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荃父子一行到达水西门码头时，江宁城已沉浸在一片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了。各大衙门、商号，以及有钱人家的大门口，早已张灯结彩，装点一新。从他们那高高的围墙里传出的不只是爆竹的鸣响，还有各种诱人的香味和悦耳的管弦之声，以及能使满天雪花融化的热气！同治十年即将过去，楹柱上的旧桃要换新符了。人们在祭神祭祖祭天地，祈祷着新的一年里，在祖宗神祇的保祐下升官发财，阖家吉祥，平安顺畅，事事如意。

    乍看起来，江宁城是繁华的，安宁的，尤其是那秦淮河的画舫丝竹，夫子庙的百业杂耍，胭脂巷的红男绿女，贡院街的肥马轻裘，更把这个六朝古都点缀得温柔富贵、风流旖旎。细看却不然。不用说城外那些烧砖的破窑里，低矮的土地庙中，城墙边一个接一个用旧席烂板搭成的小窝棚里，就在城里的屋檐下、桥墩下，以及那些形形色色的破烂棚子里，不知蜷缩着多少奄奄一息的饥民乞丐、逃荒流浪者。他们面黄肌瘦的脸孔，深凹失神的眼睛，用麻袋树皮裹着的身躯，还有那就在他们不远处躺着的一具具冻僵的饿殍，把江南第一城的繁华表象撕得稀烂，把同治中兴的神话揭露无遗！

    江宁城里地位最高的衙门——两江督署，迎来了它复建之后的第一个新年，本该盛妆浓抹、热热闹闹地庆贺一番，但由于它的主人素来俭朴，更因他在年前到城里城外巡视了一遍，亲眼见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情景展现在他的治下，心情异常沉重。他吩咐家人只在大年三十夜晚和初一早上放两次鞭炮，其他日子一概不放，酒肉果品不可过丰，全家老老少少一律不做新衣，略比平日干净整齐点就行了。大门口除悬挂四个大红灯笼表示吉庆外，所有一切与往日无异。

    因九弟的到来，曾国藩的心情异常兴奋，接连长谈了两个夜晚。曾国荃将在猛虎山上作客的一节暂时不提，先告诉他康福的消息。

    “康福还活着？”曾国藩惊喜万分，接着又喃喃自语，“那年打扫战场，一直不见他的尸身，我便存着一线希望：莫非康福没有死？果然现在还健在，真是天祐善人！”

    曾国荃把去东梁山访康福不遇，见到其子，留下字条一事简略地说了一下，又将康重着实夸奖了一番。

    “你怎么会知道康福隐居在东梁山呢？”康福还活着，给重病中的曾国藩很大的安慰。

    “我在荻港码头上偶遇吉字营一旧部，听他说起的。”

    “哦！”曾国藩没有再追问下去了，他两眼望着烛光出神，好似在回忆与康福相处的岁月，好长时间才轻轻地说了一句，“不知康福什么时候从武当山回来，我真想有生之日再见他一面，我亏欠他的太多了！”

    “这个容易。”曾国荃说，“过段时间派人把他接到江宁城来就行了。”

    也许是兴奋过度的缘故，曾国藩的旧病又发了：头昏眼花，右脚麻木，耳鸣不止，一连几天不能开口说话。同治十一年大年初一，曾国藩在仆人搀扶下，勉强出面，接受江宁文武的祝贺，并率领大家望北向太后、皇上叩拜。仪式刚一结束，便又卧倒床上。江宁官场新年互拜的闲聊中，都免不了一个重要话题：宫保曾侯病情严重。大家叹息着，说过去的军营太艰苦了，这些年的公务又如此繁重，任是铁人都难以支撑。也有人悄悄议论：老中堂的病主要来源于前年的津案，“外惭清议，内疚神明”，这种心灵深处的悔恨所造成的痛苦，要比劳累给人的伤害强过百倍。

    两江总督衙门更是笼罩着一片阴云。欧阳夫人夜夜对着祖宗牌位默默祷告，祈求祖宗在天之灵保祐夫子早日康复。欧阳兆熊带着几个名医天天进府诊视。前年曾国藩在天津时写信要儿子做棺材，纪泽兄弟不忍心做。眼见这次情形严重，纪泽悄悄地跟九叔商量，要不要把寿器先做好，并说有现成的建昌花板在。曾国荃想了一下，说：“迟早要做的，现在就做吧。”于是督署东侧几间杂房里，三个木匠开始敲敲打打了。

    到了初七后，曾国藩病势渐有好转，头不晕了，能吃点稀饭了，便挣扎着起来，把前几天的日记一一补上。刚写了几页字，又觉得累了，只好闭着眼休息。略歇一会，感觉到好了一点，便又拿出一本《理学宗传》来阅读。

    “大哥，我给你一样好东西！”曾国荃走了进来，一只手放在背后，脸上洋溢着欣喜的光彩。这一瞬间，使曾国藩想起三十年前，跟着他在京师读书的那个十七八岁九弟的神情。

    “有人给你寄来一封信，你猜猜是谁？”

    “给我写信的人成百上千，我哪里猜得出！”看着九弟这副高兴的模样，做大哥的也受到了感染，干枯多皱的脸上略露一丝浅笑。

    “你绝对想不到，是左老三从西北寄来的。”曾国荃躲在背后的手高扬起来，两个手指夹住一个长大的信封。

    “是左季高的信？”突然之间似乎顿生力量，曾国藩竟然站了起来。“快给我看！”

