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45年4月的事情。当时，我所属的日军117师野战医院驻扎在因煤矿而著名的河南省焦作镇。
从一个月以前开始，我们周围各部队的主力都调到老河口去作战，我们医院也抽调了大约三分之一的兵员。
另外，据报道，冲绳的战局已进入决定性阶段。各方面不断传来消息说，“老河口战役”之后，我们师就要转移。
医院里只剩下以院长为首、包括我在内的五名军医，几乎没有新患者入院，整个医院鸦雀无声，笼罩着一片沉闷而不安的气氛。
我们不分黑天白日地泡在“军官俱乐部”里，用酒和女人来麻痹神经、寻欢作乐。在这样的令人焦躁不安的环境中，我总想寻求更强烈的刺激。
正在这个时候，有一天医院院长、少校军医丹保司平突然把我找去，对我说：“明天我打算搞一次军医教育课。你去年十月在郑州亲自参加过第12军司令部搞的军医教育课，有经验了。这回，按照那次的办法去做就行。宪兵分遣队他们那里要处死一个人，可以把这个人送给我们医院，我们拿他做什么实验都行。这是个好机会，我想让军医们上一堂练习手术的教育课。到战场上来的军医，不管原来是学内科的还是学外科的，对于急救手术、盲肠手术等等，都必须随时随地能够完成啊。……”
院长这些话，正中我的下怀，我马上答道：“明白了！”自从上战场以来，早就听人讲过“活体解剖”的事，我多么想做一次啊！可是去年在郑州，只是在一旁看别人做，自己没机会做，心里觉得实在遗憾。
我回到医务室，马上制订出一个实施计划，提交给院长。然后，当天就进行准备，我还特地嘱咐内科中尉军医新田和少尉军医高岩看一看手术书和解剖学，并认真研究一下。
第二天午后，门岗报告我说，有一个宪兵带来一个中国人。我马上命令外科的见习士官水谷把他们带到手术室去。我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推开手术室的门走进去。屋子里有一个身穿中国式衣服的宪兵，看来和水谷认识，两个人正谈着什么。我对他们说了一句“辛苦了”，算是打了招呼。再一看，宪兵手里握着一根很结实的绳子。绳子另一头拴着一个双手被绑到身后的穿着黑衣服、看起来很健康的中国人，这个中国人正靠墙根站在那里。
这个中国人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一个二十五六岁的淳朴的农民。为了不引起他的注意，我愉偷地看了看他的侧脸。他的圆脸上嵌着的一双清澈的眼睛正注视着玻璃窗外。我仔细一看，他眼圈发黑，显得很憔悴，但神情却很平静。
我突然想道，这个人大概还不知道自己马上就要被杀头。于是，我也恢复了平静。我让人搬来一把椅子，催宪兵坐下，宪兵这时好像认为这个人已经不能逃走，便解下捕绳，让他也坐到旁边的椅子上。宪兵把右手插进裤子口袋里去，谁都明白，他手里正握着一支手枪。
为了缓和一下这紧张的气氛。我从衣袋里掏出一包香烟，递给水谷和宪兵各一支，又划着火柴给他们点烟，示意他们安下心来。
不一会儿，新田军医和高岩军医走进了手术室。紧跟着，卫生军曹森下和几名卫生兵也走进来。最后走进来的是塌梁鼻子下面留着白色小胡子的医院院长，院长一走进来，马上问道：“野田中尉，准备就绪了吗？”
我把香烟一扔，向水谷使了个眼色，让他去准备全身麻醉，然后又努力用柔和的语调对旁边的宪兵说道：“我不会说中国话，你跟他说一说、让他明白我们的意思。”
屋子里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我接着对那个中国人说了一句：“给你检查检查身体，躺到丰术台上来吧！”说完，我走了几步。来到手术台旁边，轻轻用手拍拍台面，作了一个手势。
那个人看来没听明白宪兵说的中国话，脸上现出了莫名其妙的神情，宪兵便把他推到手术台前。水谷转过身去，往叠成好几层的药布上倒生理盐水和酒精。别人都围到手术台前来。
