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n class="center">——纪念马明方同志逝世25周年

    马明方同志，是陕北红色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而死，距今已经整整25个年头了。

    我是1935年认识马明方的，那时他是陕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我是个小兵，我知道他，认识他，他不知道我，当然也不认识我。

    1936年冬，中共陕北省委书记郭洪涛被调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马明方接替郭洪涛，任陕北省委书记。

    1938年，马明方去苏联治病，1941年回国途经新疆，被国民党军阀盛世才逮捕入狱，直到1946年，经周恩来与国民党新任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张治中先生交涉，才把关押的马明方等一百多位共产党人释放出狱，并派专人专车护送回陕甘宁边区。

    马明方等同志在狱中的情况，中央是完全清楚的。他们建立了党支部，同敌人进行坚贞不屈的斗争，表现了共产党员大义凛然的英雄气概。回到延安后，党中央很快为他们做出正确的结论。

    在马明方出狱之前，延安于1945年夏季召开了西北局高干会议，讨论总结西北党的斗争历史。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参加了会议，并在会议最后做了总结讲话。会议一致认为，刘志丹、谢子长、高岗、马明方、习仲勋、张秀山、阎红彦、贺晋年……等同志，是陕北、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正确路线的代表人物。并批判了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对西北革命造成的危害。在这次会议之前召开的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马明方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中央西北局书记高岗被派往东北工作，西北局书记为习仲勋。马明方回到延安后，中央任命他为西北局副书记。西安解放后，中央任命彭德怀为西北局第一书记，习仲勋为第二书记，马明方为第三书记，兼任陕西省委书记和陕西省政府主席。

    在延安，西北局在城南关杜甫川口北侧的山畔上，新建起六眼小小的石窑洞，算是西北局惟一仅有的“高级招待所”。窑洞只能放一张木板床，一个三斗桌子和两个板凳。马明方开始就住在北边一眼小石窑里。因为中间的几眼窑已经住了客人。这些客人是：

    杨明轩，著名教育家，曾任过陕西省教育厅长，是杨虎城将军的高参；柯仲平，著名诗人，时任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主任；孙作宾，原甘肃省地下党的领导人；邵达，从上海投奔延安的内科医生。

    最南边的窑洞是我住的。它原来是崔田夫住的。崔田夫也是陕北苏区的创始人之一，没有上过学，给地主揽长工出身。抗日战争开始后，他任陕甘宁边区工会、青年团、妇联会联合组成的抗敌后援会主任。党的七大以后，西北局成立了党的监察委员会，崔田夫被任命为专职书记。我由西北局组织部调到监察委员会，一身三职：监委会秘书、崔田夫的秘书和崔田夫的文化教员。崔田夫为了便于与我联系，让我搬到他这眼小石窑里住。

    就在这时候，我才和马明方熟识。因为住在一排窑洞，天天多次相见。他那时候才四十来岁，中等身材，皮肤白净，两只大眼睛炯炯有神，闪着智慧的光芒。他不善谈吐，特别是多年的监牢生活，不能说话，越发显得说话迟慢。但对人态度和蔼，平易近人，为人忠厚质朴。和人见了面，总爱站下来，问长问短，显得很随便，看不出他是“大官”。他和马淑良，就是在这个小小的石窑洞结婚的。他的原配夫人，当他在新疆敌人监狱时就病故了。

    马明方和马淑良结婚的时候，什么仪式也没有。那时的干部都不挣钱，没有工资，穿衣吃饭，都是供给制，所以没有钱，不论谁结婚，都没有什么请客送礼这一说。一般的是同志们挤在一个窑洞，开开玩笑，热闹热闹。有的在门上贴一副对联，或用红纸写几句祝贺的话。而马明方、马淑良结婚，连这些形式也没有，没有人给写贺词，门上也没有贴对联。

    那时由于国民党的封锁，延安连所谓“洋糖”，就是今天最普通、最低廉的“杂拌糖”也没有。水果——苹果、梨、桃、枣之类是土特产，能买到，但干部们没有钱。因此，结婚的时候连水果也没有。一般的是买几两南瓜子，即白瓜子嗑嗑。

