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侵华日军在中国到处制造“无人区”，开创了帝国主义列强侵华史上最野蛮、最残暴的一页，其中日军制造的最大的“无人区”，建立在晋察冀热辽边界地区。

    这个地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敌后创立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名为晋察冀边区。它包括晋东北、冀西、冀中、平西、冀东、察哈尔和冀垫辽长城内外的广大地区。晋察冀抗日民主根据地是插入华北日本占领军心脏的一把尖刀，是挺进东北的前沿阵地，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抗战初期，侵华日军就不断对根据地发动围攻、清剿和“扫荡”，妄图解除他们这一心腹大患，结果都告以失败，千万日军葬身边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企图把华北变成他们的兵战基地，为此，日军主力回师敌后，调任被称日本军阀三杰之一的冈村宁茨担任华北方面军总司令。为消灭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堵绝八路军挺进东北的前进道路，断绝边区军民与延安、其他抗日根据地的联系，冈村宁茨制定了最恶毒的“无人区”计划，在华北各地推行他们在伪满实行的那种“归大屯”的办法，彻底实施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

    侵华日军在晋察冀边区制造的“无人区”，实际上包括那时的晋察冀热辽五省的边界地带。根据日本人的提法，又称“无住地带”、“无居民地带”、“无住禁作地带”。这种地区，日军企图把所有村庄、所有房屋、农具全部烧毁，连人们居住的窑洞也都要连根挖倒。冈村宁茨命今日军把“无人区”所有的粮食、财物包括长在地里的庄稼全部抢走或烧毁，所有的碾磨砸毁，所有的水井填平，所有的树木一株不剩地砍掉。如果谁不愿走或者藏起来，一旦发现当即枪杀。不论男女老幼，全部强逼搬到日军指定的地点，即所谓“部落”、“人圈”、“围子”和“治安区”去，这就是臭名昭著的“集家并村”政策。从1941年秋到1945年日本投降为止，侵华日军在晋察冀热辽制造的“无人区”，已经达到一个广大的区域，据有文字记载的，从东起山海关、绥中，沿长城线七百里地区，并有千里封锁沟，一直延伸到山西的娘子关，河北的井陉、平山一带，它包括承德、密云、迁安、兴隆、平泉、青龙、滦平、遵化、平谷、蓟县、堎源、尤关、宣化、涞源、灵丘，五台、平定、盂县、井陉、平山、行唐等几十个县区，后来竟发展到北至热河的围场，西至山西的阳曲一带，这样庞大的地区，究竟有多少村庄被毁，多少人民被杀，多少房屋被烧光，多少财产被抢光？是统计不出一个精确的数字的。这里只把局部情况介绍如下：

    冀晋边界“无人区”

    冀晋边界的五台山、太行山一带，是八路军最早建立的抗日根据地之一，即著名的五台山根据地。侵华日军早就妄图扑灭这一地区的抗日烈火，但都失败了。1941年7月，冈村宁茨就任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后，纠集日伪军7万余人，发动了对北岳区空前规模的“大扫荡”，同时，在冀晋边界开始实施“无人区”计划。为制造“无人区”，首先大规模修筑“封锁沟”和用堡群。在晋察冀边区的西线，从涞源县的西南直到娘子关，长达千里山区，日军修筑了第一条“封锁沟”，后来，又在这个沟以西数十里修筑第二道“封锁沟”，把这一带千余村庄划为“无人区”。仅从河北阜平县尤泉关以南到山西孟县上社以北的一段，就制造了长200余里、宽60里的“无人区”，几百村庄变成了一片废墟，就连著名的佛教胜地五台山脚下，也难以看到繁荣的村庄。在边区南线，盂县、井陉两县连接，日军又在河北省的平山、灵寿、行唐一线，把“封锁沟”以外五、六里的地区，划为“无人区”，仅3县就有50多个村庄被彻底烧毁。

