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下决心要给老聃先生立传，已是十年以前的事了。

    我们二人学习写作，总共已有三十三年的历史。早期，我们只是学写一点并发表一点中、短篇和故事，而用长篇历史体裁给老聃先生立传的事真是连想也没有想过。那是十年以前——1981年春，在一次关于“诸多历史名人，哪几位真正应该受到世人的爱戴”的闲扯中，我们突然不知天高地厚地产生了要给老聃写个“大部头书”的想法。想法尽管“雄伟”，但事实上力不从心。要给老聃这样的人物立传，难度是相当大的。以什么样的文学样式写传，这倒算不上什么问题，关键问题在于写作的素材。老聃先生，这位在中外历史上，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中享有盛名的伟大先哲，离开我们已有两千五百多年了。不仅先生生活的时代离我们遥远，而且从他去世至今，还从未有人用文学样式给他写过大书，象我们这样学识浅薄的人，要走前人没走过的路，要为先生写好历史题材的部头书，没有大量的资料，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放弃了大的想法，代之而来的就是小的想法了。我们认为：老聃先生是深受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爱戴的人物，我们生在老聃的故乡鹿邑，长在老聃的故乡鹿邑，鹿邑民间流传着很多关于老聃的传说，我们热爱老聃先生，而且又都是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河南省分会会员，不能写大书，可写小文章，写小文章也要写老聃，写不成《老子传》，要写一些关于他的民间传说。我们搜集整理了一些老聃的传说，在一些刊物上发表之后，受到了专家的好评。

    之后，评论家吴超从北京来信，建议我们全面搜集老子，争取出版一本《老子的传说》。于是我们就开始了全面的搜集工作。我们二人分头在鹿邑境内（特别是老子的诞生地太清宫集）和外地（洛阳、函谷关、陕西楼观台、崂山太清宫等）进行了调查。在调查中，我们惊喜地发现，在鹿邑人民群众中，在老聃先生过函入秦的路途中，确实蕴藏着大量的，史书上难以找到的关于他的传说故事。这些故事，短的可以用几百字记录，长的要用近万字才能记完。其中，有的包含着深深的哲理意味，很有价值，补充了史书上的不足。这种大量的搜集工作，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它使我们已经放弃了的要给老聃立传的想法控制不住地“死灰复燃”起来。这一来，我们就下决心要使《老子的传说》一书的出版成为写作《老子传》的集砖聚瓦的工作了。

    《老子的传说》一书刚刚脱稿，我们就开始着手《老子传》的写作了。为了多方面占有材料，我们又一次开始了关于老聃的调查和搜集。我们一方面到上述一些地方去对搜集到的传说进行考察对证，弃迷信，存科学，弃虚假，存真实。并且进行再搜集，再发掘。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到一些大学的图书馆里去查资料，并顺便向一些历史和哲学教授去请教。除此之外，我们还从其他方面去处处留心，搜集老聃。不管是在报纸上，杂志上，也不管是在人们丢弃的“废书”上，只要见到一点点关于老聃的事，就用剪子小心地剪下，珍爱地贴在写作札记上。前后经过七年的艰苦深入的调查了解，经过再三再四的虚心求教和细致入微的搜寻，终于把老聃先生的有关资料较为全面的聚集起来，开始动手写作了。从动笔写作到成书，我们只用了三年时间，而搜集材料的时间就占了七年，真可谓：一朝分娩不容易，哪如十月怀胎难！

    老君台边桃花红，太清宫里杨柳绿，随着1991年的暮春在涡河岸边的降临，《老子传》正式脱稿了。作为老子学会的理事，能为宣传老聃，弘扬伟大祖国的民族文化做出点贡献，我们是深感欣慰的。在欣慰之际，我们首先忆起的是此书写作中的支持者：

    《许世友传奇》、《宋美龄传》、《嫦娥传》的作者，著名作家陈廷一同志，对《老子传》的写作十分关怀，他不仅在发现我们写作此书时最先地给予热情肯定，而且在百忙中多次来信进行鼓励，不辞辛苦地给予多方面帮助。此书的问世，和他的关怀栽培密不可分。在作者写作此书进入最困难阶段的时候，鹿邑县人民政府常务副县长、中国鹿邑老子学会副会长王富国同志伸出了热情援助之手。他对我们的写作，给予了亲切关怀，热情支持。他曾东奔西走，亲自给作者解决写作中的实际困难，使作者得以无忧无虑的安心写作的机会。他不止一次地和作者交谈，鼓励作者努力写作，尽早的把老聃先生的事迹和伟大贡献宣传到全中国和全世界去，为《老子传》的顺利成书做了非常有益的工作。另外，中国鹿邑老子学会会长张景志同志；老子学会副会长、鹿邑县政协副主席潘又泉老师；副教授秦凤翔老师；孙永福同志；王殿举同志；刘明才同志；以及老子学会的全体顾问、全体名誉会长、全体副会长、全体正副秘书长，对此书的写作都曾给了关怀、支持和鼓励。请让我们借此特向上述领导、老师和同志们表示衷心的谢意！

    秦新成刘升元

    1991年4月于鹿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