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8月，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副书记张子意到延安向西北局汇报晋绥边区的工作情况。以后西北局报经中央决定，将由晋绥分局领导的晋南解放区改由西北局直接领导，并由西北局副书记马明方兼任中共晋南工委书记、晋南军区政委。晋区设南有隰县、新绛、运城3个分区，辖31个县（市），面积20.2万平方公里，人口260万。区的党政军领导机关驻临汾市。

    初到晋南

    1948年11月，马明方代表西北局到晋西北兴县指导晋绥分局召开党的代表会议。12月3日，马明方电报西北局，他将于6日起程赴晋南解放区。马明方从兴县南下，沿途视察了隰县、新绛分区的一些县，12月中旬抵达临汾。之后他又继续南下，考察了运城分区的一些县。

    经过一段调查研究，马明方于12月底主持召开了晋南区干部大会，并于29日就晋南当前工作问题作了重要报告。他说：我们过去处于分散的农村环境，缺乏管理城市经验，我们要学会管理城市和领导生产建设的各种知识。西北解放区是全国五大重要战略区之一，担负着解放西北、发展西南的伟大历史任务，全体同志应拿出力量把工作做好，在当前主要是做好土地改革、整党建党、恢复和发展生产、管理好城市等四项重要工作。为了做好工作，就要提倡学习，提倡民主，提倡自我批评和互相批评。对于共产党人说来，学习是一种生活，是一种责任。要学习各种科学知识，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这是我们一生的事情。没有理论知识，就会陷于片面、狭隘，就不会客观的认识事物，就会在重要转折关头陷于模糊，迷失方向。但目前我们还普遍缺乏这方面的修养，而且至今还没有引起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足够的重视。我们的理论水平落后于形势的发展这对我们是带有危险性的，应该加强学习，从各方面提高自己。民主集中制是马列主义学说中重要的一部分，也是党的生活的根本原则，目前在党内外都要大大提倡发扬民主，建立民主集中制的领导，克服个人包办、各行其是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式。至于自我批评和互相批评，这是推动党和工作进步的动力，要诚恳的欢迎别人的批评，同样要诚恳的批评别人，切忌把批评和自我批评变为庸俗的无原则的纠缠。同时，马明方还为新创刊的《晋南日报》题词：“报纸是提高与教育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最好的武器，是测量我们各项事情办得好坏的风雨表。”勉励报纸在指导学习和工作中发挥其特有的作用。这次干部大会后，晋南工委对全区的土改工作作了新的部署，即在1949年夏收以前把晋南平川地区的土地改革工作做好，明确规定这是各项工作中最中心的一条；对已进行过土改的地区，要按“群众是否发动起来”、“土地分配得好不好”、“执行政策有无偏差”等情况，划为几类不同地区，采取不同措施，把土改工作真正做好。晋南行政公署和工委宣传部就土改中颁发土地房窑证和保护文化遗产的问题，分别发了指示和通知。工委先后召开了文艺工作座谈会、中等教育会议等，并帮助临汾等城市建立了基层工会组织和行业的公会组织，行署还发出了关于开展生产大运动的指示，多方面加强对城市和农村工作的具体领导。

    回延安回报晋南工作

    1949年2月4日和7日，西北局两次召开常委会议。听取马明方关于晋南工作情况的汇报。马明方主要汇报了土地改革、城市工作、文教工作方面的情况。他说：（一）关于土改工作。要区别不同情况，分类进行指导：从抗日战争时期到现在，经过减租、清算和贯彻“五四”指示进行土改的地区，解放后进行土改比较彻底的地区，封建的半封建的土地制度已被完全消灭或大体消灭，对于这两类地区可在颁发土地证确定地权过程中，进行个别的或小范围的抽补调剂，解决土改中遗留的问题，端正党的政策，整党建党，团结农村一切劳动人民，发展农业生产：对过去土改不彻底的地区，应发动与组织群众进行较大范围的抽补调剂，然后确定地权，发展生产；对未经过土改的地区，应按照正确的政策进行土改，有些地方是国民党阎锡山实行“兵农合一”的地区，可在现耕的基础上实行平分。（二）关于城市工作。晋南有若干中小城市，工商业相当发展，目前应以恢复和发展生产人民生活必需品和生产工具的手工业为城市工作的中心环节。在城市中应加强在工人、学生、妇女、店员、学徒、商人等各阶层人民中的组织工作，迅速适当地处理敌方人员，建立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加强城市政权建设，推动城市工作。（三）关于文化教育工作。首先是大量恢复各级学校，在教育内容方面增加政治课，逐渐改造；办好西北军政大学、晋南党校及各种训练班，动员广大失学无业青年进入各种学校、训练班学习；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动员大量知识青年参加人民战争事业和各项建设工作；成立文艺协会加强文艺工作，办好报纸。在做好以上工作的基础上，完成1949年的扩兵、征粮和抽调干部支援新区等工作计划。