    晋察冀边区党的机关报《晋察冀日报》1941年9月29日曾经对日军制造“无人区”的罪行作了如下报道：

    “敌寇为了破坏我根据地，在其占领地区切实施行强化统治起见，把东北沿用之‘归大屯’的一套血腥办法又复施行于华北。由敌片山兵团长及盂县、平定、五台之伪县长下令实行‘并村政策’，划分各地为‘无人区’与‘治安区’两种，对‘无人区’实行‘三光政策’，杀个鸡犬不留，对‘治安区’实行奴化统治。第一批盂、平两县已划定百余村为‘无人区’，勒令居民于9月15日一律搬往‘治安区’，否则即全村毁灭，我同胞莫不痛恨万状，誓死与敌周旋到底”。“敌在我二分区石砠、门限石、耿镇、高洪口、柏兰、上下社之线，建立据点后，划该线以西为‘治安区’，以东为‘无人区’，企图将该线以东村庄焚毁。迫使该区民众，离弃家乡，走向其‘治安区’，正如过去敌在东北之并村办法，目前该区部分群众，已被迫集于敌之据点附近。最近敌寇以二三百人为一路，强征民夫，在该区掠夺秋收，运往‘治安区’。敌寇这一阴谋，在彻底摧毁我之根据地后，并有可能在其他地区及其他各根据地来用同样办法”。

    1941年9月23日《晋察冀日报》刊载徐光同志《在“日军管区内”》一文说：

    9月7日，以片山兵团长、阳泉特务机关长、盂县知事、平定县知事名义发出这样一个布告：“日管区内的治安确保是永久保护良民安居乐业的，日军与中国官民协议，对于匪区地带设立无人住的地方，在划定无人住的地方内之良民，要移向治安确立的地方居住，这样‘无人区’地带的村庄，计有：平定17个、盂县140个，在布告一星期内，这些村庄均要实行烬灭，不搬的以通匪论罪，严重处罚”。

    1941年10月23日刊载吴群同志根据9月下旬的采访而写的《敌寇‘治安强化’下的五台三区》一文中说：

    “敌人到了三区，首先对村民下手的是‘并村政策’，老乡们逃到山里，被敌人搜出硬拉出来，用种种‘软硬兼施’的办法，使他们不敢再逃回去。这样，敌人把五台三区划分成三个区：北黑山坪至兰家庄，这一带的老乡被集中于沙崖、兰家庄山下；东峪里、里外河府一带的老乡，被集中于东峪口、陡寺以上；至南坡一带的老乡则被集中于王城”。

    “根据敌人所谓‘治安区’与‘无人区’的划分，于是柏兰镇以东明查湾、东峪里、里外河府这一带大大小小21个村子全被敌人放火烧光了。”

    “敌人的惨杀暴行，不但施于一般的老乡们，甚至陡寺大庙里的老和尚也因不及逃跑，在庙后高粱地里被敌刺死，外河府的天主教堂，敌人也下令烧掉或拆毁了”。

    1941年9月26日《晋察冀日报》报道：

    “敌人在平定加紧实行‘无人区’政策，这次出动敌兵200，民夫2000，组成拆屋队、挖窑队、放火队、破坏队、切穗队、镰刀队、抢粮队、搜索队等，30余村200余户，被抢劫一空，近万人流离失所”。

    1941年9月29日刊载特派记者戴烨《敌寇的“三光政策”与“井村政策”》一文，该文揭露：

    “为了实行‘三光政策’，在四分区，敌人在巩固地区（即抗日根据地）的周围划分了两条线，东面从平山之白塔坡经回舍、西大吾，沿滹沱河北岸之牛城、倾井再经灵寿之朱乐、北寨至行唐、曲阳城；西面从盂县华嘴经上社、下社、会里至五台之河口、耿镇、门限石、石嘴，在这两条线之间的地区，即称为‘匪区’或‘无人区’，就是准备一片‘光’的意思。在此两线之外直达敌人据点附近地方，刚称为‘治安区’。为了区分这两块命运不同的地方，敌人又在这条分界线上挖掘宽2丈，深1丈8尺的深沟一条，并在原有来往道路及敌寇认为危险地带的交界处，架上层层的铁丝网和修筑坚固的堡垒，以割绝两方联络。

    “这样四分区的大部分地区即被划为‘无人区’。这些地区是敌人企图全部毁灭的，因此敌人对于这些地区即采取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

    “在平山滹沱河沿岸洪子店至回舍20多个村子，东黄泥至郭苏20多个村子，差不多已全部被烧光，而河北的每一条山沟，如瓦口川、温都河、柳林河、卸甲河、营里河，灵寿的慈峪河，井陉的一、二区，行唐的口头一带，平定三区的四五百个村子，也遭受到同样的命运。总之，凡是敌人到过的村庄，人们都可以看到他们这种残暴的痕迹。

