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尚志”3个字，曾让侵华日军闻风丧胆，“小小的‘满洲国’，大大的赵尚志”，是倭寇发出的无奈而又钦佩的感慨。被日伪称为“最顽固的反‘满’抗日”分子！

    当年东北流传一种说法，叫“南杨北赵”。“南杨”指的是杨靖宇，“北赵”就是赵尚志，他17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就读黄埔军校第四期，历经艰难困苦，抗日决心毫不动摇，即使最后负伤被俘，依然宁死不屈。

    曾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军长、第二路军副总指挥等职的赵尚志，是人人皆知的著名抗日英雄。但其生前曾两次被“开除党籍”，死后40年才被恢复党籍的坎坷经历却鲜为人知。

    赵尚志，1908年10月26日生于辽宁省朝阳县喇嘛沟的一个农村知识分子家庭。父亲赵子服，清末秀才，在家乡教私塾，幼年的赵尚志因此受到良好的教育。1917年初，赵子服因参与打死几个抢掠百姓、强奸民女的官兵而受到官军的追捕，被迫背井离乡，外逃避难。赵尚志于1919年随父举家来到哈尔滨，后经同乡介绍，父亲在资本家吕家大柜当账房先生。年仅11岁的赵尚志从此走上社会谋生，曾当过学徒、杂役、信差等。坎坷的经历，使他成长为一个能吃苦耐劳、具有倔强性格和反抗精神的少年。

    曾跟随父亲读过3年私塾的赵尚志，后因家境稍有好转，才重新得到求学的机会。1925年夏，正在哈尔滨许公工业学校读书的赵尚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年他才17岁。后因以学生会副会长的身份领导同学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斗争，被学校以“不守校规”为由开除。赵尚志离开学校后，经党组织批准，南下广州报考黄埔军校，被编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1926年5月，蒋介石提出“整理党务案”，要求黄埔军校学生表明党籍。赵尚志毅然退出黄埔军校，按照党的指示回到哈尔滨。

    1926年夏，赵尚志回到哈尔滨后，先后在哈尔滨领导学生运动，在双城从事建党工作，在长春市开辟党的工作。同年10月，中共长春支部正式成立，赵尚志在中共长春支部负责党的长春通讯站工作。11月，他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时机，与国民党员一道成立了国民党吉林省党部，并担任常务委员兼青年部长。不久，赵尚志的活动被日本特务机关发现并告密。1927年3月2日，赵尚志被奉天军阀驻长春宪兵逮捕并关进了长春第一监狱，后被押至南京。由于他始终坚持说自己是国民党员，没有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所以同年5月20日被释放出狱。出狱后，赵尚志又被党组织派回东北工作。1930年秋，赵尚志到达沈阳后被分派在中共满洲省委做团的工作。1931年4月，赵尚志第二次被捕入狱，他严守党的秘密，坚贞不屈。“九一八”事变后，经党中央和满洲省委营救出狱。

    1932年初，中共满洲省委任命赵尚志为省委军委书记。同年6月，东北大部分国土都陷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赵尚志面对国破家亡的危急形势，发誓要在北满尽快成立一支反满抗日武装，以武装斗争直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人民的奴役和压迫。在他的一再要求下，中共满洲省委同意赵尚志离开哈尔滨，秘密前往巴彦县到张甲洲领导的巴彦游击队工作。化名李育才的赵尚志到了巴彦后，帮助张甲洲整顿了队伍，培养了一批抗日骨干。1932年11月，根据满洲省委指示，巴彦游击队被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六军江北独立师，张甲洲任师长，赵尚志任政治部主任。这支抗日队伍在张甲洲、赵尚志等的领导下，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曾攻占过巴彦县城，打下过康金火车站，进行过西征，横扫过北大荒。后在一次战斗中，部队内部有人擅自缴了两个鄂伦春族牧民的猎枪，此事顿时激起数百名鄂伦春族牧民的围攻。在危急时刻，赵尚志只好率领一部分战士临危奔走。不久，部队又遭到大批日本关东军的包围合击，在接二连三的沉重打击之下，这支刚刚建立不久的抗日武装终于被打散。

