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9月12日，侵华日军的铁蹄踏入山西省天镇城，连续进行了三天的大屠杀，2300余群众饮刃喋血死于非命。这天是农历八月初八，当地人称这次蒙难日为“八八”惨案。
9月初，日本关东军东条纵队本间旅团和铃木旅团沿平绥路西犯，进入天镇县境。9月6日，晋绥军战略防线主要阵地盘山（位于城东南8里处）被攻占。天镇县城已失去屏障，担负守城的晋绥军，第61军200旅399团，因孤立无援，于9月11日夜间，从城西撤出。翌日即9月12日晨6时左右，日军用大炮轰坍城墙东北角进入城内，开始了一场灭绝人性的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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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攻城前，日本飞机时来轰炸，县城有少数居民家将妇女、老、弱者向山区亲戚家疏散。大部分居民以为有晋绥军守城，对日军的入侵缺乏思想准备，更有一些富户则是为守财产，不愿离开家。这数千名留在城内的居民，便成了日本兽军任意屠杀、蹂躏的对象。
日军从轰坍的城墙处入城，兵分三股：一股沿东城墙向南，一股顺北城墙往西，另一股直入城内街巷。东北街刘全义，清晨上城墙搬自家门板（晋绥军作掩体借用），第一个发现日军，被登上城墙豁口的日军手起刀落，将头砍落城下。继而日军先闯入东北角居民院内群众家里，不分老少，逢人就杀，许多人都是在刚起床不及躲藏，便被杀害。据统计，这一处遇难人数就达百余人。就在城陷民危之时，城内一些绅士、商人和富户，竟麻木不仁，对凶残的日军抱有幻想，张罗着烧茶、备饭、制小旗，准备欢迎日军。以东北街街长王国安为首，敲锣集合起200余名居民去北城门搬运堵门的装土麻袋，以示欢迎日军，致使日军坦克、汽车直入城内，大批日军尾随而入。这些军国主义者入城后横冲直撞，杀人成性，先将这200余名搬完麻袋的居民用枪驱赶着囚入北瓮城（北门瓮圈）奶奶庙中，对这些无辜同胞用刺刀追杀，一时人群乱成一团，哭喊声、惨叫声响成一片，西北街侯裕破口大骂日军，被一刀将头砍下。人们象发了疯似的拼命地向庙内碾道或庙门口冲去，挣扎着，呼喊着，想冲出魔鬼的罗网。日军见状就改用枪射和往人群密集处掷手榴弹，在爆炸声和射击声中，200余名徒手民众一个个、一群群地倒了下去，就连守庙的一名和尚也未能幸免。这是天镇县城沦陷后，日本侵略者制造的第一桩法西斯暴行。
上午9时许，日军在城内四处鸣枪，搜杀逃散在街巷中的难民。西北街贺贤等14人被7名日本兵逼到一个院里，尽被杀戮，贺贤抱头躲闪，身中9枪，因未伤致命处，死里逃生，至今在世。同街姓马的一个大院里十几口人，除一名8岁幼女受枪声惊吓昏倒在同院一位70多岁的老奶奶死尸旁幸存外，余皆残遭枪杀。这道街一位年轻的母亲，正坐在炕沿边奶孩子，被日寇一枪打死，倒在地上，天真、可怜的婴儿竟爬在血泊中的母亲身上含着奶头吮吸，因吸不出奶汁哭叫，母亲的鲜血染红了不懂事的孩子，其状目不忍睹。
城内古建筑物南街慈光楼和北街实业银行等被烧毁。西街“积厚成”、“庆福元”、“德庆隆”、“义和成”、“天德公”等商号，店门大开，货架狼藉，货物被抢掠一空，不值钱的货物弃掷满街。抢劫后，日军又将这20余间店铺浇上汽油点燃，顿时，各处起火，烟罩全城。
