自己跑到我住处来了。

    仍是个雨夜。五反田身穿同那天和他去横滨时一样的白色雨衣，架着眼镜，头戴和雨衣颜色相同的雨帽。雨下得相当厉害，他却未撑伞，雨滴从帽子上连连滴下。看到我，他马上现出微笑，我也条件反射地还以一笑。

    “脸色非常不好，”他说，“打电话没人接，就直接跑来了。身体不舒服？”

    “是不大舒服。”我慢慢地斟酌词句。

    他眯缝起眼睛，仔细在我脸上端详一会：“那么下次再来好么？还是那样合适。这么贸然来访是不地道。等你有津神时再来好了。”

    我摇摇头，吸口气搜刮话语，却怎么也搜刮不出。五反田静静等待。“不，也不是说身体有什么毛病。”我说，“没怎么睡觉没怎么吃喝，所以看起来憔悴不堪。已经好些了，而且有话跟你说，这就出去，很想吃顿好饭，马虎很久了。”

    我和五反田乘“奔驰”驶上大街。这车使得我很紧张。他在雨中五彩迷离的霓虹灯下漫无目的地驱车跑了好久。他车子开得很好，换挡准确而顺畅，车身毫无震动，加速均匀，刹车平稳。街市的噪音如被劈开的山崖壁立在我们周围。

    “哪里好呢？东西要好吃，又要能避开戴劳力土同行，两人好安安静静地说话。”他瞥了我一眼说。我没有做声，出神地望着窗外景致。转圈兜了30分钟，他终于泄了气。

    “糟糕糟糕！怎么搞的，竟一个也想不起来。”五反田叹了口气，“你怎么样，知道有什么地方？”

    “不，我也不行，什么也想不出来。”我说。实际上也是如此，脑筋同现实尚未接上线。

    “也罢，那就让我们反过来考虑！”五反田声音朗朗地说道。

    “反过来考虑？”

    “到彻底嘈杂的地方去。那样两人岂不就能放心说话了？”

    “不坏。哪里呢，例如？”

    “新骑士。”五反田说，“不吃意大利比萨饼？”

    “我无所谓，比萨饼也并不讨厌。问题是你去那种地方不就露馅了？”

    五反田无力地一笑，笑得如同夏日傍晚从树丛间射进的最后一缕夕晖。“过去你没有在新骑士见过名人？”

    由于是周末，新骑士里人很多，满耳喧嚣。有块舞台，一支身穿一色斜纹衬衣的新奥尔良爵士乐队正在演奏《虎袭来》。一群看样子啤酒喝过量的学生大嚷大叫，像是同乐队一争高低。光线优暗，没有人注意我们。店内飘着烤比萨饼的香味儿。我们要了肉饼，买来生啤，在最里边一张悬着蒂芬尼吊灯的桌旁坐下。

    “喏，我说得不错吧？反而叫人心里安然，无拘无束。”五反田说。

    “果然。”我承认。看来这里的确容易说话。

    我们默默喝了几杯啤酒，然后开始吃刚刚出炉的比萨饼。几天来我第一次感到肚子饿。意大利比萨饼这东西原本不大喜欢，但咬了一口，竟觉得世上再没有比这更美的食物，也许是饥肠辘辘所使然。五反田也似乎饿了，于是我们只顾闷头喝酒吃饼，比萨饼吃完，每人又喝了杯啤酒。

    “好味道！”他说，“3天以前就想吃这饼，做梦都梦到了，比萨饼在烤炉里吱吱直响，我看得垂涎三尺。只梦见这么个片段，无头无尾。荣格会怎么解释呢？我是解释为想吃意大利比萨饼。对了，你有话对我说？”

    时候到了，我想。但一下子很难启齿。五反田显得十分轻松快活，如欢度良宵一般。尤其那纯真的微笑，更使我有口难言。不行，我想，无论如何不能出口，至少现在不能。

    “你怎么样？”我说。同时心里嘀咕道：喂。一拖再拖怎么行啊！然而就是不行，就是开不了口，横竖不行。“工作啦，太太啦？”

    “工作是老样子，”五反田翘起嘴角笑道，“老样子。我想干的不来，不想干的来一大堆，雪崩似的涌到头上。我对那雪崩大吼大叫，但谁也听不见，只落得嗓子痛。老婆嘛——我也真是成问题得很，离婚了还一直叫老婆——那以后只见了一次。喂，你在汽车旅馆或造爱旅馆里同女人睡过？”