    3月1日，西北局作出《关于晋南工作的决定》。决定说：“西北局常委会听了明方同志关于晋南工作的汇报后，完全同意马明方同志对晋南各项重大工作所提出之方针和实行步骤”，“责成晋南工委具体研究，坚决实行，以便有力地支援西北人民解放战争，并给晋南今后各项建设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3月17日至27日，晋南工委召开土改生产会议，传达贯彻西北局《关于晋南工作的决定》。会议指出：“1948年12月以前，由于工委领导机构尚不健全，分工亦不够明确，以致对各地工作进展及时研究指导做的非常不够，12月马明方同志到来，全面地研究了各地工作进展后，才按照不同情况把晋南划分为四类地区，并确定了各地区的土改方针与实行步骤”，“估计麦收前可能基本上完成晋南163万余人口地区的土改任务”。

    传达七届二中全会精神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举行，马明方出席了这次全会。

    二中全会闭幕后，马明方即回到晋南解放区，召开晋南工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二中全会的精神。他在扩大会议上用了几天时间详细传达了毛主席在二中全会上所作的重要报告，要求全党集中一段时间学习毛主席的报告，深刻领会毛主席在报告中提出的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在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将成为对于无产阶级的主要危险等重要论断，在二中全会精神指引下，把各项工作做好，迎接全国大解放。4月19日，马明方在晋南工委扩大会议上作总结报告，突出讲了健全党委制的问题。他说：健全党委制是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因为形势要求加强民主集中制的领导。加强健全党委制，首先要发扬党内民主。在有的会议上没有什么人发言，虽然原因很多但主要是领导问题，作了报告没有讨论就结论了，“结”谁的“论”，很难说。一个地方有几分这种倾向，便很不好了。要尊重少数人的意见和持相反意见同志的意见，他们说的有他们的道理，要与他们商量，部分对部分采纳，都对都采纳，有疑问则可以研究或者作为悬案，一切以说清楚道理为贵。要团结，党委会的团结象征着这个地区的团结，一般情况是党委内部是团结的一致的，那么下面的问题就好解决，否则下面一定不好搞，党委成员之间要互相学习、互相尊重友爱、互相批评。要处理好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党委书记和部队的政委不同，书记在会议上作结论是必需的，但不是书记决定一切，书记没有最后决定权。要在党内提倡大胆负责的精神，勇敢地完成自己担负的工作任务，克服谨小慎微的思想状态和工作作风。如果事事处处请示。束手束脚，则对于干部的发展和作好工作都不利。再就是要提高马列主义水平，如果党委会固步自封，则很难提高群众及一般党员。学习中要研究领导缺点找出原因，求得改进，好就是好，坏就是坏，向上向下一样讲法，如果总是报喜不报忧，那就不好。马明方还说，现在有些现象虽然是少数，但影响不好。如一个县修衙门花去800石粮食，有的县急着修烈士纪念堂，这些事几年以后办也不迟，现在去办群众的负担就会更大。我们和敌人不同之点就在于不讳疾忌医，能把做错了的事情讲出来，错了就改。老百姓赞成这样的干部。

    这次工委扩大会议后，工委发出《关于建党工作的指示》等重要文件，工委宣传部发出《关于1949年开展生产大运动的宣传大纲》，并召开了晋南学生代表会等会议，结合晋南的实际，结合晋南的实际，宣传七届二中全会精神，推动晋南全区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解决土改中的具体政策问题

