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情五处有许多人对朗斯代尔一案的根源表示怀疑，然而美国情报界对此案的破获却大为赞赏，认为这是一次伟大的胜利，非法间谍网在活动期间还从未被破获过。为此，华盛顿对无线电发射工程委员会表现了极大的兴趣。

    美国国家安全局从通讯总部那里获悉，发射委员会在破获朗斯代尔一案中的工作情况后，对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同通讯总部之间的密切关系非常妒忌。英国虽然存在许多严重的问题，但华盛顿的情况更糟。胡佛坚决反对在战后还建立中央情报局，因此他在五十年代一直对中央情报局怀有敌意。中央情报局的上层军官大多数都毕业于名牌大学，他们不愿同联邦调查局的那些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枪手”同流合污。但这两个组织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不遗余力地击败国家安全局。他们认为国家安全局是不安全的。他们的这种猜测终于得到了证实：一九五九年国家安全局有两名密码分析员叛逃苏联，结果出卖了许多重要机密。

    美国国家安全局副局长路易斯·托德拉已卓有成效地领导该机构近二十年了（局长由军人轮流担任）。他非常清楚，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同国家安全局作对的真正原因是国家安全局控制了信号情报处。他还知道这两个机构都急于向国家安全局的垄断地位挑战。中央情报局已经开始进行了代号为“参谋D”的超机密信号行动，而联邦调查局也正在着手这方面的工作。一九六〇年五月，艾尔·贝尔蒙特访问伦敦。当时我们正要准备办理朗斯代尔一案。我带他到切尔特南，并向他演示用“咽吞”行动破译埃及密码的过程和“栅栏”行动破译法国密码的过程。实际上，当时“栅栏”行动还处于初级阶段。对我们的这两次行动，贝尔蒙特大大夸耀了一番，而且马上派迪克·米伦来向我学习“栅栏”技术的细节。不久，联邦调查局也采用类似的行动破译了法国驻华盛顿使馆的密码，取得了胜利。

    托德拉急于建立一个受国家安全局指挥的自己的无线电发射工程委员会。一九六一年十月，他请亚历山大、德纳姆、弗劳利，还有军情六处驻美站长菲尔波茨和我到华盛顿参加一个讨论英国密码破译成就的特别会议。他还邀请了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的人参加，目的在于让他们也听听发射委员会的工作介绍，并希望他们能分享密切合作的好处。

    一开始我就知道，这对英国秘密机构来说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时机，因为他们可以在美国同行面前赎回自己的过失。到了一九六一年，中央情报局在华盛顿成了情报权威，他们认为过去的英美情报联盟在无情的冷战中太感情用事。但我认为只要我们能向他们演示一九五六年以来所取得的技术成就，那我们就可以让他们相信，我们是值得交往的。

    亚历山大和我都清楚，这是一场赌博，谁都无法保证美国人会不会在会上以向我们透露一些情报作为回报。当然，他们可能不会这样做，这显然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然而，这次会议的潜在收益是巨大的，它至少可以消除菲尔比、伯吉斯和麦克莱恩事件在英美情报关系上的阴影。更重要的是，亚历山大的密码破译的计划和我的反间谍工作的计划都需要有美国人的大力资助和支持才能成为可能。就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研制原子弹那样，我们应当说服美国人，争取他们的资助来实现我们的计划。从长远看来，我们可以通过通讯总部和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情报交换，最终让情报流回到我们手中，这样我们也能得到好处。

    会议的地点定在马里兰州米德堡国家安全局总部的一间经过特别安全检查的会议室里。那是一幢玻璃楼，四周有电网，屋顶上有成百上千条天线和接收盘，纵横交错，枝柯林立。用这些设备，国家安全局就可以同世界各地的上千的监视站进行联系。与会的国家安全局代表是托德拉和他的首席密码分析家阿尔特·莱文森；联邦调查局的代表是迪克·米伦和利希·惠特曼；中央情报局的代表是吉姆·安格尔顿和一个叫比尔·哈维的膀粗腰圆的汉子。哈维刚回到华盛顿，他去柏林负责隧道行动，现在是“参谋D”的负责人。

    哈维是中央情报局的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他酒量过人，而且具有牛仔的气质。在他刚刚工作时，就在联邦调查局搞反苏联间谍工作，但由于贪杯而被胡佛开除。于是他立刻带着自己在联邦调查局学到的宝贵经验和技术，投奔了中央情报局。那时中央情报局才刚刚开张，他跃跃欲试，并设法和安格尔顿一起把自己的知识变成现实。他在反克格勃秘密战争中成了美国最有影响的干将之一。五十年代他大都在柏林，要么指挥间谍，要么挖掘隧道，并竭尽一切力量参与对抗苏联人的斗争。他认为冷战是一场真正的战争，必须做好拼死的准备。要不是他的粗暴好斗，他会是一个满腹心计、对间谍非常敏感的人，正是他第一个在伯吉斯和麦克莱恩叛逃之后发现了菲尔比。哈维的记忆更是超群，他对几十年前的叛逃事件和其他案件的每个细节都记得一清二楚。也是他第一个对军情六处的菲尔比的经历作出全面的估价，并指出了他简历上的漏洞和矛盾之处。正当别的人停留在怀疑上时，哈维却紧紧地盯住了菲尔比，但这件事也使他产生了强烈的反英情绪。