    1933年1月中旬，赵尚志等突出重围，悄悄潜入敌伪统治下的哈尔滨，准备向中共满洲省委汇报部队失败的原因。不料当时主持省委工作的负责人，由于此前就对赵尚志怀有成见，因此在不了解部队失败的真正原因的情况下，就擅自做出《关于开除赵尚志党籍的决议》。省委的这个决议一开始就遭到包括赵尚志本人在内的多数省委委员的反对。然而满洲省委在王明“左”倾错误的指导下，仍然顽固地坚持把赵尚志开除出党。意外遭受这一严重打击，性格坚毅的赵尚志心情也变得格外沉重。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不禁感叹：“风打麦波千层浪，雁送征人一段愁，披靡无数，被屏逐于千里之外。”尽管如此，赵尚志也没有消沉下去，依然坚定地投身抗日战场。虽然受到开除党籍的处分，但考虑到他的革命经历和多年对敌斗争的表现，大部分省委委员仍然主张让他担任群众工作，不久即被任命为工会主席。

    1933年4月，赵尚志来到宾县孙朝阳的反日义勇军参加抗日活动。初为马夫，后在攻打宾县的战斗中，孙朝阳采用了赵尚志的军事谋略攻下了县城，赵尚志因此被任命为该部队的参谋长。1933年10月10日，赵尚志又投身中共珠河县委领导下的反日游击队，担任县中心大队的队长。一度受到不公正待遇的赵尚志，在珠河一带挥枪抗敌。1934年5月，赵尚志率领的反日游击队接连攻克了五常和巴彦两座县城。这支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在赵尚志的率领下，给了侵华日军以沉重打击，日寇因此对他恨之入骨，并曾登报悬赏一万元通缉他。1934年6月，珠河反日游击队扩编为“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赵尚志被任命为总司令。

    1935年1月，中共满洲省委领导人发生变动，当年坚持开除赵尚志党籍的个别负责人已经调离。根据赵尚志的多次请求，新的省委慎重考虑赵尚志在离开党组织两年时间的表现，并多次派员亲往宾县和珠河认真倾听赵尚志的意见。同时为慎重起见，省委又找了解赵尚志情况的同志谈话，终于搞清了这起冤案的来龙去脉，于1月12日正式作出《关于恢复赵尚志同志党籍的决议》。省委在《决议》中首先指出1933年对赵尚志的处分是失当的，同时明确指出：“当时省委执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根本不懂得在当时满洲情势下的反帝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而执行了破坏统一战线的‘左’的机会主义，现在以正确的立场，重新认识对赵尚志开除党籍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省委《决议》在谈到赵尚志被错误开除出党后的表现时说：“赵尚志同志被开除以后，在民族革命战争的烈焰中，能继续艰苦奋斗，在与日本帝国主义长期斗争过程中表现出坚强勇敢的精神。……一年来创造和发展了珠河游击队，开辟了满洲反日游击区域，扩大了党与游击队的很大政治影响，推动了满洲反日民族革命战争的开展。”1935年1月18日，赵尚志被任命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后还曾任东北民众反日联合军（后改北满抗日联军）总司令。1936年，赵尚志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军长。第三军所属的9个师，在赵尚志的率领下，在半年多时间里就参加了大小百余次战斗，歼灭敌人1000多人。

    1936年9月，伪满军进入“南满”“讨伐”杨靖宇，关东军主力则汇集到三江地区“讨伐”北满和吉东抗联各军。9月中旬，由三军三师政治部主任吴景才率领的二、三师先遣队跨过松花江，刚进入铁力东山，就与当地日伪军展开了激战，先后消灭了80多名敌人。

    三军先遣队在铁力的出现已引起北满日军最高指挥官的高度注意，赵尚志率三军主力刚刚启程，日军司令部便迅速部署“大讨伐”。在敌人重兵围堵之中，赵尚志率领骑兵队声东击西，迂回急进，让敌人相信他的攻击目标就是木兰以西的呼兰县城。日军在巴彦一线迅速组织起数道大纵深的阻击。赵尚志率队突然转道北上，向庆城、铁力前进。12月中旬，赵尚志进入海伦、通北两县交界处，他决心对尾追之敌杀个“回马枪”。时值隆冬，冰天雪地，赵尚志率领部队进入深山，在一个叫“冰趟子”的地方设下了伏兵。

