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认真回忆这个中央工作会议的整个过程之后，我感到中央常委对这个会议的领导是值得写一写了。

    这次会议期间严格地实行集体领导原则。会议的安排都由五个常委集体讨论决定；会议期间各组召集人汇报都是常委们一起听，一起研究，三个大会五个常委一起参加；在闭幕会上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讲话，如果不了解情况，只看文字材料会分不开三人讲话的次序，因为任何一位发言都说同意另外两个人讲话的内容，这说明三个人的讲稿都是彼此看过的。

    会上华国锋的讲话还说到某些决定是经过政治局讨论过的，政治局委员全都通知到会。开政治局的会是很方便的，但是我没有听说任何时间开过政治局会议，虽然在我们西北组就有几个政治局委员，但没有听谁说起过，我所知道的只是常委们的某些活动。常委的领导作用就表现在一是几次大会上三个常委的讲话，二是召集人若干次汇报会，当然还有其他活动。

    三次讲话在前面我都追记了。那三次我都直接听了，而且发言稿都发出了。有一次华国锋离开稿子讲的话，我在笔记本上记了下来。叶剑英讲话有一小段讲了，后来发出的稿子删掉了，我也记得内容。常委听各召集人汇报时的讲话，简报上不发，但召集人回到组里做了传达，我有笔记，但有的详尽，有的简单，有的是只记了几行字的一两页小纸片，但对于我回忆都是重要的材料。

    常委召集的这些会议善于引导各分组的讨论逐步深入，使分组的讨论很好配合了常委的意图，又使参加讨论的人并不感觉有任何被动，而是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发言。

    这个会议可以按照这类会议的惯例，设有秘书长(也有人——不是当时而是后来——说秘书长就是汪东兴)，但是在会议资料中从来没有出现过秘书长这三个字。整个会议过程中，也没有秘书长出面告诉到会人员某一件事情。这是不是说明这个会议根本就没有设立秘书长。我当时不了解，直到现在也不了解，我只知道会议开幕是华国锋宣布的，以后会议时限的改变、一次一次地延长以及讨论题目都是在汇报会上由华国锋说了，然后向各组传达的，不过这种布置对各组并没有很大约束力，各组乃至个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图去做，但大体也还起某种引导作用。

    常委在汇报会上可以听到简报上没有反映出来的事情，然后五个常委各自发表意见。就我听到的传达、看到的材料来看，常委之间只有互补的意见，没有发生不同意见的争论，有的意见各自有侧重。会上常委所讲的水平高、有创见、有启发性的意见，带回各组去，就对大家起启示和引导作用。常委的发言引导会议一步一步地深入。

    常委一共听了多少次汇报，开过多少次这样的会，我肯定记得不全，我记得的有七次。我从1980年11月19日胡耀邦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中了解到这样一个情况，胡耀邦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前夕他向华国锋提出：是否把你们的八次讲话稿印发到全党。我两次对国锋同志讲过。国锋同志说，他说过了，检讨了，就算了吧！这“八次讲话”讲的是什么？不会是大会上华国锋和叶剑英、邓小平的五次讲话。因为这五次讲话，已经印发给到会的同志了，而且也不够八次。好像也不是听汇报时的讲话，那样的汇报会即使正好八次也不会发生华国锋说的他已经“说过了，检讨过了”那样的情况。这八次究竟是怎样的八次，至今我不知道。

    不过我想，在中央工作会议的36天中，常委们一定还单独开过会，不会只开召集人的汇报会，有许多话只能在五个常委中间讨论。有的问题是不便在各组召集人面前讨论的，在召集人面前常委不便争论，有些问题如中央人事问题也要五个人在一起商量。这样的会究竟开过多少次，我不得而知。常委之间的活动总有一些是其他出席者所不知道的。但是所有的汇报会都是对全体出席者公开的，常委的思想在这个会议上的透明度恐怕也是历次中央会议所少有、甚至绝无仅有的。

    除了在这个会议上，常委还另外有一些集体行动，如11月25日晚接见北京市委和团中央负责人的谈话，看来是一字一句集体推敲过的，这样的表态应该有书面的稿子，不知道究竟有没有稿子留下存档。这次表态是发生在会外、但对会内产生影响的一件事。

    除了汇报会之外，常委某一次讲话的书面记录——我是指邓小平两次会见外宾的讲话，后来也发给了到会代表，那也是起很大的指导作用的。邓小平与日本外宾的谈话发给到会代表这件事，常委们就在汇报会上议论过的。

    个别常委还有单独活动，如李先念就曾召集十三人的会议(我不知道是否是《天道》一书中讲的“农业座谈会”)，讨论农业问题。李先念的这个活动应该说是会内的活动，对农业文件的制定是起了作用的。这件事李先念同志在汇报会上也提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