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诗歌，不能不提到郭小川和他的著名诗作：《团泊洼的秋天》和《秋歌》。
郭小川（1919-1976），当代著名诗人，河北省丰宁县人，原名郭恩大。郭小川有着光荣的革命经历，曾任二五九旅旅长王震的秘书。“文革”前任中国作家协会秘书长、书记处书记。50年代以《向困难进军》和组诗《投入火热的斗争》雄踞诗坛。60年代的《甘蔗林——青纱帐》等诗作问世后，与贺敬之共同奠定了当代政治抒情诗的基础。其诗歌创作成就表现为两方面：一是政论与抒情结合的政治抒情诗；一是具有探索价值的长篇叙事诗，如《白雪的赞歌》、《深深的山谷》、《严厉的爱》、《一个和八个》、《将军三部曲》等。
将政论形式与抒情性相结合的创作手法和艺术成就，在“文革”十年中被新一代青年诗人所承袭，成为“文革”中官方诗歌的主流。当代政治抒情诗的开创者、曾被誉为“时代歌手和号角”的郭小川，却在“文革”运动中一落千丈，堕入炼狱，被剥夺人身自由及写作权利，长久地陷入苦闷之中。
郭小川之子郭小林（1946-）北京景山学校初三学生，1964年因受到时代精神感召，自愿报名去了北大荒，当时年龄仅16岁。“文革”中，郭小林学习其父将政论与抒情诗紧密糅合的创作手法，在1968-1976年先后发表《林区新景》等30余首诗作，成为“兵团诗人”。他曾在1972年、1973年元旦受《兵团战士》报（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政治部主办）之托，在元旦发表“社论”式政治抒情长诗：《战士爱边疆》、《考验我们吧，时间——和年青战友共祝新年》，在兵团中产生巨大影响。
意味深长的是，郭小川、郭小林父子在“文革”运动的冲击下，共同经历了一段曲折、辛酸的心路历程。父子两人先后踏上了地下诗歌的创作之路。特别是郭小川在“文革”结束前夕，写下了有名的《团泊洼的秋天》、《秋歌》。
作为一位走过战争年代并经历多次运动的著名诗人郭小川和新一代知青诗人郭小林，父子俩人在“文革”十年中的这段崎岖的诗歌写作道路，具有相当的典型性。描述和反思他们在“文革”中的生活命运、深层心态、文学活动和两代人之间的思想交流，对于分析、探讨“文革”时代中国诗人的心路，理解和确认这一历史时期文学复杂的“地上”、“地下”关系等，都具有一定价值。
1971年夏天，东北建设兵团在佳木斯兵团总部举办了文艺创作学习班。这次学习班，集中了兵团各师的创作骨干40余人，后来的所谓“北大荒强力集团”的李龙云、梁晓声、肖复兴、陈可雄、陆星儿等人，画家赵小沫、沈嘉蔚等人，都参与了此会。各路英雄在会上各展才华，使这个学习班成了风云际会的“群英会”。在这个会上有一首长诗引起了轰动，这就是郭小林的600行长诗《誓言》。
郭小林把《誓言》拿出来，本意是想征求各方面的意义，尤其是知青同道的意见。诗在学习班上反映强烈，上午才在文学组拿出去，吃午饭后就有人传开了，说825农场来了个“小诗人”如何如何。当时，学习班集体住在兵团总部大楼后面的兵团二招，这是一栋简陋的青砖小平房。晚上，大家挤在不大的饭厅里开晚会，有人把《誓言》拿到会上去朗诵，大多数人反映强烈。一个师大女附中的知青跑来向郭小林祝贺。兵团宣传部的老干事们也议论说“果然是老子英雄儿好汉”。但也有些写诗的私下表示不服气。当时的知青一个比一个狂。这次学习班后，《誓言》一诗便开始在兵团各师悄悄流传，先是在各师宣传队流传，后又传到各团宣传队。一些各连队的文学爱好者，将《誓言》中的佳句抄录在自己笔记本上，在知青中相互传阅。
