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开泰徐勇

    吴起不仅是我国战国前期杰出的政治军事改革家，而且还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在我国史学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位置。对此虽有前人谈及，但是至今尚无专文论述，我们根据现存的资料，拟对吴起在史学上的事迹和贡献作一探讨，希望得到专家学者的批评指正。

    一、吴起在《左传》的编撰成书以及传授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左传》一书的作者是谁？史学界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至今没有得到彻底解决。本文对此不作专门讨论，仅就吴起与《左传》究竟为何种关系这一问题，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略抒己见。

    最早把吴起与《左传》的作者联系起来考察的是姚鼐，他在《左氏补注序》中认为：“《左氏书》非出一人，累有附益，而由吴起之徒为之者盖尤多。”姚鼐既不排斥左丘明对于《左传》有“草创之功”，又特别强调《左传》的编撰增补工作主要是由吴起等人所为。

    近人童书业赞同并进一步论证了姚氏的观点，他在

    《〈春秋左传〉作者推测》一文中提出了四条论据：

    “（一）就本书所表现之生产技术、生产关系、阶级斗争、政治制度、文化形态等观察，基本符合春秋时代之现象。知撰作此书必有大量春秋时代史料为依据，作者离春秋时代当不远。

    （二）就本书所反映作者之学识观点而言，其人当为儒家后学，而有少量早期法家思想，于军事甚感兴趣，似长于兵家之学。

    （三）作者似与鲁国有关，故本书记鲁事较详而可信。于列国则扬晋、楚而抑齐、秦，张大楚国之事尤多，则其人亦必与晋、楚有关，而与楚之关系尤密。于内政，鲁则尊季氏而抑公室（如仲子事及成季、成风故事皆被隐晦而曲解）。齐则扬陈氏而抑有显名之齐景公。晋亦扬臣抑君，‘于魏氏事造饰尤甚’。楚乃尊君抑臣，穆王杀父，共王丧师，灵王骄侈，平王昏庸，昭王失国，皆有奖辞，而大臣若屈瑕、子玉、子反、子重、囊瓦辈，悉见贬抑。

    （四）本书多预言，最晚一事为僖公三十一年‘卫迁于帝丘，卜曰三百年’。僖三十一年（公元前六二九年）下数三百年为魏惠王后元六年（公元前三二九年），此时正有子南劲取卫之事（……）余所为预言亦多应验于春秋末至战国前期，然则本书当即在战国前期大体写定。”

    根据以上考证，童书业先生认为姚鼐所说《左传》一书：“‘吴起之徒为之者盖尤多’似非妄说”①。并且进而得出结论：

    “（《左传》）盖吴起及其先师后学陆续写定，惟吴起之功为多耳。”②——

    ①《春秋左传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10月版。

    ②《春秋左传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10月版。

    以钱穆、郭沫若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所持观点与姚鼐、童书业不尽相同，他们认为《左传》成书于吴起而与左丘明无关。钱穆在《先秦诸子系年·吴起传〈左氏春秋〉考》中，从《左传》的预言是否应验来看其成书的年代，进而判定《左传》一书出于吴起而与左丘明没有关系。

    郭沫若也主张《左传》成书于吴起，而非左丘明。他在《青铜时代·述吴起》中认为：

    “吴起去魏奔楚而任要职，必已早通其国史；既为儒者而曾仕于鲁，当亦读鲁之《春秋》；为卫人而久仕于魏，则晋之《乘》亦当为所娴习；然则所谓《左氏春秋》或《左氏国语》者，可能是吴起就各国史乘加以纂集而成。”

    比较姚氏、童氏与钱氏、郭氏的两种观点，我们认为还是以前者更为中肯、可信一些。我国古代一部书的形成与今天大不一样，其突出特点是，作者往往不是一个人，而且在流传过程中又往往有所增补和损佚。考诸先秦古籍，情况大抵如此，《左传》一书似也不例外。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认为：“左氏成书者非一人，录之者非一世。”①他的这种思想具有一定的朴素唯物史观成分，我们在观察和分析《左传》的作者问题时可以作为参考。姚鼐、童书业等人肯定《左传》不出于一人之手，是经若干人不断增补而成书的，他们既指出吴起对《左传》的成书作出的贡献最大，又没有否定左丘明对《左传》的贡献。左丘明在春秋末期为鲁国史官，因其出身贵族世掌史职，语言文字的素养很高，他具有整理鲁国丰富的历史材料的能力和条件。因此，左丘明很可能是《左传》一书的草创者，并且将它传授了下来。钱穆先生在《先秦诸子系年》中说：