    “敌人为了统治便利，曾先后在井陉二区青石岭及平山屯东、侯家庄一带并小村为大村，强迫当地老百姓烧掉自己的房子，扔掉自己的土地，带着破碎的家俱搬到敌人的据点和‘治安区’去过奴隶般的生活。”

    上述报道只是局部的情况，但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冈村宁茨指挥下的侵华日军实行“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的罪行，达到了何等疯狂、残忍的程度。日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斩尽杀绝，凡是拒绝离开故土的老百姓，不分男女老少，只要捕获，一律加以屠杀。仅以平山县为例，在1941年大“扫荡”中，平山驴山地区被杀居民700人，被烧房屋1000间；东黄泥被杀居民711人，被烧房屋820间；温塘区被杀200人，郭苏与陈家院被子120多人。这年9月14日（农历七月二十三日），日军一天就屠杀11个村庄无辜百姓1513人，制造了“七二三大屠杀”。在五台狐峪沟一带“扫荡”的日军，仅在双庙村一家农院中即烧杀53人，在该沟7个自然村又惨杀居民34人，一沟共被杀120人。其中两家一个10口之家，被烧死9人，未烧死的一人也被鬼子用刺刀杀死。一个4口之家，被烧死两口，被杀一口，一个女子被先奸后杀。

    这次大“扫荡”过后，《晋察冀日报》特派记者朱汉到盂县“无人区”的庄头村采访，他写了这样一段见闻：

    边区反“扫荡”战役胜利结束后不久，我到了盂县的所谓“无人区”，那是一天的黄昏，当走到庄头东边的大路上，那儿有块木牌插在路的当中，挡住去路，仔细一看，上面写着。

    大日本皇军山西派遣军片山兵团告白：

    此为日军管内无居民地带，业经彻底毁灭，如有人胆敢在此行动，即予格杀不赦！

    以下是朱汉同志这篇通讯的摘要：

    这个“业经彻底毁灭”的“无居民地带”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

    村庄经过“皇军”宣扬“王道”之后，一千来间的窑洞和房屋都被挖平了，只剩下二尺来高的墙角，街道和院子都堆满了破碎的石头、砖瓦、泥土：所有的家俱杂物都被砸碎或者烧毁，每一个院子里都有一大堆衣物、木箱、衣具的残骸，还有铁锅、瓦罐、碗碟的碎片；全村的水井都用石头填平，碾子和石磨都被炸成碎块；村庄周围的果木都被锯倒，只剩尺把长的一截树根；有一个大院子里躺着三具穿着相当整齐的尸首——一具是男的，一具是女的，都约莫是40来岁，另一具是一个10来岁的小孩子；村庄周围的庄稼都被敌人抢光，抢不走的稻草、高粱秆，棒子秸都被烧光，地里堆着一堆一堆的灰，有的还在冒着烟。

    这三具死尸怎样被杀的？！回村的居民告诉我：

    一天，日军在山沟里抓到三个老百姓，其中一个穷苦人，当场被砍死了，留下两个老财不杀，鬼子对他俩人说：“皇军不杀有钱的人，不拆有钱人家的窑洞。”鬼子把他们放出来，要他们回去叫村里老百姓，跟着“皇军”到“治安区”去过“太平日子”。其中一个老财，他早已知道这是敌寇骗人的诡计，出来之后就再也不回去送死；并对藏在山里的老百姓说明这件事情，叫大家不要回去。老乡们都没有上敌人的当。另外那个老财，信了敌寇的话，带上老婆儿子闺女；回到村子里去过“太平日子”，谁知他一回村，敌寇就叫他把坚壁好的东西挖出来，好带到“治安区”去用。他把藏了四年多的老窑也挖开了，拿出了两千块白洋，10多石小米。这些东西正中“皇军”之意，毫不容气把这些东西驮到太原，放在“皇军”的军用仓库里了。敌寇临退时，还叫他把自己的窑洞拆平，他也居然顺从了敌人的意旨。当他拆平了自己的窑洞后，“皇军”只喜欢他的大闺女，单把她带走，把他和他的老婆儿子都用刺刀挑死。村里那几具尸体就是这一家三口人。