    为期五天的会议一开始就不顺利。托德拉急于自由交换意见，并讨论安全局正在进行的摸索破译外国驻华盛顿使馆密码的一两个试验。他指出，鉴于联邦调查局的规章，这几项研究不能超出试验范围。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的同行个个心怀鬼胎，一言不发，他们既不愿意在别人面前或安全局面前讨论技术发展问题，也不愿在我们面前讨论这种事。安格尔顿在做记录，而哈维则在一旁心怀敌意地闭目养神，特别是午饭后，他甚至还打起了呼噜。

    开会的第一天上午，他就向代表们嚷道：“我们到这里来只是听听，我们不在公开场合谈论我们的机密。”

    我宣读了有关对付埃及人的“咽吞”行动的长篇报告，并详细介绍了从那以后在用无线电设备获取密码噪音来进行破译方面的进展和使用新式话筒监听方面的成就。接着我又谈到“栅栏”行动的细节。最后开始了热烈的讨论，甚至哈维也欠起身子来听着大家的讨论。

    第三天的会议由中央情报局计划处处长理查德·赫尔姆斯主持，中心是讨论利用这些新技术去破译苏联的密码的方法。我一再指出，要预测出俄国人可能研制出的新密码机，并立刻着手找出对付他们的办法。一些技术外行对我的意见感到疑惑不解，但我强调说，在战时我们的海军研究实验室就是这样做的。那时我们对德国新的鱼雷和水雷进行了预测，结果他们刚刚把鱼雷和水雷制造出来投入使用，我们就找到了对付它们的办法。讨论结束时，国家安全局和通讯总部都答应立刻设法破译苏联“阿尔巴托斯”级密码机。

    亚历山大对用美国正在研制的新型计算机来进行密码分析很感兴趣，他非常相信人类工程理论，该理论认为，用电子技术任意在密码机上排列数字在数学上是不可能的。亚历山大认为，如果能研制能量足够强大的计算机，即使编得再好的密码也可以破译。在以后的十年中，我们制定了一个规模宏大的研究项目对这一领域进行了调查。根据一九八六年《卫报》报道，从一九八〇年以来，生物工程理论如亚历山大所预测的那样，给密码分析学带来了一场革命。

    不出我们的意料，中央情报局的代表在会上没有透露他们技术情报的进展状况。他们留给我们的印象是，他们不信任我们。但据我们推测，他们不向我们透露秘密还有其他原因。哈维的“参谋D”似乎存心想违反英美协定。根据这个协定美国国家安全局必须同英国通讯总部交换全部信号情报。如果美国人既想破译密码，但又不同我们分享成果，或者他们想对英国和英联邦国家采取破译密码行动，那么哈维的“参谋D”正是他们极好的帮凶。我们敢说，他们现在正在干这种勾当。

    但无论怎样，这次会议仍是英美情报关系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六家情报机构的代表坐下来长时间讨论有关合作的一系列问题，十年来这还是第一次。我们开展了重要的联合研究项目，特别是在计算机领域里。我们总算在增进互相信任方面迈出了第一步。

    在我离开伦敦之前，阿瑟·马丁安排我给中央情报局讲讲朗斯代尔一案中的技术问题，特别是“筏夫”技术。莱肯菲尔德大楼里的官员对这件事感到有点为难，因为虽然我们一开始就向联邦调查局汇报了“筏夫”技术，但中央情报局却对它一无所知。霍利斯同意只要朗斯代尔案件一结束，他就全面告知中央情报局，因为我们最早是从他们的“狙击手”手里得到关于朗斯代尔的情报的。由于当时兰利总部还没完工，汇报会预定在托德拉会议后在中央情报局临时使用的尼森活动房子里举行。尼森活动房屋在华盛顿中心的水池边。吉姆·安格尔顿带我走进一间大会议室，让我在讲台前与至少两百名中央情报局的官员见面。

    “你肯定这些人都受过信号情报工作方面的训练吗？”我低声问安格尔顿。

    “彼得，请开讲吧，安全保密由我们负责。许多人都想听听这件事！”他说。

    我站了起来，心里有点紧张。为了避免口吃，我讲得比较慢。我首先描述了朗斯代尔一案的过程，一个小时以后，我又在黑板上写写画画，解释“筏夫”行动的技术细节。

    “当然，我们认为‘筏夫’是一种重要的新式反间谍武器。我们现在可以清楚地知道，世界各地的苏联间谍在什么时候收听莫斯科的秘密广播，而且还可以测出他们的发射频率……”

    大家对“筏夫”的反响并不好。一部分人交头接耳，叽叽喳喳。后来我发现前排的军官们的情绪有些异常，而且哈维就坐在讲台的一边，我知道可能要发生什么事情。哈维侧身面对安格尔顿，非常生气地向我这边指指。