    “陶潜曰：‘乐正氏传春秋为道，为属辞比事之儒’。

    乐正子春乃曾子弟子，传孝道，与曾申同学。陶氏谓其传春秋，亦春秋出曾氏，与吴起有渊源一旁证。”——

    ①顾炎武：《日知录》卷四，“春秋阙疑之书”一条。

    这里应该补充说明的是，乐正子春与曾申同学于曾子，乐正子春传春秋，曾申也传春秋。吴起学于曾申，也传春秋。这样才好理解“春秋出曾氏，与吴起有渊源一旁证”的话。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刘向《别录》所讲《左传》的传授关系：“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吴起”是可信的。因此，就目前所掌握的材料而言，我们有理由认为姚鼐、童书业对吴起与《左传》的关系的看法是持平之论。而认为《左传》完全作于吴起的观点，则根据不足。

    吴起在《左传》的传授过程中做了承前启后的工作，他大量增补了鲁、三晋和楚的材料，最后编定成书，并传授给他的儿子吴期。因而吴起对于《左传》的成书所起的作用最大，贡献最多。在吴起去世后，《左传》继续流传，又有零星的补充，这就是《左传》书中出现个别吴起死后事记载的原因。但是应当确认，《左传》的编撰成书，主要是在吴起手里完成的。仅仅从这个角度来讲，吴起就不愧是一位历史学家。

    二、吴起重视历史经验，并具备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主、客观条件

    吴起之所以能够在政治上、军事上有所建树，成为在中国历史上“不会磨灭的人物”①，是同他重视前人的历史经验分不开的。据载，吴起初到魏国，魏文侯就急于向他求教治国治军的方略，吴起首先从历史上一些著名人物的经验教训谈起：

    “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废武，以灭其国。有扈氏之君，恃众好勇，以丧其社稷。明主鉴兹，必内修文德，外治武备。”②——

    ①郭沫若：《青铜时代·述吴起》。

    ②《吴子·图国第一》。

    随后吴起又进一步劝诫魏文侯要注意吸取古时“圣人”

    “行事立功”、“保民业守”的历史经验，他指出：

    “是以圣人绥之以道，理之以义，动之以礼，抚之以仁。此四德者，修之则兴，废之则衰。故成汤讨桀而夏民喜悦，周武伐纣而殷人不非。举顺天人，故能然矣。”①

    魏文侯死后，吴起又辅佐其子魏武侯。武侯也多次向吴起请教“治兵、料人、固国之道”。②吴起仍然采用以古喻今的方法，他对魏武侯说：

    “古之明王，必谨君臣之礼，饰上下之仪，安集吏民，顺俗而教，简募良材，以备不虞。”③——

    ①②③《吴子·图国第一》。

    有一次，魏武侯与大臣们商量国事时，因大家的见解都不如他，退朝后面有喜色。吴起进谏说：

    “昔楚庄王尝谋事，群臣莫能及，退朝而有忧色。申公问曰：‘君有忧色，何也？’曰：‘寡人闻之，世不绝圣，国不乏贤，能得其师者王，能得其友者霸。今寡人不才，而群臣莫及者，楚国其殆矣。’此楚庄王之所忧，而君说之，臣窃惧矣。”①——

    ①《吴子·图国第一》

    吴起引经据典，如数家珍，不仅能够根据需要随时随处讲述和评价各种历史事件，而且还在治国治军的具体实践中，注意学习、效法包括法家前辈和儒家先贤在内的诸子各派许多思想精华和有用的方略，特别是他在理论上、实践上都继承和发展了春秋时代著名将领孙武、伍子胥等人的兵家思想。由此我们可以窥见吴起作为一位历史学家，在他所处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所具有的风格和面貌。虽然关于吴起的事迹，很多今已失传，但从现存的古籍中，我们还能找到散见的吴起重视历史、注意吸取历史经验的许多具体言行。

