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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1年7月末，我当上了见习士宫，与此同时，从熊本的步兵第13团调到中国湖北省荆门县的支那派遣军（即中国派遣军——编者注，下同。）第39师步兵第232团。8月末，我被任命为第10连第2排排长。当我来到排里见到自己的部下的时候，心里感到很惊讶，士兵们的目光很凶，充满了野兽一般的杀气。他们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兵了，而我却是没经过任何战斗考验的一介书生，这使我当排长的自信心都动摇了。

    第二天，我奉命到团部去参加为我们22名新任野战部队排长而举办的现场教育培训班，时间是一周。教官是田中少尉，他带领我们到所经历战斗的战场上，把战斗的过程、胜利的经验、失败的教训详细他讲给我们听。

    培训班的最后一天，进行“勇敢测验”，内容是“斩杀俘虏”。当时，我的脑海中出现了疑问：这种行为合法吗？可惜，当时我并不懂“战时国际法”。

    那一天，当我们乘车来到现场时，看到那里已经挖好了一个长约5米、宽约3米的深坑。坑的四周，站着20多名用黑布蒙着眼睛、用绳子绑着双手的中国人。

    过了一会儿，团长带着几个营长来到了现场，坐到事先准备好的椅子上。

    这时，田中少尉走上前去向他们敬礼，然后转过身来大声宣布：“勇敢测验现在开始！”他手下的服务兵每人牵着一名中国人走到坑边，让他们坐下。

    接着，田中少尉对我们这些学员喊道：“就像我一样砍掉人头！”说完，他拔出军刀，让服务兵用长把勺舀来清水往刀刃上泼，然后，就慢步走到一个中国人身后，右手把军刀高高举起，由上而下斜劈下来。

    只听见他“哈依”地一声喊叫，军刀落下，人头分离，头颅飞出一米远，颈上喷出两条血柱，尸体掉下深坑。

    我是第一次亲眼看到这种残酷的杀人情景，感到全身都僵直了，连呼吸都要停止了似的。

    “喂，该你的了！”田中少尉手里拎着那把血刀，递给我们学员队伍的第一个学员，让他如法效仿。

    我是第四个，当他叫到我时，我头脑中嗡地一闪念“这种事情，能做吗”，可是马上就被“此时此刻，我不能发傻”的念头压了下去。

    我走出队列、学着田中少尉的样子，横下心来，砍掉了一个俘虏的头颅。那一瞬间，我心里仿佛充满了自信似的：这回，我有资格当排长了！我们这些新任的排长，不仅砍杀中国人，还用他们的身体练刺杀，那真是一个疯狂的场面啊！

    当我们的“测验”结束后，那里简直变成了血腥的人间地狱！

    当天晚上，回到连里，当我站到部下面前进行“夜点名”的时候，心中原有的那种自卑感，早已无影无踪了，我感到自己已经是个名符其实的排长了。可是，心里残存的良知告诉我，自己已经变成了另一个人，更正确他说，已经不是人了，变成了杀人的魔鬼。难怪现在看部下们的目光时，已经觉察不出那种野兽一般的杀气了，大概是自己的目光也变得跟他们完全相同的缘故吧！

    当时，经常从日本国内派新兵来到战场上。每来一批新兵，都要进行这种杀人训练，杀害俘虏、情报人员、不驯服的老百姓。有了这种训练，就能使他们到战场上变成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后来，我当了连长以后，也是这样来训练新兵和下级军官的。

    对日军说来，战场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周围全是中国人。我们把所有的老百姓都当成敌人对待，经常烧掉他们的村庄，并以“日军士兵去向不明”为借口对老百姓“见一个，杀一个”。

    我们那个团，于1943年秋天到湖南省常德县作战。那年的12月末，团里制定了一个战斗计划，要把中国军队占据的白杨寺村摧毁。

    白杨寺村地处险峻山区的腹地，村外修筑了坚固的阵地，是中国军队的一个重要据点，成为我们的心腹之患。

    这次战役，我们的野战重炮也参加了。我们连的任务是狙击中国军队的增援部队。

    天刚亮时，白杨寺中国军队阵地就遭到我军重炮的集中轰击，眼看着中国军队阵地被摧毁之后，我军官兵便进入村庄，村子里没来得及逃跑的老弱病残，就成为我军杀戮的对象。这场大屠杀，杀了150多人，抢光了他们的东西，烧光了他们的房屋。

    应当说，这是南京大屠杀的一个缩影。

    其实，有什么理由把村庄里的普通老百姓赶尽杀绝呢？可是，凡是日军所到之处，都是奉行这种“三光”政策的。

    当冲绳战役快要结束时，我们师被编入关东军。战败以后，我作为战俘被送到前苏联的哈萨克斯坦加盟共和国卡拉于达煤矿当了5年矿工。

    在此期间，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1950年7月，我们969名战犯在中苏边境的绥芬河被引渡给中国，两天后，被送到抚顺战犯管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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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绥芬河被引渡时，我心想，这下子可完了！无论如何，也回不了家啦！于是，便陷入了破罐子破摔的绝望状态中。我们这些战犯，哪有一个人的手上没沾满中国人民的鲜血呀！

