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朗温家姐妹两人回贝多弗家中去了，参加婚礼的人们则聚集在肖特兰兹的克里奇家。这座宅第坐落在窄小的威利湖对岸，沿着一面山坡的顶端长长地排了一溜房屋，房子又矮又旧，很象一个庄园。肖特兰兹下方那片舒缓下斜的草坪上长着几株孤伶伶的树，那儿可能是一个公园吧，草坪前是狭窄的湖泊。草坪和湖泊对面与肖特兰兹遥遥相望的是一座林木葱笼的小山，那山遮住了那边的煤矿谷地，可挡不住煤矿里上升着的黑烟。但不管怎样，这幅景象颇象田园风味的风景画，美丽而宁静，这座住宅建在这儿是别具一格的。
现在肖特兰兹挤满了克里奇的家人和参加婚礼的宾客。父亲身体不好，先退出去休息了，这样杰拉德就成了主人了。他站在简朴的客厅里迎接男宾们，态度友好，举止优雅。他几乎在社交中获得了快乐，笑容可掬，十分友好。
女仆们让克里奇家三位出嫁了的女儿驱使着忙东忙西，把场面搅得很乱。你总能听到这个或那个克里奇家的女儿那特有的命令：“海伦，到这儿来一下。”“麦泽莉，我让你到这——里——来。”“喂，我说惠特曼太太——”厅里裙裾擦动的“嚓嚓”声伴着漂亮的女人们匆匆而过，一个孩子在厅里跳舞般地穿梭，还有一个男仆也来去匆匆地忙着。
男宾们则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地默默地聚在一起，一边吸烟一边聊天，装作对女人世界那热闹的场面不屑一顾。可他们并不是在真正地谈话，他们仍观察着那些异常兴奋的女人，谛听她们那令人发冷的笑声和连珠炮似的说话声。他们等待着，焦躁不安，心里很恼火。可杰拉德看上去仍然那么和蔼可亲，那么幸福，不知道他是在等人还是清闲无事，只知道他是这个场合的中心人物。
突然，克里奇太太无声无息地进到房里来，表情刚烈、线条分明的脸向四周探视着。她仍旧戴着帽子，穿着罩有褶拖纱的蓝色绸衣。
“有事吗，妈妈？”杰拉德问。
“没什么事，没什么事！”她含糊其词地答道。然后她径直朝伯金走去，伯金此时正跟克里奇家的一位女婿谈天。
“你好啊，伯金先生，”她声音低沉地说，似乎她根本不把客人放在眼里。说着她向他伸出手来。
“哦，克里奇太太，”伯金随机应变与她搭讪着，“刚才我可是无法接近您呢。”
“这里有一半人我不认识，”她声音低沉地说。她的女婿趁这当儿不安地躲到一边去了。
“你不喜欢生客吗？”伯金笑道，“我从来不明白一个人为什么要重视那些偶然碰到一起的人，我干吗要去认识他们？”
“对！对！”克里奇太太压低嗓门，有些紧促地说。“他们来了，也不算数。我并不认识厅里这些人。孩子们向我介绍说：”妈妈，这位是某某先生。‘我再也不知道别的了。某某先生和他的头衔是什么关系？我跟他及他的头衔有什么关系呢？“
她说着抬起眼睛看看伯金，这一看把伯金吓了一跳。她能过来跟他说话，这令他感到受宠若惊，要知道她可不是把什么人都放在眼里的。他低下头看着她那张表情紧张、轮廓分明的脸，但他不敢凝视她那双凝重的蓝眼睛，于是他移开视线去看她的头发。在她漂亮的耳际上方，头发马马虎虎、松松散散地盘着，头发并不怎么清爽。她的脖颈也不怎么清爽。尽管如此，伯金还是觉得自己被她吸引着，而不是被别人。不过他心里想，自己可是常常仔细地洗一洗，至少脖颈和耳朵总要洗得干干净净。