    吴起之所以能够熟练地掌握各种历史知识，并且在史学著述上取得重大成就，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从主观条件上看，首先是他能广览博取，注意吸收各家学派的思想，并且具有良好的儒学基础。吴起青年时代就好学深思，在鲁国时曾师事著名儒家学者曾子的儿子曾申，学习和掌握了儒家的经典。后来他又辗转魏、楚等国，研究兵法，撰写兵书，成为当时最著名的兵家学者。他还在魏国和楚国推行法治，吸取了不少法家思想。吴起一生的经历，决定了他身上同时具备各家学派的特征。今本《吴子·图国第一》中第一句就是：“吴起儒以兵机见魏文侯。”该书后面又记载吴起同魏文侯大谈所谓道、义、礼、仁“四德”，可见吴起在入魏为将之后，儒家思想的烙印仍然十分明显。吴起的军事思想中，不仅有法家思想的成分，而且也有儒家思想及其他学派思想的成分，这种不拘泥于师承门派，对各家学说兼融并包的风度和气质，不能不说是吴起成为史学家的一个重要的条件。

    《说苑·建本篇》记载：“魏武侯问元年于吴子。”吴起大讲了一通“《春秋》之意”、“元年之本”的道理，可知吴起对于《春秋》之学也是有其特长的，否则魏武侯不会以这样的问题问他，而吴起也讲不出那套大道理来。这是吴起讲授和编撰史籍的又一有利条件。

    吴起一生最主要事业和成就在军事方面，他身经百战，打过许多胜仗。青年时代，他在鲁国为将，率军打败了强大的齐国，创造了以少胜多的战例。之后他被谗出走到魏国，为魏镇守西河，打了许多漂亮仗，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并且在此基础上写成了《吴起兵法》，吴起在军事实践和军事理论上的建树，对于他大量、生动地描写战争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优越条件。

    从客观条件上看，首先是吴起一生经历了卫、鲁、魏、楚诸国，而这些国家都有丰富的历史材料。其中卫国虽然弱小，但文化却始终比较先进。而鲁国的学术风气则更浓，关于史料的整理有着良好的基础，特别有左丘明初步编撰的《左传》。魏国是三晋之一，而且在战国初期处于首强地位，由于国家的强盛、经济的发展以及地处中原为天下交通要冲等等有利条件，文化也十分发达。西晋太康二年（公元281年）在汲郡（今河南汲县）发掘的一座战国魏墓中，发现了大批的竹简即著名的《竹书纪年》，它保存了魏国历史的大量直接记录。有些学者认为这座古冢就是魏襄王或魏安釐王之墓，虽然他们的判断未必能够成立，但是从《竹书纪年》的内容来看，应当肯定发掘出这些竹简的墓就是魏襄王时魏国某个重要人物的墓①。由此可知，魏国的史籍也是非常丰富的。楚国虽然地处偏远的南方，但是至战国初期与中原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已逐渐增多，近年来的考古发掘也证明楚文化并不比中原地区的文化落后许多，而是大致同步发展的。楚国也有自己丰富的历史文献。据《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楚国的史官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可见史籍颇多，而《梼杌》则是专门记载楚史的史书。所有这些，吴起都是有条件有可能涉猎的——

    ①参见徐勇：《魏惠王的纪年质疑》有关部分，载《史学月刊》1986年第3期。

    其次，吴起有研究历史，著述史书的充裕时间。吴起在魏国历经文侯、武侯两代，共二十七年，其中镇守西河长达二十三年之久。镇守西河期间主要是带兵打仗，但闲暇之时有充裕的时间从事研究和编撰历史书籍的工作。据雷学淇《介庵经学》记载：

    “吴起以《左传》传子期，魏人多与闻者，故襄王时史臣述《纪年》，师春言卜筮，石申言天象，多与《左传》符同。”

    从这里可以看出，《左传》与魏的关系十分密切。吴起编写和传授《左传》是在魏国期间，他在传授给其子吴期时，还有其他的人也知道，可证吴起编写和传授《左传》等史书是完全可信的。吴起由魏入楚以后，在楚悼王的支持下进行变法，他身负重任，主持改革，没有更多的时候编撰史书，但是他仍然可以利用其为楚国令尹的有利条件，对楚国的历史资料进行研究，以充实《左传》中关于楚史的部分。这就是在《左传》里鲁、三晋、楚等国的记载比较翔实的原因。鉴于吴起具备了作为历史学家的主、客观条件，而从现存的各种古籍中，又可以找到大量吴起重视历史经验的记载，因此我们认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吴起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是毫无疑义的。

