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的第一个星期，返校开学周。连续三十五个暑期后的今天，布兰代斯大学第一次没有等我的老教授去上课。波士顿的街上到处是学生，小街上出现了双行停（注 1）的现象，到处在搬行李。而莫里这会却在他的书房里。这显得有悖情理，就像那些橄榄球队员离开后第一个星期天不得不呆在家里望着电视，心里想，我还能上场。我常跟他们打交道，已经学会了该怎么做。当赛季到来时，你最好别去招惹他们，什么也不用说。对莫里，我更不用去提醒他时间的弥足珍贵了。

    我们录音谈话的工具已经由手提话筒——现在要莫里长时间地握一件东西是很困难的——换成了在电视记者中很流行的颈挂式话筒。你可以把这种话筒别在衣领或西服的翻领上。当然，由于莫里只穿柔软的全棉衬衫，而且衣服总是无棱无角地垂挂在他日趋萎谢的身体上，所以话筒会不时地滑落下来，我只得探过身去重新把它别住。莫里似乎很希望我这么做，因为我可以凑近他，和他保持在能互相拥抱的距离内。他现在对身体接触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烈，当我凑近他时，我能听见他呼哧呼哧的喘气声和不易察觉的咳嗽声，他吞咽口水前先要轻轻地咂一下嘴。

    “好吧，我的朋友，”他说，“今天我们谈什么？”

    谈家庭怎么样？

    “家庭，”他思考了一会儿。“嗯，你已经看见了我的家庭，都在我的周围。”

    他点头示意我看书架上的那些照片，有莫里小时候同他祖母的合影，有莫里年轻时同他弟弟大卫的合影，还有他和妻子夏洛特以及两个儿子的合影。大儿子罗布在东京当记者，小儿子乔恩是波士顿的电脑专家。

    “我觉得，鉴于我们在这几个星期里所谈的内容，家庭问题变得尤为重要了，”他说。

    “事实上，如果没有家庭，人们便失去了可以支撑的根基。我得病后对这一点更有体会。如果你得不到来自家庭的支持、爱抚、照顾和关心，你拥有的东西便少得可怜，爱是至高无上的，正如我们的大诗人奥登说的那样，‘相爱或者死亡。’”

    “相爱或者死亡，”我把它写了下来。奥登说过这话？

    “相爱或者死亡，”莫里说，“说得真好，说得太对了。没有了爱，我们便成了折断翅膀的小鸟。

    “假设我离了婚，或一个人生活，或没有孩子。这疾病——我所经受的这种疾病——就会更加难以忍受。我不敢肯定我是否应付得了它。当然，会有人来探望的，朋友，同事。但他们和不会离去的家人是不一样的。这跟有一个始终关心着你、和你形影不离的人不是一回事。

    “这就是家庭的部分涵义，不仅仅是爱，而且还告诉别人有人守护着你。这是我母亲去世时我最想得到的——我称它为‘心理安全’——知道有一个家在守护着你，只有，家庭能给予你这种感觉。金钱办不到，名望办不到。”

    他看了我一眼。

    “工作也办不到，”他又加了一句。

    生育后代是列在我目录上的问题之一——一个在生活中必须尽早予以考虑的问题。我对莫里谈了我们这一代人在生育孩子上的矛盾心理，我们视孩子为自己事业上的绊脚石，觉得他们在迫使我们干那些本不愿干的“家长”活儿，我承认我也有这样的情绪。

    然而，当我望着莫里时，我不禁在想，如果我处于他的境遇，将不久于人世，但我没有家庭，没有孩子，我能承受得了那种空虚感吗？莫里培养了两个富有爱心的儿子。他们像父亲一样勇于表露感情。要是莫里有这个愿望的话，他们会放下工作，分分秒秒地陪在父亲的身边，伴他走完最后几个月的旅程。但这不是莫里的意愿。

    “别停止你们的生活，”他对他们说。“不然的话，被病魔毁掉的不是我一个，而是三个。”

    因此，尽管他将不久于人世，他对孩子们的世界仍表示出极大的尊敬和自豪。当他们父子三个坐在一起时，常常会有瀑布般的感情宣泄，亲吻，打趣，相拥在床边，几只手握在一块。

    “每当有人问我要不要生孩子时，我从不告诉他们该怎么做，”莫里望着大儿子的照片说。“我只说，‘在生孩子这件事上是没有经验可循的。’就是这么回事。也没有任何东西能替代它。你和朋友无法做这事，你和情人也无法做这事。如果你想体验怎样对另一个人承担责任，想学会如何全身心地去爱的话，那么你就应该有孩子。”

    那么你想不想再有孩子？我问。

    我扫了一眼那张照片。罗布亲吻着莫里的前额，莫里闭着眼睛在笑。

    “想不想再有孩子？”他显得有些惊讶他说。“米奇，我是决不会错过这份经历的，即使……”

    他喉咙哽咽了一下，他把照片放在大腿上。

    “即使要付出沉痛的代价，”他说。

    因为你将要离开他们。

    “因为我不久就要离他们而去了。”

    他合上嘴，闭上了眼睛，我看见他的第一颗泪珠顺着脸颊淌了下来。

    “现在，”他低声说，“听你说了。”