    在晋东北地区的“无人区”里，像五台狐峪沟、盂县庄头被毁灭的村庄有146个。《晋察冀日报》特派记者张帆于1943年又到这一带“无人区”采访，他写了这样的报道：

    所到各村见不到一个人，除了乌鸦之外，也不见一个动物，只见荒草在院子里长得与门齐，木井被填了，碾磨被砸毁了，分不出街道，分不出房间，村村都成了瓦砾堆。当到达一个盂县砖村的时候，听见一间破房里似有小孩的哭声，我们一行进去一看，原来是一个小狼羔在嚎叫，看来这里很久已无人住过了。

    再看平山县的“无人区”的情况，日军在平山县建筑了一条堡垒林立的封锁沟墙，从与井陉接壤的白塔坡起，直到与灵寿接壤的大小青炭，南北长达70里。在封锁线西边这条沟有三、四丈宽，一二丈深，不便挖沟的石山上，就垒起又高又厚的封锁墙。在这条沟墙外10里内划为“无人区”，面积约有700平方里，涉及屯头、河西、东庄、东苏庄、西苏庄、侯家庄、柴庄、李家沟、楼斗岗、五个荣村、朱坊和滹沱河北岸奉良河一带20多个村庄。这个“无人区”的房屋全部烧光，大小树木统统砍光，连坟地墓碑也全部推倒平毁。摧毁村庄是1941年9月28日开始的，这天拂晓，日军突然包围了河西、屯头、东苏庄等村，将男女老少全部赶出村外，然后点火烧房，不走的，不是被枪杀就是被烧死。东苏庄谷天保的老伴已60岁了，卧病在床，来不及搬出，被烧死在屋里。屯头村郭文新和他娘遭枪杀，董二巧的爹董布喜和她的三婶张孟姐被打死。全村被枪杀者达30多人。日军强逼老百姓搬到有堡垒的敌占区去，被圈禁起来，几天不给饭吃。被赶到西回舍的难民，从中挑选了100多青壮年，被押到井陉煤矿去挖煤了。逃出村庄无衣无食的群众，为了活命，许多人晚上冒着生命危险回村挖粮，被日军发现即被枪杀。东苏庄李家兄弟三人回村弄点玉米，老大老二当即遭敌枪杀，仅老三李寿寿死里逃生。河西村王二小和他的三个儿子也这样被鬼子打死。被强迫并村到西回舍的2500多人，敌人把其中的青年妇女，全部送到堡垒上供敌人污辱，青年则送到矿井里去当劳工，剩下的老弱妇女小孩都被敌人用刺刀屠杀。敌人在“无人区”的罪行罄竹难书。仅以屯头村为例，从1943年至1944年期间，又有100余人被鬼子枪杀。

    直到抗日战争后期，由于日军侵华战争节节失败，冀晋边界的“无人区”，才逐步为八路军所收复，逐渐恢复了繁荣。

    冀热辽“无人区”

    冀热辽地区是通往关外的门户，历代都被视为军事战略要地。1936年，日军先后占领了这一地区，并把长城东部划为伪“满洲国”的西南边界。1938年，冀东爆发十万工农大暴动，八路军挺进冀东，在雾灵山等地创建抗日根据地，侵华日军惊恐万状，发出“延安触角伸延满洲国”、“八路军扰乱满洲秩序”的哀鸣。为扑灭抗日烽火蔓延东北，1940年，日本关东军就在长城以外实行小集家，指令试行“西南国境治安肃正政策”，烧毁深山村庄，强迫居民移住大村大屯，但在我抗日军民抵制下，日寇这一试验遭到失败。1942年8月上旬，冈村宁茨在北平召开兵团会议，亲自布置大“扫荡”，在长城两侧制造“无人区”，作为侵华战争的战略步骤，计划强怔几十万民工，沿冀东山区边缘挖掘封锁沟，烧毁长城线上的全部村庄。同时，伪满关东军和华北方面军阶同作战，兵集长城内外，进行大规模烧杀抢掠，制造“无人区”。当时，仅热河兴隆县就纠集日伪军21500人，残酷实行“三光政策”，彻底进行“集家并村”，被称为“大集家”。日军宣称：长城以外40里，以内20里划为“无人区”。实际上，他们的“无人区”计划更庞大。当地居民，如不接受命令，就被枪杀，见一个杀一个。在长达700里的“无人区”里，数万日军发动了残酷的大“扫荡”，大“讨伐”、大烧杀、大检举和轮番“剔抉”，约有100万居民被逼进“部落”里，群众称之为“人圈”、“围子”。从1942年秋季起，直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为止，“无人区”的范围已扩大到东起绥中，西至宣化，北抵围场，南到长城内外纵深千里地带。

