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革”中间，尽管“两报一刊”大吹大擂：“无产阶级文艺”、工农兵占领文艺舞台。但是，群众却除了八个样板戏之外，什么也看不到，实际处于文化沙漠之中。人民群众不甘寂寞，曾被林彪、江青集团清除的“封、资、修毒草”又开始悄悄在民间滋生、流行、泛滥。口头文学空前繁荣起来。

    “文革”是一个空前荒诞的年代，也是一个特别能够冷嘲热讽的年代，大量的笑话涌现出来，广泛流传。

    “文革”中最具时代特色的当然还属政治笑话。如陈毅在造反派的批斗会上，打开手中语录本，凑近话筒高声宣读：“翻开语录本376页，最高指示：‘陈毅是个好同志。’”（注：毛主席语录本仅有375页）这是典型的一则政治笑话。

    东北建设兵团有一个政治笑话。兵团知青返城探家都必须在佳木斯火车站转乘火车，来回都得从车站广场的毛主席塑像下经过。几个知青结伴探家，一个知青忽然宣布：“我们只要支边五年就准能回城了。”别人问他，何以知道是五年？这个知青指着毛主席塑像说：“你看毛主席向前伸出一只手，张着五个指头，不是明摆着告诉我们支边五年吗！”五年过后，这个知青又一次回城探亲经过毛主席塑像，有知青问，“你不是说，我们只在这儿呆五年吗？”这个知青哑然无语，突然，有一知青拍额叹道：“我明白了。毛主席还有一只手背在身后面，伸着三个指头。五加三，不是八年吗？咱们要支边八年才能回家呢！”这个笑话，在东北兵团知青中广为流传。

    在持续不断的群众的运动中，群众为了松弛神经往往编出一些口头文学自我娱乐，这类口头文学虽然早已有之，但在“文革”中特别兴盛，成为一大特色。

    比如关于样板戏的笑话就属这一类。《智取威虎山》中，杨子荣打灯灯却不灭的笑话；对黑话的笑话（“脸黄什么？”“涂了一层蜡”“怎么又黄了？”“又涂了一层蜡”）；因为打栾平时的枪不响，杨子荣回来向座山雕报告说：“我把他掐死了！”的笑话，都在民间广为流传。

    还有一些笑话取材于自己身边。“文革”中人们成立了许多战斗队，这些组织的名称多出自毛主席诗词：飞鸣镝、驱虎豹、在险峰、征腐恶、同心干、战犹酣、缚苍龙、追穷寇等。北京2中、5中、85中等几个总政“可教育好子女”没有组织要他们。他们就凑在一起开玩笑说，我们也成立一个组织吧。有人说，名字叫“怕熊罴”战斗队。还有人提：“小虫何”。最后，大家公认，最好听的名字叫：“害人虫”。

    随着文化娱乐生活的日渐贫乏，业余的群众自发创作和演出的小节目开始活跃起来。借着大批判的幌子，人们努力寻求一点娱乐生活。“文革”中各农村生产队、工厂都有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宣传队业余演出吸引了大量群众。“文革”中，最流行最具生命力的一个群众节目是《老汉、老婆儿参加批判会》。由几男几女扮成老头、老婆儿绕场说快板。

    几个老头鼻下粘着胡子，头上扎条白毛巾，腰间插杆烟袋，列队走圆场，口中念念有词：

    东方发白天刚亮，

    鸡叫三遍起了床。

    咱们去参加批判会，

    ×个老汉喜洋洋。

    对准那：×××，

    还有那：×××……

    然后是扎着裤脚“蹒跚”的老婆儿们登场。口中也念念有词：

    老婆儿我喜心上，

    两腿走得忙。

    社里开批判会，

    会上我把话讲；

    对准那：×××

    还有那：×××……

    演出中的“×××”，可以随着运动的发展变化而变化，昨天是刘少奇、邓小平、陶铸，今天就可能改成孔老二、林彪。农民们不管批判谁，演这些文艺小节目只是图个热闹，听个动静，与庙会耍狮子、踩高跷没什么区别。

    正是在这样的情境下，评书开始逐步在民间恢复并流行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