    不能怪曾国藩太激动。这个在西北战场上建立赫赫战功的老友，自金陵攻克之后，已整整八年没有来信了。尽管曾国藩曾主动给他写信表示友好，尽管有关西北的粮饷，曾国藩一粒不缺、一文不少地准时发出，尽管应他之请，将湘军的后起之秀刘松山派出支援，左宗棠始终没有一纸亲笔信给曾国藩，寄来的函件全部是冷冰冰的公文。这些年来，每当想起湘军创建之初，左宗棠所给予的大力支助，尤其是靖港败后欲再度自杀的那个夜晚，左宗棠一席与众不同的责骂所起的巨大作用，曾国藩就觉得对左宗棠有所亏欠，甚至连左宗棠骂他虚伪——这对一向以诚自命的曾国藩来说，是伤透了他的心——他也能予以体谅宽容。不过，左宗棠的倔脾气，曾国藩是知道的，实在要犟到一头去，自己也无能耐拉回来。

    现在，这个英雄盖世的今亮居然万里迢迢地寄来了私函，信封上端正地写着“曾涤生仁兄亲启”，跟道光、咸丰年间一个样，曾国藩不觉油然而生亲切感。

    他拿起剪刀，小心翼翼地剪开信套，里面跳出左宗棠劲秀兼备的字迹。他擦了擦眼睛，然后抖开纸，聚精会神地看起来。曾国荃站在一旁，只见大哥脸在微微抽搐，手里的纸在轻轻地颤动。曾国藩看着看着，终于双眼一闭，身子向椅背一仰，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叹道：“左季高毕竟是我辈中人！

    他是个真君子！”

    说话间，信纸从手指缝间飘落下来。曾国荃拾起一看，信上写着：涤翁尊兄大人阁下：

    寿卿壮烈殉国，其侄锦堂求弟为之写墓志铭。弟于寿卿，只有役使之往事，而无识拔之旧恩，不堪为之铭墓。可安寿卿忠魂者，唯尊兄心声也。

    八年不通音问，世上议论者何止千百！然皆以己度人，漫不着边际。君子之所争者国事，与私情之厚薄无关也；而弟素喜意气用事，亦不怪世人之妄猜臆测。寿卿先去，弟泫然自惭。弟与兄均年过花甲，垂垂老矣，今生来日有几何，尚仍以小儿意气用事，后辈当哂之。前事如烟，何须问孰是孰非；余日苦短，唯互勉自珍自爱。戏作一联相赠，三十余年交情，尽在此中：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大哥，季高向你赔罪了。”曾国荃也很激动。

    “不是赔罪，这正是季高的心地光明之处。”曾国藩缓缓站起，握着扶手立着，然后离开靠椅，在屋子里慢慢走了两步。“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他在心里默默地念着，想起了处理天津教案期间，总理衙门转来的左宗棠的信。那封信以激烈的态度、尖锐的言辞，指责津案办理的错误，赞扬津民的爱国热情，就差没有明骂他是卖国贼了。以左宗棠的名望地位，当时这封信给曾国藩的压力和痛苦可想而知。而今这“谋国之忠，自愧不如”的话，岂不是委婉地表明了左宗棠对曾国藩处置津案的肯定？因津案而身心受到巨大刺激的前湘军统帅，是多么需要别人在这件事情上对他的理解，尤其是像左宗棠这样的人的理解！曾国藩不仅因此而化除了与左宗棠的多年嫌猜，甚至于对老友生发出感激之情来。他突然停下脚步，重新坐在靠椅上，右手习惯性地摸着胡须，笑着对弟弟说：“沅甫，我给你讲一个关于季高的最新故事。”

    “左季高的故事最多，今后可以编一部书。不知大哥又听到了什么好故事。”

    “左季高在兰州当陕甘总督，当年他隐居的东山白水洞几个邻居想去看看他，当然也想借此出去观光观光，于是写封信寄到兰州。左季高回信邀请他们去，并且寄来三个人的盘缠，白水洞三个老农夫结伴同行，跋山涉水到了西北。左季高见到这三个老乡，比见到朝廷派去慰劳的钦差大臣还高兴。

    一连三天跟他们在一起吃饭，与他们共一个铜水烟壶吸烟，畅谈在东山耕作的往事。左季高待微时乡邻的真情实意，令部属们感慨不已。

    “这天晚饭后，季高又与三个乡邻随便聊天。天气热，他干脆脱去衣褂，露出一个大腹便便的肚子，躺在靠椅上。他摇着大蒲扇，问乡邻：‘你们看，今日左三爹爹与昔日左三爹爹有什么不同没有？’一个说：‘你老跟二十年前一个样，还是那样随和没架子。’另一个说：‘也没有老，跟先前一样健健壮壮的。’第三个说：‘就是一点不同，先前的肚子没有现在这样大。’季高很得意，拿蒲扇拍了拍大肚子，问：‘你们可知道这里装的是什么？’一个说：‘装的是鱼肉鸡鸭。’另一个说：‘左三爹爹在西北吃不到猪肉鲜鱼，我看里面装的是牛肉羊肉。’第三个说，‘不对，是海参、燕窝。’季高哈哈大笑起来，说：‘你们都猜错了，这里面装的是绝大经纶。’三个乡邻都惊呆了。一个说：‘左三爹爹，你把金子做的轮子吞到肚子里不可惜了吗？’另一个说：‘而且是绝大的，怎么吞得进呢？’左季高听了，笑得手中的蒲扇都掉到地上去了。”

    曾国荃也大笑起来，问：“这是谁说出来的？”

    “还有谁？白水洞的三个乡邻一回到湘阴，逢人便说，怪不得左三爹爹本事大，原来他肚子里有一只会转的金轮子！”

    曾国藩说到这里，自己也忍不住笑起来。

    “大哥，你大安了？”曾国荃见他笑得开心，欢喜地问。

    “大安了！”曾国藩快活地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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