    买瓜子的钱从哪里来的？

    延安的干部学生，不论大官小官，不论学生或干部，为了战胜国民党的封锁，度过困难，党中央决定开展大生产运动，人人都要参加生产，向公家上缴一定的生产任务，如上缴几斗粮食或折合多少钱。生产形式和生产什么，由单位统一组织，也可以因人而异，多种多样。有的开荒种地——种粮食、土豆、白菜、萝卜都行。有的跑到府南川二十里铺、三十里铺的山里打柴，早晨去，晚上回，背一背柴，第二天背到新市场卖。有的打土窑洞，挖土。有的背石头、筑窑、垒墙。女同志和体弱病残的，则多半是给被服厂纺羊毛线或装棉衣。还有的有技术，熬碱熬肥皂。最轻松的活是夜里为机关用旧报纸糊信封（延安没有牛皮纸印的信封，所用的信封都是用旧报纸糊的），报纸也不是我们今天看的白纸，而是本地用土法用草做的又黄又黑的“马栏纸”。单位供给科发面打糨糊，糊一沓（12个）信封给两分钱。我在晚饭后，睡觉前，有时能糊五沓即60个信封，可挣一角钱（边区发行的纸币），可以买两个核桃，或买一把白瓜子。有时，我们把用不完的糨糊，洒上点盐，赶睡觉前吃掉，把小碗舔得干干净净。这事后来被供给科发现了，发的糨糊里掺了煤油就不能吃了，今天用不完，明天接着用，也是为了省点面。

    总之，是要把一年内下达的生产指标上缴够为止。如有剩余的钱，则可以归自己。

    马明方从监狱里出来不久，当然不可能有生产任务完成以后剩下的钱。马淑良是从米脂中学调来的学生，在机要电台做译电员，开会当速记员，连自己上缴的生产任务还没完成，那里有钱买结婚用的水果和瓜子呢！

    那天吃完晚饭，我们去“闹洞房”，看见靠窗台的三斗小桌上，竟然放了几把白瓜子，不知是谁送的，不仅没有盘子，连一张白纸也没有，瓜子不多，就堆放在桌子上。此外，再什么吃的也没有。小小的地上，只有两只单人木凳子，十来个同志没坐处，就挤站在地上，每人抓几颗瓜子，说几句庆贺的话。

    新娘新郎也不坐，和大家一样站在地上，脸上浮现着幸福的笑容。

    马明方说：“凳子不够，请大家坐在床上。”

    那床上倒是空着，原来只有公家发的一块土制白棉被，叠得方方正正放在床头，今天多了一床棉被，显然不是公家发的，而是马淑良来延安时从家里带的，也是土布，被面有淡淡的印花，看去很素雅。没有人上床去坐。

    窗台上，立几本书，有《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延安整风学习文件汇编和毛泽东的著作《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和七大的报告《论联合政府》。这就是这对新娘新郎的全部家当，这就是新郎新娘的洞房，这就是新郎新娘的婚礼。

    后来马明方搬到山上书记住的大石窑洞，这眼小石窑又成为另一对新婚夫妇的洞房，那就是刚从中央党校一部整风学习回到西北局，等待分配去陇东地委接替马文瑞任地委书记的李合邦，和中央党校六部学习毕业的大姑娘曹相如举行婚礼的洞房。李合邦和曹相如两位同志，我都很熟悉，结婚的时候，我当然也去“闹洞房”，但和马明方、马淑良的婚礼完全一样，也是在桌子上只放一把瓜子，所不同的是，地上多了一条板凳，床边多了一只破旧箱子，不知是李合邦的“家当”，还是曹相如的“家当”。

    西安解放后，中共陕西省委驻在南城墙根下湘子庙街五岳庙门一个大院，马明方任省委书记，张邦英、李合邦任副书记。我在省委宣传部工作，都在这个大院的平房里，天天见面。

    这时候，马明方、马淑良已有了一个女儿，名叫小芳。长相和马明方一样，白净的脸，大大的眼睛，特别聪明。马明方把这个小女儿视为珍宝，只要有空，一早一晚，都抱着小芳在门口散步。

    “文化大革命”开始，马明方是中央东北局第三书记，家住沈阳市。小芳已经上完初中，正准备考高中。但在这时学校“停课闹革命”，学生起来“造反”，小芳因此失学了。

    接着，马明方被造反派揪斗，诬陷为“叛徒”、“特务”，抓进了秘密监牢。马明方全家受到株连。她的妻子马淑良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审查；他的儿子、儿媳全家以及女儿、女婿被流放到农村，批斗游街，受尽凌辱；他最喜欢的小女儿小芳和爸爸的感情很深，开始，她知道爸爸被批斗，自己到了学校同学们骂她是“狗崽子”，动手打她，她不敢到学校去了。回到家里，不见爸爸回来，问妈妈，妈妈怕她精神受刺激，没敢告诉她爸爸已经被抓进监牢，哄她说：