大批日军进入城内中心后，便三五成群，挨门逐户勒令开门，如应声稍迟或探头张望者，即遭枪杀。日军闯入民宅，肆意抢掠奸淫。东南街一位姓马的老翁，因与日军争夺一件新皮袄而残遭杀害。日军每到一家，对男人都要搜身，其用意一是怕暗藏武器，二是要白洋。东南街王炽和被一名日军挑开衣扣，浑身上下搜了个遍，因未搜出白洋被打得死去活来。同街一位姓阎的姑娘，出嫁吉日已临近，被几名日军轮奸后扔入水坑。更有甚者，一些日军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强奸妇女，一位年仅十五、六岁的姓张少女，被7名日军轮奸后，揪住双腿，活活分尸。西南街郭举子被日军逼着撕掉西街马王庙（原牺盟会会址）墙上的抗日标语后，也遭杀害，郭的儿子见状爬在父亲尸体上边哭边怒骂日军，也被杀头。东北街一位老人眼见日军逼来，无处躲藏，慌忙中从炕上摸起一把剪刀自杀。王面匠一家3口人，在日军的屠刀下，为保全尸，先后投井自尽。
从上午10时许，日军分别在四条街道沿门逐户地将难民驱出，分别押往南街马王庙、西城门云金店前、北城门外狐神庙三处，展开了一场骇人听闻的大屠杀，使一座古县城顿时变成了人间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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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在南街逐户撵出500余名男女老幼，全部赶到南街路东侧马王庙前，男、女分别被押在马路东、西两侧跪着（小孩跟随母亲）。南、北、西三面架着机枪，四面有日军把守。马王庙分里外两院，里院有一个长2丈5尺、宽深各1丈5尺左右的大坑子（晋绥军留下的防空掩体）。日军比划着先让男人们这边的阎毅、张凤祥等五名地方绅士进庙，当即被刺杀在坑内。随后又有几批被撵进庙院，人们只见有进去的，没有出来的，不知鬼子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后来有人间或听到几声惨叫声，方知鬼子在下毒手。有几个胆大的青年想偷偷溜走，当即被看管的日军拦回。杀人成性的日寇在里院坑后站成一排，端着刺刀，在指挥官的指挥下，一齐动手，刺刀从人们的背部穿至胸前，再一使劲，便把尸体挑入坑内。刽子手们杀累了，就吃喝一气。后来嫌群众穿着衣服不好刺，就强令人们进庙前脱掉衣服，有的人被连捅十几刀，最多的被捅了32刀，大坑堆满了尸体，就用棉被盖实，上边压上大石块。余下的尸体，又逼迫活着的人将其堆在房里，然后再杀，直到死尸堆满了三间房子。
马王庙里有一个山药窑，一些急于逃命的人想跳进去躲藏，被日军发觉后，一阵刺刀猛刺，挑入窑内，直至尸体堆满。日军犹恐有活人逃出，又把窑边一堵土墙推倒，将窑口盖住。从上午10时一直杀到下午1时许，除路西侧跪着的妇女，小孩被放回外，300多名男子几乎被杀尽（内中有跟随大人的十几名儿童），只有极少数人死里逃生。于进海身负七处伤，待晚上无人看守时，从死人顶层爬出，解下死人的裤带作绷带，包住伤口逃回家里。教员任定国身中11刀，幸存下来。西南街高瓒和两个儿子、一个孙子，一家三代四口，均被残杀。孙子高辅，年仅13岁，被刺杀在坑沿。
第二天苏醒过来后，口渴难忍，挣扎着爬进北屋，在被日军砸烂的半截水缸前喝了几口残留的脏水，因流血过多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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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马王庙惨杀几乎同时进行的还有城西门南侧的大屠杀。城西门附近路南云金店前有一片空地，东、北、西三面皆是民房。日军将从西南街、西北街逐户赶出的300余名成年男子集中到此。店前高台阶上一挺机枪对着人群，然后分10人一批，用机枪狂扫，顿时积尸成垒，尸堆下淌出来的血，殷红了土地。住在附近的侯二，虽双目失明也被拉出残杀。张进恩在逃跑时被日军追上去用东洋刀砍断腿，张怒视着敌人高喊：“给爷爷一个痛快吧！”被枪击而死。住在西门附近马路南侧的张凤有，在大屠杀前出来担水，两个儿子不放心跟随在后，被忽然从东面大街上过来的一伙日军撞见，一名日本兵端起机枪扫了一梭子，父子3人倒在血泊之中，加上云金店前大屠杀，张家共有9口人丧生。与张凤有隔路在对面开车铺的吴唐（张女婿），眼看亲人被杀，同胞遭戮，在敌人向他逼近时，他不畏强暴，以车铸为武器，利用车铺中堆放的杂物掩蔽，与敌周旋，接连砍死4名日军后壮烈牺牲。