想着这些事，他微微笑了。但他仍然很紧张，感到他和这个陌生的老女人象叛徒和敌人一样在别人的营帐里交谈。他就象一头鹿一样，一只耳朵撩到后面，另一只耳朵则向前伸着探寻着什么。
“别人其实无所谓。”他有点不想说话，搭讪着说。
这位母亲猛然带着深深的疑问抬起头看看他，似乎怀疑他的诚意。
“你怎么解释‘所谓’？”她尖刻地问。
“那么多人并不都很重要，”他回答，被迫把话题引深了。
“他们还说说笑笑呢，最好让他们全滚。从根本上说，他们并不存在，他们并没在那儿。”
她在他说话时一直凝视着他。
“我们才不想象他们的存在呢！”她刻薄地说。
“没什么好想象的，他们不存在。”
“哼，”她说，“我还不会那么想。他们就在那儿，不管他们是否存在，他们存在与否并不取决于我。我只知道，他们别想让我把他们放在眼里。不要以为他们来了我就得认识他们。在我眼中，他们跟没有一样。”
“没错儿，”他答道。
“是吗？”她又问。
“就跟没来一样，”他重复道。说到这儿他们都停下来不说话了。
“他们就是来了也不算数，真讨厌。”她说，“我的女婿们都来了。”她有点自言自语地说，“如今劳拉也结婚了，又多了个女婿，可我真分不清哪个是张三哪个是李四。他们来了，都叫我妈妈。我知道他们要说什么——‘你好，妈妈。’我真想说，‘我怎么也算不上是你们的妈妈。’可有什么用？他们来了。我有我自己的孩子，我还是能分辨出哪个是我的孩子，哪个是别的女人的孩子。”
“应该这样，”伯金说。
她有些吃惊地看看他，或许她早忘了是在跟谁说话。她说话的线索被打断了。
她漫不经心地扫视了一下房间。伯金猜不出她在找什么，也猜不出她在想什么。很明显她是在注意自己的儿子们。
“我的孩子们都在吗？”她突如其来地问他。
他笑笑，吃了一惊，也许是害怕。
“除了杰拉德，别人我不怎么认识。”他说。
“杰拉德！”她叫道。“他是孩子们当中最没用的一个。你没想到吧，是不是？”
“不会吧，”伯金说。
母亲远远地凝视了自己的长子好一会儿。
“喂，”她令人不可思议、嘲弄地吐出一个字来。这一声让伯金感到害怕，他似乎不敢正视现实。克里奇太太走开了，把他忘了，但一会儿又顺原路走回来了。
“我很愿意他有个朋友，”她说，“他从来就没有朋友。”
伯金低下头盯着她那双蓝色的凝眸，他理解不了她的目光。“我是我弟弟的看护人吗？”他轻声地自言自语道。
他记起来了，那是该隐①的叫声，他微微感到震惊。而杰拉德就是再世的该隐。当然他并不是该隐，但他确实杀害了他的弟弟。那纯属偶然，他也没有对杀害弟弟的后果负责。那是杰拉德小时候，在一次偶然事故中害死了自己的弟弟。不就是这么一当子事吗？为什么要给造成事故的生活打上罪恶的烙印并诅咒生活呢？一个人靠偶然活着，也因偶然而死，难道不是吗？一个人的生活是否取决于偶然因素？难道他的生活只与种族、种类和物种普遍相关联吗？如果不是这样，难道就没有纯粹偶然这一说吗？是否发生的任何事情都具有普遍意义？是吗？伯金站在那儿思忖着，忘了克里奇太太，正如她也忘记了他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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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圣经》中亚当的长子，杀害其弟弟亚伯。
他不相信有偶然这回事。在最深刻的意义上说，这些都交织在一起。
