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岛的各种医院，在人们的家里，在聆听原子弹受害者的体验和感慨之谈以后，我发现他们全都具有各自独特的观察力和表现力。而且我觉得在他们的勇气、希望、诚实以及悲惨的死亡中，在这些与道德修养密切相关的言谈中都流露着活生生的个性。也就是说，在日语里相当于人性批评家的译语，就是道德家。那么，为什么说他们是道德家？因为自从有人类历史以来，他们经受了最严酷的日日夜夜，而且一直煎熬了１９年。每当我想起广岛的道德家的时候，我首先便联想到出版极优秀的小杂志《广岛之河》的广岛母亲会的核心成员之一，一位老妇人的豪言壮语。当她描绘广岛颇具实力的保守派的地方政治家在战时和战后的生活及想法时，在她的言语中，我感到活生生的强烈的魅力。
姑且把这视为关于一个虚构人物的无赖的花絮。我介绍它的目的没有别的意思，就是要表表老妇人的健谈的风趣。这种无赖的主人公，恐怕在日本各地都有，而且不止是广岛，即使在其他地方也不会有与之完全一模一样的人存在。也就是说，那不过是传说中的人物。于是我就把的主人公命名为红血无赖。据说在战争末期，他沾上了“非国民”的坏名声，被宪兵队拘捕，获释后，他就对街上的人们说：“非国民的血不是红的吧？但我的血可是红的嘛！”他原来在自己的工厂做工，据说他供给军队的子弹多是不发火的臭弹。于是红血无赖被宪兵队拘留了。在战斗正酣的一天，一些老妇人讲着这个故事到森林里去采蘑菇，半道碰见一位农夫。农夫口吐泡沫似地大谈特谈将要枪毙红血无赖的事。他说他急着要去看枪毙人。那时的老妇人还是一位健壮的中年妇女，“蘑菇什么时候都能采，那个家伙被枪毙可只能看到一次！”就喊叫着放弃了采蘑菇的念头，跟那农夫跑着去看枪毙坏蛋。然而幸运的是，枪毙的事被取消了，红血无赖被释放了，还留下一句名言。
红血无赖真正开始活跃还是在战后。像通常的无赖的主人公那样，他首先得到了专门糟蹋孀妇的能手的绰号。
打那以后他就试着走上政治舞台。他大肆宣扬自己战争结束前几乎被枪毙的事，以广泛宣传自己曾经是反帝国主义斗士的形象。然而，只摆空架子，想在地方选举中取得胜利是很不容易的，而红血无赖也并非单纯的一类人。于是他采用围棋上填空眼的战法，在选举前的一个月内，作为政治上的事业上的合作者，在他自己的地盘，网罗昔日与他有染的全部孀妇，加以利用，终于如愿以偿了。他作为新进的有力的地方政治家已经崭露头角。从战前起，他就幸运地具有保守派的实力。他获得了保守党议员的地位，而且为各种原子弹受害者做了大量救助工作，取得了实迹。以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为首的各种势力，用《中国新闻》社论委员金井的话来说，在“和平活动家的宗教战争”的问题上激烈辩论时，红血无赖为使保守党的一部分实力投入广岛，而四处奔波。红血无赖奔走的结果，很像无赖里的主人公那样，披着圣者的光采……
就这样红血无赖在战后很走红。而老妇人的丈夫是位医生，因为他在战时是街道居民委员会的头头而被开除了。老医生慨叹自己“作为一个男子汉太丢脸”！在失意中，见到新药就买来全都吞下去，于是得了神经病。在原子弹爆炸后的几天中，老医生在广岛是最具献身精神地投入救援活动的那个街道的医生之一，本来他自己也是一位受害者，他只要发现新药，就大量预购并服用，这也并没有什么奇怪。然而，尽管如此，他对新药的兴趣也有些过火了。据老妇人的观察，老医生是让新药的各种成分在胃里重新分解合成，结果发生了猛烈中毒的现象，把内脏溶化成一锅粥而死的。因此，现在仍受伤害的老妇人，尽管健康状况不佳，但她断然拒绝新药，每月花五千元买中药服用，继续批判着红血无赖。因为市内医院都没有采用中医来治疗原子病，所以她虽持有原子弹受害者手册，也还是得不到国家的补贴。每月所需的五千元的中药费用就成了她自己的负担。老医生和老妇人在原子弹爆炸之前夫妇俩都很健康。然而，在那以后明显地都衰弱下去了，由于对新药神经质以及对中药的癖好，以至这种癖好远远超出了和一般人的差距，这对老夫老妻忍受着原子病各种症状的折磨，总算活了下来。