    三、关于《左氏春秋》的得名

    我们在确认吴起为历史学家后，还需要解决两个与吴起直接相关的史学问题。《左传》即《左氏春秋》既然主要是吴起所编撰的，其书名的来源是否也与吴起有直接的联系呢？这是一个长期争论和值得研究的课题。章太炎据《韩非子·外储说右上》所说“吴起，左氏中人也。”在其《春秋左传读》一书中认为：

    “《左氏春秋》者，因以左公名，或亦因吴起传其学，故名曰《左氏春秋》……以左氏名春秋者，以地名也，则犹齐诗、鲁诗之比与？或曰：本因左公得名，乃吴起传之，又传其子期，而起所居之地为左氏，学者群居焉（犹齐之稷下），因名其曰左氏。”

    其后，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袭其说，认为《左氏春秋》的得名，“即以吴起为左氏人故称，而后人因误以为左姓者耶？”郭沫若的《青铜时代·述吴起》则进一步认为：

    “吴起乃卫左氏人，以其乡邑为名，故其书冠以‘左氏’。后人因有‘左氏’，故以左丘明当之。而传授系统中又不能忘情于吴起，怕就是因为这样的原故吧。”

    童书业的《春秋左传研究》对于《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吴起，卫左氏中人也”的话，作了更直截了当的解释：“此《左氏传》名称之所由来邪。”

    学术界名家的主张大同小异，都如是说，这个问题似乎已成定论。我们则认为，这个课题并未得到彻底解决，诸家的解释也不能令人完全信服，还有待于深入研究。吴起虽然确为卫国左氏人，但在卫国时吴起并没有接触《左传》，《韩非子》所说吴起是左氏人的一段记述，是讲吴起在卫出妻的事。此时，吴起正值青年，虽有大志，但还没有与儒家及其他学派发生关系。据《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载，吴起在卫“其少时，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乡党笑之，吴起杀其谤己者三十余人，而东出卫郭门。”由此看来，吴起少年时代未曾学儒，青年时代在卫也没当官，并不得志，且杀人后从卫国出走了。到鲁国时吴起才师事曾申，与儒家建立了联系。他接触《左传》原书亦当在鲁国之时。刘向《别录》所说《左氏春秋》的传授关系：“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吴起”，与吴起本身的经历相符。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左氏春秋》并不是因为吴起为左氏人而得名，两者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

    本文前已论及，我们认为姚鼐、童书业关于《左传》作者的意见最为合理，即《左传》主要成书于吴起，而左丘明实有草创之功。所以《左氏春秋》一书的得名，当因左丘明之故。

    吴起作为历史学家既然参与了史籍的编撰及讲授工作，那么他是否曾为史官、是否就是某些古书上记载的史起呢？这也是一个需要弄清的问题，郭沫若说：“我还疑心吴起在魏文侯时曾经做过魏国的史官，魏文侯时有一位史起，大约就是吴起”。①他的这个观点来源于《吕氏春秋·乐成篇》和孔颖达《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正义》。为了把问题考辨清楚，我们照录《吕氏春秋·乐成篇》和孔颖达《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正义》的两段有关文字如下：——

    ①郭沫若：《青铜时代·述吴起》。

    “魏襄王与群臣饮，酒酣，王为群臣祝，令群臣皆得志。史起兴而对曰：‘群臣或贤或不肖，贤者得志则可，不肖者得志则不可。’王曰：‘皆如西门豹之为人臣也’。史起对曰：‘魏氏之行田也一百亩，邺独二百亩，是田恶也。漳水在其旁而西门豹弗知用，是其愚也；知而弗言，是不忠也。愚与不忠，不可效也。’魏王无以应之。明日，召史起而问焉，曰：‘漳水可以灌邺田乎’？史起对曰：‘可’。王曰：‘子何不为寡人为之？’史起曰：‘臣恐王之不能为也’。王曰：‘子诚能为寡人为之，寡人尽听子矣’。史起敬诺，言之于王曰：‘臣为之，民必大恐臣。大者死，其次乃藉臣。臣虽死藉，愿王之使他人遂之也’。王曰：‘诺’。使之为邺令。史起因往为之。邺民大怨，欲藉史起。史起不敢出而避之。王乃使他人遂为之。水已行，民大得其利，相与歌之曰：‘邺有圣令，时为史公，决漳水，灌邺旁，终古斥卤，生之稻粱’。使民知可与不可。则无所用矣。贤主忠臣，不能导愚教陋，则名不冠后、实不及世矣。史起非不知化也，以忠于主也。魏襄王可谓能决善矣。诚能决善，众虽喧哗而弗为变。功之难立也，其必由硇硇邪。国之残亡，亦犹此也。故硇硇之中，不可不味也。中主以硇硇也止善，贤主以之硇硇也立功。”