就在他得出这个结论时，克里奇家的一个女儿走上前来说：“亲爱的妈妈，来，把帽子摘掉吧，嗯？咱们就要坐下用餐了，这是个正式场合，不是吗，亲爱的？”说着她把手伸进妈妈的臂弯里，挽着她走了。伯金随后立刻走过去同最近的一位男士聊起来。
开餐的锣声响了，人们抬头看看，但谁也没向餐厅移动脚步。家中的女人们感到这锣声跟她们无关。五分钟过去了，老男仆克罗瑟焦急地出现在门道里，求助地看着杰拉德。杰拉德抓起架子上的一只弯曲的大海螺壳，没跟任何人打招呼就吹出了振聋发聩的一声。这奇特的海螺声令人心颤。这一招儿可真灵，人们纷纷动作起来，好象听到同一个信号指挥一样一齐向饭厅挪动。
杰拉德等了一会儿，等妹妹来做女主人。他知道他的母亲是不会尽心去尽她的义务的。可妹妹一来就急急忙忙奔向自己的座位去了。所以只好由这小伙子指引客人们入席了，他做这件事时显得有点太专横。
开始上餐前小吃了，饭厅里安静了下来。就在这时，一个留着长长披肩发的十三、四岁的姑娘沉着平静地说：“杰拉德，你弄出那么可怕的声音来招呼客人，可你忘了招呼爸爸。”
“是吗？”他冲大伙儿说，“我父亲躺下休息了，他不太舒服。”
“他到底怎么样？”一位出嫁了的女儿问，眼睛却盯着桌子中间堆起的那块巨大的婚礼蛋糕，蛋糕上落下些假花儿来。
“他没病，只是感到疲劳。”留披肩发的温妮弗莱德回答道。
酒杯里斟满了酒，人们个个儿都兴高采烈地聊着天儿。远处的一桌旁坐着母亲，她的头发仍松松地盘着。伯金坐在她边上。有时她会恶狠狠地看一眼那一排排面孔，伸着头毫不客气地凝视一会儿，然后声音低沉地问伯金。
“那个年轻人是谁？”
“不知道，”伯金谨慎地回答。
“我以前见过他吗？”她问。
“不会吧。反正我没见过。”他答道。于是她满意了。她疲惫地合上了眼睛，现出一副安详的神态，看上去很象憩息中的女王。然后她又睁开眼，脸上露出上流社会人物的微笑，一时间她很象一位愉快的女主人了。她优雅地弯下腰去，似乎人人都深受欢迎，皆大欢喜。然后阴影突然回到她脸上，那是一种阴郁、鹰一样的表情，她象一头争斗的困兽那样，眉毛下露出凶光，似乎她仇视所有的人。
“妈妈，”迪安娜叫道，“我可以喝酒吗？”迪安娜比温妮弗莱德年长些，很漂亮。
“行，你喝吧，”母亲木然地回答，她对这个问题压根儿不感兴趣。
于是迪安娜示意下人为她斟酒。
“杰拉德不该限制我喝酒嘛，”她平静地对在座的人们说。
“好了，迪，”哥哥和蔼地说。迪安娜一边喝酒一边挑战般地扫了哥哥一眼。
这家人之间这样无拘无束，有点无政府主义的样子，真奇怪。这与其说是放任自由不如说是对权威的抵制。杰拉德在家中有点支配权，并不是因为他处在什么特殊位置上，而是因为他有压倒别人的性格。他的声音和蔼但富有支配力，这种声音的特质震住了他的姐妹们。
赫麦妮正同新郎官讨论民族问题。
“不，”她说，“我认为提倡爱国主义是一种错误，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就象商行与商行间的竞争一样。”
“哦，你可不能这么说，怎么能这么说呢？”杰拉德大声说。他很热衷于争论。“你不能把一个种族等同于一个商业康采恩。而民族大概指的就是种族，民族的意思就是种族。”
一时间大家都不说话了。杰拉德与赫麦妮之间总是这样令人奇怪地客客气气，但又相互敌视，他们两人可说的上是势均力敌。
“你以为种族等于民族吗？”她若有所思地问，脸上毫无表情，口气游移不定。
