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公职”,与三兄长创业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张廷职 本章:辞“公职”,与三兄长创业

    1.稳中求变:被点燃的创业激情

    历史的发展总是在偶然与必然之间为后人留下耐人寻味的思索空间,很难说清楚是历史造就了刘永好兄弟还是刘永好兄弟选择了历史。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改革开放的春风为每一位中国人带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和空间,但在“铁饭碗”观念已经根深蒂固的中国,当时并没有多少人愿意放弃稳定的生活去颠沛流离的摸索。

    这阵春风却将刘永好兄弟从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开拓和尝试精神吹醒了。1982年,刘大镛虽然已经去世三年了,但父亲生前的经历和言行对他们影响太大了。父亲去得早,没赶上刘永好兄弟的创业,但是父亲的教导却为刘永好日后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人生基础。父亲一生有着很大的抱负,他总是跟刘永好兄弟讲要不畏困难,敢于去闯,还要有社会责任感。如果不是父亲当年敢闯才会赢的教诲,也许就不会有刘永好兄弟后来砸锅卖铁的创业了。那个时候商人还被称为个体户,是个很容易被人看低的职业。

    没有果敢的行为和开拓的精神,是绝不可能做到的,而这种天然传承的精神,更成为刘永好兄弟在安稳中求变革的内在因素。兄弟四人不想继续在死气沉沉的机关里耗费青春和岁月,而改变贫穷的生活状况,成为一种最直接的欲望诉求,强烈的点燃着他们心中的渴望——“下海”!

    1982年,国家提出科技兴农的口号,经济形势开始有好的转变。农村开始搞专业户,一直没有停过要创业的念头的刘永好兄弟,现在终于等到机会了。

    企业家精神中最最首要的一点就是激情。企业家一定要富有激情,要敢于想象实践,探索,也包含冒险,理性地去对待冒险,企业的发展总是有风险。企业的开拓过程就是一个理性的冒险过程,企业家精神就是激情、梦想、勤奋、拼搏和探索。

    八月份的一天傍晚,在刘家泥砖墙茅草顶的小屋里,刘永好四个同胞兄弟,正围坐在一张方桌的四周,举行决定他们命运的家庭会议。

    在他们的心中都在强烈的激荡一种施展才华、追求富裕生活的激情。

    老三刘永美,是个满脑子里装满了猪仔、鸡娃、化肥、农药的农技员,很想真刀真枪自己闯荡出一番天地,他胸有成竹地对大家说:

    “我爱人是农民,就让我先辞职回家试验,砸了锅也还能靠两亩承包田过日子。”

    刘永好也握紧拳头说:“我情愿冒点风险背‘农皮’,也不肯安安稳稳干一辈子穷教师。人生不过几十年,年轻不闯几时闯?农村正在进行改革,我们这些从农村出来的人,应该投身到这场改革中去,千年不遇的大好时机,趁着年轻,趁着我们还有一股子拼劲,有不算笨的脑子,大干一场吧!可不能错过了这个好机会啊!”

    心有灵犀一点通,四兄弟都想到一起了。经过三天三夜的家庭会议,最后终于一锤定音:脱“公服”,当专业户!

    三哥刘永美率先“停薪留职”,下乡当起了“育新良种场”的场长。为了保险起见,刘永好和大哥、二哥决定随后再跟进。“良种场”的主营业务是孵小鸡、养鹌鹑。

    有了上次开办电子厂失败的教训,这次刘永好直接找到新津县县委书记,对县委书记说:“我们兄弟四个都是大学毕业,有知识也懂技术,为了响应国家科技兴农的号召,我们想把自己的技术带到农村去,和农民兄弟科学致富。”

    2.千元创业:从人民教师到小商贩

    大学生去农村养鸡,这在当时是一种可笑而又近乎疯狂的举动。县委书记试图进行一些劝说,但看到他的坚持和果敢,也不禁为之动容。在给予他们一些政策上的支持的同时,县委书记还下达了一个任务——每年带动十个农户致富。

    其实,四兄弟选择来农村做养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1979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国家已经将农业问题提到日程上来,1982年,又提出了“科技兴农”的号召。四川是一个农业大省,而农村拥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刘永好兄弟敏锐的感觉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机遇。