    我不清楚他们为什么会发火，于是向他们问道：“有问题吗？”

    “有！”一个人在后排喊道，“请问你们的‘筏夫’这个玩意儿是什么时候研制的？”

    “一九五八年春季。”

    “今天是什么日子了……？”

    我的口吃又犯了，一时竞答不上话。

    “让我告诉你吧，现在是一九六一年！”那个人高声叫道。

    “真见鬼，这叫什么联盟！”又有一个人说。

    我狠狠地坐下来，人们纷纷离去，再也没有什么问题了。

    安格尔顿和哈维走了过来，看得出哈维非常生气。

    吉姆竭力用斯文的口吻对我说：“瞧，彼得，看来这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讨论。在这种大场合下讨论这个问题恐怕不合适。比尔和我今晚想请你和我们一起吃饭。我们找个安全的地方好好谈谈。”

    哈维还没开口，吉姆就把我推走了。

    那天晚上，安格尔顿叫他的技术人员乔伯克开车到旅馆来接我。他很少和我说话，这大概是安格尔顿的命令吧。我们驶过乔治·华盛顿桥，穿过阿灵顿国家公墓，然后向弗吉尼亚州的乡村飞驰而去。

    伯克指着乡村的右边对我说：“这就是新的总部。”

    除了有些树木以外，那里什么也没有，天渐渐地黑了。

    汽车开了一个小时，最后停在一座木房子前。这座木房子离路边很远，房子后面有一个大平台。为了防止蚊蝇，平台的四周装满了纱窗，平台上有几把椅子和一张桌子。当时正值夏末秋初，天气非常闷热而潮湿。阿巴拉契亚山脚下传来松树的阵阵幽香和蟋蟀的嗽呜。安格尔顿从平台里走了出来，冷冷地向我打了个招呼。

    “今天下午真对不起你。”他说，但却没进行任何解释。我们在桌边坐下，中央情报局西欧处的处长也在座。他彬彬有礼，但却很少说话。过了几分钟，又有一辆汽车吱的一声在房子前面刹了车。车门砰的一声关上了，随即便听到哈维在那里大声询问我们在什么地方。他拉开铁纱门，站在平台上，手里拿着一瓶杰克·丹尼尔牌啤酒，看得出他已经喝过一些酒了。

    他大声嚷道：“你这个畜生，让我们把这个案件的真相说一说吧。”他把酒瓶用劲朝桌上一摔，酒瓶被摔得粉碎。

    我立即明白了，这是个圈套。以往，讨论军情五处的公事时总有哈里·斯通陪同，可现在他因患心脏病正在医院疗养。

    我转过身对安格尔顿说：“吉姆，这太不公正了，我原以为你是请我来吃饭的。”

    “是请你吃饭，彼得。”他说。然后为我在一只雕花玻璃杯里倒了一些苏格兰威士忌。

    我直率地回答说：“我不能被你们这样欺负。”

    “哪儿的话，”安格尔顿平静地说，“我们只是想再听听……请从头讲。顺便请教几个问题。”

    我又复述一遍朗斯代尔案件。我刚讲完，哈维就憋不住了。

    他满嘴溅沫，骂道：“你们这帮混账东西，太不可信了！你跑到这儿来，是要我们为你们的研究付钱，但却一直把‘筏夫’这类技术藏得牢牢的。已经好久了……”

    我说：“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你不明白个屁！”他吼道。

    哈维又打开另一瓶啤酒。

    “彼得，问题是我们的行动。我们有许多人在用高频无线电接收机，如果苏联人也有‘筏夫’，那他们就要暴露了……”安格尔顿说。

    “苏联人有‘筏夫’吗？”安格尔顿又问道。

    “开始没有，现在肯定已经有了。”我说，还引证了最近的一件案子。军情六处在波兰情报局的情报源说，波兰和苏联进行了一次联合间谍调查。调查结束时，他们在围捕那个嫌疑分子时，克格勃开了一辆面包车到他的公寓。他还透露说，苏联人不允许波兰情报局窥看面包车里的一切，但他根据各方面的情报猜测，面包车里的东西与无线电侦察有关。

    哈维叹了一口气：“天哪，我们在波兰的情报官员这下全完了……”

    “可我们已经把这些情况报告送给你们的波兰处了，”我说，“不管这个间谍是谁，他肯定不是我们的人，因此我们推测他是你们的人。这件事至少警告了你们，同波兰进行无线电通讯是危险的。”

    西欧处处长红着脸说：“明天一早我们就去核实。”

    “还有谁知道‘筏夫’？”哈维又问。

    我告诉他，在我们研制过程中，我们把一切都告诉了联邦调查局和皇家加拿大骑警队。

    哈维又发火了，他拍着桌子喊道：“加拿大人！你还不如告诉混帐的巴布亚人哩！”

    “我恐怕不会认为加拿大人会那样，他们是英联邦可以信赖的成员。”