    这“冰趟子”乃是一面山坡，上面是几座伐木工人住的木营（木屋），山顶终年流淌着几道泉水，冬天便在山坡上结成了冰面，当地人称它为“冰趟子”。赵尚志让部队在沟口两侧用雪和水筑成冰墙。第三天夜晚，七八百日军果然进沟了。赵尚志发令“：打！”刹那间，山沟两侧，枪声震耳，弹雨纷飞。日军仗着人多，“呀呀”叫着向我坡顶阵地冲击。敌人夜间看不清楚，冲上“冰趟子”就往下滑，滑下来再往上冲，最后只能趴在沟底，被动挨打。是夜奇寒，我军战士的枪栓半小时就上冻，赵尚志令人在木营里生上几堆火，让大家轮换着进来烘烤枪栓。日军就惨了，他们趴在“冰趟子”上，枪栓拉不开，受伤的日军则被冻在冰面上，一夜竟有数十人冻死。天亮时，我军子弹已差不多打光，一部分日军才从沟口突围而出。赵尚志派人打扫战场，发现被击毙或击伤后被冻死的日军达300余人。

    “冰趟子”战斗后，赵尚志率一师和军部少年连继续北上，进入黑龙江流域和龙门境内。这里是一片茫茫林海，没有人烟，部队在零下四五十摄氏度的酷寒里夜夜露宿雪野。给养已断绝，赵尚志被迫下令杀马充饥。日军派来3架飞机和大批步兵，紧追不舍。这时赵尚志身边只剩下百余人，他让人将多余的枪支埋起来。一天夜晚，部队宿营时哨兵因过度劳累而睡着，跟踪而来的敌人趁机将我军包围。战斗中我军牺牲30人，还失去了所有战马，突围而出的仅70余人。他们在赵尚志带领下靠橡籽充饥，终于穿越茫茫原始森林，回到了汤原汤旺河后方根据地。一年多的时间内，面对日军的重点“讨伐”，三军和六军部队风雪2000余里，大小百余战，虽打破了关东军1936年冬季对抗联各军“聚而歼之”的计划，实力却受到了重大损失。在长期缺粮的情况下，他们仅战马就吃掉1500匹，困厄之中，他的目光北移，希望得到来自莫斯科的支持，因为中共代表团正在莫斯科领导东北的斗争。东北抗日联军既是为祖国而战，也牵制了日军，保卫了苏联。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日军在中国东北大量增兵，斯大林断定日苏战争不可避免，苏联远东军急需得到日军的各种情报，东北抗联部队恰恰可以帮助他们获得这些情报。1939年2月，苏联远东军情报部门代表王新林（化名），与监狱里的赵尚志举行“会晤”，表示过去发生的一切都是误会，苏方基于国际主义精神，答应赵尚志过江时提出的要求，从各方面帮助东北抗联进行抗日游击战争，同时要求抗联与之建立“情报共享”关系。

    赵尚志思考了两天后，同意苏方的提议，唯一的要求是让他将所有越境后在押的东北抗联人员组织起来，编成一支队伍，由苏方提供服装和武器弹药，打回东北去。

    赵尚志很快组织起了自己的队伍，这支百余人的队伍里包括了北满方面历次入苏被扣押的人员，其中有六军军长戴鸿滨、十一军军长祁致中。赵尚志将这支队伍编成一个总队，两个中队，一个教导队，任命六军军长戴鸿滨为参谋长兼总队长，直接领导教导队；十一军军长祁致中为副官长兼一中队队长；刘凤阳为二中队队长。苏联人给这支队伍配发了全套日军军装及武器装备，以及一部用于与苏方联系、“分享情报”的电台。1939年6月末的一天夜里，这支队伍在黑龙江北岸一个叫拉宾的苏联村庄登上一艘旧式苏联客轮，一夜航行后顺利地将赵尚志和全体队员送上了自己的国土。

