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所记录的是伊利希•弗洛姆一生第八个、也是最后一个十年中的思想。他永远不停地工作着，不停地阅读、写作、计划、研究，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然对世界敞开心扉，充满好奇。他毕其一生精力而成的十卷集著作正是在这十年中达到高潮和臻于完善的。做为一个清醒而严厉的警世者，他在评价这个初时代的时候总是不断地运用自己在这一阶段中形成的观点。于是，我们献给读者的这部诞生在无线电播音室里的思想录，成了弗洛姆全部著作的一个有趣补充。它的价值主要不在于它的新奇，而更多地在于它的活力，在于作者对自己如此深信不疑的思想所做的那种富于特色的表述。这些谈话大部分是在卢卡诺地区弗洛姆的公寓里录制的，还有一些则是在苏黎世我们的播音室里。读着它，我们又一次生动地经历着与这位伟大的长者进行过的那些会面和对话的场面。

    除了早期的一些用严谨的、学院式的德文写成的著作外，我们现在所知的大部分弗洛姆的德语著作都是由英语翻译而来的。而在这里，他又重新使用了他的母语，这时于摆脱书面语言的限制而充分发挥他的风格是很重要的。马西亚斯•克罗狄乌斯曾经说过，书面语言就象一个能把美酒变成水的邪恶的漏斗。在这里，我们使用的是弗洛姆讲话的原文，凡是听到过他讲话的人，都可以在读到这本书的时候重温那种体验。

    我同他的第一次会面是在1970年的苏黎世斯多尔汉。我们讨论着第二天要录制的关于富足和由此而产生的厌倦等一系列谈话的内容。他坐在我的对面，脸上带着那种特有的专注神情，完全不被局围的环境所干扰，讲述着他的思想轮廓。当他娓娓而谈的时候，我不觉松了一口气，心里想：这下好了，希望他一直这样谈下去。但是只过了一会，他的话锋一转指向了我。他想听听我的不同看法，更重要的是向我打听他将面对什么样的听众。他坚持认为自己对德国的生活非常熟悉，并认为自己应该尽量地接近那些听众，他有这样一句座右铭：用他们的语言讲话，但并不只拣他们爱听的说。他准备得很充分，身边带了一大堆笔记和草稿，在我们谈话时还不停地往上写着什么。但是第二天早上，他却两手空空站在我面前。我们开车到了播音室，他进门就立刻坐到话筒前，即席发表了他的六篇演讲，每一篇都是精确的二十九分钟。他提出的唯一条件是我必须在场：他需要一个讲话的对象，一个他的那些看不见的观众的代表。

    弗洛姆专心致志于他的课题，做着苏格拉底式的哲学漫游，似乎已经忘记了我的存在。正在这时，我发觉在那道把我们隔开的控制室的玻璃墙后面有些异常。尽管弗洛姆在当时的欧洲还不大为人所知，但苏黎世播音室的人们已经有所风闻那几天将播出一个值得一听的节目。技师、秘书、守门人，甚至一些在我的编辑室里工作的同事们，此刻都挤到控制室里，站在那儿专心致志地听着。我个人认为，无线电广播这种形式与听众“对话”的能力是很有限的，我们一定不能对此期望太多，而应该试图找到一个适用于这种传播媒介的间接谈话方式。但弗洛姆证明了他对于我的结论是一个例外，那些冷冰冰的仪器对他毫无影响。他轻松地跨过了媒介带给他的一切障碍。对话是弗洛姆思维整体中的一部分，那些看不见的听众对他来说并不只是一些会思想的舞台道具。听众和他们对他可能作出的反应已成为他思想中内在的实体，他可以一面谈话，一面倾听。

    他爱讲故事。有时用来回答提问，有时用来解决学术上的难题。我每次拜访弗洛姆都会感觉到：当我离开他时已和刚才进去时判若两人：我带走的是一个清醒的头脑，感到充满活力，而对于那些压迫着我们，使我们易于陷于绝望的力量却不那么恐惧了。

    使他成为这样一个特殊人物的不只是他的博学。这是生活和理论的相互作用。活着，就意味着一次又一次的诞生。弗洛姆写道：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在生活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就死去了，这是一个悲剧。这一顿悟促使我们永远用新鲜的观点看待事物，永远去发现新的途径。弗洛姆不需要自己的信徒，也不希望为自己建立一个学派。

    1974年1月5日深夜，南德广播电台播出了题为《以生命的名义》的自传。在那从容不迫的两小时内，伊利希•弗洛姆给我们讲述退了关于他自己的故事。一位正在斯图加特排演莱辛的经典剧目《智者纳旦》的女演员离开剧院回到家里，打开收音机收听了这个节目。节目刚一结束，她不顾深夜给我打来电话，畅谈她的感想。她说，她离开了一个纳旦，只是为了在另一个现世的纳旦中发规自我。①

    ①《智者纳旦》，是莱辛1779年的剧作。主角纳旦是一个犹太商人，头脑聪明理智，行为高尚侠义。他以三枚戒指的故事说明，世界三大宗教都有价值，关键看它们的实践。这里指喻弗洛姆是一个能把握世界各种文化的内在联系和共同点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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