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散了，中央工作会议出席者不是十一届中央委员的，除了九个建议补进中央委员会的人之外，都回到本地区或部门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抓工作去了。
这次会议在闭幕时交代清楚：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和随即召开的三中全会两个会议一起传达，但回去的同志可以先将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在小范围内讲一下。
我来自国务院研究室这个很小的单位，单位里的日常工作一直有别的同志在处理；当时我还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副院长，我抓的工作是各个学科的长远规划，这是一件务虚成分大一点、伸缩性也大一点的工作，不像别的单位的负责人，多日离开单位，有许多重要工作等着回去处理。中央工作会议散会后，我、胡绩伟、曾涛等人被继续留在京西宾馆，说是也许会议有工作需要我们。但事实上这五天中没有要我做什么事，让我在那里舒舒服服地继续观察与思考了几天。
对这个中央工作会议，12月13日三位中央常委的讲话作了总结。我们西北组12月15日全体通过了一个综合简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我们西北组的一个总结。而我个人那时没有想到也应该对自己参加这个会议的体会做一总结，现在写这篇《追记》，倒是补做这个工作的一个机会。因此决定在叙述会议的过程直到写了“散会”这一节之后，再写一下自己对会议精神的体会。
第一，我想写的是，这个会议的确是一个在科学思想指导下的会议。
在我所知道的中央的重要会议中，会前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上做了充分准备，在会议期间充分运用理论，联系面临着的问题和实际的并不很多。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是这样的一个会议。在会前一方面把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进行了批判，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路线分歧的历史，另一方面又研究了中国的国情，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创造性的理论观点。在这之后也许就可以数得上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了。
这次会议是以在科学思想指导下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并且取得胜利为特征的。从原则上说，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这次会议和党的七大的相同之处。党的七大是在科学地总结了1927—1937年党的历史的基础上召开的。由于批判了和纠正了党的领导机构所犯的政治、思想、组织上的错误，尤其是那个期间曾统治全党的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这才使得制定七大正确路线方针、争取民主主义革命取得最后胜利成为可能。
在“四人帮”粉碎后，我们遇到的问题则是党内出现的把年老体衰不能正常工作和思考的毛泽东的“指示”、“决策”奉为神明，必须坚决始终不渝遵循照办，提出“两个凡是”方针，一方面直接保护“文革”中提出的许多错误观点，妨碍拨乱反正，另一方面又妨碍党和人民总结历史教训，在“四人帮”被粉碎后的新时期推行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新方针路线。如果我们仍沿着“文革”时期错误的道路走下去，“四人帮”虽然不存在了，但仍有“亡党亡国”的危险。
与党的七大来比，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党所处的时代不同了，条件不同了，面临的任务不同了，但一定要在科学思想的指导下工作这一条是不容许违背的，在指导革命和建设中我们要求人们去研究它。我在“四人帮”粉碎后曾经讲过三句话：
宗教之为宗教就是要人们膜拜它；法律之为法律就是要人们服从它；而科学之为科学就是要求人们去研究它，理解它，在自己的活动中尊重它，运用它。
马克思主义既然是科学，就决不允许人们对它采取膜拜、服从的态度。对作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尚且不应膜拜或服从，何况在粉碎“四人帮”后出现的“两个凡是”，是要求人们去膜拜、服从只是以马克思主义名义说的话做的事。在“文革”期间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创造了像“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按劳分配产生新资产阶级分子”、“批判唯生产力论”等反马克思主义的谬论。从1976年以来，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国理论界就在经济学和政治学的领域中批判这些谬论。当然这些谬论是打着马列主义的旗帜，这一点对于理论界倒不成为什么问题，比较容易揭露这些歪曲。但是，谬论有的为毛泽东所肯定，有的本来就来自毛泽东的观点。比如毛泽东在1974年10月就说过：
“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
虽然当时批判这些谬论尽量避开毛泽东，但仍然遇到“你们针对着毛主席”的责难。再加上几个重大案件如“天安门事件”，也有一个毛泽东点过头、讲过话的问题，不好解决。看来如果不上升到哲学的高度，问题是解决不了的。于是到1978年春夏，我国理论界在哲学领域中写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对这篇文章，先是学术界开展了讨论，后来扩展到了党政军领导干部，先是在北京，后来扩展到了外省市，反映强烈。同时也很快受到一些人的严厉的责难。这就需要在理论上做更透彻的阐发，需要开展争论。
在中央工作会议前的八九月间(具体时间在我的笔记本上没有记下来)，邓小平有一次找我们几个在社会科学院工作的人谈话。他很关心按劳分配问题上对“四人帮”谬论的批判，问我们按劳分配问题讲得是否已经很充分了。他讲，主要是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并且说“常识不应该成为问题”。
邓小平在这次谈话中鼓励我们理论界要讲话。他说，你们自己不觉得，理论界发言是有权威的。他又说，你们社会科学院是理论机构，在理论问题上不能让步，我不劝你们在理论上迁就，迁就就会失去原则。他要求理论界站得更高一些，并且讲点方法，有利于解决问题，有利于团结。他说事实和道理当然要说清楚，但要考虑在什么场合说清楚。
邓小平要我们考虑这场争论如何解决。在我们谈话那天，邓小平希望找到办法来解决这场争论，不希望“在工作会议上冒出来”，而希望理论界争论双方在思想上沟通一些。可是工作会议一开始后，这个争论果真“冒出来”了，而且“冒”得有相当重的分量。这个问题上的争论展开之后，邓小平在会议期间有一次找胡耀邦和我两人谈话时，说要讲理论问题的重要性。这时候他讲：这个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很好，越看越好，越看越是个政治问题。后来他在闭幕会的讲话中说“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越看越重要”说明，就是对邓小平来说，也有一个认识深化的过程。会议的参加者都有这种感觉。
我感到这个会议有这样一个特点，而且一开始就具有。因为这个会议召开之前叶剑英、邓小平就讲这个精神，而且有“四人帮”粉碎后两年理论工作的准备。我赞成三中全会后一个月胡耀邦说过的话：
“这两年的思想理论工作，就它的规模来说，就它的战斗作用来说，就它对全党的理论水平的提高来说，超过了建国以来任何一个时期，可以说是延安整风以后理论工作做得最出色最有成绩的两年。”
不但专门从事理论工作的同志，而且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对理论的兴趣也很高。这次中央工作会议，许许多多的参加者的发言都讲遵循科学思想，都讲科学精神、科学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