    可是，那年夏天，当我们从苏联的货车车厢里出来，被领到中国的列车——旧满铁时代的软席车厢的时候，我们感到糊涂了。车窗上贴着纸，看不到外边，可是在车上给我们吃的都是白面包，还有护士走来走去，问我们有没有生病的人，这是我们这些自暴自弃的人所完全没有想到的。

    走进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大门，被关进十几个人一间的牢房，听见门锁咋嚎一声响时，我们感到自己的末日来临了。同室的人当中，大部分不认识，各自在床上休息了一会儿，就到了开晚饭时间。晚饭吃的虽然是高粱米饭，可是，原来在苏联长期装不满的肚子，这回是第一次吃饱了。看守第一次问我们“饭够不够”时，我们都惊讶地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有几个人满腹疑虑地举起手说“不够”。看守数完人数以后，报告上去，过了不一会儿，便把新做好的饭送进了牢房，给那些举手的人吃。这又使我们大吃一惊。

    每天因为无事可做，就蒙头睡觉，看守一来就叫我们“起来！”如果有人得病发烧，即使是半夜，护士也来送水送药。重病人，还送到外面的医院去住院治疗。虽然如此对待我们，我们却仍心存疑虑地想，是不是先麻痹我们，然后找个理由再砍我们的脑袋？

    夏去秋来之际，朝鲜战争形势起了变化，美军从仁川登陆后，朝鲜军队被迫后退，战火烧到鸭绿江边，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号召下，投身于朝鲜战场。当时，由于担心美军空袭抚顺，而把抚顺战犯管理所北迁到黑龙江省的哈尔滨市和呼兰县城。我到了呼兰。

    第二年春天，中国人民志愿军把美军打回了三八线，战争局势稳定下来，我们这些战犯，又被送回抚顺。当时，我们当中有些人曾经在心里盼望美军能打过鸭绿江来解救我们，现在，他们的心凉了半截。有些事情，我们是后来才知道的，那就是人民中国对我们这些战犯所采取的方针是“虽然这些人被称之为战犯，可他们也是人。因为是人就要尊重他们的人格。对他们的罪行要憎恨，而不要憎恨他们个人”。正是由于受到了这种人道主义的对待，我们这些对中国人民犯下了罪行的战犯，才产生了反省自责的心理。同时，以战犯管理所所长为首的全体工作人员，对我们这些残酷地杀害了他们的亲人和同胞的罪犯，都是尽量抑制主观上的愤怒和痛苦的感情，按照国家规定的政策而对待我们。这使我们深受感动，心里真是悔恨交加。

    从另一方面说来，我们确实是犯下了作为人类而不能容许的罪行。可是，我们是奉命干的这些事情啊？这种企图推卸责任的思想，是我们低头认罪的最大的障碍。解决这个问题，是需要时间的，是需要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的。

    1953年1月，我在哈尔滨参加第一次“认罪学习班”的过程中，由于我抵触情绪严重、妨碍别人学习而被送到地下室的单人牢房中。在这间长期不用的昏暗的牢房里，潮湿的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我端坐在房间里，眼睛渐渐地习惯了屋里的昏暗，便发现墙壁上有一些用手指甲划出来的字迹。仔细看时，依稀可辨的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东洋鬼子”、“坚决斗争”、“用鲜血和生命”等等血迹斑斑的口号。这是八年前在这里关押过的反满抗日的爱国英雄们留下的血书。他们当中，有的被拉出去枪杀，有的被送到731部队当成活体细菌实验的材料……看到这些怀有深仇大恨的字句，我感到整个脊梁骨都发凉了。

    从这时开始，我才逐渐认识到，在此之前，我还是站在杀人者的立场上看问题，所以，对自己过去犯下的罪行认识不足。我说什么，杀害俘虏那是我奉命干的，是没有办法的事情，等等，那都是不负责任的辩解。如果从被害者的立场上看，无论按自己意志杀人还是按照别人命令杀人，杀了人就是犯下滔天罪行，就是不能饶恕的。难道奉命杀人就无罪了吗！我认识到：首先，必须承认自己杀了人，犯了杀人罪。在此基础上，再来追究命令者的罪责。

