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的 3月，一辆小客车带着美国广播公司“夜线”电视节目的主持人特德•科佩尔驶到了马萨诸塞州西纽顿的莫里家外面覆盖着积雪的路缘上。

    莫里现在整天坐着轮椅，他已经习惯了让助手把他像沙袋一样从轮椅上搬到床上，从床上搬到椅子上。他吃东西的时候也会咳嗽，嚼咽食物成了件困难的事。他的两腿已经死了，再也无法行走。

    然而，他不想因此而沮丧。相反，他的思维比以前更加活跃。他把自己的思想随手写在黄拍纸簿、信封、文件夹或废纸上。他片言只语地写下了自己在死亡的阴影下对生活的思考：“接受你所能接受和你所不能接受的现实”；“承认过去，不要否认它或抛弃它”；“学会原谅自己和原谅别人”；“生活中永远别说太迟了”。

    没多久，他有了五十多条这样的“格言”。他常常和朋友们谈论起它们。布兰代斯大学一位名叫毛里•斯但因的教授深深地被这些话语所感动，于是就把它们寄给了《波士顿环球》杂志的一名记者，后者写了一篇长长的报道，标题是：

    教授的最后一门课：他的死亡

    这篇文章被“夜线”节目的制作人看到了，他把它送到了在华盛顿的科佩尔手里。

    “读读这篇东西，”制作人对他说。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便是：摄制人员来到了莫里的起居室，科佩尔的小客车停在了莫里家的门口。

    莫里的几个朋友和家人一起等着见科佩尔，当这位大名鼎鼎的主持人一走进屋子，他们都兴奋地骚动起来——只有莫里是例外，他坐着轮椅上前，扬起眉毛，用他尖细、富有音调的话语声打断了眼前的喧闹。

    “特德，在我同意进行这次采访之前，我得对你作些考查。”

    一阵令人尴尬的沉寂之后，两个人进了莫里的书房。

    “我说，”门外有一个朋友说，“希望特德不会使莫里太难堪。”

    “我希望莫里别使特德太难堪，”另一个说。

    书房里，莫里示意科佩尔坐下。他两手交叉着搁在腿上，对科佩尔笑笑。

    “你最关心的是什么？”莫里问。

    “最关心的？”

    科佩尔端详着眼前这位老人。“好吧，”他谨慎他说，他谈起了他的孩子，他们是他最关心的，不是吗？

    “很好，”莫里说。“现在谈谈你的信仰。”

    科佩尔觉得有些不自在。“通常我不跟一个只相见了几分钟的人谈论这种话题。”

    “特德，我快要死了，”莫里从眼镜的后面盯着对方说。“我没有多少时间了。”

    科佩尔笑了。好吧，信仰。他引用了一段对他很有影响的马可•奥勒利乌斯的话。

    莫里点点头。

    “现在让我来问你几个问题，”科佩尔说，“你看过我的节目吗？”

    莫里耸耸肩。“大概看过两次。”

    “就两次？”

    “别感到不好受。‘奥普拉’我也只看过一次。”

    “唔，那两次你看了我的节目，有什么感想？”

    莫里有些迟疑。“说真话？”

    “是的。”

    “我觉得你是个自恋狂。”

    科佩尔哈哈大笑。

    “我这么丑还配自恋？”他说。

    不一会，摄像机在客厅的壁炉前转动起来，科佩尔身穿那件挺括的蓝西装，莫里则还是那件皱巴巴的灰毛衣。他不愿为这次采访而特意换上新衣服或打扮一番。他的哲学是，死亡不应该是一件令人难堪的事；他不愿为它涂脂抹粉。

    由于莫里坐在轮椅上，摄像机一直拍不到他那两条萎缩的腿。加上他的手还能动——莫里说话时总喜欢挥动双手——因此他显得非常有激情地在阐述如何面对生命的终结。

    “特德，”他说，“当这一切发生后，我问自己，‘我是像大多数人那样退出生活舞台呢，还是继续生活下去？’我决定活下去——至少尽力去那么做——像我希望的那样活下去，带着尊严、勇气、幽默和平静。

    “有时早上醒来我会暗自流泪，哀叹自己的不幸。我也有怨天怨地、痛苦不堪的时候。但这种心情不会持续很久。我起床后便对自己说，‘我要活下去……’

    “眼下，我已经能应付了。可我能继续应付下去吗？我不知道。但我愿意为自己押这个宝。”

    科佩尔看来完全被莫里吸引住了。他问及由死亡引起的羞怯感。

    “嗯，弗雷德，”莫里意外地叫错了名字，他很快纠正了自己。“我是说特德……”

    “这句话引出了羞怯感，”科佩尔大笑着说。

    两人还谈到了来世，谈到了莫里对别人越来越多的依赖性。他现在吃、坐、移动都需要有人帮助。科佩尔问莫里，面对这种不知不觉在加剧的衰亡，他最怕的是什么。

    莫里迟疑了片刻。他问能不能在电视上谈论这种事。

    科佩尔说没关系。

    莫里直视着这位美国最著名的采访记者的眼睛。“那好吧，特德，用不了多久，有人就得替我擦屁股。”

    这个节目在星期五的晚上播出了。节目开始时，特德•科佩尔在他华盛顿的工作台后面用他富有魅力的语调说：

    “谁是莫里•施瓦茨？为什么你们这么多人今晚要去关心他？”

    几千英里之外，在我山上的那幢住宅里，我正随意地调换着电视的频道。我听见了那句话——“谁是莫里•施瓦茨？”——我一下子愣住了。

    ＊

    那是在1976年的春天，我第一次上他的课。我走进莫里那间大办公室，注意到沿墙而立的一排排书架。书架上叠放着有关社会学、哲学，宗教和心理学的书籍，看上去无以计数，硬木地板上铺着一块大地毯，窗户对着校园的林荫道。课堂上只有十来个学生，正忙着翻笔记本和教学提纲。他们中大多数人穿着牛仔裤。大地鞋（注 2）和格子衬衫。我暗自说，这么个小班要逃课可没那么容易。也许我不该选这门课。

    “米切尔？”莫里看着点名册说。

    我举起了手。

    “喜欢称你米奇？还是米切尔？”

    从来没有一个老师这么问过。我不禁再次打量起了这个穿着黄色高领衫、绿色灯芯绒裤，白发覆盖到前额的老头。他在微笑。

    米奇，我说。朋友们都叫我米奇。

    “那好，就叫你米奇了，”莫里说，像是跟人成交了，“嗯，米奇？”

    什么？

    “我希望有一天你会把我当成你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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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1）罗马皇帝，新斯多葛派哲学的主要代表，宣扬禁欲主义和宿命论。

    （注2）一种前掌比后掌厚、穿看舒适的方头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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