虽然如此，确实患有原子病的人，却没有得到国家热情的救治。在遭受原子弹轰炸之前，一些人尽管不敢说毫无疾病，但从那以后，虽然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可身体总是不大健康。我不止一次地听到他们说着这样的话。在广岛，由于人类从未体验过原子病是什么症状，所以无论什么症状，都认为与原子弹爆炸不无关系。实际上除了患上致命的原子病之外，就无法期待国库的补贴，目前普遍存在着对现实的不满。
却说这位老妇人，作为一个人的人格来说，就真的与权威主义无缘了。她只有用自己的眼睛来看，用自己的耳朵来听，接着才有她自己的思索。她顽强地坚持这种态度，所以她根本不受任何权威主义、既成观念的束缚。她现在面临着这样无法解决的困难，运用独特的办法生存下来，因为她很了解这种人。我之所以称他们为广岛的道德家，其原因就在于他们是具有这种类似想法的人。据老妇人讲，在原子弹爆炸之后不久，喝过闷酒的人当中，没有患原子病的。其原因就在于酒醉之后的人体内，放射能变成了气泡，从皮肤渗出，于是解除了毒性。用灸疗法灸过脓肿处后，再经弘法大师用汤花处理的，也有不少见效的。这些都是亲自耳闻目睹的，其真实性不能简单地予以否定。日赤医院院长重藤等人治疗原子病的战斗历程，明确地记录着一部拓荒史。就这样，老妇人豪爽的雄辩持续着，平素在她们广岛母亲会的人所接触的原子弹受害者中间，流传着她刚直的身影和慨叹的声音。
老妇人女儿的朋友——一位年轻的母亲，生下一个畸形儿。母亲是原子弹受害者，而且在脸上留有疤痕，因此才“下决心”，无论如何也要看一眼自己亲生的畸形儿。然而被医生拒绝了，她便让丈夫去看看。等她丈夫去看时，那婴儿已经被处理过了。听说年轻的母亲慨叹着，如果能看到那婴儿，是可以迸发出更大的勇气来的！我想象着这位不幸的年轻的母亲，在她那无能为力的悲叹中，已被“勇气”这个词所击垮的情景。这是现实主义者在新的意义上的深层次的属性。医院对于死产的畸形儿所做的不许母亲过目的处置，也许是实际上的人道主义吧。为了维持人道主义，每个人都有一个自觉遵守的不可逾越的界限。然而，作为一个人，总会有一个挣扎着活下去的极限状态，而这样的一位年轻的母亲为了赢得超越自我的勇气，希望看看死去的畸形的婴儿，这已经超过了一般的人道主义，而是一种新的人道主义，可以说是在广岛的极度悲惨的状况下萌发的坚韧的人道主义。有谁能够不感到心情闷窒呢？对于这位年轻的母亲，甚至死去的畸形儿，这只能是恢复她的勇气的唯一的一线希望……
还有一位年轻的母亲，她在妊娠中一直担心自己的婴儿会不会是畸形。这种担心始终困扰着她。一直到胎儿出生时，她还是被这种恐怖心理搅扰着，因而屡次妨碍了产痛时身体对胎儿出生的必要反应。到将要分娩时，生理准备仍不尽完备，这种恐惧心理也云消雾散了。这一过程不知反复了多少次。她长时间经受着折磨，最后终于生下一个正常的婴儿。从那以后，母体一直没有得到恢复。
一般来说，虽然被这种神经衰弱所苦恼，但为什么不做人工流产而让婴儿出生呢？在这个问题上，我被这些作为原子弹受害者的年轻母亲的勇敢所感动。当然，还有由于原子弹爆炸的伤害而不能生育导致分手的，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我想这也应该追记。我常暗自思忖：那些年轻的妻子们还在吗？她们被迫暗中勇敢地与神经衰弱作着顽强的斗争。