伯金知道赫麦妮在等他参加讨论，于是他恭顺地开口道：“我觉得杰拉德说得对，种族是民族的根本因素，至少在欧洲是这样。”
赫麦妮又打住不说话了，似乎是要让这条论断冷却一下。
然后她作出一个奇怪的权威性论断：“不错，就算是这样吧，那么提倡爱国主义不就是在提倡种族的本能吗？难道这不也是在提倡商业的本能？这是一种占有财富的本能。难道这就是我们所指的民族？”
“也许是，”伯金说，他心里感到现在讨论这个问题不合时宜，地点也不对。
可杰拉德现在已找到争论的线索了，仍要争论下去。
“一个种族可以有其商业性的一面，”他说，“事实上，它必须这样，这跟一个家族一样，人必须得有给养才行。为准备给养，你就得跟别的家族争斗，跟别的民族斗。不这样，反倒不可思议了。”
赫麦妮又不说话了，只是露出一副霸道、冷漠的神态。然后她才说：“是的，可以不这样，我觉得挑起敌对精神是不对的，这会造成仇恨并与日俱增。”
“可是你能够取消竞争精神吗？”杰拉德问。“竞争是生产与改进所必须的一种刺激。”
“没错，”赫麦妮轻描淡写地答道，“不过我觉得没有竞争也行。”
伯金说：“我声明我是厌恶竞争精神的。”赫麦妮正在吃一片面包，听伯金这样说，她忙把面包从牙缝中拉出来，那动作慢而可笑。她转向伯金亲昵，满意地说：“你的确恨这种精神，没错儿。”
“厌恶它，”他重复道。
“对呀，”她自信而满意地轻声道。
“可是，”杰拉德坚持说，“既然你不允许一个人夺走他邻居的活路，那你为什么允许一个民族夺走另一个民族的活路呢？”
赫麦妮低声咕哝了好久才用讥讽、满不在乎的口吻说：“这归根到底是个财富问题，对吗？但并不是所有的都是财富问题吧？”
杰拉德被她话语中流露出的庸俗唯物主义惹恼了。
“当然是，或多或少是这样，”他反击道。“如果我从一个人的头上摘走他的帽子，那帽子就变成了自由的象征。当他奋起夺回他的帽子时，他就是在为夺回自由而斗争。”
赫麦妮感到不知所措了。
“错是没错，”她恼火地说，“可想象出一个事例来进行争论算不得是真诚吧？没有哪个人会过来从我头上摘走我的帽子的，会吗？”
“那是因为刑法制止了他这样做。”杰拉德说。
“不对，”伯金说，“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不想要我的帽子。”
“那只是观点问题。”杰拉德说。
“也许是帽子的问题。”新郎官笑道。
“如果象你说的那样他想要我的帽子”，伯金说，“可以肯定说，我可以决断失去帽子还是失去自由的损失更大。我是个自由的毫无牵挂的人，如果我被迫去打架，我失去的就是自由。这是个哪一样对我来说价值更大的问题，是我行为的自由还是帽子的失去？”
“对，”赫麦妮奇怪地望着伯金说，“对。”
“那么，你允许有人过来夺走你头上的帽子吗？”新娘问赫麦妮。
这位高大、身板挺直的女人渐渐转过身来，似乎对这位插话人的问题麻木不仁。
“不，”她答道，那语调缓慢，似乎不是人的声音，那腔调中分明隐藏着一丝儿窃笑。“不，我不会让任何人从我头上摘走我的帽子。”
“可你怎么防止他这样做呢？”杰拉德问。
“我不知道，或许我会杀了他，”赫麦妮声调缓慢地说。
她的话音儿里隐藏着一声奇怪的窃笑，举止上带有一种威慑，自信的幽默。
“当然，”杰拉德说，“我可以理解卢伯特的想法。对他来说，问题是他的帽子重要还是他心境的安宁重要。”
“是身心的安宁。”伯金说。
“好，随你怎么说吧，”杰拉德说，“可是你怎么能以此来解决一个民族的问题呢？”