    其实早在几年之前,刘永好就开始在学校的教学楼上养起了鹌鹑。有一年春节,李巍跟着刘永好回新津老家。刘永好的三个哥哥和嫂子们、侄子们也都回来了,吃罢年夜饭,兄弟几个聊天的时候,说起现在的鹌鹑蛋价格卖得真高,鸟蛋那么大,居然比鸡蛋还贵,而且供不应求。发现了能够赚钱的地机会,回到家后的刘永好夫妇就在自家的阳台上搭起饲养棚,试着养起了鹌鹑。每天课间休息时,李巍都要赶回家,给鹌鹑喂食喂水,清理粪便。

    邻居们都议论纷纷:一个教师、一个医生,日子也过得去,好好的,咋像个农民似的?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在单元楼上养起了鹌鹑,这不是不务正业嘛。现在想想,什么叫正业,什么叫不务正业,只要对国家,对社会有贡献这就是正业,就是光彩的,不一定当老师就是正,当官员才是正,当军人才是正。事实上不管是谁,对国家,对社会做贡献,就是光荣、光彩和正确的。

    鹌鹑越养越多,鹌鹑蛋也越下越多,销路就成了大问题。刘永好自己跑市场,沿街叫卖。不巧经常能碰上他的学生和学生家长,刘永好就窘迫地把头埋得低低的。晚上回到家里,无精打采。李巍就鼓励他:“抬起头来!甭管别人怎么看、怎么想。经商并不下贱。”刘永好抬起头,深情地看着妻子,目光里满含着感激和感动。

    “当时真的是一分一分挣钱,看着鹌鹑下了一个蛋,就意味着赚了一分钱。”刘永好印象很深刻的一件事情是,当时骑车载着鹌鹑蛋被一只狗追赶,后来摔倒在地,200只鹌鹑蛋全摔碎了,他当时掉下了眼泪,不是因为被狗咬得疼,而是惋惜碎掉的蛋。好在那个年代市场竞争不大,做什么事情都能够赚钱,不好之处就是政策环境很不配套。社会对从事个体户或者专业户的印象非常不好,认为那是在搞投机倒把。

    此时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搞养殖。养殖业不需要很多投资资金,技术含量低,不象他们曾经做过的音响,投资大而且还有很多么条条框框。目标定了,需要的1000块钱的资金该从哪儿来?

    对于今天的创业者来说,能够拥有创业的“第一桶金”是非常令人羡慕的。因为这意味着创业能有一个良好的开端,而良好的开端就等于成功了一半。但对于后来拥有100多个企业的刘永好刚刚开始创业时,并没有“第一桶金”。刘永好兄弟家里没有钱,想去找银行贷款。虽然对于银行来说,1000块钱不算个大数目,但结果是当头一盆冷水,银行不贷!

    资金问题是摆在刘永好兄弟四人面前的首要问题,他们分头筹备。那个时代,几乎家家都一穷二白,筹集资金谈何容易。他们几乎跑遍了所有的亲朋好友,绞尽脑汁想尽了一切的办法。

    刘永好一筹莫展,愁眉苦脸的样子让妻子李巍看在眼里,疼在心上。他们夫妻俩人的每月工资合起来才70多块钱,上哪儿去凑这么多的钱?无意中,她的目光停留在自己戴在手腕上的英纳格手表。手表是她省吃俭用积攒的钱,托人找了一张购物票买的。为了支持刘永好,李巍下了下狠心,将自己最心爱的英纳格手表卖了,帮刘永好凑个份钱。

    最终,刘永好兄弟为了实现他们心中的梦想,卖掉了手表,自行车等家里值钱的东西,凑足了1000块钱,建立起了育新良种场。

    一开始困难重重,为了建立厂房,刘永好专门跑到成都买了一辆拖拉机运旧砖,由于道路很狭窄,拖拉机无法进村,旧砖被卸到了厂区两公里之外。人手不够,就找了几个农民兄弟帮忙,刘永好亲自带头,手抱肩扛,一趟趟地硬是把一车砖给搬了回去。

    没有孵化箱,他们就到货摊上收购废钢材,然后到工厂租用工具自己下手做。

    3.面临夭折的第一笔“大”生意

    如果不下海创业,刘永好是一名普通的教师,过着旱涝保收、舒适无忧的日子;如果不下海创业,刘永好每月会拿着不高的工资,过着并不宽裕的日子。

    刘永好下海的时候,并没有宽松的社会环境,每天,除了顶着生意是亏是赚的压力不说,还要承受会不会被抓,产品是否会被没收的担心。

    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天有不测风云”,刘永好兄弟的第一笔生意就差点就让育新良种场夭折。有一个养殖专业户向他们订了十万只鸡苗,信誓旦旦地保证交货后,货款三天内到。那个时候社会风气好,生意人讲诚信,重信用,诈骗案很少有发生,刘永好他们就相信了,忙着将小鸡孵出来。