    这次的认罪学习班，是2月末结束的。我也回到集体牢房。不久，由于腰疼和结核性发烧，我住进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去治疗。这家医院过去是关东军陆军医院。经过精心细致的检查，我被诊断为腰椎骨结核病。为了治疗，医生要求绝对卧床，并用石膏固定了腰椎骨。前三天，腰椎疼得厉害，体温连续高达40℃，要靠注射安眠药才能睡着觉。这时，我突然想到，那些被我们用军刀杀死的中国人，临死前所遭受的痛苦，比这不知高多少倍呢！想到这里，我进一步意识到自己罪行的严重性。

    我在病床上躺了两周后的一天早晨，忽然觉得身上不发烧了，也不疼了，就像做了一场恶梦才醒似的。事后得知，每天给我打的针，都是从国外进口的、十分贵重的链霉素。可以说，这次住院不仅治好了我身体的疾病，也治好了我的思想病。

    在我住院的过程中，从1954年春到1955年夏，管理所派来的工作人员，把过去在同一个部队呆过的战犯召集到一起，对自己过去所犯下的罪行坦白交待，并进行自我批判，然后，再进行互帮互学，开展了一场深刻的认罪学习运动。当时，由于对自己的罪行认识得愈来愈深刻，我们连饭都吃不下，连水都喝不进了。有人难过得甚至想自杀。后来，由于大家都从被害者的立场出发，进行坦白交待和互相帮助，吐出了埋藏在心灵深处的肮脏东西，使我们的心灵恢复了健康。

    1955年12月，当我离开医院回到牢房的时候，看到大家的精神、表情都与过去不同了。这使我意识到，一度丧失了的人性，又回到了自己的身上，我又从魔鬼变成了人。

    1956年春，军事法庭在沈阳开庭，1062名日本战犯，只有45名被起诉，接受审判；其余的人，全部免予起诉，当年先后分三批释放回国。接受审判的人，也没有一个被判死刑，判了徒刑的，如果表现得好还可以提前释放。到1964年4月，全部战犯都已释放回国。

    从中国释放回国的战犯们，都发誓决不再次犯罪。为此，大家决心组织一个团结互助的团体，便于1956年回国后成立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联络会章程的第二条规定：“本会由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加了侵略中国的战争并且犯下罪行的人组成。成立本会的目的是，立足于人道的反省基础上，反对侵略战争，为和平及日中友好事业作出贡献。”正是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我们的联络会已经活动了30多年，并且取得成绩。

    想当年，日本军国主义与纳粹德国结为盟友，向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秩序挑战，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亚洲、欧洲各国人民带来了空前的灾难，自己也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而无条件投降，分别在东京和纽伦堡的国际军事法庭上受到审判，被追究破坏国际秩序的责任。

    然而，当他们回归国际社会以后，两个国家的表现是不同的。

    在德国，国会作出决议，不承认对前纳粹战犯因战争罪行而进行逮捕、审判具有所谓“时效性”。1985年5月8日，德国总统发表了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40周年的演说，首先对于过去在集中营里被杀害的600万犹太人，对于前苏联和波兰牺牲的无数人民（前苏联2000万，波兰600万）表示谢罪，然后，才对战亡的德军士兵、老百姓及各阶层人士表示哀悼。而且，在讲话的最后，他说：“过去闭上了眼睛的人们，看不到现在了；而我们再也不会重犯过去的错误了。”这席讲话，受到了全世界的高度评价。

    而在日本，却有许多人错误地认为东京审判是胜者对败者的单方面的审判，有许多人对战犯表示怜悯，甚至主张表彰他们。更为严重的是，在德国总统发表讲演之后的7月份，中曾根首相在自民党的轻井泽会议上公然宣称：“胜了也是国家，败了也是国家。国家和国民同时沐浴着光荣与耻辱，同时舍弃耻辱，追求光荣。”8月15日，他又强行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受到了以中国为首的亚洲国家的严厉批判。每年的8月15日都要举行全国战亡者追悼会，天皇的讲话年年不变，其中竟没有一句话涉及到2000多万亚洲的被杀害的人民。

    对于这些事情，即使加害者忘记了，被害者是不能忘记的。亚太地区的年青人，对于日军过去的所作所为，如果父母不给他们讲，学校也不教给他们，那就什么也不知道了。这是不应该的！不但被害者方面不能忘记这些事，加害者方面也不应忘记这些事。

    日本的年青一代，应当知道父亲和祖父所犯下的罪行，并追究他们应当负担什么责任。而且，在当今的国际化的时代里，作为亚洲的一员、世界的一员，必须懂得过去的事情，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究竟是怎样的一场战争等。

    作者简历：

    1939年毕业于东京大学农学部，当过职员；1940年在熊木步兵第13团入伍；1941年调入支那派遣军第39师步兵第232团；1943年任连长；1945年在辽宁开原战败，作为战俘被送往苏联西伯利亚；1950年作为战犯被引渡到中国抚顺战犯管理所；1956年9月，免予起诉，被释放回国；1960年起任私立高中教员；1984年退职；现任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会长。著有《一个B.C级战犯的战后史》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