“上帝保佑我，”伯金笑道。
“可要让你真去解决问题呢？”杰拉德坚持说。
“如果民族的王冠是一顶旧帽子，窃贼就可以摘走它。”
“可一个民族或一个种族的王冠能是一顶旧帽子吗？”杰拉德坚持说。
“肯定是，我相信，”伯金说。
“我还不太能肯定，”杰拉德说。
“我不赞成这种说法，卢伯特，”赫麦妮说。
“好吧，”伯金说。
“我十分赞成说民族的王冠是一顶旧帽子的说法。”杰拉德笑道。
“你戴上它就象个傻瓜一样。”迪安娜说。迪安娜是他十几岁的小妹妹，说话很冒失。
“我们真无法理解这些破帽子。”劳拉。克里奇叫道，“别说了吧，杰拉德，我们要祝酒了，咱们祝酒吧。满上，满上，好，干杯！祝酒词！祝酒词！”
伯金目睹着他的杯子让人斟满了香槟酒，脑子里还想着种族与民族灭亡的问题。泡沫溢出了酒杯，斟酒的人忙往后倾斜了身体。看到新鲜的香槟酒，伯金突然感到一阵干渴，将杯中酒一饮而尽。屋里的气氛搅得他心烦意乱，他感到心头压抑得很。
“我是偶然为之还是出于什么目的？”他自问着。他得出结论，用个庸俗的词来形容，他这样做是出自“偶然的目的性”。他扫视了一下走过来的男仆，发现他走起路来静悄悄的，态度冷漠，怀有侍从那种不满情绪。伯金发现自己厌恶祝酒、讨厌男仆、讨厌集会，甚至讨厌人类。待他起身祝酒时，不知为什么他竟感到些儿恶心。
终于结束了，这顿饭。几位男士散步来到花园里。这里有一块草坪，摆着几个花坛，小小的花园边上隔着一道铁栅栏。这儿的景色颇为宜人，从这里可以看到一条林荫公路沿着山下的湖泊蜿蜒而至。春光明媚，水波潋滟。湖对面的林子呈现出棕色，溶满了生机。一群漂亮的泽西种乳牛来到铁栅栏前，光滑的嘴和鼻子中喷着粗气，可能是盼望人们给面包干吃吧。
伯金倚着栅栏，一头母牛往他手上喷着热气。
“漂亮，这牛真漂亮，”克里奇家的一位女婿马歇尔说，“这种牛的奶质量最好了。”
“对，”伯金说。
“啊，我的小美人儿，哦，小美人儿！”马歇尔假声假气地说，这奇怪的声调让伯金笑得喘不过气来。
“你们那阵子赛跑，谁胜了，鲁普顿？”伯金问新郎，以掩盖自己的笑声。
新郎从口中拔出雪茄烟。
“赛跑？”说着脸上浮起一层笑意，他并不想提刚才往教３３恋爱中的女人堂门口跑的事。“我们同时到达。至少是，她先用手摸到了门儿，我的手摸到了她的肩膀。”
“说什么呢？”杰拉德问。
伯金告诉他说的是刚才新郎新娘赛跑的事。
“哼！”杰拉德不满地说，“你怎么会迟到呢？”
“鲁普顿先是谈论了一阵子灵魂不朽，”伯金说，“然后我们找不到钮扣钩了。”
“天啊！”马歇尔叫道，“在你结婚的日子里谈什么灵魂不朽！你脑子里就没别的事好想了吗？”
“这有什么错儿？”面庞修饰得干干净净的海军军官敏感地红了脸问。
“听起来你不是来结婚的，倒象是被处死。谈哪门子灵魂不死！”这位连襟加重语气说。
他的话太无聊了。
“那你得出了什么结论？”杰拉德问，竖起耳朵来准备听一场玄学讨论。
“今天你并不需要灵魂吧，小伙子？”马歇尔说，“它会妨碍你的。”
“行了！马歇尔，去跟别人聊吧。”杰拉德突然不耐烦地叫道。
“我保证，我是真心，”马歇尔有点发脾气地说，“说太多的灵魂——”
他愤愤然欲语还休，杰拉德生气地瞪着他。随着他胖胖的身体消失在远处，杰拉德的目光渐渐变得和缓、亲切了。
“有一点要对你说，鲁普顿，”杰拉德突然转向新郎说，“劳拉可不能象罗蒂这样给我们家带来这样一个傻瓜。”
“这你就放心吧。”伯金笑道。