    “哼！你们还应当告诉他们换一架密码机。”哈维说。安格尔顿害怕哈维在气头上把“参谋D”的秘密漏出来，赶紧用脚在桌下使劲地踢了他一下。

    我们愈争愈激烈。他们的恐吓显然是有预谋的。他们想使我感到内疚，引诱我讲一些使我事后会感到懊悔的话。他们说，我们为你们提供了“狙击手”，盼望你们能有所回报。我们同意资助你们的研究，但你们是怎样回报我们的呢？哈维又是诅咒，又是发火，他讲到大战以来被美国人忽视的薄弱环节、错误和疏忽：菲尔比，伯吉斯，麦克莱恩；领导艺术缺乏；不懂专业；在帝国面前不断撤退；社会主义不断进攻。安格尔顿脸色阴沉地对我说，如果我们想得到他们的情报，我们就得尊重美国在英国同盟中老大哥的地位。

    “请记住，你在这儿是个叫花子！”哈维怒吼道。

    我并没有激动，只是默默寻找机会反击。的确，我们的反间谍工作虽然不很出色，但现在阿瑟回来了，朗斯代尔案件不过是一个开始。再者我们并没有任何义务向你们汇报“筏夫”行动，这是我们的机密，我们有权自行处理。

    “现在我到这里来把我毕生的工作全部告诉了你们——‘咽吞’、‘栅栏’、‘筏夫’——所有一切。可是我们在你们国家安全局里开会时，你坐在我对面五天，可你什么也没告诉我。这能算是情报交流吗？其实，你们发火大概是因为我们抢先了一步……！”

    这下，哈维可气坏了，他脸色发紫，活像一只火鸡，汗水不停地从太阳穴上淌下。他解开茄克，露出肩上挂着的枪套和里面那支锋亮的手枪。他的肚皮被啤酒撑得又圆又大。现在已是凌晨四点，我被折腾够了，于是便起身告辞。我对安格尔顿说，明天的活动全部取消。我对已发生的这些事印象坏透了。要不要讲和，完全取决于他们。

    第二天，安格尔顿没有和我预约就跑到旅馆来看我。他满脸微笑，而且再三道歉。他责备了哈维在昨天晚上的行为。

    “他喝醉了，以为要了解真相一定要靠威吓。现在他相信你了，他不过是认为你对他是个威胁而已。”

    他又请我去吃晚饭。这次我小心谨慎，不敢大意了。他说他理解我的心情，并希望我也能理解他。他还热情地谈起要资助我们的计划。紧张气氛总算消除了。他提议带我去见托德拉，说服他让发射工程委员会的反间谍力量给予支持。第二天他派了一辆车接我去米德堡。按规定，访问国家安全局时必须有通讯总部的人陪同，我只好从边门进去，直接上顶楼托德拉的办公室。我们在这里共进午餐。午餐时我再次复述了朗斯代尔一案的经过，这已经是我第三次复述了。

    最后，托德拉问我需要他帮什么忙。我说虽然我对莫斯科的非法广播进行了分类——这当然是个重大成绩——但主要的问题是通讯总部没有充分监听苏联的电台。朗斯代尔案破获以后，我们在这方面有了相当大的进展，但到目前为止只有十二到十五个无线电台台位来截听苏联电台的信号，也就是说现在我们还只是抽样监听。若是要在分类方面作出成绩，我们必须对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苏联电台进行监听。托德拉对这项工作的前景非常感兴趣，并同意保证在两年之内对苏联在世界各地的所有非法广播进行百分之百的监听。他的话果真算数，过了不久，情报便源源不断。情报被送到通讯总部，由“反小集团”委员会负责处理。通讯总部有位叫彼得·马丽丘奇的年轻密码分析专家（现已坐上通讯总部的第一把交椅），对我精心发明的分类法做了改进：他把成千上万的电讯输人电子计算机进行加工，然后用“抽样分析法”把相同的电讯归为一组。这种方法使分类更加准确。在以后的几年中，这成了西方反间谍工作中一个最重要的工具。

    在驱车回华盛顿的时候，我为这次出访所取得的成绩而欣喜不已。这次出访华盛顿，我不仅争取了美国对发射工程委员会的“咽吞”行动的支持，而且还得到了他们对反间谍工作的支持。安格尔顿如果不提哈维，我几乎快忘记了和他的冲突。

    安格尔顿对我说：“哈维想再见见你。”

    我非常惊奇。

    “没有什么别的意思，只是向您征求意见。他在古巴碰到了麻烦，我对他说也许你可以帮助他。”

    “那天晚上的事后来怎么说？”我问。

    “他只是想考验你一下，看你是否可以信赖。你及格了。”

    安格尔顿是个典型的见风使舵的人。他拒绝再作进一步解释，只是说他已经和哈维约好两天以后一起吃午饭。他还说，到时候我就会明白了。

    一九六一年是中央情报局被古巴问题所纠缠的时候，侵入猪湾的幻想早已破灭。安格尔顿和我经常谈起这件事，因为我曾在五十年代参与过军情五处对希腊籍塞浦路斯游击队领袖格里瓦斯上校采取的平叛行动。一九五九年在我访问华盛顿时，主管东南亚事务的理查德·赫尔姆斯和理查德·比斯尔曾请我向高级官员介绍自己的有关反叛乱方面的经验。显然中央情报局对古巴有所打算。菲德尔·卡斯特罗正在古巴建立一个共产主义王国。比斯尔后来接管了猪湾行动，行动失败后，华盛顿官员认为要不了多久比斯尔一定会下台。果然，肯尼迪兄弟后来把那些古巴事件的负责人统统革职了。