还有暗传着、极其隐蔽地暗传着的一则传闻。有一位姑娘，偶然发现她的病历上写着“骨髓性白血病”，她因而自缢。我每次听到这种谈论时，就为我们的国家不笃信基督教而庆幸。这位不幸的姑娘之所以走上自杀的道路，正是这种罪孽迫使的吧。我觉得这几乎是她唯一的自救的途径。幸存下来的我们，谁也不能对她的自杀加以道德的非难。我们只是具有以贫乏的心态揣度至今仍未自杀的人们的自由。这虽是个人的反省，作为一个日本人的我，如果得了癌症，我也不会有什么罪孽感或下地狱的不安，也有可能成为一个自缢而死的典型。至少，我是否具有能够制止别人的自杀的资格这点，我不能不经常怀疑。我简直要被疯狂得疲惫的霉菌吞噬掉。而且像这样的我，在广岛仍未自杀的人们面前，我发现他们根深蒂固地具有彻底的人类的道德感，于是我的勇气便恢复了。根本不必考虑，在这个核武器的时代（在１９６４年９月第三周的报纸上我写的一条政治丑闻，赫鲁晓夫宣称拥有“灭绝人类的恐怖手段”，耸人听闻地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几天后，又写了《可怕的新式武器》，它被订正为复数形式的新式武器的说法。不管这两种说法之间，差别是多么大，结果两者都使我无法摆脱武器仍是主宰我们时代的神灵的印象。）尽管如此，仍未自杀的人们的道德，难道不应当是我们所有的人的普遍的道德吗？
还有一位自杀者，他是广岛市郊的慈善机构的老人。他留下原子弹受害者手册，在濑户内海从轮渡上投海自杀了。不必指出原子病的任何症状，至少在客观上，老人是没有受到原子辐射伤害的。可是，由原子弹爆炸而引起的毒害确实已经蔓延到老人的内心深处了。他处于应称之为原子病神经官能症的精神状态。而且，在广岛度过孤独的晚年的人们，把患原子病神经官能症视为异常。那种健康的正常的状态在我身上是不存在的。
几年前的原子弹爆炸纪念日期间，《中国新闻》上刊发了特辑《广岛的证词》，报道一位老人陷入了比自杀更为不幸的深渊。当新闻记者去访问这位老人时，他已是８７岁高龄了。３年前，他的孙子因患原子病而死，老人因此发疯，直到如今。年轻人父母双亡，是老人独自把他拉扯大的。年轻人上了东京的大学，由于经济困窘而中途退学，回到了广岛。不久，就在原子病医院里被折磨死了。老人再也不用往东京给孙子汇款了。年轻人不得不找个事做，然而他的身体再也干不下去了。回到广岛以后，他总是疲惫不堪，就只能躺着。随后年轻人感到视力衰退，医生发现他不仅眼睛，而且肾脏也受到损害，白血球也在减少。不久，年轻人因眼底出血而失明，一个月以后，据报载，他开始吐血，一直哭着叫着，折腾着，接着又突然安静下来。他说他“太寂寞了，太寂寞了！”随后就“啊——啊——”地抽抽嗒嗒地哭了三遍，于是就停止了呼吸。这样的死，是多么残酷啊！
在年轻人死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老人呆呆地坐在佛坛前沉默不语，就这样度日。后来又突然对死去的孙子唠叨开了，就再也不肯沉默下去了。“你说，你连十元钱都没有。那时你想，你该多么可怜呀，隆儿！”老人就这样回忆着年轻人的景况。他说的话总是与金钱有关，都是因穷困而十分悲惨的回忆。“你说你要卖自行车，爷爷也不生气，说卖就卖了，隆儿，谅是为了那个钱，该是多么可怜呀！”死去的年轻人，对老人来说，到他自己辞世为止（而且对发疯的老人来说，是永远不会再回来的了）因穷困而引起的悲惨的回忆一直让老人感到忧伤。大概这位老人的内心里，那种持续不断的悔恨，根本无法排除，终于真的走向可怜的绝路的吧。在他很单纯的意识当中，他总觉得性格内向的年轻人，在死亡的黯淡的旷野里伫立着，把无法卖掉的自行车放在一旁，依然连十元钱都拿不起，使人感到他的性格很内向。而他自己则是一位禁止年轻人卖自行车，老是在那里蛮不讲理地大发雷霆的倔老人。
老人对新闻记者这样说过：“隆儿嘛，怎么死在我前头了？爷爷来了呀！这不是幻觉呀！事到如今，遭受原子弹轰炸，又有什么办法呢！东条要早点死了该多好，隆儿也不会死的呀！隆儿的死就是那么回事。给爷爷打来电话，就说现在连十元钱也没有了，而且从房檐上滑倒了……。”新闻记者已经跟不上老人讲话的思路，老人又回到了他与死去的年轻人的对话的情境中去：“当你说要卖自行车时……”