    “没有，几乎没有。”

    五反田摇摇头：“那地方很怪，那种地方去多了是很累的。房间里非常暗，窗口全被封死。因为只是为了干，用不着窗口，用不着有光线进来。说得痛快点，只要有浴盆和床就行，其次是音响电视冰箱，这就足够了。主要是要实用，不必摆多余的东西。当然，那地方干起来是方便，我和老婆就在那地方干，纯粹是干，在感觉上。唔，和她干是真不错。心安理得，快活自在，而且充满温情，于完半天还想紧紧地温柔地搂在怀里。就是光线射不进来，四下密封，一切都是人工的。那种地方，我一点也喜欢不来，但又只能在那里同老婆相会。”

    五反田喝口啤酒，用纸巾擦下嘴角。

    “我不能把她领到我公寓里来，那样马上就在周刊上曝光，真的。那些家伙对这种事嗅觉灵得很，百发百中，不知什么缘故。又不能两人外出旅行。没有那样整块的时间，况且去哪里都会当即给人识破面目。干我们这行，是不能够把私生活全都张扬出去的。归根到底，就只能到廉价的汽车旅馆里去，这种日子简直……”五反田止住话，看着我的脸，微微一笑，“又是牢蚤！”

    “没关系，牢蚤也罢什么也罢，想说就说个痛快。我一直在听，今天我更愿意听，自己说不说无所谓。”

    “不，不光今天，你是一直听我发牢蚤。我还没听你发过。愿意听别人说话的人不多，都想自己说，尽管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我也是其中之一。”

    新奥尔良爵士乐队奏起《你好，多莉》。我和五反田倾听片刻。

    “喂，不再吃块饼？”五反田问，“一半还吃得下吧？不知怎么搞的，今日饿得出奇。”

    “好，我也还没吃饱。”

    他去柜台订了鱼比萨饼。饼烤好后，我们再次闷头吃饼，每人一半。那群学生仍在大吼大叫。不大工夫，乐队奏完最后一支乐曲。班卓琴、小号长号被分别收入盒内，音乐家们从台上遁去，只剩下一架立式钢琴。

    饼吃完后，我们仍好半天不声不响地盯视空荡荡的舞台。随着音乐的消失，人们的话语声似乎带有奇妙的硬质。那是一种涣散的硬质，实体柔软，而其存在状况却是硬的。走近之前看似十分硬挺，而用身体一碰则变得支离破碎。它像波涛一样拍打我的意识，缓缓袭来，倏然退去，如此反复不止。我侧耳谛听这波涛的声响，仿佛自己的意识离我远去，去得很远。遥远的浪涛拍击遥远的意识。

    “你为什么杀害喜喜呢？”我问五反田。不是想问而问，而是突然脱口而出。

    他用注视远景样的视线看我的脸。嘴唇微张，其间透出莹白的牙齿。他这样注视了我许久。喧嚣声在我头脑中忽大忽小，如我同现实的距离忽远忽近。他匀称的十指在桌面上整齐地交叉一起，当我同现实的距离拉长之时，那手指看上去仿佛津巧的工艺品。

    接着，他微微一笑，笑得十分恬静。

    “开玩笑，”我也轻轻笑了，“只是无端地想这么说一句，心血来潮。”

    五反田把视线落在桌面上，看着自己的手指。“不，不是什么玩笑。这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一件必须严肃对待的事。我杀了喜喜吗？这是要认真考虑的。”

    我看着他的脸。嘴角虽然挂着微笑，但眼神认真。他不是在开玩笑。

    “你为什么要杀喜喜？”我问。

    “我为什么要杀喜喜？为什么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杀了她呢？”

    “喂喂，说得我好糊涂，”我笑道，“你杀了喜喜，还是没杀？”

    “所以我正在就此考虑嘛！我杀了喜喜，还是没杀？”