    在这个广大地区里，侵华日军进行了千古未闻的残酷烧杀抢掠，几千座村庄化为废墟。382万多间房屋被焚，成千上万的无辜材民遭到血腥屠杀。根据敌人的统计数字，仅迁安、遵化两县长城线上的山区，就有15700多间房屋被烧毁，近10万居民被赶出家园，遵化县鲁家峪地区，称被为“9沟18峪”，是我冀东抗日根据地的中心，自从被日军划为“无人区”后，几年内，曾前后七次惨遭日军围剿烧杀，我抗日军民被杀害者达810人，在1942年日军历时半个月一次搜捕“扫荡”中，即杀害我军民225人。在迁安县，日伪军制造“无人区”时，杀人放火更加凶残，仅1942年农历十一月初一，在东西密坞、大小崔庄、三岭、芝草坞、大庄和建昌等地，日军一天抓捕群众三四百人，赶往大杨官营老牛圈，分批全部屠杀，后来在一地拾回的头骨共312颗。1943年10月7日，日军在迁西长河川三角地带13村即屠杀居民245人，其中一年轻妇女的头被劈掉了，她的小孩还在她身上吃奶。日本侵略军以杀人为荣，以杀人为乐，他们将杀死的中国人的耳朵割下来，用铁丝串起来按数领赏。

    遭受日军摧残最严重的是热河兴隆县。1942年春，日伪当局命令在兴隆全县推行“无人区”计划。首先在大川各村进行大规模“大检举”，逮捕2000多人，就地屠杀400人。同年4月至6月，日伪倾巢出动，疯狂实施大集家，将全县面积的43％的地区分为“无人区”，16万亩以上的良田禁止耕种，2000多个村庄被烧毁，13万余人被赶入199座的“人圈”（占全县总人口的81％）。日军制造“无人区”的三年间，共屠杀兴隆同胞15400人，大检举抓走15000人，大部分送往东北和日本充当劳工，几乎没有多少人生还。这个具有一个仅80户的秋木林村，一次被捕110名男人，被押到兴隆街南土门山沟，日军用十多挺机枪扫射，109人当场死亡！仅一人夜间逃出，因伤重也死在家里。从此，秋木林成了“寡妇庄”。

    据冀热辽行署调查报告：“自古北口至山海关700里的‘无人区’，面积为42000平方公里，千余村庄的房屋，片瓦无存，牲口不见一头，六个县（住长城两侧县属）荒芜土地600万亩”。据1943年1月5日《晋察冀日报》报道，“敌军在冀东所谓综合‘剔块作战’中，一月内抓捕民夫600万人次，挖掘‘遮断壕’长300公里，毁良田435000亩。为把长城内外变成‘无人区’，敌数次‘剔抉’村庄达800个，千万同胞离乡背井流落他乡。”1944年1月7日该报报道：“1943年12月底，日寇在长城沿线完成‘集家并村’，将百万居民赶迁到‘人圈’，造成东西长700里、南北宽二三百里的‘无人区’。”曾任冀热辽军区司令兼政委的李运昌将军于1946年对“无人区”的情况有这样一段记述：

    “敌制造的‘无人区’名为‘无人住禁作地带’，敌将这些地区的人民驱入‘人圈’，民房烧毁，不许存留一人，如一旦发现有人，即行杀死。

    “至1944年，热东、热南及辽西北峰蛮千里的土地上，展开了历史上所罕见的‘扫荡’与反‘扫荡’、‘集家’年反‘集家’、‘割青’与反‘割青’的激烈斗争。敌寇所建之‘无人区’及‘集家’区，东西长700里（从绥中至滦平），南北宽250里，面积17354平方里，包括八县地区（从长城到锦承路北），伪热河省400万人口，有105万人被躯入‘人圈’，大批人民因饿冻而死。青年妇女大多数被奸污，青壮年送东北当劳工，敌人还进行思想检查，稍有抗日嫌疑，或与八路军有关者，即被枪毙。青年常逃至山中，而敌人则经常搜山，见烟火即前往抓人，因此，许多人为了生存参加我军，反对‘人圈’，有的地方，反对修‘人圈’，敌修我拆，连续五次之多。