我又敲了敲手术台，心情急躁地说道：“来睡觉，来睡觉吧！”宪兵便使劲把那个人推上了手术台。
他刚坐到手术台上的一刹那间，连我在内的六个男人一下子就抓住他的两手、两脚、腰、肩、头，硬把他按倒在手术台上。水谷几乎与此同时地把浸满麻药的药布捂到他的鼻子和嘴上。他猛地要坐起来，大家拼命按住他、弄得手术台都移动了位置。
我急忙用双手抱住他的头，使劲把他固定在手术台上。他脸上充满愤怒，咬紧牙关，屏住呼吸，左右摇着头，想躲开捂到他嘴上的药布。而水谷不顾一切地往下摁着那药布。为了让麻药快些起作用，我把两手的大拇指放到他双颊的上下颚之间用力一抠，他的嘴就张开了，发出短促的“呵，呵”的呼吸声。
我对发呆的水谷吩咐了一句，“再加点生理盐水和酒精！”他拿起药瓶连忙按了一下瓶口上的按钮，药水成细线状喷到药布上。麻药蒸发出来的强烈气味钻进了我的鼻孔，不一会儿，我就感到头晕和全身无力。我知道，这是麻药起了作用，便放了心。我吩咐卫兵把麻药换成乙醚，又让他们把那人的双脚绑到手术台上，还告诉大家，在没有全部麻醉之前不要放手。
我看到那人已经进入呼吸渐渐恢复正常的深麻醉期，便让水谷把麻醉工作交给卫生军曹森下，然后去洗手准备开始手术。卫生兵把早已准备好的手术器械从准备室推进手术室来。
在一旁看得津津有味的宪兵问了一句：“现在，不管怎么摆弄他，他也不知道了吧？”
我便说，岂止是什么也不知道了，他是不知不觉地连命也没了。宪兵呆笑着说：“这样的死法，比挨枪子打死可是好多了！”
我让卫生兵把那人脚上的绳子解开，把他身上的衣服全都扒光，成为完全裸体。他身上有许多条紫色的伤痕，看来，是受过多次残酷的拷打。我对此毫不介意，命令再把他的手脚绑到手术台上。我心里想，这个人从他肩部、背部的健壮肌肉看来，一定是个从小就在田里劳动的农民。
三名军医都已穿好手术服，各就各位了。这时，我脑海里又重现了去年在郑州第12军直辖兵站医院里对一名抗日战士进行“活体解剖”的情景。
那次，我和二十名参加学习的军医一起围着手术台站着，紧张得连气都喘不上来。突然，当教官的北京第一陆军医院的中校军医长盐喊了一声“立正”。我们大家马上肃立不动。他便向指挥那次教育课的第12军军医部长、大校军医川岛清报告：“解剖即将开始。”然后，长盐对那个由于全身麻醉而完全失去知觉的活人，仿照对死人进行病理解剖的仪式，发出了一声“致敬”的口令。新田和水谷打开一条最大的床单，把那个人的裸体盖在下面。
新田说道：“我当医生以后，只看别人动过几次盲肠手术，可自己动手做，今天还是头一回。”他一边说着，一边拿起了手术刀。二十五岁的军医高岩，原来是个学徒，去年年末刚刚从学校毕业，来到河南只有两三个月，至今也没做过象样的手术。他紧闭着双唇，神情紧张地站在旁边。
水谷是做过盲肠之类的小手术的，他轻声问我：“那就开始吧？”我说，“稍等一下”，便仿照长盐的样子喊了一声“立正”，然后肃立不动地向院长报告说：“解剖即将开始。”
院长傲慢地轻轻点了点头。我又喊了一声“致敬”。面对着今天被残酷的麻醉夺去意识的人，就像对着俨然活着的中国人一样，我首先低下了头。大家也都带着在这一刹那间紧张起来的神情跟着我低下了头。
我的父亲也是个军人。从呱呱堕地那天起，我就被灌输了天皇至上与武士道精神。我是在日本军国主义的坩锅里培养起来的。这种伪善的传统作法是令人憎恶的。口头上表示所谓“致敬”，而实际上却进行惨无人道的凶恶的活动，这本身就是日本武士道的一个特征。
“教育课”一开始，是由新田操刀，由水谷指导，由高岩当助手，在那人右下腹部剖开一条10厘米的口子，施行盲肠手术。被切除的盲肠，像蚯蚓一样细，是完全健康的。
接着，是由水谷操刀，由新田和高岩当助手，从胸窝向脐下割开一条约30厘米的大口子，即把肚子从正中央剖开，进行“清点内脏”。水谷把两只手都插进那人肚子里去，顺着大网膜摸到了胃。然后，他又拨开肠子，让肝脏内侧黑绿色的胆囊露出来给大家看。