    东方露出黎明的曙光，重新踏上祖国土地的赵尚志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

    赵尚志回国后，没有意识到他的思想、情感、新的生命目标赖以建立的两个支点是很脆弱的。支点一是：虽然坐了一年半的牢，他却终于获得了苏方的承认和支持，在30年代末的东北党内，这是一个很重的砝码。别人即使出于对苏联和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的尊重，也要尊重和服从他的领导；支点二是：一年多的铁窗生涯之后，他仍然坚信自己在北满党和军队内威望依旧，以为只要自己回到东北境内振臂一呼，北满党和军队就会重新回到他身边来。赵尚志不明白，第一，苏联人需要的不是他这个人，而是想通过他得到日军在东北的情报，“一旦苏方发现他不能控制东北抗联部队，或者别人能比他更好地实现苏方的初衷，黑龙江彼岸对他的承认和支持就将不复存在”；第二，经过1938年3月开始的“反倾向”斗争，北满党和军队内部新的领导与权威中心已经形成，没有人再需要这位过去的领袖和英雄了。不仅如此，他的突然回归，还将使北满党和军队肌体上一道刚刚愈合的伤口重新开裂。

    赵尚志回国后第一仗打了乌拉嘎金矿。6个顽抗的日本人被击毙，20余名伪军投降，伪警察大队长被俘，赵尚志令人打开了金矿仓库，看到里面堆着许多面粉，非常高兴。夜里，部队召开矿工大会，赵尚志亲自给大家讲解抗日救国的道理，宣布政策。矿工们问这个人是谁，战士们说：他就是大名鼎鼎的赵尚志，抗联的赵总司令。会场上轰动起来，当时就有40多人要求参加“赵司令的队伍”。归国后打了第一仗，这支队伍就扩大到了150人。

    第二天一大早，部队处决了人人痛恨的伪警察大队长，将伪警察们教育释放，带上缴获的战利品，向小兴安岭林区前进。行前，赵尚志要求每个人都背上两袋面粉，他自己也不例外。但即使这样，仓库里的面粉也没能背完。矿工们不等动员，主动帮助这支“中国人的队伍”转运面粉。

    但是，就在这天，有一个人公然违背了赵尚志的命令，没有背面粉，并在私下里向一些战士表示了对赵尚志的不满。此人就是抗联第十一军军长祁致中。

    祁致中对赵尚志的不满由来已久，1936年，谢文东的民众救国军被改编成了抗联第八军，李华堂的自卫军支队被改编为抗联第九军，祁致中所部却只被改编为抗联独立师。只是因为李兆麟出使吉东时对他做了大量工作，祁致中才没有下决心脱离北满抗联总司令部。

    祁致中越境赴苏被关押中，听到李兆麟带十一军主力离开下江、西征黑嫩的消息。这位矿工出身的抗日英雄此时满心愤懑，对什么人都深怀猜疑。他不仅不可能再信任包括李兆麟在内的整个北满省委和北满抗联，自然也就不能再信任赵尚志。他和戴鸿滨都是北满抗联总司令部领导下的军长。获释归国时，赵尚志让戴当了自己的参谋长兼这支队伍的总队长，却只让他当了一个没有什么实权的副官长兼一中队队长。祁致中本来就一直觉得赵尚志瞧不起他，这种安排再次让他怒火中烧。因此，过江之初，他心中就生出了与赵尚志分道扬镳的念头。

    接着发生的两件事，导致了祁致中的死亡。第一件事是，在攻打乌拉嘎金矿时，戴鸿滨率部队包围了西院伪军，祁致中还没带部队去攻打东院，结果造成东、西两院敌人对我军两面夹击。只是在赵尚志亲率司令部人员去攻打东院后，祁致中这才冲了上去。

    第二件事上面已说过：离开乌拉嘎金矿时，全队包括赵尚志，都扛了两袋白面，唯独祁致中拒绝执行总司令的命令，坚决不扛。他说：过去我连枪也不背的，今天扛什么面粉。

    祁致中也许根本没想到，他已经大大地“蔑视”了总司令的尊严和权威，赵尚志要重建自己的领导权威，要维护这支小队伍的团结和统一，要再次在整个东北打开局面，就不能姑息这种公开的冒犯和“分裂”。