    两天以后，我准时来到吃饭地点。哈维站起来跟我打招呼，紧紧地跟我握手表示欢迎。他打扮得整整齐齐，从前那种趾高气扬的神态现在没有了，而且再也不提那天晚上的事了。他是个硬汉子，他不会宽恕别人，也不会期待别人宽恕他。他告诉我，他正在研究古巴问题，想听听我当年对塞浦路斯行动的看法。

    “很遗憾，我没有听到你一九五九年的那次报告。”他说，并没有挖苦的意思。

    参加军情五处不久，我就卷入了塞浦路斯问题。当时殖民地事务处的处长比尔·马根把有关正在激化冲突的文件拿给我看。那时希腊籍的塞浦路斯大主教马卡里斯正在领导一个激烈的运动，他们要求完全独立。希腊政府和希腊共产党以及格里瓦斯的游击队“约卡”都对这个运动给予了支持，而英国则急于保住塞浦路斯这块军事要地，因而极力反对这个运动。一九五六年战局吃紧，一触即发，格里瓦斯几百人的游击队牵制了四万名士兵的英国军队。

    英国对塞浦路斯的政策完全是一种灾难。殖民部试图在这种糟糕的治安情况下进行政治谈判，井依靠军队来维持正常秩序。但要进行谈判，必须先找到格里瓦斯并把他孤立起来，使他中立。军队进行了大规模的搜捕，却始终找不到格里瓦斯。读了这些文件以后，我很有把握地告诉马根，军情五处一定能做出成绩，只要有时间，我们一定能找到格里瓦斯。我们采用的办法是跟踪他的通讯，就像现在跟踪苏联人那样。

    马根立即带我去见杰拉尔德·坦普勒爵士。坦普勒爵士曾在马来亚成功地领导过平叛。他也很主张用情报手段解决殖民地问题。他热情地支持我的计划并同意代军情五处向殖民部申说。但殖民部却固执己见，对自己的安全政策一意孤行，不让军情五处参与。而军情五处预测塞浦路斯问题将发生巨大变化，也不愿意被牵扯进去充当别人的炮灰。特别是霍利斯，坚决反对自动参与殖民地的事，他认为，军情五处是个国内机构，仅仅只能向军队派防务联络官做他们的顾问，而决不能越过雷池一步。

    一九五八年，格里瓦斯加快了他的行动步伐，企图打破新总督休·富特爵士用政治来解决问题的幻想。军队又对格里瓦斯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搜查，这次是在帕荷斯山区。然而，格里瓦斯又一次漏网了。富特继续敦促用政治来解决问题，但局势迅速恶化，他只好同意请军情五处来解决这一问题。我们从一开始就面临一场竞赛：是否能抢在殖民部之前找到格里瓦斯。

    马根坚信，地方警察特别处里一定有许多有关格里瓦斯行踪的情报，只是没有人认真对这些情报进行分析。现在的问题是怎样得到这些情报。“约卡”已经完全渗透地方警察特别处，一旦查阅档案的军情五处的官员暴露了身份，那就相当危险，我们已经有一个官员在尼科西亚的闹市大街上被暗杀了。

    马根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他曾在西北非洲和伊朗呆过很长一段时间，并和土人在一起生活过。他会讲他们的话，也会用牛粪点火烧饭。他非常清楚恐怖分子的危险，不愿把这么危险的任务交给下级，坚持要亲自走一趟。他要驻塞浦路斯的联络官菲利普·柯尔比·格林上校做助手。格林长得十分彪悍，而且为人正直，非常英勇。他还是一个有一定知名度的业余画家呢。不久，我也参与了这个行动，负责技术方面的问题。这次行动的代号是“阳光”。

    用“阳光”作为这次行动的代号，未免用污了这个漂亮的词语，因为这是一次暗杀行动，但事实的确是这样。计划很简单：要让士兵们集中精力找出格里瓦斯。我们知道，他是不会投降的，就像最近被军队包围的他那两个亲信一样，他宁愿被打死。

    一九五九年一月十七日，我到尼科西亚。然后我立即去警察特别处研究了马根对档案的分析。格里瓦斯很有组织能力，他在塞浦路斯组织了无数次行动默契的恐怖主义罢工和聚众闹事。他肯定经常与各地的部下保持联络，我们估计“约卡”不会通过电话或者邮电系统进行联络，尽管他们已经控制了这两个组织。研究了档案以后，我们发现他们的通讯全靠信使，而且这些信使大部分是妇女，她们主要的来往工具是公共交通工具。我们设置了许多目测站和截听站。从全面的情况来分析，利马索尔是游击队通讯网络的中枢。我们在离利马索尔几英里远的叶拉萨村和波洛底亚村也设置了观察哨，我们相信格里瓦斯的总部就在这些村子里。

