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0月8日，日军分兵三路占领正定城。在两三天内，日军在城内及近郊十三个村（街）对无辜百姓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凶残大屠杀。几天时间，残杀了无辜百姓1506人，重伤103人，烧毁房屋106间，抢走牲畜80多头。这是日本法西斯匪徒欠下正定人民的一笔血债。
抗战开始后，日军疯狂南侵，1937年9月24日占领保定。继之，日军华北方面军第一军，在司令官香月清司中将的指挥下，由保定出发，向正定进犯。10月5日，日军主力14师团及第6师团之一部侵入正定境内。当时，国民党陆军第32军商震部的141师，由师长宋肯堂率部布防抵抗。32军我地下党的领导人王兴纲同志和在141师721团当营长的王启明等同志，对日军侵略义愤填膺，发动爱国官兵反对投降，积极与日军作战。10月6日，日军攻下了新安火车站等地。7日，敌军第14师团土肥原贤二部队，凭借空中优势和二百余门炮火支援，步、炮、空协同作战，反复攻击，但均被击退，双方伤亡都很大。这时，国民党军即转师到岸下村（正定城北5.5公里）、牛家庄（城东北6公里）、小临济（城东2.5公里）、朱河村（城东5.5公里）一线抵抗。日军用30余门大炮，2000多名日军发起攻城，国民党军虽然进行了抵抗，古城正定终于在10月8日清晨失守。
正定县城，是我国北方著名的古老城镇之一。位于河北石家庄以北15公里，地处平原，幅员辽阔，西汉时为真定，北周为桓州，五代后唐改为真定府，雍正元年，即公元1723年改真定为正定。正定古城历史悠久，有着灿烂的文化，文物古迹较多，尤其是佛教建筑数量更多，素有“九楼四塔八大寺”之称。矗立在正定城内的开元寺须弥塔、广慧寺华塔、天宁寺凌霄塔、临济寺澄灵塔，挺拔俊秀，它和隆头寺高耸的殿阁遥相呼应，组成了一幅巍峨壮观的优美图画。
敌人的铁蹄踏入正定后，立即把这座美丽的古城糟踏得不成样子。他们像洪水猛兽一样，一路进入城北郊之岸下、永安、北关三个村；一路进入城内之北门里、焦家角，小十字街、府墙东街、东门里、南仓街及城东北西上寨等七个村（街）；另一路进入城东附近的朱河村、三里屯、小临济等三个村，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大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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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6日夜，因日军在这一带遭国民党便衣队的袭击，吃了苦头，10月8日清晨，日军便将岸下村包围，然后就到处捕人杀人，用绳子将村民捆绑成串，分别拉到村外，用枪击、刀砍、火烧、刺刀挑等残忍手段，进行野蛮的大屠杀。仅两日内，这个250余户的村庄，惨死在日军屠刀之下的就有365人，有55户被杀绝。在村北口，有一块坟地，古树参天，日军把捉到的人集中到这里，一次就用机枪扫射打死了155人。在于黑仁家的菜地里，杀死26人，在村北口一个院子里，杀死了23人，在村南口张洛台家房后，用刺刀挑死了28人。日军凶残之极，边搜边杀。在张花子家地窖子里发现了三个避难的村民，当场杀死后，又用木棒把死者的头颅砸碎；在张轱轮家发现二人，便用火活活烧死。日军在残杀无辜的同时，还到处糟害妇女。有28名妇女不甘受辱，怀抱六名幼儿跳入徐二改家的水井殉节，后经打捞救活10人，24人含恨死去。日军的猖狂屠杀，使街头巷尾尸体横陈，惨不忍睹。日军的血腥暴行，激起了村民的强烈反抗。村民黄骡驹，手持菜刀，在家门口同上来的日军搏斗，劈死一敌，重伤一敌，终因寡不敌众，最后被日军打死。
村民张丙辰，手持出粪杈，迎击闯入他家的两名日军。杈死一敌，杈伤一敌，就在他越墙逃脱之际，中弹身亡。
40多岁的时洛全，当日军闯入他家行凶时，他抄起铡草用的大铡刀，将一日军劈死，而后他被几个日军追到屋里遭惨杀。
村民张秋，被日军追赶，他拼力跑回家中，拿出砍刀，在院子里与追敌搏斗。先砍死敌一人，退至二门，日军一拥而上，他先砍死一个，转身上房，又用标枪刺死一个，日军追到房上，张秋攀到树上，因再无退路，被日军开枪打死。
有两个日军窜到杨金姐家里，他们看见了杨金姐的儿媳马风菊，兽性发作，大喊：“花姑娘的！花姑娘的！”随即把枪支和东洋刀扔在外房，两个日军狰狞地笑着把马风菊推进屋里企图强奸。杨金姐听到儿媳一声惨叫，便抄起敌人扔到外屋的东洋刀闯进里屋，趁其不备，猛一刀将一日军砍死。另一日军企图逃窜，被婆媳俩死死地扭住。杨金姐一面咬牙切齿地骂着：“王八崽子，老娘跟你拼了！”一面手起刀落，将这个日军也杀了。婆媳俩急忙将日军的尸体、枪支、洋刀、铜盔扔进猪圈埋好，上面盖上一层树叶，然后脱险。