《誓言》一诗，主要记述了一个红领巾见到毛主席，送给毛主席一个红苹果的故事。后来，红领巾长大了，经过艰苦的斗争生活，把对毛泽东纯真的情感升华到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这个故事，基本是郭小林的亲身经历。
1952年郭小林才6岁，随父亲调到北京，居住在中南海，曾两次见到毛泽东。一次郭小林同一个小朋友，两人在湖边玩，忽然见毛主席由林荫道散步走过来，郭小林匆匆跑回家，拿了一个红苹果，追上毛泽东由后面塞在毛的手里就同小朋友一齐跑了。郭小林看到毛泽东慈爱地向他们微笑。第二次，在毛泽东用稿费建的泳池中，郭小川教郭小林游水，毛泽东在游泳池另一头，身披睡袍，倚在躺椅上，郭小川对儿子说，“去向毛主席问好吧！”郭小林便爬上池岸跑过去，向毛主席问好后，毛泽东问，“你叫什么名字？学习怎么样？”郭小林低声讲，“不太好！”这时，边上一个凑过来的男同学插话说，“他学习好，还得过二等奖呢！”当时，郭小林在万寿路中央直属机关小学即现在育英中学上学。毛泽东微笑说，“你比我强，我上学还没得过奖呢！”
《誓言》基本是对以上两个情节加以改写，诗中毛泽东的形象，平易、亲切，而较少神秘色彩。
浩浩的天海边泛起了黎明的波澜，
星辰的鱼群正在越游越远。
毛主席结束了一夜的工作，
走出办公室，把太阳托出海面。
……
诗中“我”的形象，则令人想起50年代电影插曲：“让我们荡起双桨”或“穿过绿色大树林，我们奔向美丽的地方”所描述的幸福美好的少年儿童。
蔚蓝的海水呀，
清波潋滟。
岸边的汉白玉栏杆，
也显得那样非凡。
翠绿的高树如两排标兵、
这里似乎要举行辉煌的盛典。
一切都在凝神屏息，
仿佛是盼望十月一日整十点。
……
四点钟了，
中南海显得更加肃穆庄严
金色的夕照抹遍了林荫道，
如同华灯把会见厅装点。
郭小林在此处宣泄了“文革”中一代青年人对毛泽东由衷的崇拜和热爱之情。这是一个时代的绝唱。然后轻轻打住：
我便飞跑过去，像一只轻捷的小燕。
我把苹果放进那健壮的大手。
在以后的篇章“我”仿佛浓缩了一代青年人的形象，将他们艰苦劳动、思想改造的痛苦磨炼铸进“我”这个代表人物。应该讲，郭小林写作时，是非常真诚的。他所写下的诗句，几乎每一行都可以找到他真正实践的注脚。“文革”前的1964年他才16岁就报名去了北大荒。当时青年都崇拜“军垦”和“江西共大”。《军队的女儿》、《边疆晓歌》等小说和电影《军垦战歌》在青年心中掀起了一阵“热流”。但“文革”前像郭小林毅然去北大荒的却仍然是少数。他下到农扬当一名农工，一连干了10年，五次兵团、师、团里调他，他都不走，坚持在连里干。可是，因为他不愿同连队干部拉拉扯扯，不会同连长、指导员喝酒拉近乎，不会给干部送油、烟、糖果、布料，所以连团也没入上，甚至连一般知青羡慕的开机车、当教员等工作也轮不上他。当时，他痛苦过迷惘过，但他一直赌着一口气，是红是白干给你们看看。
郭小林的生活磨炼，不止于大量汗水，而且要彻底“抛弃自我”。
“苦恼的手指/拨动着烦躁的心弦／疑问的小鸟／整日在我的眼前盘旋。”郭小林反省自己吸食“读书作官”鸦片，误上了“下乡镀金”的绝岩。决心在“高温”、“高压”下“熔解”自我，从零开始，变成为一名工人、农民和士兵。
只是在思想中加入理解的燃料，
热爱的感情才如同烈火炽燃。
是革命实践的车床，
把认识的毛坯加工成理性的零。
……
一步步地把自己的心呵，
和那颗伟大的心紧紧相连。
我知道，这才是和毛主席真正的接近，
远胜过十五年前那幸福的一天。