    “热河北部我新辟之建平、围场、赤峰地区，敌寇亦实行‘集家’，我第三区队仍活动于朝阳以西至围场600里的地区。1944年春，敌人以两万兵力向我‘扫荡’进攻，敌军所至，立即进行‘集家’并村。”

    1946年5月19日《晋察冀日报》报道说：“已完成‘集家’的‘无人区’，一片荒凉，野草丈高，野兽乱窜，家猪变成野猪，家鸡变成野鸡。人民无法生存，曾几次暴动。不愿进‘人圈’的人，逃到山洞，过着猿人的生话”。

    “部落”“人圈”和“治安区”

    日军人为制造的“部落”、“人圈”和“治安区”，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没有到过的人是很难想象出来的。

    成千上万的人们，被日伪军从“无人区”赶出来，在冀热辽，被圈进土围子和大村的“人圈”里，修建“部落”；在晋东北，被赶进“治安区”和“归大屯”里，情景十分凄惨。1946年3月出版的《北方文化》刊载了丁民同志的《人圈》一文，可以看出“部落”“人圈”“治安区”就是人间地狱。文中说：

    “部落里的房子——那所谓新的‘家’还不曾盖起，睡觉吃饭是最要紧的，那就首先打起炕来再说，但新土炕是湿的，烧着劈柴，不时蒸发出白色的水气。夜晚，寒风呼呼地吹着，几家子挤在一个炕上，还像浸在水里一样冰凉。因为这个‘家’还没有打墙，还没有来得及盖屋顶，又没有被子，没有任何一样挡得住寡风的东西，有时下起雨来，飘起雪来，就只得直挺挺的淋着。

    “慢慢的高柱子竖起，把墙打起，屋顶上胡乱盖一层草，就算是‘家’了。……

    “房子像鸽笼一样紧挤着，那么凌乱，那么肮脏，人和猪、鸡雏挤在一起，因为没有院子，没有空地；到处是粪便和垃圾，是恶心的臭气。炕上是臭虫，身上是虱子，墙上是这些小生物的血印。——在这儿，繁荣的不是人，是细菌；这不是人的家、是疾病、瘟疫和死亡之家。——这就是‘人圈’。”

    再看晋东北搬到“治安区”的人们怎样生活？1941年12月间，驻盂县敌大队长士田召集民众宣布：“一，麦子面为军用品，百姓不得私有，遇存麦面达3斤者，枪毙全家；二，百姓除一个月粮食外，其余全数屯集盂县城，限一礼拜屯集完成。”

    “人圈”里的人们，衣不遮体，吃糠咽菜，饥寒交迫。日常生活实行“配给制”。农民打下粮食归“大堆”（大仓），按期领粮，不让家里有存粮。每人每年的布匹配给，至多不过3尺。“人圈”里种地、喂家畜也是不自由的。不许到10里外种地，天大亮才开门，天未黑就关门，晚回者就要受罚挨打。以热南“人圈”为例，他们打下的粮食还不够交税，如住宿捐每户每年80元，军需捐每人每季7元，飞机献金每人7元，每人还要交钢钝五个，每个折款5元，一年一次地亩捐17元，还有附加捐等等，总计全年每亩地至少负担80多斤粮食，而长城外的土地平均每亩只产50斤。敌人强迫在平地种棉花，旱地种大烟，收获的棉花、大烟土全部按官价收购交公。宫价就和抢夺差不多，比如热河市价棉花每斤10多元，而官价只给3毛。热河丰宁县茨营子村，每个人折价100元，抽十分之一的捐，100只羊抽30只归“组合”，每只羊只给二三十元，养牛、驴、鸡等都要登记，警察按期检查，喂瘦了要罚款，死了要报销，不然到年头向你要活的。

    敌寇想尽一切办法掠夺“人圈”、“治安区”居民的财物。在五台县横岭村，有一个日本翻译官无故毒打民众，结果只好送他白洋500元才算完事。在五台耿镇，有一次，敌特务机关大宴财主，被请者每人都得拿出白洋400元至600元。有时，敌寇公开敲诈勒索。五台高洪口有一家万和堂大财主，被抢去皮箱12个，里面满装着金条珍宝财物。