在岸下村，还有一位白发苍苍的76岁的老汉，名叫张黑妮，是当年惨案的目睹者。他说：“农历九月初五那天，我在家柜底下藏了一天，初六早饭后，母亲让我到村西头看看情况。我一出门，就看到街里一片惨景；张五妮、张小鸡、张窝狗被杀，尸体横在街头。我想，光在家里藏着迟早会出事。于是，我背着娘出门往北逃走，看到张秋奎被杀在王家道口，里边还躺着4个人，学堂门口也有一具死尸。下午，天凉了，我回家给娘取棉袄，走到官井那里，被日军抓住，上去就撕了我的衣服，把我绑起来。这时，有个翻译官问我：你家有没有姑娘，你老婆哪里去了？我说没有。这伙强盗才放了我，饶了我一条活命。
“初九，我找张洛灰、张秋成商量，村里死了这么多人，四、五天了，无人收尸，狼吃狗啃，实在不忍看。怎么办？我们商量，找人们掩埋。我们找了半天，才集合了老小五、六十人，分头掩埋死难者的尸体。我和几个人把张风鸣埋了后，出村西口见到两个国民党兵也死在那里。又到村南口，被杀死在张振中家的地里有30多人，武术教师张辰也死在那里。真是血流成河呀！掩埋好这些人后，又到张香保家，见黄小河死在张家门口，张香保父子三人都死在他家的山药窖子里。到村北徐二改家，一看井里都跳满了人，底下的、中间的连淹带压都死了。经抢救，救活了10人，死了24个人，真惨哪，这笔血债，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在岸下村，还有一位71岁的老大娘丁竹姐，当年为了避免日本侵略军的屠杀和残害，妯娌五个，带着两个幼儿跳进了徐二改家水井，她被救活。现健在的只有她一个人了，其余都死了，每当有人问起往事时，她就会伤心落泪，哽咽气断，几天水食不进。她就是活着的岸下惨案的历史见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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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9日凌晨，日军侵入北关。村民被枪声惊醒。有的趁大雾逃到村外躲避，有的就在村中躲藏。晨雾消散后，日军挨门破户搜捕。在南街先抓住张洛万，又捉住吕洛旦。3个日本兵用刺刀挑起一件国民党军的军衣叫吕洛旦穿。吕洛旦拒绝，当场就被打死。敌人还把吕的尸体扔到大路上，先让汽车轧烂，然后浇上汽油点火烧焦。
崔皂保、刘洛温等藏在崔云鹤家地窖子里，不幸被日军发觉，一次就杀死了18人，董歪脖被捅了一刀，肠子流出体外，他钻到死尸下面隐藏，敌人走后，才抱着肚子爬过墙头逃往村外。
村民崔洛合，听到枪声，连拉带背领着3个孩子向村西棉花地里逃跑，被日军发现，开枪射击，把他和两个孩子打死，另一孩子跌入水沟，活活淹死了。
崔福堂彼捉住以后，日军叫他跪下，然后一手搬住下巴，一手持着短刀，把他的脖子割断，鲜血喷了一地。更残忍的是，一名年轻妇女，被日军强奸后，还扒光衣服，用刺刀开膛取乐。与此同时，日军诡称开会，把抓到的人驱赶到陈洛开家院子里，一面说着“皇军帮助中国建立王道乐土”的鬼话，一面下令用机枪扫射，80多名无辜同胞一个个倒在血泊之中。这个170多户的小村，被日军残杀145人，杀伤11人，直到11月14日，幸存的人们才悲愤地掩埋了亲人的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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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9日，日军攻入朱河村时，国民党军队的两个连正在这里防守。一个连防守东南口，一个连防守西北口。在朱河村北，自西向东，有一条周汉河潺潺流过，水深丈余，荡漾涟漪，构成自然屏障。日军选择村北口周汉河桥为突破口，发起冲锋。敌人以四路纵队，端着刺刀，象野兽一样吼叫着冲上了桥头。守军指挥官鲍连长带着两个排，奋起还击，两挺重机枪、两挺轻机枪和两排战士的步枪一齐开火。这样，一连打退了日军三次进攻，桥北半里之遥，一片死尸，同时，国民党守军伤亡也很大。在这紧急关头，守军鲍连长把挖战壕的民夫张双庆、马计皂、赵满囤、马侁辈、张双成等18人，集中起来动员助战。他说：“为了民族之存亡，你们必须起来助战，不战也是死！”这18人齐声回答：“国家存亡，匹夫有责，等死不如战死！”于是，他们拿起阵亡战士的枪支，与敌展开了浴血战斗。经过激战，弹尽无援，敌人突破了桥头。这时，鲍连长率众与敌展开肉搏。他脱掉了上衣，赤臂从王洛朋家房上跳下跃入敌阵，力战众敌，一气砍死了8个日军。正在这生死搏斗的紧急关头，东南口国民党守军弃阵逃跑，一股日军从东南口突进，由背后猛烈射击，鲍连长中弹牺牲，两排爱国士兵全部阵亡。在阵地上助战的张双庆、马计皂、赵满囤、马侁辈等18个村民全部被捕。除张双庆逃脱外，其余17人全部被日军杀死。这18个青壮年坚强勇敢，奋不顾身，与军队并肩浴血抗击日军的英雄壮举，在这一带人人皆知，在民间广为流传，多少年来为人们传颂，称他们为“十八义士”。