    我？

    “你的家庭。我认识你的父母。几年前在毕业典礼上我见过他们。你还有个姐妹，是吗？”

    是的，我说。

    “比你大？”

    比我大。

    “还有个兄弟，是吗？”

    我点点头。

    “比你小？”

    比我小。

    “和我一样，”莫里说，“我也有个弟弟。”

    和你一样，我说。

    “他也来参加了你的毕业典礼，不是吗？”

    我眨了眨眼睛，想象着十六年前我们聚在一起的情形：火辣辣的太阳，蓝色的毕业礼服，互相搂着对着傻瓜机镜头，有人在喊，“一、二、三——”

    “怎么啦？”莫里注意到我突然不作声了。“心里在想什么？”

    没什么，我说。我把话题扯开了。

    我确实有个弟弟，一个金发褐眼，小我两岁的弟弟。他长得既不像我，也不像我那个一头黑发的姐姐。所以我常常取笑他，说他是陌生人放在我们家门口的。“总有一天，”我们说，“他们会来抱你回去的。”他听了就哭，但我们还是这么取笑他。

    他像许多家庭里最小的孩子一样，受到宠爱，受到照顾，但内心却受着折磨。他想成为一个演员，或一个歌手；他在餐桌前表演电视里的人物，扮演各种角色，整天笑声朗朗。我在学校是个好学生，他是调皮捣蛋鬼；我唯命是从，他常常违犯校规；我远离毒品和酒精，他却样样染指，高中毕业后不久他就去了欧洲，他向往那里更加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但他仍是家里最受宠爱的。当他一身玩世不恭，怪诞不经的打扮回到家里时，我总觉得自己太土，太保守。

    由于有如此大的差异，我相信我们一到成年就会有不同的命运安排。我一切都很顺当，只有一件事是个心病。自从舅舅死后，我相信我也会像他一样死去，会有一种突如其来的凶疾把我带离这个世界。于是我发疯似地工作，我作好了患癌症的心理准备。我能闻到它的气息。我知道它正悄然而至。我像死囚等待刽子手那样等待着它的到来。

    我是对的。它果然来了。

    但它没有找我。

    它找上了我的弟弟。

    和我舅舅相同类型的癌：胰腺癌，很罕见的种类。于是，我们家里这位金发褐眼。最小的男孩不得不接受化疗和放疗。他的头发脱落了，脸瘦削得像具骷髅，原本该是我，我心里想。但我弟弟并不是我，也不是舅舅。他是个斗士。孩提时候的他就从不服输，我们在地下室里扭打时，他会隔着鞋子咬我的脚，直到我痛得哇哇直叫。

    于是他反击了。他在西班牙——他生活的地方——同疾病作斗争，那儿有一种还处于试验阶段的药，这种药当时在美国买不到——现在也没有。他为治疗飞遍了整个欧洲。经过五年的治疗，他的病情得到了很大的缓解。

    这是好的消息。坏的消息是，我弟弟不让我接近他——不光是我，他不要任何家庭成员呆在他的身边。我们想方设法和他通电话，准备去看望他，可他却拒我们于千里之外。他坚持说这种与疾病的抗争只能由他独自去进行。他会好几个月不递信息。我们给录音电话留的言常常是没有回复的。我既为没能帮他而感到内疚，又对他剥夺了我们这一权力而感到怨恨。

    于是，我重又沉溺到工作中去。我工作是因为我能支配自己；我工作是因为它是理智的，是有回报的。每次在我给弟弟西班牙的公寓打去电话，听到请留言的录音时——他说的是西班牙语，另一个表明我们相距遥远的显证——我便挂上电话，更长时间地埋头于工作。

    也许这是莫里为何能吸引我的一个原因。他能给予我弟弟所不愿给予的东西。

    现在回想起来，莫里好像早就知道了这一切。

    ＊

    那是我小时候的一个冬天，在郊外一个覆盖着积雪的山坡上。我弟弟和我坐着雪橇。他在上面，我在下面。他的下巴抵着我的肩膀，他的脚搁在我的腿上。

    雪橇在冰块上滑动。下山时我们加快了速度。

    “汽车！”有人喊了一声。

    我们看见了那辆从左边驶来的车。我们尖叫着想转个方向，但滑板却不听使唤。司机按响了喇叭并踩了刹车。我们作出了孩子才有的举动：从雪橇上跳了下来。穿着连帽滑雪衫的我们像两根圆木一样从冰冷、潮湿的雪地里滚下去，心想我们就要撞上轮胎了。我们尖叫着“啊——”不停地翻滚，只觉得天地都在旋转，脸吓得通红通红。

    接着，什么也没发生。我们停止了滚落，换了口气，从脸上抹去湿漉漉的雪泥。车子已经驶远了，司机对着我们在摇手指。我们平安了。雪橇一头扎进了雪堆。伙伴们跑过来拍打着我们说，“直够玄的，”“你们差点就没命了。”

    我对弟弟咧嘴笑了，那份幼稚的自豪感使我们格外地亲热起来，这并不可怕，我们想，我们准备再次接受死亡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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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1）指两辆车并排停靠在人行道的一边，常属违章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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