同日上午11时左右，一股日军将从东南街周牌楼巷一带搜查出的40余名男人赶进西城门瓮圈城墙洞里，周炬、吴正德抗拒入洞，被当即枪杀。接着敌人用机枪封锁住洞口，向洞内难民接连扫了三梭子子弹后，又扔进去一枚手榴弹。因洞正中间设有一厚实木门框掩蔽，有10余人死里逃生。趁黑夜逃出城外的周炳，奔跑了一夜，第二天跑到薛辛夭村脱下棉背心，抖出一颗只划破前胸的废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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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日上午，东街、北街的成年男人也被日军从家里赶出来，分别集中在东街大奎阁前和县政府大照壁后两处。在大照壁处，日军当众将张模老俩口的头砍下，血淋淋地掷在桌子上，一名日本军官“叽里嘟噜”地喊叫着，威胁民众。后来两处难民共500余人，全部被反捆双手押到城北洋河北岸狐神庙后崩楼坡下的一段水壕边。水壕开口约五、六尺，水深三尺余。日军仍沿用马王庙大屠杀的方法，将难民分批用刺刀扎入壕内。有几名未被刺死，发出呻吟或惨叫声，鬼子听见后就用刺刀尖朝下象捣蒜似的乱捅一气。任宏被刺时，顺势倒在死尸上，装成死人的样子才得以逃生。西北街贺巨恒被连刺五刀，后从昏迷中清醒过来又活了下来，贺巨恒的儿子贺贤的回忆录中叙述了他父亲在日军大屠杀中死里逃生的经过：
“在我被捉之前，日寇喊叫院门时，我父亲贺巨恒前去开门，日寇一进门就把他裤带解下来，将他背绑起来，拖着脱到膝下的裤子，赶到东街旧警察局院内。鬼子在这里集中了老百姓四、五百人，又全部驱赶到县城北门外狐神庙前，用刺刀逐一刺杀在一个大水涮坑内，上面又盖了一层土。我父亲被刺五刀，推倒在坑内的上层，后醒过来，顶破薄土层爬出来。不敢进城回家，就跑到新平村我姨姨家躲藏养了三、四个月，保住了性命。据说那次狐神庙前还有几个活下来的。其余四、五百人都惨死在坑内。
“被日寇打死在家里、院内的人也到处可见。我家隔壁的王三、吴三的小子就是被日寇打死在院内的。”
据几天后去收尸的目击者回忆：大约长30余丈的一段壕内，几乎填满了横七竖八的尸体，以上事实证明，狐神庙大屠杀遇难者足有500余人。
13日上午，日军又接连制造了大操场惨案。实际上，日军在第一天就做好了继续大屠杀的准备工作。屠杀了整整一天的刽子手们，将来不及残杀的难民们，控囚在北城门瓮圈中过夜。在押送时，为防止人们逃跑，日军将难民们的裤带解下，一个个被反捆手臂，排成一行，因失去裤带，难民们的裤子均掉到膝下，（当地成年人习惯扎裤脚），下身裸露，受尽了屈辱。更有一些人因迈不开腿走得慢，跟不上队，不时地遭到鬼子的抽打。更可恨的是，日军竟将被他们强逼着担水灭完火的青壮年们也一同囚进了露天的瓮圈中，外面派日军严密把守。可怜的500余名难民冻饿了一整夜后，等待他们的不是温饱，而是死亡。第二天一早，敌人先从难民中挑出袁美等40人，每人佩带有“苦力”字样的白布袖章，清理街道上的尸体，也有一部分人被分配到城外拉水，以供日军食用（因城内40余口水井均有死尸），其余全部被押往东北街大操场附近一个院里。操场中有原先晋绥军挖好的三条大壕，壕深约3米，东西长11米，南北宽2米，三条壕互相沟通，原用于防空用。被囚的难民，分10人一批，被日军接踵押到壕沿，用机枪狂扫，跌入一批再扫一批，机枪吼叫了大半上午，500余名难民尽被射死，无一幸免。日军还在这里照了像。直到50年代，在原大操场上破土新建天镇一中校舍时，仍有遇难者的累累白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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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残杀仍在继续。这些侵略者杀人杀红了眼，唯恐还有躲藏起来的男人没有被杀绝，是日又对四周城墙的洞、坑，进行了一番“清理”，见到洞、坑，就用机枪扫上一梭子。