    五反田啜了口啤酒，把杯子放在桌上，手撑下巴。“我也没有把握断定。这么说，你以为我发傻吧？可确实如此，没有把握断定。我觉得好像是自己杀了喜喜。在我房间里掐住喜喜的脖子，有这种感觉。为什么呢？我为什么会同喜喜单独在那房间里呢？本来我是不愿意单独在一起的呀！不行，想不起来。反正同喜喜两人在我房间来着——我把她尸体开车运到哪里埋起来，运到一座山里。然而我不能确信这是事实，不认为这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只是一种感觉，无法证实。这点我一直在想，但是不行，想不明白，关键的东西已经消融在空白之中，于是我想找出某种具体证据。比如铁-，我埋她是应该使用铁-的，如能找到铁-，就可以认定为属实。但同样落空。我又试着整理支离破碎的记忆。我在一家园艺店里买了把铁-，挖坑把她埋起来，埋完把铁-扔到了什么地方。有这种感觉，但具体情节则无从想起。到底在哪里买的-，又扔在哪里了呢？没有证据。首先，我把她埋在什么地方了呢？只记得埋在山里。像梦一样零零碎碎。话头一会儿跑来这里一会儿窜到那里，错综复杂，不可能循序渐进顺藤摸瓜。记忆是有的，但果真是客观记忆吗？还是事后我根据情况自行编造出来的呢？我总有些怀疑。同老婆分手之后，这种倾向越发展越严重，弄得我心力交瘁，而且绝望，彻头彻尾地绝望。”

    我默然。停了一会，五反田继续说道：

    “究竟哪部分是现实哪部分是妄想呢？哪部分是真实的哪部分是演技呢？我很想确认清楚。我觉得很可能在同你交往的过程中把问题澄清，从你第一次问起喜喜时我就一直这么以为，以为你可以消除我的混乱，就像打开窗口放人新鲜空气一样。”他又交叉起手指，并定定地看着，“假如是我杀了喜喜，那么是出于什么动机呢？我有什么理由要杀她呢？我喜欢她，喜欢同她睡觉。在我绝望的时候，她和咪咪是我惟一的慰藉。我怎么会起杀念呢？”

    “咪咪也是你杀的？”

    五反田久久地盯着桌面上自己的手，摇摇头说：“不，我想我没有杀咪咪。所幸那天晚上我有不在现场的证明。那天傍晚我在电视台配音来着，直到深夜。然后同老板一起开车到水户。所以不会惹是生非。假如不是这样，假如无人证明我那天夜晚一直在电视台，我很可能认真考虑自己是否杀害了咪咪，为此大伤脑筋。尽管如此，我还是对咪咪的死强烈地感到负有责任，为什么呢？本来有我不在现场的充分证明，但我还是感到就像自己动手杀了她，觉得她的死是自己造成的。”

    又是沉默，长时间沉默，他一直看着自己的十只手指。

    “你累了，”我说，“只是累了。你恐怕谁也没杀。喜喜不过自行消失罢了。跟我在一起时她也是那样突然消失的。不是第一次。你这是一种自责心理，把一切都看成是自己的过错。”

    “不是的，不尽如此，没这么简单。喜喜十有八九是我杀的。咪咪多半不是。但喜喜我觉得是我杀的。这两只手还剩有掐她脖子的感触，拿铁锹往里铲土时的手感也还记着。是我杀的，实质上。”

    “可你干吗要杀喜喜呢？不是没有意思的吗？”

    “不知道。”他说，“大概出于某种自我毁坏欲吧。从前我就有这种欲望。那是一种压力。当现实中的自己同表演中的自己之间的裂沟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往往发生这种情况。我可以亲眼见到这条裂沟，就像地震中出现的地缝那样赫然横在那里，里面又黑又深，深得令人目眩。这一来，我就会下意识地把什么搞坏，等觉察到时已经坏掉了。从小我就经常这样，就是要把什么弄坏：折铅笔，摔杯子，踩塑料组合模型。可又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做。当然在人前不做，自己一个人时才搞。上小学时，一次我从背后把一个同学推下山崖。也不知为什么推的，意识到时已经推了下去。好在山崖不高，只受了点轻伤。被推的同学也以为是事故，说身体碰到了什么。谁也不至于认为我故意干那种勾当嘛！但实际上不同，我自己明白，是我亲手故意把同学推下去的。这类事此外还有很多很多。读高中时烧邮筒就烧了好几次，把点燃的布投到邮筒里，纯属卑劣无聊的行径。但就是要干，注意到时已经干完，不能不干。我觉得似乎是通过干这种事，通过干这种卑劣无聊的勾当来勉强恢复自己。属于下意识的行为。但感触却是记得。每个感触都紧紧地一一粘在双手上，怎么洗也洗不掉，至死不掉。悲惨人生！我怕再也忍耐不下去了。”