    1944年边区农会派人到晋东北“归大屯”调查，在其报告中说：

    五台一区前坪村共40户，男女老少120名，壮年劳动力32个，半劳动力（青壮妇女）16名，劳动力共40个。在风雨及时与劳力耕作的情况与条件下，每人每年平均收获粗粮320斤。自从被日寇制造“无人区”占领后，1944年1月-4月共四个月期间：

    出款（十二项）1837.97元（银洋）：第一次148.42元（四项）；第二次出818.86元（三项）；第三次出483.54元（二项）；并出黑钱280元，还出应酬与花姑娘费107.65元。

    “人圈”、“治安区”里简直是人间地狱，“阎王爷”随时找上门来。不但农民种地没有自由，而且严禁串亲、走村，做小买卖，从“集家并村”那天起，再不能与外面互相来往。大门日夜有岗哨把守，大批“讨伐队”、“伪警察”、把“归大屯”、“圈子”层层封锁起来。在丰宁县茨营子一村，只有269户，就驻有“讨伐队”76人，在联村里，还有30多个警察把守。凡是青壮年男子，都要编进“自卫团”，每时巡查不能睡觉，白天则要去当民伕，名叫“勤劳奉公”。每个队员，每月要抽出15天到20天“勤劳奉公”，不是修壕沟，就是建堡垒，不是修汽车路，就是到更远的地方修火车道，不是到附近县城当苦工，就是进煤矿服劳役。这种服役没完没了，一直到死为止。

    在“人圈”、“治安区”里，敌人进行残酷的宪兵特务统治。特务组织像活阎王，规定有“思想犯”、“政治犯”等犯罪条款，有谁表现一点反抗或看见哪个人不顺眼，就以某一罪名加以枪杀。在热河“人圈”里，老百姓经常被以“通匪”、“济匪”、“窝匪”等“国事犯”罪名被枪杀。三年敌人发动了三次“大检举”。1943年秋天，宽城一天被杀七八十人；李村被抓80人，杀了15人；彭村一气被杀6人；山咀子一下被抓五六十人。一个小学教师谈虎色变：“国事犯这官司谁也打不起，一抓去不死也得肌两层皮”。“国事犯”外，还有奇怪的“经济犯”和“密输犯”。当特务、警察看到有人穿上一件新衣服，就会追问：“你的新衣是哪儿来的？布是哪儿来的”？看见谁家吃点肉，就问：“这肉是哪儿来的？是谁宰的猪”？而这些买卖布匹，私自宰猪的，都叫做“经济犯”。另外，这个“人圈”的粮食，不准运到另一个“人圈”，当然更不准进出“国境”去，一有发现，那就成了“密输犯”。

    人们不是被判罪枪杀，就是饿死病死。《晋察冀日报》报道晋东北的“治安区”的生活情景说：

    老百姓吃的是，敌寇烧过的黑莜面和冻在地里的山药蛋、大黄菜（一种草药）、野草籽、山留菜、苦菜等等。吃了这些东西，不能大便，时间稍久，都生起病来。因而群众患病者达80-90％，因为缺衣少药，死亡率很高。马家庄一村320人，在一个月中死了120人，死亡率为八分之三。1943年，五台狐峪沟有60％多的人闹病，妇女因被敌人强奸轮奸而害花柳病者占30％。

    1945年，边区政府派往热河的救济人员，曾经在滦平县四海村、峙峰茶等地调查，发现当地群众每天只能吃两顿玉米粥，四海村64户370人，有20家腊月无棉衣，150人腊月还穿着单衣。峙峰茶24户130人，半数没有衣服，有的只穿一件破衣，妇女小孩大都赤身，每天只好在炕上烤火，只到中午，才敢出来晒晒太阳。晚上因为没有被褥，人们把炕烧得热热的，睡在上面的人，上面冷下面热，只好上下翻身，群众称之为“翻烙饼”。十七、八岁的大姑娘，由于无衣无被遮身，只好黑夜白天都在炕上用麻袋片盖着，目睹此景怎能不叫人心寒！