被日军洗劫后的县城，象死一般寂静。连日来，白天乌鸦盘旋乱叫，黄昏狗咬狼嚎。县城内外，大街小巷，尸横遍地，臭气熏天。据西南街幸存者高弼亲眼所见，马王庙院内，猪狗成群结队地撕啃腐尸，狗吃死人眼都红了。大屠杀过后许多天，日军才让居民清理死尸。大多数尸体已血肉模糊，腐烂不堪，家里人只能凭亲人衣服的布料和自己做过的针线活儿上认尸。在狐神庙蒙难的高峨的尸体只剩下一条胳膊，是家属从裹胳膊的那只破袖子上认出来的。死在城内无人认领的尸体，由七、八辆大车拉到南城门外偏西一里许的三官庙一带，挖坑掩埋。有个幸存者王家珍数过，仅一个坑内就有286具死尸。
日军杀人手段残忍至极。除了随时随地、随心所欲地任意枪杀、刀刺外，还用尽了种种其它的杀人方法，诸如：砍头、劈脑、切腹、刺穿阴户、杀后扔入水中等等。西街魏科子的头被日军劈为四瓣而死。至于被杀或被奸杀后扔入水坑的男女尸体，更是数不胜数。东南街一个大污水坑内几乎漂满了死尸。一位妇女见后，误认为里面有被抓走的自己男人尸体，对生活失去希望，悲愤地将亲生男婴溺死后，自己跳入水坑自尽。
被日军奸淫的妇女，更难以数计。凡是躲藏不及的年青妇女多为其糟踏，东南街有一伙年轻姑娘和媳妇，躲在一间房里，被日军发觉后尽行奸污。有一位姑娘被这群野兽整整轮奸了一天。西街刘银兰、刘玉兰两个女学生，被日军奸污后上吊自尽。西北街、东北街妇女被兽军奸污后跳井自尽的就更多了。据一些老人回忆，井内尸体女多男少，有几口井已填满了女尸，除少数是因受惊吓轻生外，多数是受辱后觉得无颜再活于人世而跳井自尽。还有不少妇女为逃避灾难，剃发扮男，毁容换装，在脸上抹锅底黑或藏在山药窑，多日不敢露面，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内中也有为保护自己人格而奋勇抗击被敌人残杀的，西北街姑娘贺月娥，面对衣冠禽兽，奋力反抗，抓打敌人，被敌人枪击腹部，流肠而死。后来埋在北城门外，被人们追誉为“贞女坟”。日寇兽行令人发指，还有为取乐而肆意侮辱妇女。9月14日，几名日军把从四处搜寻出来的一大伙妇女赶到东北街，在头天枪杀过人的大操场上，强迫这些妇女把裤子褪到膝下，用枪托抽打着绕圈子，妇女们饮泣吞声地在横七竖八的同胞尸体边转着，日本鬼子却站在一边开心地狂笑。
1945年9月天镇光复后，天镇人民在县城建造了“天镇县蒙难同胞纪念塔”。经过较详细的调查，计被杀害者西南街332人，东南街368人，东北街258人，西北街290人，总共1248人，铭刻姓名于碑上。另外，估计有绝户者400余家，加上外籍客商及本地受害不知姓名者共约700余人，共蒙难者2300余人。至于被残害致伤及被抢劫财物者，则更难以数计。
日寇在天镇城的大屠杀，是现代战争史上最野蛮最残暴的，它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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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本材料依据吴自诚同志的“天镇人民蒙难记实”，又采访了贺贤、段丕功、周炳、高日融、展贵、高弼、吴兆吉、安进邦、马瑞等当事人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