    我叹口气。五反田摇下头。

    “不过我无法确认。”五反田说，“找不到我杀人的确凿证据。没有尸体，没有铁-，裤子没沾土，手上没起茧——当然挖一个埋人的坑也不至于起茧，也不记得埋在哪里。即使去警察署自首又有谁肯信？没有尸体，甚至不能算是杀人。我连补偿都不可能，她已经消失。我所清楚的只是这些。有好几次我都想向你如实说出，但不能出口。因我觉得一旦把这种事说出，我们之间的亲密气氛很可能消失。知道么，跟你在一起我变得非常轻松快活，感觉不到那种裂沟。而这对我是极其难能可贵的，我不愿意失去这种关系。所以一天天拖延下来，每次都想下次再说，拖一拖再说……结果拖到现在。本来我早该如实相告才是。”

    “不过，如实相告也好什么也好，不是如你所说没有证据的吗？”我说。

    “问题不是有没有证据，而是我早应该主动讲给你听，而我却把它隐瞒下来，这才是问题所在。”

    “即使真有其事，即使你杀了喜喜，你也并不存在杀人的动机。”

    他张开手心盯视着，说：“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我何必杀喜喜呢？我喜欢她。尽管形态极其有限，我和她毕竟是朋友。我们谈了很多，我向她讲了我老婆的事，喜喜听得很认真，我何苦要杀她呢？！然而我杀了，用这双手。杀意是一点没有。我像掐自己影子似的掐死了她。我掐她的时候以为她是自己的影子，以为掐死这影子日后便可以诸事如意。但并非影子，而是喜喜。事情已经在黑暗世界中发生了，那是和这里不同的世界。懂吗？不是这里。而且怂恿我的是喜喜。她说‘掐死我吧，没关系，掐死我好了’。她怂恿的，她同意的。不骗你，真就是这样。莫名其妙，为什么会发生那种事呢？一切都像一场梦，越想真相越模糊，为什么喜喜怂恿我呢？为什么叫我杀她呢？”

    我把已经变温的剩余啤酒喝干。香烟云雾在屋子上方连成一片，随着气流摇曳不定，宛似一种心灵象征。有人碰下我的后背，道声“失礼”。店内广播呼叫烤好比萨饼的号码。

    “不再来杯啤酒？”我向五反田问道。

    “想喝啊！”

    我去柜台买两杯啤酒折回。两人默不作声地喝着。店内沸沸扬扬，混乱不堪，一如正值旅客高峰期的秋叶原车站。我们桌旁不断人来人往，但无人注意我们。无人听我们谈话，无人看五反田的面孔。

    “我说了吧，”五反田嘴角浮起令人愉快的微笑，“这里是死角，新骑士是不搭理什么名人的。”

    他端起剩有三分之一啤酒的杯子，像摇晃试管似的晃来晃去。

    “忘了吧，”我用平静的声音说，“我可以忘掉，你也忘掉！”

    “我能忘掉？嘴说是简单。毕竟不是你用手掐死她的嘛。”

    “喂，算了好么，反正没有你杀害喜喜的任何证据。犯不上为没有证据的事那么折磨自己。这很可能只是你把自身的犯罪感同她的失踪联系起来而无意做戏的结果。有这种可能性吧？”

    “就谈一下可能性好了。”说着，五反田把手扣在桌面上，“近来我经常考虑可能性。可能性有很多种。比如也有我杀老婆的可能性，是吧？假如她像喜喜那样叫我掐的话，我觉得我说不定同样把她掐死。最近我脑袋里装的全是这东两。越想这种可能性膨胀得越厉害，无法遏止，我已经控制不了自己。不只烧邮筒，还杀过好几只猫。用好几种方法杀的，不由自主。半夜里用弹弓把附近人家的窗玻璃打碎，然后骑上自行车逃跑，简直鬼使神差。在此以前这事没向任何人讲过，这次是头一次。讲完心里也就畅快了。但也并不是讲完就停止不干，止不住的。只要做戏的我与本来的我之间的鸿沟不被填平，就将永远持续下去。这点我自己也清楚。我当上专业演员之后，这鸿沟眼看着越来越大。随着演技的愈发夸张，其反作用力也变本加厉。无可奈何。说不定我马上就把老婆杀掉，无法自控。因为那不发生在这里的世界，我束手无策。那是遗传因子造成的，毫无疑问。”