    “爸爸让毛主席叫到北京开会去了。”

    她天天盼，月月盼，年年盼爸爸回来。

    她们的家被抄了，她和妈妈被造反派赶到农村劳动。

    孩子们见了她就扔石头打她，骂她是“黑五类”（即地、富、反、坏、右的子女），是“狗崽子”。

    小芳从小被爸爸视为掌上明珠，哪里能受得住这样大的欺辱和打击！她的精神渐渐失常了。每天睡到半夜惊醒，还在呼叫她亲爱的爸爸，但总听不见爸爸的声音。

    终于，小芳的精神分裂了，进了疯人院！

    而今，小芳已经四十几岁了，还住在疯人院，每天仍在呼叫着她想念的爸爸。

    马淑良每次到疯人院看望这个惟一心爱的女儿马小芳的时候，小芳总是睁大僵直的大眼睛问妈妈：

    “毛主席还没有让爸爸回来？”

    妈妈把泪水咽进肚子里总是一句话：

    “没有。相信毛主席开完会，就会让爸爸回来的。”

    可怜的小芳，至今还不知道她的爸爸已于1974年就被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死了！

    马明方自1967年10月被北京卫戍区秘密关押后，不让他的妻子和家人去看他。他的大女儿马锐冒着危险，再三请求，“马明方专案组”才答应，让她在1973年2月2日去探望马明方。那天是农历大年三十。马锐一早冒着大雪来到北京西郊指定的地点。十点多钟，两个年轻人拽着，从吉普车里拖出一个弯腰驼背，穿着一件又小又脏没有扣子的黄棉衣，肋骨在外边露着，两腿弯曲，既不会站也不会走的小老头。马锐简直不敢相信，眼前这个脸色青灰，胡子很长，头顶一个破毡帽，瘫成一堆的小老头，就是自己的父亲马明方！

    马锐好一阵两眼发黑，脑子成了空白。她惊得没有了思维，没有了眼泪。她有近六年没有看见自己的父亲了。那个魁伟健壮，铁骨铮铮，正气凛然而又慈祥的父亲，从新疆国民党监狱关了四年出来时也没有成这副模样呀！她想：“专案组”会不会弄错了？她在心里喊：这不是真的！绝不是真的！好一阵，还是马明方先开口，问起了妻子马淑良和爱女小芳的下落，马锐才如梦初醒，嚎啕大哭，泪流不止。她不该在父亲面前这样失态恸哭，她可怜的父亲此时多么需要亲人的慰藉呀！她收住眼泪，一遍遍叫着：爸！爸！

    1973年马明方被折磨得气息奄奄时，才被送进首都工农兵医院（同仁医院）。一次，他让来探视的大女儿马锐给他带一支圆珠笔芯，他夹在手指缝里，背着看守人员，用抖颤的手，花了一个多月时间，给周总理写了一封长信。

    这信，是马明方偷偷地在烟盒上、报纸边头上，密密麻麻写出来的。1973年3月15日，马锐去首都工农兵医院看望父亲时，他悄悄从裤腰里抽出来，交给女儿，并嘱咐马锐：一定要孙维世同志交到周总理手里。当他得知孙维世已经被迫害致死后，慢慢地闭上双眼，不禁潸然泪下。他在长达八年的关押期间，身心受到严重的摧残，但他还没有忘记学习《毛泽东选集》，没有忘记他是党员。他对女儿说，人家现在不承认我是党员，党费也没有缴，而且也没有钱，总有一天，我要把党费缴清的。

    在他临终前，一再嘱咐子女说，你们一定要把我的事报告毛主席，报告周总理，说我马明方是好人，不是叛徒。

    “四人帮”的爪牙，对马明方用尽了毒计和酷刑，都没有使他屈服。1974年8月13日，马明方终于含冤而死了！

    马明方哪里知道孙维世和他一样的遭遇！当他给周总理写这封信的时候，孙维世已经被江青迫害死几年了，因此这封信始终没有送到周总理手中。而今，只能把这封信陈列到他在米脂县叶家岔村他家的那眼土窑洞里，让后人知道。

    马明方那可怜的爱女小芳，如今仍在疯人院日夜呼唤着她想念的爸爸！

    马明方如九泉之下有灵，一定也在想念他疼爱的小女儿小芳！

    马明方家乡的党政领导同志和人民，没有忘记他出生人死创造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丰功伟绩，没有忘记他为创立新中国和建设新中国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不仅儿女思亲，而且人民也思念功臣！

    马明方同志，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