    土地改革是晋南解放区的头等大事，晋南工委从晋南的实际出发，在指导土改工作中很注意解决具体的政策问题。

    1948年12月20日，中共新绛县委书记赵守攻给晋南工委书记马明方和副书记张稼夫写信，请示土改中农民间的土地房屋典当关系如何处理。12月25日，马、张书面答复赵守攻：（一）如双方均愿按照原价作死时，可将房地作为死契。（二）如双方之一方不同意按照原典价作死，允许回赎；原典价不管是伪币、蒋币或白洋，一概按照订立契约时当地的物价折合实物偿还之。（三）双方均愿继续典当关系者，不加干涉。（四）如双方协议或经农会调解愿找价作死者，即可找价作死。（五）如双方之一方因回赎结果而缺少房地者，农会应设法使之分得或购得其必需的房地。（六）如因回赎或作死所找之房地价值而影响其生活者，一般应由当地农会所储存之果实中或以其他办法予以补济。（七）平分土地后之租典卖价由双方协议订之。

    1949年2月9日，晋南工委就顽伪军官分地问题请示西北局。2月20日，西北局复示：应分别情况对待之，其有重大反革命行为者本人可不分地，但其家庭如未参与犯罪行为并愿自己耕种者应分给一份土地；一般的顽伪军官应视其家庭成分、劳动情况、贫苦程度等情况，而确定其是否分得与农民同样的一份土地或酌量补给之。

    1949年2月10日，晋南工委请示中共中央：晋南地区农民兼营纺织、运输、工商副业的情形很多，这种情形在划分成分时往往发生困难。（1）在计算家庭收入时，家庭副业性质的纺织、运输等劳动收入，若不扣除作为资本的棉花、粮食等项，则就等于把已经算人农业收入里边的棉花、粮食又重复计人一次，我们认为这样是不合适的，计算副业收入时应扣除去成本，只将其纯利计人总收入。（2）妇女纺纱织布，有的完全供家用，有的一部分家用一部分卖成钱补助家庭开支或作为纺织妇女本人的“体己”，也有全部作为“体己”的，计算其家总收入时，是否只把家庭所消费了的计入总收入，其作为“体己”者则不必计人。中央同意晋南工委的分析，并指出：在计算剥削分量时，副业收入如不及总收入的三分之一，则不必计算在总收入内；如超过总收入的三分之一时，则亦不必合并在总收入中计算，应按其农业生产中的情况和经营副业的情况，而决定其是否富农或中农兼手工业者（或商人、小贩）。

    晋南地区的地主经营出租水磨者不少，但各地在处理上多有不同，有的视为封建财产没收分配给若干农户合营，有的视为工商业予以保护，有的地方则只准自营而不准出租和出卖。为求正确处理，晋南工委于1949年3月25日请示西北局，西北局于4月2日电复：地主经营的水磨属手工业生产资料，不应视为封建财产予以没收；过去在土改中已没收分配者可不退还，组织群众很好管理以利生产。

    这些具体政策的及时出台，对于晋南解放区全面地正确地执行党的土地改革政策起了很好的作用。

    支援解放大西北

    1949年4月24日山西省省会太原市解放后，奉中央军委命令，华北解放军第十八、第十九两个兵团，将途经晋南解放区进入陕西，参加解放大西北的战争。为了做好解放大西北的人民支援前线工作，马明方于5月1日在晋南各界人民纪念五一劳动节的大会上，号召全区人民努力生产，支援前线，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5月5日，他和晋南行署主任武新宇、副主任霍维德、晋南军区司令员马佩勋，共同签发中共晋南工委、晋南行政公署、晋南军区司令部的联合指示，动员1.7万多名民工、700多头牲口，组成2810副支前担架，随大军西进。5月22日，他又和武新宇等共同签发了晋南行政公署和晋南军区的联合指示，对华北解放军途经晋南行军沿线的后勤工作做了具体的布置。全区立即掀起群众性的支前高潮，备粮，磨面，碾米，打扫房舍，修路，筑桥，造船，千方百计保证过境部队吃得饱，住得好，走路方便。

    在中共晋南工委的领导下，晋南区人民在支前方面做出了显著的成绩。1949年全区共征公粮（小麦）140.7万市石，占群众实际收入的21％；动员民工21481人，牲口1041头，组织担架3562副，随军支前远到兰州、西宁、银川；扩兵1.2万人；支援西北和西南新区干部数千名，其中区级以上的干部885名。

    1949年6月，中共晋南工委撤销，中共晋南中心地委成立，隶属晋绥分局直接领导。马明方回到移驻西安的西北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