    “无人区”人民抗日烈火

    “无人区”真的没有人烟吗？不！任何残酷统治都征服不了中华民族的炎黄子孙。

    晋东北“无人区”一带是八路军挺进敌后最早解放的地方，军民建立了血肉之情，他们不为任何暴力所屈服。《晋察冀日报》特派记者戴烨，于1941年冬奔赴盂县“无人区”调查，他所到之处，看到“无人区”里的人民仍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着顽强的抗日斗争。12月23日他写了《“无人区”里的人民》一文。文中说：

    “开头面对这些现象，我有些困惑，然而，当我转过一个山角以后，突然来了一声：‘同志，带着路条吗’！原来一个小女孩向我问话。我望见两个手拿红缨枪而活泼、娇小的面影。接着，他们背后拥上了一群人。一会儿，我便被拥入了一个半山坡上的窝洞，这是村长的新居。

    “这个不到20家的小村，敌人前后来过六次（即这年秋季大扫荡），屡次烧杀抢掠，使村子变成了荒芜废墟，以后，敌人即用武力威胁群众转向‘治安区’去享受‘幸福’，然而群众都懂得：这是一种无耻的欺骗。因此，在被抓走的晚间，群众又成群结队地跑了回来，甚至连病得不能行动的病人，也一拐一蹓地爬了回来。”

    晋东北“无人区”涌现出了很多宁死不屈的英雄，他们不仅坚决不走，而且拿起武器与敌人进行殊死的斗争。“盂县有一个红岩寺梁，敌人在布告上无耻宣传这里居民己成‘无居民地带’，但是事实上，这里居民还同过去一样的生活和战斗。对日本人说来，这里是‘无顺民地带’。当红岩寺梁还在漆黑夜雾的时候，敌人窜回据点，而山坳里的洞口上，仍然燃起了鲜红的野火，倔强的人们用半块铁锅烧着晚餐，准备夜间参加抢秋的战斗。他们从敌人手里夺回毛驴、牛羊和粮食。在何家庄，他们夺到三箱手榴弹和夺回两头马驴。”

    在无房屋住和缺衣少食的五台“无人区”里，人民群众工作和战斗的条件更加艰苦，但他们仍然毫不畏惧，奋勇向敌人展开游击战，涌现了许多惊天动地的抗日英雄。五台狐峪口人民英雄祁六，他率领民兵围困逼退这一带许多敌人据点，被人民选为晋察冀边区战斗英雄。王怀同志是狐峪口的，他领导合作社，解决了“无人区”群众的生活问题，成绩卓著，被选为合作英雄。

    最残酷、最困难、牺牲也是最大的，是冀热辽长城内外“无人区”的人民。经过八路军的帮助，他们不但誓死不离开自己的土地，而且纷纷组织了村政委员会，过起抗战的集体生活。这里的人民，有句发于肺腑的口号：“宁喂山沟狼，不作人圈狗”。敌人烧了房子，他们又盖起来，有的地方（如热河兴隆驹儿叫村）烧与盖的斗争反复达18次之多。他们始终坚持艰苦的抗战，有的老者临死还嘱咐孩子们：“无论如何不进人圈，八路军一定有办法”于是青年们都变成了民兵，妇女们也拿起枪来战斗。为了坚持下去，八路军和人民政府把一些老弱妇孺送往冀东遵化北部及渤海边，留下青壮年坚持“无人区”的抗战，他们的事迹可以惊天地泣鬼神。

    热河兴隆县“无人区”200多个自然村26000多人，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驴儿叫村的共产党员冯胜、窦永胜、房子和、张振久，他们不怕苦不伯死，与敌人进行忘我搏斗。张振久全家12口人，被日军屠杀8口，为了报仇，他多次给区小队作向导，袭击日军据点，俘获日军40多名。1943年8月，朱家沟民兵李秀峰、扬长起、王玉祥三人埋伏在悬崖峭壁上一个隐蔽的山洞里，阻击日军100余人，子弹打光了，用石头砸，石头砸光了，将攀上洞的日军用脚踹下去，打死日军18人，打死警察数人。次日，在日军攀上洞口时，洞中空无一人，三民兵已经凯旋攀登山崖而去。后来，在民兵英模大会上，奖励朱家沟民兵中队一面锦旗、两支大枪。从此，朱家沟这一山洞成了“英雄洞”。

    “无人区”人民的英雄事迹是很多的，永远为人民所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