    “《吕氏春秋》称魏文侯时，吴起为邺令，引漳水以灌田。民歌之曰：‘决漳以灌邺旁，终古斥卤生稻梁。’”

    比较这两段引文后可以看出，显然是孔颖达把《吕氏春秋·乐成篇》中的魏襄王改为魏文侯、史起改成了吴起。这两处修改，前一处看来是正确的。

    但是，孔颖达改史起为吴起却是不对的，此处很可能是孔氏的笔误，“史”与“吴”形近而误，阮元《校勘记》之说是正确的。将“史”字误为“吴”字，不只孔颖达一人，还有《太平御览》四百六十五条一段文字可资证明：

    “邺有圣令为吴公，决漳水灌邺旁，终古斥卤生稻粱。”

    这就是把“史”字误为“吴”字的一例。陈其猷先生《吕氏春秋校释·乐成篇》第1001页注〔四二〕说：“疑‘吴’为‘史’误，在‘为’字下，错倒于上耳。”《太平御览》中还有多处引用前面我们抄录的那句话，足证陈其猷之说是合理的。如果把那句话更正过来就是：“邺有圣令为史公”，这就和《吕氏春秋》所记一致了。可见“史”、“吴”形近而误之说是有道理的。

    我们再从吴起在魏国的记载看，《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说，吴起到魏以后“魏文侯以为将，于是击秦，拔五城”。这就是说，吴起从鲁国到魏国后，很快得到重用，为将击秦，攻占西河。接着参加了伐中山国的战争，之后即任西河守。吴起守西河是他在魏的主要事业，长达二十三年之久。《史记》等书都没有讲吴起治邺的事，西河与邺相隔甚远，吴起不可能在任西河守时兼任邺令。另外，吴起是否担任过魏文侯的史官呢？《史记》等书中也无记载。当然，吴起在鲁国师事曾申，学习《左氏春秋》，具有史官之才，这是客观事实。但吴起既没有任邺令，也没有任魏文侯的史官，则史起就不是吴起。再说，史起也不一定因为有“史”字就必定是史官，如春秋时期卫国大夫史鱼，就不是史官。因此，仅据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一条不太可靠的材料，是不能证明史起就是吴起的，我们认为史起并非吴起而当另有其人。

    史起治邺是在西门豹之前，西门豹集引漳灌邺之大成，在历史上受到人民的歌颂是应该的。但是史起初创引漳灌邺的功绩，后人也没有忘记。《吕氏春秋·乐成篇》首先记载了他的事迹，之后《汉书·沟洫志》、《北堂书钞》、《艺文类聚》相继记载了歌颂史起的民歌，《太平御览》六十四、八百二十一、八百三十九、八百四十二条也均有记载。另外，明万历年间在《重修万金渠闸记》中也说：“邺旧有万金渠，实西门豹、史起二公遗迹在焉。”总之，史起只是首创引漳灌邺有功的历史人物，与吴起并不是一个人。有关史起的事迹文献记载比较缺乏，还有待于今后的考古发掘来解决问题。

    四、结语

    综前所述，我们认为，吴起不仅是战国初期杰出的军事思想家和政治改革家，也是一位历史学家。《左传》一书，草创于左丘明，而主要成书于吴起。吴起具有作为历史学家的各种主、客观条件，他十分重视吸取前人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并且将其丰富的历史知识运用于他的改革实践和史籍著述之中。吴起在我国史学发展史上应占有重要的地位。虽然如此，根据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我们也应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承认，《左氏春秋》一书的得名，并非因吴起为卫国左氏人之故。吴起也没做过魏文侯的史官，史书记载的史起与吴起并不是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