    “想得过于严重了，”我强作笑容，“追溯到遗传因子上面去，可就钻不出来唆！最好抛开工作休息一下。抛开工作，一段时间里避免见她，只能这样做。一切都抛开不管，和我一起去夏威夷！每天躺在海滩上喝‘克罗娜’，那可是个好地方。什么也不用想，一大早就开始喝酒，游泳，再买两个女孩儿。租辆野马牌汽车，以150公里的时速开车兜风，边听音乐边兜，德安兹也好，施莱和斯通兄弟也好，‘沙滩男孩’，也好，什么都听。只管敞开心胸。如要认真地考虑什么，过后再考虑也不迟。”

    “不坏。”他眼角聚起细小的皱纹，笑道，“再叫两个女孩儿，4人玩到早上。当时真叫开心！”

    正是，我说。官能扫雪工。

    “我随时可以动身。”我说，“你呢？工作收尾要多长时间？”

    五反田不可思议似的微笑着看我：“你还一无所知。我那工作是永远也收不了尾的，除非一古脑儿抛开。果真那样，我无疑要被永久逐出这个世界，永久地！同时失去老婆，永久地，以前也跟你说过。”

    我把剩下的啤酒喝干。

    “不过也无所谓，什么都失去也不怕，死心塌地就是。你说得对，我是累了，是去夏威夷清洗头脑的时候了。OK，一切都甩开不管，和你一起到夏威夷去。以后的事等把脑袋清洗一空之后再考虑。我——对对，还是要当个地地道道的人。也许当不成，但尝试一次总还是值得的。交给你了，我信赖你，真的，从你打来电话时我就一直信赖你，不知为什么。你有非常地道的地方，而那正是我始终追求的。”

    “我谈不上什么地道，”我说，“只不过严守舞步而已，不断跳舞而已。完全没有意思。”

    五反田在桌面上把两手左右拉开50厘米。“哪里有意思？我们生存的意思到底在哪里？”他笑了笑，“算了，管它，怎么都无所谓，想也没用。我也学你的样子好了。从这个电梯跳到那个电梯，一个个跳下去干下去。这并非不可能，只要想于无所不能。我毕竟是聪明漂亮又讨人喜欢的五反田，好，去夏威夷！订明天的票，头等舱两张。可要订头等舱哟，别的不成！乘则‘奔驰’，戴则劳力士，住则港区，飞机则头等舱。明后天收拾一下东西就起飞，当天就是火奴鲁鲁。我是适合穿夏威夷衫的。”

    “你什么都合适。”

    “谢谢。只是多少残存的自我有点发痒。”

    “先去海滩酒吧喝‘克罗娜’，喝透心凉的。”

    “不坏。”

    “不坏。”

    五反田盯视我的眼睛：“我说，你真可以忘掉我杀喜喜的事？”

    我点点头：“我想可以。”

    “还有件事我没说，一次我说过被关进拘留所两个星期而只字未吐吧？”

    “说了。”

    “那是撒谎。实际上我一古脑儿和盘托出马上就给放出来了。倒不是因为害怕，是想给自己抹黑，想使自己心灵蒙受创伤。卑鄙！所以得知你为我始终守口如瓶，我实在非常高兴，觉得连自己的卑鄙都像得到了冲洗，我也觉得这种感觉不正常，但确实是这样感觉的，觉得你把我卑鄙的污点冲洗得一干二净，今天一天我可是向你坦白了很多事情，总清算！不过能说出来也好，心里也就安然了。你可能感到不快的。”

    “没有的事。”我说，我心想：我觉得似乎比以前更接近你了。而且也许应该这样说出口去，但我当时决定往后推迟一些再说。尽管无此必要，然而我就是觉得还是这样为好，觉得不久会碰到使这句话说起来更有力的机会。“没有的事。”我重复一次。

    他拿起椅背上的雨帽，看湿到什么程度，随即又放下，“看在友情的分上，有件事要你帮忙。”他说，“我想再喝杯啤酒，可现在没有力气走去那边。”

    “可以可以。”说着，我去柜台又买了两杯啤酒。柜台前很挤，等了一会才买到。当我双手拿杯折回里头的餐桌时，他已经不见了。雨帽消失了，停车场里的“奔驰”也没有了。我暗暗叫苦摇头。但已无可挽回，他已经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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