日军在这里遭到抵抗，伤亡惨重，就把仇恨倾泄在百姓身上。进村后就疯狂屠杀，一天就杀死无辜群众283人，尤其是在付家角，成年男子几乎全被杀光，此后多年，人称这里是“寡妇街。”
面对日本侵略军的疯狂屠杀，我有血气的中华儿女，与日军进行了殊死搏斗。村民张雨子，把一家老小藏在地窖里以后，便往村南突围，走到村口，被六、七个端着刺刀的日军团团围住。他凭借武功，赤手空拳与敌周旋。他先后打倒3个日军，双臂受伤30多处，因流血过多，力不能支，被刺中腹部，肠子流出，倒下后又被刺了两刀。日军走后，张雨子被母亲救走。
当日军在付家角残杀百姓时，村民焦小多手持铁锨，从敌包围圈的空隙处突围。刚越过他家院墙，遇一日军，他劈头一锨，打倒日军脱险。
为了配合国民党守军对日军作战，村民张三月等人被派往村西挖战壕，回来路上被8个日军包围，张三月挥锨与日军搏斗，他劈死一敌，劈伤一敌，日军开枪将他打死。后来。人们称张三月为“孤胆英雄”，他的事迹在朱河一带广为流传。
村民付冠英，是当时教育界一位著名人士，毕业于天津第一师范，是日伪统治时期河北省伪省长吴赞周的同窗学友。日军侵华前，在北京教书，日军侵华后，罢教归里。吴赞周曾先后请他出山，几次许诺委任伪县长之职。付冠英当众对来使说：“我是炎黄子孙，岂能为东洋倭寇俯首称臣，充当汉奸，为人唾弃！”因此，他放弃达官权贵，宁愿在穷乡僻壤过清贫生活。当日本占领朱河时，要所有人佩戴“良民证”时，付冠英严词拒绝。说：“我是堂堂中国人，岂能佩戴日本的‘良民证’，当日本侵略者的顺民！”以后，他在朱河村办了一所小学校。日伪汉奸要他在学校增加日语课，他说：“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向来尊孔读经，岂容侵华日军在中国搞奴化教育！”因此，他在学校只教授《四书》、《五经》，不教日语。在日军统治时期，这位老先生始终不进县城，表现了刚直不阿的民族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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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子孙后代铭记侵华日军在正定的凶残大屠杀，牢记国难家仇，激励后人致力于振兴中华之伟业，中共正定县委、正定县人民政府干1984年5月30日，在日本侵略军杀人最多的岸下村中心，树起了一座庄严肃穆的“岸下惨案死难同胞纪念碑。”碑文中说：“抗日战起，日寇大举南侵，10月6日窜入我县境内，10月8日围掠岸下，奸淫妇女，屠戳村民。全村200余户1200余人死于寇之兽行刀弹者计365口，绝55户，尸横血淌惨不忍睹。乡众恨怒充膺，不甘其侮，纷起而抗击，有黄姓骡驹者拼生死以卫乡土，持厨刀搏入寇群，劈毙一寇，重伤一寇，挫敌凶焰，张我正气。”……碑文共266字，是血泪写就的。它写不完人民的千古之恨，也诉不尽日本侵略者的滔天之罪！它仅仅告慰于死难同胞：神洲之振兴，己指日可待！
对于日军的侵华暴行，只要是一个中国人，包括一些国民党人，都深恶痛绝。前国民党国大代表于华峰，家是正定吴兴村人，1984年他在台湾编著了一部《古常山郡新志》，他死后家人遵其遗嘱，托人由台湾经过香港送到了正定县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他在《古常山郡新志》中，对当时日军入侵正定的暴行，也做了真实的记载。他写道：
“10月7日晨1时许，敌步兵千余，携炮十余门，向我罗家庄、十里铺、东柏棠进犯，至晚仅保有三角村与东柏棠阵地，是日夜我派便衣队向岸下、永安村夜袭，毁敌炮两门，炸死敌人不少，因而迁怒岸下村民，疯狂屠杀，对男子枪杀之外，还有身首异处，腰斩数段者，奸污妇女，裸体被杀者有之，男女暴尸400余具，惨绝人寰，骇人听闻！”
这说明，当时的一些国民党的爱国军人，对于日军铁蹄践踏我国领土，疯狂屠杀我无辜人民也是义不容忍的。但由于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才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这种历史悲剧再也不能重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