    于是，就在队伍继续向小兴安岭腹地进发之前，抗联第十一军军长、著名抗日英雄祁致中被枪杀，年仅25岁。

    枪杀祁致中是赵尚志一生中犯下的最大一个错误，他不仅使一位抗日英雄死于非命，还直接造成了这支队伍的瓦解和他自己的垮台，后一种结果是他万万没想到的。

    队伍继续前进。在小兴安岭青山里地区，他们遇上了一个日本武装测量队。经过短短几分钟交火，就结束了战斗，将一名日本测绘师俘虏，缴获了一批日军刚刚测绘的边境地图。接着，他们来到汤原境内的马把头“碓营”，赵尚志决定暂时停下来，以此为基地，分兵游击。他派参谋长戴鸿滨率主力100余人西进，到原六军活动过的唐里川一带恢复旧游击区；派刘凤阳带40余人东去绥滨开辟新区；自己带司令部10余人留在原地，派出交通员，以北满临时省委执委会主席和东北抗联总司令的名义，“通知”北满党和军队的主要领导人李兆麟、冯仲云、金策等到他这里来开会，“研究在北满地区重整旗鼓、继续开展抗日武装斗争等等大问题”。

    赵尚志是要表明：他还是北满临时省委的执委会主席，东北抗联的总司令。如果你们来了，就是承认你们过去做的一切决议都是无效的。但是，一天天过去了，不但接到他“通知”的人一个也没来，连他派出去的戴鸿滨和刘凤阳两支队伍也一去不返。赵尚志没有意识到，他枪决祁致中的行为已在队伍里引起了巨大的心理震撼，这支队伍的指战员已经不再信任他了。戴鸿滨率队离开了马把头“碓营”后，开始在汤旺河沟一带击溃了一支白俄铁路守备队。第二天夜晚，他们遭到了这支白俄部队的反击，队伍被打散。突围后戴鸿滨收拢部队，只剩下了十几个人。带着这样的“战绩”他是不敢回去见赵尚志的。在山里藏了几日，他干脆带着这最后十几个人，穿越小兴安岭，西去铁力，寻找北满省委。

    刘凤阳带的另一支40人的队伍还在东去绥滨的路上就遭遇了一支日军“讨伐队”，全队被打散。刘凤阳带几个人边打边退，一直退到黑龙江边上，粮弹全无，不敢再见总司令，只好再次退入苏境。

    这年深秋，远在黑嫩地区的北满省委从戴鸿滨等人口中，听到了祁致中被杀的消息，遂正式做出决议：“永远开除赵尚志的党籍”。关东军司令部获悉了赵尚志重返北满的消息，立即高度紧张，命令黑龙江沿线日伪军警宪特全部进入“紧急治安肃正状态”。日伪三江、滨江、龙江3省特务机关还接到了特别通知，要他们派出所有特务，化装成樵夫、猎人、皮货商，进入深山老林，寻找赵尚志。进入11月，天寒地冻，给养断绝，应该等到的消息一个也没到，该来的人一个也没来，赵尚志才意识到“事态严重”。他向苏方发电报，苏方告诉赵尚志：北满省委已于9月派冯仲云为代表赴苏，要求苏方协助“召开北满、吉东党的扩大会议，以便决定吉、北党的统一合并，二、三路军的合并和统一”。

    赵尚志迅速发电报给苏方，要求过界与会。他大概已经意识到了：归国时他所依赖的两个生命支点正在坍塌。无论是北满党还是抗联部队，都不欢迎也不再承认他是他们的总司令了；只有参加这次会议，维持苏方的支持，他才能为自己争到回归北满的权利。

    苏方同意了他的请求。12月中旬，赵尚志一行10余人穿越冰雪茫茫的小兴安岭，北上黑龙江。一天深夜，他们踏过黑龙江江面上的坚冰，再次回到关押过他的这座城市。

    赵尚志一到伯力就发觉自己事实上已处于一种异常无力的位置。无论是国内的李兆麟，还是在伯力的周保中和冯仲云，都不认为他“没有错误”，他在他们眼里已成为一个“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会议还没开始，他就不再是昨天的总司令了。

    性如烈火、在党内斗争中几起几落、从来没有认过错的赵尚志会接受这一切吗？他接受了。赵尚志不仅接受了北满省委给予自己的处分，还亲笔写下了一份“情辞恳切”的检讨书。可以想象，他做出这种选择是不容易的，他所以“接受”处分，无非是想以此种方式重回北满。但北满方面没有给他这种机会。北满省委给周保中、冯仲云发来的电报称，他们不让赵尚志再回三军的决定是“不可更改”的。面对打不开的僵局，周保中气愤之余，做出决断：请赵尚志到他领导下的二路军任副总指挥。