看见了外人——新闻记者，发疯的老人的意识又转向现实世界。尽管时间极短，而老人的言谈方式，他在众人面前，表述自己志向的演说家的风格引起了我的关注。老人在战争期间，曾经是粮秣厂的工长。老人一生始终没有向别人讲述自己志向的机会。他觉得在与自己刚刚死去的孙儿的“交流”后，该对别人讲讲了，就这样，坚定了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桩心愿。于是他掌握了演讲的技巧，并在意识当中牢牢地固定下来。“事到如今原子弹轰炸，又有什么办法呀！东条要早些死了该多好，隆儿也不会死呀！”
“风格就是人”嘛！我之所以这样说，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在一个人的生命旅程中，即使是几秒钟就讲完的演说，没有演说的技巧也无法表现那种恳切的心愿。老人的演说的确打动了我们的心。在这样一个崇尚空谈的时代里，比那再长，再豪壮的演说，也有如耳畔清风，而我对这仅仅几句的演讲却永远难以忘怀。
这年夏天，我在广岛向几个人打听这位老人后来的消息。有的说老人已经死了，有的说他还是没完没了地讲着死去的年轻人和穷困得十分可怜的故事。在广岛，关于人的生死问题的议论，简直是不胫而走。同样，在《广岛的证词》里我读到一则报道，说的是一位韩国的老妇人由于原子弹轰炸失去了５个孩子，她自己胸部以上以及两只胳臂又都严重烧伤。她住在一处破旧的板房里，挂着日本圣洁教团广岛韩国人基督会的牌子。街上的孩子们都叫她“朝鲜老疯婆子”。她曾经绝望过，她诅咒扔原子弹的美国，憎恨挑起战争的日本。“那时如果不是受着神仙的保佑，那么我也会自杀或发疯的。”她很贫穷，但有信仰，主持着一个小小的教会，过着平常的生活。“到如今我既不恨美国，也不恨日本了。虽说因战争成了残废，但我作为一个韩国人，在日本生活上受到保护，想对日本人表示歉意。我根本不管是日本人还是韩国人，作为失去了５个孩子的母亲，我只想向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控诉！”
我去找这位异常宽厚的韩国老妇人。作为教会会址的临时木板房，坐落在楠木町四丁目附近。我在天满川河边转来转去，发现大部分木板房都已拆除，推土机在转动，仅剩的一间木板房，成了废品回收站。忍受不了暑热的人们都一丝不挂地睡着午觉。我胡乱地踩着茂密的夏草，徒然而返。附近的人们，谁也不晓得这位信奉基督教的韩国老妇人的音讯了。
我缅怀着这位有着基督教灵魂的韩国老妇人，顺便也想记述一位同一民族的少年在原子弹轰炸后的广岛留下的行动轨迹。这位少年像一阵风一样，来无影，去无踪。直到今天，被他救助的一位日本姑娘当然更无人知晓。这个插曲引自桥本国惠君的手记。原子弹爆炸时，他距离爆炸中心一点七公里，当时他３０岁。
“第三天傍晚，太阳还很高，火辣辣地晒着大地，那灼热的程度简直令人怨恨。有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突然跑了过来瞧着我，‘在供神的地方，建成了救护所，你去吗？’从说话口音生硬、不利落这点，马上就知道是朝鲜的孩子。如果超越民族的偏见，以无罪民族的一颗真诚的心来看的话，那么你就不能不承认，少年几乎是背着我，把我带到救护所的。他名字、住址都没有告诉我，不知不觉地就像一阵风似地混到人群里去了。”