在1970年特有的政治氛围中，郭小林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达到狂热程度。他每天从田间回来，别的知青倒头即睡，而他点上自制的小油灯，在帐子里赶写《誓言——献给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白天干活，边干边构思，眼前闪出了好句子，就停下镰刀，划几笔。他把抄在六十四开活页笔记纸上的部分长诗和整体构思寄给父亲，很快收到了父亲的长信。父亲以不同以往的口气说：“我将一反过去不赞成你写诗的态度，毫无保留地支持你写好这首诗。”在当时的郭小川看来，歌颂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乃是当代文学的最高使命，同时诗中也确实显露出郭小林熠熠闪耀的才华。母亲则在信中描述了父亲和她的激动。郭小林看到父亲熟悉的笔体在诗稿上批着“好”、“还好”的字样，感到自己是世上最幸福的人了。他终于得到父亲——一个诗人的承认。也许是父亲的鼓励吧，在长诗的后四、五、六章，郭小林的诗作水准突然又上了一个台阶：
自我从游过了无知的河流，
登上理智的彼岸。
我才第一次看到了，
毛主席的伟大是辽阔的大陆一般。
……
我看见，发电量七亿瓦的汽轮机，
正源源不断地向全世界供电；
我看见，毛泽东思想的太阳灯，
已经把光明送到了地球边缘；
……
怎么会，万吨水压机像厨师一样。
随意地揉着火红的钢铁的面团？
怎么会，各地的小工厂像母鸡一样，
不停地生产着宝贵的单晶硅的鸡蛋？
……
且不说智慧的工人能让地下通车，
且不说勤劳的农民可叫桥上行船；
姑娘们正用绣花的巧手，
把祖国每座山岭妆扮。
小伙子正在用担山的铁肩。
挑来亿万块碧玉把大地镶嵌
最后，郭小林也仿佛进入郭沫若写《凤凰涅槃》时的状态，昏热、腾云驾雾，让诗思的鞭子鞭打着向前猛冲：
不，这些又算得什么？
毛主席胸中是有伟大的雄图十万。
当无产阶级得到整个世界之后，
当资本主义已被我们收拾入殓。
我们不光是要高山造湖，南水北调，
还要让风云雷电听候调遣。
削平“世界的屋脊”，
造就一个新的华北大平原。
填满那巨大的太平洋，
让海水只占地球的十分之三。
然后，我们将高举马列主义的太阳，
驱散笼罩宇宙亿万年的严寒。
用我们创造一切的双手，
把整个银河系都变成人民的乐园。
现在他要奉献的已经不是一个苹果了，而是一颗无限忠诚的红心。
用生命和鲜血的红花去迎接，
全世界无产阶级在天安门厂场，
庆祝最后的胜利凯旋！
《誓言》完成后郭小林将它寄给了父亲，父亲以不容置疑的口吻，为郭小林做了一个安排：1971年上半年把长诗精心改好，6月份寄给毛主席，同时另寄一份给人民文学出版社，作为向党的50周年诞辰的献礼。郭小林依嘱而行，可是寄出后便没了下文。究其原因：郭小林的背景——他是郭小川的儿子，而郭小川在被打倒之列，出版他的诗当然不行。另外，这首长诗《誓言》带有较为突出的个人色彩。这种个性化的作品，在“文革”中也属被扫除之列。《誓言》这样的作品只能以手抄的形式，在下层私下流传。其结果，也确实如此。
有人评价《誓言》说，此诗如能发表会比后来发表的《理想之歌》影响大。因为，《誓言》有情节、有人物并具“个性”。但是，《理想之歌》众所周知为高红十等人所作，最后发表时却经改动后冠以“北大工农兵学员文艺创作组”的名义。这说明，在当时除了极少数被江青看中的作者之外，是不允许有影响的作品个人署名的。更何况《誓言》这样具有个人色彩的作品，郭小林又是“可教育子女”。总之，郭小林献给毛泽东的“红苹果”就这样失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