    先交货2万只。二万只鸡苗运走以后,过了三天,钱还没到。等到第五天,还是不见有动静,刘永好他们开始着急了。因为每天都有很多只小鸡破壳而出,而且越来越多,可钱一直没收到。他们不敢怠慢,马上去找那家专业户。跑过去一瞧,他们傻眼了,因为养鸡是要保证温度的,专业户把鸡苗运回去以后,点了很多煤油灯用来加热,结果一不小心,把盖在小鸡上面的稻草点着了,所有的鸡苗都被烧死了,茅草房也化为了灰烬。

    下单的专业户已经跑了,剩下他老婆跪在地上求饶。看到身无分文,倾家荡产的穷苦农民,刘永好兄弟动了恻隐之心。还有什么可说的,眼看着剩下几万只小鸡马上就要孵出来,又没有饲料喂养,还好赶上农忙时节,农民不会要,借的钱又要马上还,一连串的问题,让一向很坚强的刘永好四兄弟都感到了绝望。

    从未受到如此打击的刘永好兄弟,已经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兄弟四个只好商量对策。他们说不如干脆跑掉算了,四川困难的那几年间,曾有好多人跑到新疆,换个名,改个姓,就什么问题都不会有了。还有更简单的,就是直接从岷江的桥头上跳下去,就一了百了了。

    那种感觉实在不是一个“伤心”能形容的。关键时刻,老大刘永言的一句话起了作用:“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

    上天并没有把他们逼到绝路,从小吃苦耐劳的四兄弟犯不着那样做,应该坚持下去。他们最终决定哪儿也不去,咬咬牙,继续往下干,不逃、不躲,去正视和解决问题。

    坚持下去,就意味着要正视剩下的八万只小鸡。既然卖给农民已经没有希望,那就只能卖给城里人了。当打听到成都有市场后,兄弟四人连夜亲自动手编好竹筐,装好那些刚孵化出壳的小鸡,凌晨4点就开始动身,走得太早,天还没有放亮,路两边还是黑乎乎的一片,就这样摸着黑,颠簸在小道上,后面的鸡娃们,叽叽喳喳地乱叫着。

    蹬了3个小时自行车,终于赶到了20公里外的集市。

    那个时代不像现在,计划经济体制尚未打破的市场环境下,个体户是非常受歧视的。即使在农贸市场里,也是中规中矩,每个摊位都有固定的区域。初来乍到的刘永好四兄弟自然不受“土著”摊主们的喜欢,摊主们不允许他们在那儿摆摊儿。尽管情况很不乐观,但他们坚信总有解决问题的办法。为了改变不利局面,刘永好想尽了办法跟人家协商,最终还是取得了立锥之地。

    安顿完毕,刘永好拿起了他携带的土喇叭高声喊着:“鸡娃,谁买鸡娃,一元钱三个!”

    一直叫卖到晚上,总算把几千只鸡卖完了。人就是这样的,没被逼到分上,谁都不知道自己到底会有多大的潜力。坚持到不能再坚持,执著到不能再执著的时候,事情就会成了。

    急急忙忙收完摊,就拖着疲惫的身子蹬车往回家的路上赶。

    如此辛苦的折腾了十多天后,兄弟四人个个都减了腰围,瘦了一圈。但让他们感到庆幸的是8万只鸡苗总算全部脱手。

    创业初期的第一次危机总算化解了,当十年后,已经成为希望集团总裁的刘永好回首往事的时候,总是语重心长地说:“当干部穷是穷,但是‘旱涝保收’,而且自命情高。一旦下了‘海’,收鸡蛋、孵鸡子、卖鸡娃,样样活儿要做;工人、推销员、老板,什么角色都扮演。每天辛苦不说,还要厚着脸磨嘴皮,提着‘猪头’求神进贡,心里真是酸甜苦辣一应俱全。当时那滋味,我真是一辈子也忘不了。当然,那时最大的优点是没有竞争!我们独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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