    赵尚志的“问题”就这样被解决了。但赵尚志已经不是东北抗联的总司令了。伯力会议在东北抗联历史上意义重大。多年来，抗联部队屡起屡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巩固的后方支持，现在这个后方出现了。会议的另一个成果是结束了北满与吉东的纷争，周保中成了被苏方承认的吉东、北满党和抗联部队的新的核心领导人。

    但伯力会议对于赵尚志却有另一种意义：它使这位抗日英雄迅速地走向了末路。会前他对于未来领导北满乃至东北抗联部队进行斗争的前景，仍然充满了信心；现在他不仅不再是东北抗联部队中人人敬仰的领袖和英雄，还成了一个因“犯有严重错误”而被“开除党籍”的人，一个经过别人收留才暂时有了栖身之地的人。

    伯力会议结束后的3月27日夜晚，赵尚志随同周保中，率领二路军总部警卫队，越过乌苏里江，28日晨到达虎林县小穆棱河二路军总部。其后，他在周保中领导下工作了半年多一点时间。10月末，周保中与赵尚志分开，赵自带二路军直属队往虎林活动，在日军追击下越境赴苏，进入苏联在伯力以北75公里处为抗联部队设立的北野营（相对于金日成等人入苏后进驻的海参崴以北26公里的南野营而言）。

    1940年1月到1941年10月，赵尚志在北野营的一间斗室里孤独地度过了一年又10个月。这段时间里，他形成了这样一种信念：他不能就这样忍辱含垢地活下去，他为抗日而生，死也应当死在战场上。他要回东北去重新打开大好的抗日局面，或者英勇地战死。

    1941年6月，法西斯德国悍然向苏联发动突然袭击。日军继续向东北增兵，独处北野营的赵尚志想到了：一旦日军大举进攻苏联，东北就会兵力空虚，一个在敌后开展大规模游击战争的机会就要到来。

    1941年10月的一天黎明，赵尚志带领一个5人小组，越过冰封的黑龙江，重新踏上了祖国的土地。

    赵尚志不嫌人少。当初他拉出珠河游击队时，全队也只有7个人。他们在萝北境内上岸；很快在松花江支流梧桐河地区的老白山北坡，赵尚志遇上了第一架猎人的木克楞（木屋）。日本人没有忘记赵尚志。自上次他率队回国又神秘地“消失”，敌人始终没有放弃张开的“警戒之网”。仅仅在赵尚志到达的鹤立县，日伪特务机关长一年派往山林中潜伏的特务就达300多名。

    木克楞里住着青年猎人王永孝和一个名叫冯界德的“皮货商”。得知出现在自己面前的就是大名鼎鼎的赵尚志，两人眼睛一时都“亮”了起来。王永孝当即决定参加赵尚志的队伍，一起抗日。冯界德却以家庭拖累为由推辞了。夜里，这个“皮货商人”悄悄地溜了。

    日本特务冯界德下山之后，连滚带爬地跑到鹤立县兴山警察署，将发现赵尚志的消息报告给鹤立县警佐兼兴山警察署长田井久二郎和特务部主任东城正雄。

    1942年1月的一天，“收皮货”的“老客”刘德山在山里找到了赵尚志。刘德山要“跟着赵司令抗日”。

    一个月后，田井久二郎和东城正雄又派了一个叫张青玉的特务进山，经刘德山介绍也“加入”了赵尚志的队伍。一天，两个人一起向赵尚志献计：梧桐河金矿附近有个伪警察分署，快过年了，署里没剩下几个人，趁机打它一下，准能得手。