    我们首先在马卡里奥斯官邸安装了一个安全电话窃听器。我们确信马卡里奥斯，兴许还有“约卡”，有时会使用电话。他们以为使用电话是安全的，因为如果电话上装了窃听器，他们在邮局的内线一定会报告。

    我们决定在通往宫殿的高架电线上也安装一个隐蔽的窃听器，并用一台无线电发射机把窃听的讯号发给一二英里外的接收机。这台发报机使用的电源是从电话线上接下来的。我们得到了军情六处最好的技术员约翰·威克的帮助，威克是在柏林隧道里真正安装窃听器的人。当时威克安装窃听器的时候，警察的脚就在他的头上。整个行动充满了危险。威克必须在黑暗中爬上电线杆，而威克的脚下随时都有马卡里奥斯的武装人员和“约卡”在巡逻。威克在电线杆的顶上钻了一个孔，把电子窃听器装在里面，然后把它与电话线接通再加以隐蔽。我守在电线杆下，把工具送给他。每隔五分钟，我们停下来，等巡逻兵走过，他们随时都可能开枪。两个小时后，我们总算松了口气。窃听器终于成功地装好了，我们基本上能够监听马卡里奥斯了。

    然而，“阳光”行动的真正目的是寻找格里瓦斯。我敢断定他也使用了无线电接收机来监听英国军队的通讯，并知道军队随时都在搜捕他。因此我决定两路并进，双管齐下。首先我们要搜查他的接收机的天线，然后着手在他的附近安装一台装有无线电定向电波的接收机，它能向我们指示他的确切位置。我们知道埃及人向格里瓦斯廉价出售了大批的军事武器，这些武器是埃及人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以后从英国人手上没收的。军情六处招募了一名希腊籍塞浦路斯武器商，他在埃及购买了一批接收机。我把接收机加以改装，并加上了定向电波，准备装在格里瓦斯的总部。

    “阳光”行动的第一部分进行得比较顺利。格林、马根和我到利马索尔地区作了一些战前侦察，看看天线在哪里，这得担很大风险。我们化装成欣赏风景的游客，时而在遍地灰尘的小街上闲逛，时而在烈日炎炎的市场和广场上漫步。当我们走过时，坐在树阴下乘凉的老人警惕地注视着我们，就连儿童也不时向我们投来怀疑的目光，然后悄悄地从小巷子里溜走了。我觉得背上的汗不断地往下淌，而且奇怪地感到附近赤陶色屋顶和古老的陵石墙后有一支看不见的枪一直在对准我。

    我在叶拉萨村，看到一座教堂的尖形屋顶的尖顶上有一根尖铁。乍一看去似乎是避雷针。这根尖铁装在一个与屋顶相通的绝缘器上，另外，还有一个金属片一直埋在地里。我用望远镜对那根尖铁仔细观察了一番，发现金属片并不与屋顶上的尖铁相连。显然，这是一根经过改装的用尖铁作材料的天线。我们试图想走得更近一些，以便仔细观察一番。结果不知从什么地方跑来了一群小孩，他们非常气愤，向我们扔石头，于是我们赶紧逃命。我们东窜西奔，跑到了波洛底亚村。我们刚喘口气，谁知那里也有一帮孩子要打我们。于是我肯定，这两个村准是格里瓦斯的中心。

    我立即着手工作，测出定向电波的位置。据估计，“阳光”行动需要六个月才能完成。但正当我们全力以赴准备大干一场时，殖民部却在一九五九年二月兰开斯特大厦的宪法会议上匆匆地解决了塞浦路斯问题。这简直是在挖我们的墙脚，整个“阳光”行动一夜之间就毁灭了。马根勃然大怒，特别是在他亲眼看见格里瓦斯从我们预测的地方走出来的时候。格里瓦斯后来飞到希腊，并继续对塞浦路斯施加压力。马根感到这种方法是治表不治本，还有许多问题没能得到根本解决。他认为殖民部的这种短期的权宜之计势必会带来长期的严重后果。后来的事实也证明，马根的猜测是正确的。

    在我们离开塞浦路斯前不久，马根和我突然又遇见了总督富特爵士，大家都很不安，不知说什么好。富特说他为自己最后摆脱了困境而高兴，并且向我们说明“阳光”计划不过是最后的解决办法，除非外交解决失败，否则不轻易使用。他似乎很难理解应当从一开始就把有效的情报工作探合在外交艺术里。回首往事，我坚信如果我们在一九五六年第一次向殖民部申说“阳光”计划时就动手，那我们一定能迫使格里瓦斯中立。那样，决定讲和条件的就是殖民部，而不是“约卡”，而这个凄凉悲惨而又美丽的小岛在过去三十年的历史也就完全不同了。