活人内脏的那股恶臭气味，直冲进我的鼻子。可当时，这种气味却使我感到很舒服。这时，我想起了在河北保定时，宪兵队的藤木大尉曾经求我无论如何给他弄到一副活人的健康的肝脏，因为活人肝脏能够包治百病。
突然，我觉得有人在身后捅我的腰，转过身去一看，是那个宪兵。他铁青着脸对我说：“我还有事，今天就失陪了，请以后多关照。”说完，就仓皇地离开了手术室。
不一会儿，“清点内脏”结束，腹壁又被缝合起来。我把手伸到床单下面去，摸到那人手腕上的脉搏。他的脉搏，弱了一些，可是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我告诉森下可以少用一些乙醚。
这回，是我与高岩、水谷与新田分为两组进行右臂与左腿的截肢手术。这两个大手术，要同时在一个活人身上进行。我也洗了手，让他们把右臂与左腿根部缠上止血带，并进行各种类型的皮肤消毒。
我把那人左大腿根下面大约三分之一地方的皮肤切开一圈，把皮肤剥开，稍稍向外卷起一些。再把那人的大腿肌肉一下子切到骨头边，这样的手术，只有外科医生才能做。我想让高岩体验一下，便吩咐他取来一把大的切断刀。然后，我用一只胳膊抱住那人的大腿，另一只手拿着刀作出一个样子，教给他怎样一口气地切下去。
如果切断面呈踞齿形，止血的时候找血管就很困难了，所以我再次要求他注意，要把大腿骨周围的筋腱和肌肉切成一个平面，直切到大腿骨为止。我让卫生兵抬起那人的脚，高岩就按我说的方法，一口气地切下去，把大腿骨周围的软组织全部切开了。鲜血一下子像瀑布一般流出来。被切断了的肌肉，还在微微地抽动着。
高岩急忙拿起止血钳子想要止血，我说：“这些血反正是要流尽的，你就别管它了！”说完，我麻利地用两手把肌肉撕开，把连结着大腿骨的筋腱从骨膜上剥离下来。白花花的大腿骨露出来以后，我用一打药布把肌肉的断头包起来，向上提起，还告诉高岩，用骨锯锯大腿骨时，尽量往上边锯。
锯子咯吱咯吱拉起来，锯条已经进到骨头里面，忽然，锯子拉不动了。我吩咐抬脚的卫生兵用力把脚向下压，使骨头的切口大一些。这时，高岩又使劲地拉起锯来。不一会儿，大腿骨锯断了。在这一刹那间，抬脚的卫生兵，因为大腿太重了，一下子就把被切下来的大腿掉到水泥地上。
大腿落在地上，把地上那滩血溅起来，落到我和高岩的凉鞋上，把我们的脚都染红了。我毫不在意地一边讲解，一边教高岩把几根主要的血管结扎起来。
“在处置神经的时候，要尽量把神经拉出来，弄得平整一些，不然，安装假肢的时候，病人要痛苦的。可今天，就不管这些了 ”我像老师一样教导着高岩。
用锉刀把骨头和筋腱锉平以后，把止血带慢慢拿下来，有两三根细动脉还在一个劲儿地出血，便把它们也结扎上。用药布擦拭切断面时，那里还在不断地往外渗血。“这些一缝合起来就好了”，我一边说着，一边教高岩把大腿骨周围的肌肉和筋腱包起来缝合。
左大腿的切断手术完成后，我们两个舒了一口气。我们把鲜血淋漓的手往白色的消毒液里一插，鲜血都变成了黑紫色。
这时，水谷和新田早已完成了右臂的切断手术，正坐在一边吸烟。我命令森下暂停麻醉，“如果他手脚一动，说明麻醉要解除了，那就再加乙醚！”说完，我把床单掀开，看看那人的脸。
他还在深麻醉状态中昏睡着。这个两三小时以前脸色十分健康的人，现在完全改变了容貌，脸色苍白，嘴唇青紫。他的脉搏又细又弱，而且很快。但瞳孔还是正常的，这个人的生命力真强啊！
最后一项手术，是由高岩主刀，由我当助手，做支气管切开手术。做完以后，这次的“教育”计划，就全部完成了。
院长派卫生中尉伊藤来联络，让我们尽快做好善后工作。军医们换上了各自的军服。我也换好衣服，点上一支烟去上便所。从便所出来，我又回到手术室。中国人身上的床单已经撤掉。这个失去右臂和左腿的人，裸着全身，还活着躺在手术台上。手术室的一角，放着那条被切下来的左腿和右臂，卫生兵正在用冷水冲刷水泥地面。