从《广岛的证词》中，人们看到的既不是从轮渡上投海自杀的那类老人，也不是与死去的年轻人持续着孤独的对话，以至发疯的那类老人，而可以说它讲述的是一位最具反抗性的老人的故事。这位老人“并非由于绝望”、“也不是因为上了年纪，身体不适”，而是因为如果牺牲了，其影响将波及到禁止核试验的方向上去，才尝试在原子弹受害者慰灵碑前剖腹的。可是腹部的皮肤并不接受他那好容易才拿起的小刀。老人“不想苟活丢人现眼”，于是就去刎颈。然而，两次受到核辐射而得了原子病的这位老人在体力上真的能够保证他实现一死么？那是不可能的。抱着这种奇妙的想法，有着敏感自尊的老人，躺在广岛市民医院的床上，一直叨念着“终于活着丢人现眼了”。老人之所以下决心自杀，就是因为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没有勇气直接抗议赫鲁晓夫恢复核试验的声明的缘故。那是忧郁的１９６１年９月的事。据说这位老人狷介孤高有孤独癖。在医院，对同室患者都不爱搭话。后来，他音讯杳然。
难道他仍然抱着“活着丢人现眼”的屈辱感，并对核试验暗蓄着一股怒火而生活的吗？对此，今年夏天，我在广岛所见到的人们，谁也不知道。只有一点事实是清楚的，老人在剖腹之际，准备好的９封抗议书，美国、苏联大使馆以及所有的抗议对象均对之悍然不理。
原子弹爆炸以后，说起广岛的老人，他们失去了所有的家族成员，只有自己残存下来。这不仅只是几个典型的例子，而可以说是十分普遍而深刻的问题。广岛的休憩之家举办的所谓原子弹爆炸后对孤老的救济，实际上是企图直接适应这个问题的一场运动。就是使他们的身体得到康复，好从原子病医院出院。须知这些老年患者并没有去处，而且威胁他们的还有各种各样的癌症。那确实是由于原子弹爆炸引起的，和它有着很深的渊源。关于这些癌症的征候我已经表述过了。“上了年纪的，只剩下一个人，年轻的都死了。”这感慨万端的证词我也谈过。我在多次广岛之行中不是听到过对这种反常现象的悲叹吗？他们一面谈着这种反常现象，一面在他们这些老年幸存者眼里，常常蒙上一种与悲哀或愤怒的情感迥然不同的阴影。如果不怕说错，似乎是一种羞耻感在作祟。而我也在这一点上，受到了最强烈的震撼。
在《广岛的小河》第十期上有这样的记载：几个老人没有自杀，也没有发疯，就这样忍受下来，过着属于他们自己的日常生活。这是原子弹爆炸后最为安稳的三位孤老的生活。无疑对一般人来说，保持他们平静语调这种异乎寻常的忍耐力，大概不能不说是一种难以控制的平衡吧。
“我今年７２岁。原子弹爆炸时，我在广岛市西口的太田川放水路附近的一家屠宰场做工。时值盛夏，我胸前只挂着个作业围裙。突然轰的一声巨响，就那个姿势，仰面朝天地飞到办事处前的水泥地上。在屠宰场是赤脚作业，脚上扎了许多碎玻璃。在各种异常的响动的包围中，我持久地处于一种无知觉状态。
“在昭和２１年２月末，我眼睛突然疼得不得了，就到市里的A医院去诊治。眼睛已渐渐看不清什么了。附近医院的医生也都看过了，全是白费。
“直到爆炸之前，我没用过一次药，身体渐渐衰弱下来，去年１２月终于作了肝脏和盲肠的手术。结果，知道胰脏也不好。适逢太田川放水路的工程重新开工了，市营电车要在那里通过，谁也不得不离开工地。我不知道有多少次想寻死，可又想这样死也太没价值。我这样劝诫自己，于是就改变了主意。”
后来他的老伴死了，身边唯一的亲人患小儿麻痹的侄儿不久也结婚走了，他就成了一个真正的孤零零的人，打发着时日。曾是屠夫的他，自嘲地这样感谢道：“我双眼已失明，又很困苦，还享受着人们的种种恩惠；说烟卷掉了，就有人给拾起来……”。
一位教琴的孤独的７４岁的老妇人这样说：“学琴就得学谱，直到现在，一看见谱我就会想到琴。教学也是对从前的知识的复习，就像模仿那样，一遍一遍地去教。一弹起琴来就什么也不想，真是非常幸福。……从租的房子里面出出入入，也非常便利。为了使自己习惯于大楼，稍微费了点儿力。在丧失一切之后，也许能得到点儿什么。在原子弹爆炸之后，我深切地体会到这种滋味。”
还有一个人，仍然是７４岁的老妇人，她说了这样一番话：“散步是健身的最好的办法。没事儿就各处走走，人们都说走走好。我的丈夫死在中国东北，妹妹死在冲绳，大儿子战死在中国的华中，二儿子安葬在冲绳的健儿塔里供人们祭奠。现在，我享受着生活保护，给别人家跑外，或者看门，苦心打发着日子。听收音机的费用最让我吃不消。如今，我最后的愿望，就是想到侄儿亡灵所在的冲绳健儿塔去祭奠一下，这可以说是我的一桩心事。”