    塞浦路斯事件使人们对英国殖民政策留下了长久的印象。过去，英国放弃殖民地时显得非常体面，那时我们不用武力而用情报手段击败军事叛乱，然后再以叛乱运动的政治领导为基础，通过政治谈判来解决争端，并用英国武装部队维持新政府。马来亚和肯尼亚基本上就是这样做的。现在这两个国家都安然无恙。

    怎样在保证不让地方武装力量插手的前提下撤走殖民力量，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换言之，就是怎样建立一个稳定的地方统治阶级？殖民部擅长搞那些复杂的、经典的民主模式——在这里起草一部宪法，在那里建立一个议会——这些东西却很少能够立住脚跟。塞浦路斯事件后，我向霍利斯递交了一份报告，陈述了我的想法。我说我们应当采用布尔什维克的模式，因为它是唯一已成功的模式。列宁比其他任何一个人都懂得怎样去控制一个国家，并保住这种控制权。列宁相信，统治阶级必须控制扛枪的人和情报部门，只有这样，才能防止其他军队或者阶级夺走政权。

    现代苏联情报机构的创始人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就是以这种思想为指导创立了“契卡”（克格勃的前身）。他一共设立了三个局——专门对付国外颠覆者的第一总局，专门对付国内谋叛者的第二总局和监视军队，确保没有人敢进行武装政变的第三总局。

    霍利斯和军情五处的其他领导读了我的报告以后大为恐慌。他们认为这份报告是在“冷嘲热讽”，因而根本就没有把它送到殖民部备案。但如果回顾一下过去二十五年的历史，就不难看出，只有在奉行列宁原则的新国家里才能避免军事独裁。

    一九五九年我在中央情报局作这个报告时，他们也激烈反对我的看法。赫尔姆斯直截了当地对我说，这简直是鼓吹在第三世界里实行共产主义。他盲目地以为我们在情报方面占有优势，而他们却没有这种优势。他还认为只有我们才是殖民帝国，而美国则不是；而且由于他们还面临远东和古巴那些国家的叛乱，因此惟一能够实行的政策就是依靠军事力量，武装解决问题，也正是这种想法终于使美国陷入了越南战争。

    这种想法也是美国侵入猪湾的出发点和根据。两年后的今天，当哈维听到了我在塞浦路斯的经验时，觉得侵入猪湾和塞浦路斯事件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两个地方都是小岛，都有一支领导得很好的游击队。当我谈到如果没有格里瓦斯，塞浦路斯游击队早就分崩离析了的时候，他更加吃惊。

    “如果英国人遇到了古巴问题，你们怎么办？”他问道。

    我不愿意受古巴问题的牵扯。在我去华盛顿之前，曾和霍利斯讨论过这个问题。他毫不隐瞒地谈到了中央情报局在加勒比海的失误。他对我说，应当尽量避免谈论这个问题。我很为难，如果我向安格尔顿和哈维提出建议，那么中央情报局就会把我个人的建议认为是英国官方深思熟虑的意见。这件事不需要多少时间，莱肯菲尔德大楼就会知道，因此，我必须向他们说清楚，我不过是私下谈谈而已。

    我对他们说，我们会努力发挥我们在那里的一切有利条件——例如支持某个政治领袖等等。

    哈维不耐烦地说：“这些我们已经做了，但他们全在佛罗里达州。猪湾事件后，我们在古巴几乎失去了一切……”

    哈维想摸一摸我们的底，看看我们在那里究竟有些什么活动，因为英国在加勒比海地区拥有殖民地。

    我对他说：“我怀疑英国方面在古巴地区有什么活动，伦敦的指示是不干涉古巴问题。你们可以去问问军情六处，他们也许会知道一点情况。”

    “如果你们处在我们的地位，你们会怎样对付卡斯特罗呢？”安格尔顿问。

    “我们会孤立他，并且鼓动人民反对他……”

    “你们会打击他吗？”哈维插话说。

    我停顿了一下，把餐巾叠好。侍者轻声地在桌间走来走去。这时我才清楚哈维了解我是否可以信任的目的。

    “我们当然会打击他，但我怀疑是否真正需要这样做。”我回答说。

    “为什么不呢？”

    “比尔，现在这已经不是我们所管的事了。早在两年以前，苏伊士危机以后，我们就不管了。”

    在苏伊士运河危机初期，军情六处曾订了个计划，想通过伦敦分站用神经毒气暗杀纳赛尔。艾登最初赞同这个计划，后来他变卦了，因为他又同法国和以色列达成协议搞一次联合军事行动。不久，联合军事行动失败，艾登被迫撤军并第二次执行暗杀计划。但这时军情六处在埃及的力量几乎全部被纳赛尔一网打尽，只得重新制订计划，借助埃及谋叛军官们的力量。可这个计划又遭到了惨败，主要是由于藏在开罗郊外的武器有毛病，不能使用。