看到这些，我本能地想到，这事情不要让更多的人看见。我一抬头，看到四五名士兵正在手术室窗外向屋里张望。我急忙怒吼一声：“喂！走开！”
我招呼森下，让他拿一支五毫升的注射器来。往人的静脉里注射多少空气才能让他死掉呢？我早就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了。
现在是个好机会。我让森下把注射器的针头扎进那个人纤细的左臂静脉血管，把5毫升的空气注射进去。可是，那个人没什么变化，我感到意外，连忙对森下说：“再拿一支20毫升的注射器来打一针试试！”
森下把空气吸入20毫升的注射器，又把针头刺进静脉血管。我看到，刚打进去一点儿空气，注射器的圆管就停下不动了。森下拼命地用拇指往下压。可是怎么也推不动。我急了“躲开！让我来！”
我站到森下身旁，没让他拔出针头，接过注射器就使劲往下推。可是，注射器还是一动不动。我仔细观察一下，针并没有断，便把注射器拿正，用小腹顶住胳膊肘，把全身力气都加到注射器上。咕噜、咕噜、咕噜，圆筒终于动了几下。注射器中的空气有一半被推进那人血管里去的时候，他的左胸部心脏部位发出了令人害怕的咕噜咕噜声。
这时，那个中国人的下颚动了一下，我便把针头拔了出来。
我以为他可能要作一次深呼吸，却看到他的下颚一下子垂了下来。眼看着他苍白的脸上失去了最后一点血色，逐渐呈现出死相来。
这时我想，他的心脏大概停止跳动了，便急忙用左手去摸他的左胸。没摸到心跳，我向森下要过听诊器，把听筒放到那人的心脏部位。心音听不到了，只听到人在临死前心脏停止跳动时最后发出的沙——沙——的杂音。
我命令身旁呆然肃立的森下：“我说，心脏完全停止跳动了。你跟伊藤中尉联络一下，把尸体快送到马房后边挖的坑里埋好！”说完，我就走出了手术室。
外面已是黄昏时刻，夜幕即将降临。我回到医官室时，水谷还没回来。等他回来以后，我们一块儿回宿舍。我们走得很慢，心情逐渐恢复了平静。
“我说，水谷！今天这个人到底是干什么的？”我想，他常给宪兵看病，大概能知道这件事吧。“听说是个八路的‘密探’。”他答道。
这时，我不由地想，他一定是个农民。其实，他是个农民也好，是个密探也好，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我是顺便问问，并不想打听个究竟。可是，他临死前心脏停止跳动时发出的可怕的沙——沙——的杂音，却执拗地留在我的耳鼓里面了。
而且，十一年后的今天，这声音依然留在我的耳鼓里。
现在，我的眼前，浮现出那连结着河南沃野的、绵延不断的美丽的太行山麓远景。同时，也浮现出热爱和平的中国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而战斗的幸福画面。然而，就在这片土地下面也埋葬着无数个被我们夺去生命、饮恨而亡的中国人。每当想到这一点时，我的胸膛好像都要爆炸了似的。
我这个普通人，由于参加了侵略战争，竟做出了连自己也想象不到的坏事。
本来，医术被人们称之力“仁术”，医学应当为整个人类社会服务。可是，由于参加了侵略战争，我竟有意识地把医学当成了杀人的手段，这真是对医学的冒犯与亵读。
最近一个时期，我根据自己切身的痛苦体验，决心否定侵略战争。同时，对于唤醒我做人的良心，指明我做医生的使命，让我继续生活下去的中国人民，我要表示发自肺腑的深深的谢意。
我发誓，今后只要我活着，就要为反对侵略战争而战斗。
作者简历：
原部队——第117师野战医院；原军衔——中尉军医；出生地——岐阜县；学历——东京医专毕业（1941年）；年龄——1925年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