这些在原子弹爆炸后幸存下来的孤老们，我想只有他们才称得上身处逆境也不自杀的人。还有老迈而又失明的屠夫也没有自杀，那是由于他本身具有坚强的意志；还有一位同是７４岁的老妇人，也没有自杀，也许这是因为他们同属于原子弹受害者团体，并由此而获得自己解放自己的机会。
教琴的老妇人说：“就剩下我自己了，我也加入了原子弹受害者协议会，在那里我交了朋友。”她各处奔走，为了求得被原子弹爆炸损害的身体健康的恢复而工作着。她这样说：“昭和３５年，广岛市皆实町原子弹受害者协议会接纳了我，消除了我独居的寂寞。在协议会里，悲哀也好，欢乐也好，那毫无隔阂的交谈以及远方陌生人的募捐，这些暖人心肺的情谊，使我心头涌起坚持活下去的勇气。”说起“勇气”这个词，被原子弹爆炸伤害了的那些孤老们所使用的“勇气”，即使心灵创伤的程度有所不同，与死去的畸形儿的母亲所使用的“勇气”，都同样具有一种道德的力量。
我曾叙述过长期积极从事和平运动的原子病医院的《最后的人》即宫本定男的遗稿。和原子弹受害者的孤老们同样，宫本是身处逆境也具有不自杀的勇气的人。特别是在原子病医院同样住院的患者当中，无论是谁做了有失检点的事，他总是不高兴，而且嘟嘟囔囔地批评个没完。他属于“比任何人、任何患者的自尊心都强”的一种性格。悼念他的一位住院患者说，“独断专行、不和悦的宫本先生，是一位诚实的人。”
他平常总是一副不高兴的样子，唠唠叨叨地，总绷着脸。这大概主要是因为他不是脱离现实世界，而是隐遁到原子病医院里来的患者。在原子病医院的住院患者中，他是唯一的发现了并密切关注着现实社会的人，因此，尽管他没有分担管理医院的义务，但他还是自动地禁止把医院的餐具随意拿到病房里使用，对配餐室使用煤气后的收拾工作，吹毛求疵等等。他还用火柴棍和厚纸，涂上颜色做成城池，用小贝壳涂上金粉做成浦岛太郎等手工艺品。勤恳地投身于日常生活的性格，和绝望的人是完全不同的。然而，他那灵巧的手，终于凉得像冰一样，在室内也得戴手套，便不得不停止了他的工作。
我在他遗留下的文章中，发现一行引人注目的文字：“面对悲惨的死而持续战斗的人们。”面对悲惨的死，或者说“顶着悲惨的死以期获取新的生命的战斗”，他不这么说，而说成“面对悲惨的死”、“达到悲惨的死的战斗”。我对已经完成了悲惨的死的宫本定男氏，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息的文章里，并不想说他用错了词。大概在他的心目中，是要选用最恰当的词语，写下“面对悲惨的死而持续战斗的人们”的遗言。也就是说，据我的理解，宫本定男除了到达悲惨的死亡之外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就这样还不失掉勇气。现实主义者的世界，第一次得到了阐明。作为我们自己的东西，一个最坚韧的人道主义者的形象而留下这篇文章，我觉得只有宫本定男才是广岛的道德家的代表。
如果在我们人类的头上，再一次出现核武器的可怕的闪光，我们为了在那个废墟上生存，就应当取自因广岛的残酷经验自然而然地形成的道德家和人性批评家们的智慧。
而且，如果有幸人类不再遭到核武器的攻击，即使在那时也应该把在没有经历过那些最糟的日日夜夜而生存下来的广岛人的智慧，牢牢实实地留在人们的记忆里。
几年前根据报上登载的消息寻人，已经是件很困难的事，尤其是在那样的土地上，为继承广岛的沉默寡言的人们的真实道德，我们应做些什么呢？当务之急是什么呢？到原子弹爆炸２０周年，制订《原子弹受害白皮书》，无疑是一个很重要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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