    “你参与了这次行动？”哈维问道。

    “只是在技术方面帮点忙而已。”我如实说。

    然后我又告诉他，当初找我商量行动计划的是军情六处伦敦分站技术组的约翰·亨利和彼得·狄克逊，他们是制定这一计划的负责人。他们两人和我都参加过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讨论情报部门技术研究的联席会议。这个会议是在波顿草原，即政府生化武器研究集团举行的。五十年代，化学武器研究是一个非常活跃的领域。我和军情六处的联合课题是研究引起幻觉的麦角酸二乙基酸胺在审讯中的作用，我们在波顿草原做了大量实验。有一次，我自愿提出做试验品。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虽然各自的目的不同，但都想尽可能多了解一些有关当时在波顿研制的高级毒剂的情况。我需要解毒剂，是为了在苏联人对英国叛逃者下毒时用，而军情六处需要这些毒剂却是为了自己在国外的行动。

    亨利和狄克逊都和我谈过对纳赛尔使用这种毒药的问题，希望我能给他们一点忠告。显而易见，用神经毒气暗杀纳赛尔是最好的方案，因为这种毒气使用简便。他们告诉我，军情六处伦敦分站在埃及有个间谍，可以有限度地接近纳赛尔的某个总部。他们计划在通风系统内放一些神经毒气罐，但我指出这样做不仅需要大量的毒气，而且会造成大批纳赛尔手下的军官死亡，显然是一个很不实际的计划——军情六处的计划都是这样。后来亨利告诉我，艾登又否定这个行动了，这并不使我感到吃惊。他们不得不承认这件事比“巨型炸弹”克拉布事件更加糟糕。

    哈维和安格尔顿又仔细向我询问了苏伊士运河危机中的那次行动。

    “我局正在研究对付这类问题的新方法，并且还可以出售有关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哈维向我解释说。

    哈维一正经起来，嗓门就降低了许多，而且单调乏味，压抑的语调是一种华盛顿官员们所喜欢用的官腔。他用这种单调的官腔向我解释说，他们不仅需要能够随时改变身份的特工人员，而且也需要改善技术设备——按哈维的行话，就是要改善“运载工具”。他们特别感兴趣的是小型天文卫星，哈维知道，五十年代，小型天文卫星曾在苏联边境活动，跟踪过苏联火箭的发射信号，以前他们只是用无线电接收机进行追踪，后来改用了卫星。上司命令他们要不惜一切代价保住卫星。

    我对他说：“比尔，他们从不自由雇用人员，你可以试着找一些退休的人，但得先和军情六处谈谈。”

    哈维满脸不快，认为我故意不肯帮忙。

    我问他：“你没有去找斯蒂芬森？许多老前辈说，大战时他在纽约干过这种工作。肯定雇用的是意大利人，那时还没有其他办法来区别德国海运间谍。据我所知，也许是意大利黑手党人……”

    安格尔顿飞快地在笔记本上记下我的话，然后毫无表情地抬头看了我一眼。

    我得意地继续往下说：“还有法国人！你找过他们没有？干这种事是他们的拿手好戏。你看他们在阿尔及尔和其他地方不是干得挺出色吗？”

    安格尔顿又在笔记本上写了一阵。

    哈维这时问道：“你们有没有特殊的技术设备？”

    我告诉他，神经毒气计划失败以后，军情六处又研制了一些新武器。有一次，我到波顿去参观他们的烟盒表演。这个武器是爆炸研究与发展集团最新推出的。他们把一枚毒刺装在烟盒上随时可以发射。我们都穿上白大褂，个个神情严肃，由管理当地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工作的科学家拉德尔博士陪同，到波顿草原后面的牲畜场去实施观摩。一头拴着绳索的羊被牵到场地中央。羊的一侧被剃去了一片羊毛，露出粗糙的粉红色皮肤。拉德尔的助手掏出烟盒，向羊走去。羊受了惊，拼命奔跑，但被绳索紧紧勒住。我还以为毒刺没有射中羊呢！但过了一会，羊弯下了腿，不停地翻动着眼珠，而且口吐白沫。不久，羊就倒了下来，奄奄一息，几分钟以后就死了。穿白大褂的专家们围着死羊，谈论这项现代新毒剂的各种优点。此时此刻，两种感情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我的心里发生了冲突，一种是对动物的爱，一种是对情报工作的爱。我感到对动物的爱比后一种爱更加伟大，同时我还意识到暗杀不该是和平时期的政策。

    我只能给哈维和安格尔顿这么多帮助了。我觉得我已经对他们讲得太多了。一看到安格尔顿做记录，我就感到不安。他们的决心似乎很大，而且很有把握，认为这就是对付卡斯特罗的办法，还对我不能给予更多的帮助表示失望。

    走上大街以后，我们互相道别，我还告诉他们：“找亨利或者狄克逊谈谈，他们知道的情报也许比我更多。”第二天，我将乘飞机返回英国。

    哈维突然问道：“你没有对我们隐瞒什么吧？”茄克里的手枪又显了出来。我看出他又在想“筏夫”了。

    我招招手喊来一辆出租汽车。

    “比尔，我早就对你说了，我们早已退出那场游戏了。我们在联盟中不过是些小伙伴而已，记得吗？现在该你们承担责任了。”

    哈维是个听了笑话笑不出来的人，安格尔顿也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