“我没注意他们几个人。”新郎笑道。
“那，那场赛跑是怎么回事？谁开的头？”杰拉德问。
“我们来晚了。马车开到时，劳拉正站在教堂院子的台阶上。是她往前跑的。你干吗生气？这有伤你家的尊严吗？”
“是的，有点儿，”杰拉德说，“做什么事都要有个分寸才是，要是没法儿做得有分寸就别做什么事。”
“真是极妙的格言。”伯金说。
“你不同意我这样说吗？”杰拉德问。
“很同意，”伯金说，“只是当你用格言式的口吻说话让我感到别扭。”
“该死的卢伯特，你是想让所有的格言都为你自家垄断起来。”
杰拉德说。
“不，我要让什么格言都滚开，可你总让它们挡路。”
杰拉德对这种幽默付之一笑，然后又扬扬眉毛表示不屑一顾。
“你不相信有什么行为准则吗？”他苛刻地向伯金提出挑战。
“准则，不。我讨厌所有的准则。不过对乌合之众来说倒应该有些准则。任何一个人都有他的自我，他可以自行其是。”
“你说的那个自我是什么意思？”杰拉德问，“是一条格言还是一种陈词滥调？”
“我的意思是自行其是。我认为劳拉挣脱鲁普顿跑向教堂大门正是自行其是的绝好例子，妙极了。一个人最难能可贵的是循着自己的自然冲动做事，这才最有绅士风度。你要做得到你就是最有绅士风度的人。”
“你别指望我会认真对待你的话，你以为我会吗？”杰拉德问。
“是的，杰拉德，我只指望极少数人这样认真待我，你就是其中之一。”
“恐怕在这儿我无法满足你的期待，无论如何不能。你可是认为人人都可以自行其是。”
“我一直这样看。我希望人们喜欢他们自身纯个性化的东西，这样他们就可以自行其是了。可人们偏偏只爱集体行动。”
“可我，”杰拉德阴郁地说，“不喜欢象你说的那样置身于一个人们独自行事、顺着自然冲动行事的世界中。我希望人们在五分钟之内就相互残杀一通。”
“那就是说你想杀人，”伯金说。
“这是什么意思？”杰拉德气愤地问。
伯金说：“不想杀人的人是不会干出杀人的事来的，别人不想让他杀他也杀不了。这是一条十足的真理。杀人要有两个人才行：杀人凶手与被杀者。被杀的人就是适合于被人杀害的人，他身上潜伏着一种巨大的被害欲望。”
“有时你的话纯粹是胡说八道，”杰拉德对伯金说，“其实我们谁也不想被杀害，倒是有不少人愿意替我们去杀人，说不定什么时候呢。”
“这种观点真叫恶心，杰拉德，”伯金说，“怪不得你惧怕自己，害怕自己的幸福生活。”
“我何以惧怕自己？”杰拉德说，“再说我并不认为自己幸福。”
“你心里似乎潜伏着一种欲望，希望你的内脏被人剖开，于是你就想象别人的袖子里藏着刀子。”伯金说。
“何以见得？”杰拉德问。
“从你身上观察出来的。”
两个人对峙着。他们之间的恨是那样奇特，这恨已经跟爱差不多了。他们之间总是这样，对话总会导致一种接近，一种奇特、可怕的亲近，或恨、或爱、或两者兼而有之。他们总是满不在乎地分手，似乎分离是一件不起眼的小事，他们确实把它当作一件小事。可他们燃烧着的心相互映照着，一齐燃烧着，这一点他们是不会承认的。他们要保持一种漫不经心，轻松、毫无拘束的友谊，并不想把双方的关系搞得矫揉造作、没有男人味，不想那么心心相映、热热乎乎的。他们一点也不相信男人之间会过从甚密，因此，他们之间的巨大友情受到压抑而未能得到任何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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