    赵尚志确实需要武器扩大队伍。他决心冒险一次。

    2月12日凌晨3时，刘德山、张青玉将赵尚志、姜立新、王永孝带到距离梧桐河伪警察署一公里左右的一个菜园子里。这时张青玉对赵尚志说，他要“先去看看情况”。赵尚志同意。张青玉一口气跑到伪警察署，向正在那里等候的东城正雄和日本警备队队长穴泽武夫报告说：“赵尚志来了！”两个日寇马上带一队日本警察赶来，要对菜园子实施包围。赵尚志在菜园子里久等张青玉不归，有些着急，要刘德山带路直奔伪警察署。刘德山见赵尚志要走，慌乱起来，装作解手，蹲在路边，放赵尚志和王永孝走到自己前面，突然举枪射击。赵尚志正在前行，背后“砰、砰”两声枪响，第一枪从他左肋部打进，从右腹部打出；另一枪击中了王永孝。赵尚志已知受骗，身子摇晃了一下，回过头来，向刘德山骂了一句：“坏人！”忍着巨痛，掏出手枪，“叭、叭”两下，一枪击中刘德山胸部，一枪击中头部。这个认贼作父的日本特务，还没有拿到赏钱，便一命呜呼了。

    日本人听见枪声，向菜园子蜂拥而来。身负重伤、生命垂危的赵尚志咬牙将身上的文件包交给姜立新，让他快快逃走。之后便伏在地下，向敌人射击，直到昏死过去。

    东城正雄和穴泽武夫用马爬犁将赵尚志和王永孝拉到梧桐河伪警察署。

    鹤立县伪警务科长陈云峰、日本人科副春日兵吉当即对他进行突击审讯。

    “你是抗联总司令赵尚志吗？”陈云峰问。“你是一个中国人的败类，没有资格和我说话！”赵尚志痛斥这个汉奸。陈云峰被他骂得开口不得。东城正雄走过来，在他被击穿的腹部踏了一脚。

    “你的，快快地说！”赵尚志昏死过去又清醒过来，将无比轻蔑、憎恶的目光转向这个日寇。

    8小时后，赵尚志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停止了呼吸，年仅34岁。在最后的8小时里，日本人没有从他那里得到任何“口供”。

    3小时后，身负重伤的王永孝也在敌人的囚室里死去。赵尚志牺牲后两天，日本人欣喜若狂，叫来了当时已经投降日寇的原东北抗联第九军军长李华堂辨认尸体。李华堂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都曾是赵尚志抗日路线的追随者和的崇拜者。在一间冰冷的房子里，李华堂一眼就认出了面前的死者就是他矢志追随多年的抗日英雄赵尚志。尽管有不少日本人跟着，他还是哭了，大声喊道：司令，你也这么着了吗？你也这么着了吗？他号啕磊哭，被日本人强拉了出去。

    时常想起这一次的会见。李华堂当时要对赵尚志表示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他有没有想到过，赵尚志才是真正的英雄，虽死犹生，而他自己虽然活着，其实已经死了吗。

    日寇锯下了英雄的头颅，装进木匣，连夜送到伪三江省警务厅。很快，赵尚志的头颅被送进长春伪满军政部，与杨靖宇的头颅陈列在一起。

    日本人对赵尚志之死大加宣传。他们也确实认为：杀死了杨靖宇，又杀死了赵尚志，东北抗联就彻底完了。

    但是东北抗日联军不仅没有完，而且仍在坚持战斗！

    风悲松山黯，雪怒三江寒，壮士随波去，长歌恸地来。

    民族英雄赵尚志，从1932年参加东北抗日斗争，几起几落，百折不回，与日寇浴血奋战10年，战功卓著。日伪闻风丧胆，哀叹：“小小的‘满洲国’，大大的赵尚志。”无论多么险恶的逆境，都无法动摇他坚定的信念，直至壮烈殉国。滔滔松江水，日夜回荡着赵尚志同志的心声：“党籍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生命……我一天也不能离开党，希望党组织一天也不要放弃对我的领导。”

    1982年，赵尚志同志牺牲4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组织部致信黑龙江省委，要求对赵尚志党籍问题重新进行调查，实事求是地作出结论。6月8日黑龙江省委作出《决定》：“经复查，赵尚志同志在珠、汤联席会议上以及会后，并没有反对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只是对吉东特委、中央代表来信和王明、康生指示信中的一些问题，提出了批评，不存在反对中央和反党‘左’倾关门主义路线问题，更不存在企图捕杀北满省委领导人的问题。赵尚志同志的一生，是忠诚党的事业的一生，他是个坚贞的共产主义战士。他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民族解放斗争中，坚强不屈，英勇奋斗，作出了重大贡献，直至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决定》给赵尚志同志恢复党籍，彻底恢复了名誉；对受牵连的同志，也给予平反，作出了公正的历史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