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清明雨，梦中依稀故人情。今年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马明方同志诞辰94周年。马明方同志是陕西省米脂县人，早年曾在陕北的绥德师范学校读书，并且于192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我第一次见到马老，已经是70多年前的事了。
那是1928年春天，我的父亲白明善（字乐亭），后任中共陕北特委委员，正在家中养伤。那年我还是7岁的小娃娃。
马明方同志来到清涧县高杰村探望我父亲的伤势，并且准备与清涧县第二高等小学的地下党组织接上关系。于是我父亲就介绍马明方同志住在清涧“二高”。
第二高等当时清涧第二高等小学的教师中，有许多人是共产党员，我记得有我们村内的白自强、白云寺、白胜宗；外村的有刘承云、李宗白、张启汉等同志，还有一位化名为“尚先生”的神木县人白栋材、杜司瑶等。在该校的学生中也有许多人加入了常团组织，其中党员有高合林、高锡堂、冯治国（当时化名冯天友），团员有贺树槐、白向银、白治民等同志。
马明方同志来到清涧“二高”后，很快就与地下党团的同志们建立了联系，并且开展了秘密的革命活动。
有一天下午，我们正在家里吃饭，进来一个陌生人，只见他和我父亲谈笑风生，说得非常融洽。于是我偷偷的问我父亲：“这个人是谁？”我爹笑笑说：“他是我的一位好朋友，以后你们就叫他干爹好了。”说完，摸着我的头：“快吃你的饭吧！”不让我再问下去。从此，我脑海里留下了“干爹”这一印象。
到了1934年，我们高杰村的九个女孩子，还有外村的几位姐妹先后参加了革命活动。这十几个人中，年龄最大的是秦蛮婆，她是烈士崔玉湖同志的爱人，当时已经30多岁了，带着她12岁的女儿一起参加革命工作。我们村的九姐妹中，年龄最大的是刘锦如同志，23岁，年龄小的有我，只有13岁。还有更小的一位白云帆同志，当时只有11岁。
我们这些女同志，除两三个人念过一两年书外，大部分人都没有文化。参加革命的时候，不仅不识字，也不懂得多少革命道理。组织上为了锻炼我们，就让我们到本县的苏区（也称为“红区”）开展宣传工作。这一年的七八月里，组织上把我们集中在本县东区的枣坪塔村受训。学习期间，惠志明同志（化名“老雨”）请马明方同志给我们讲课。明方同志当时化名为“老李”
明方同志讲得非常生动，给我们主要讲了三个问题，至今我还记得清清楚楚。
他说，干革命首先要有不怕流血牺牲的革命精神，同时也要不怕苦、不怕累，吃苦耐劳。
他还举了许多事例，告诉我们，参加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打倒封建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地主恶霸和土豪劣绅，实行“耕者有其田”，让穷人们人人有工做，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最终的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
他讲的第三个问题，也是我们最关心的妇女解放问题。他胡搜，男女平等，妇女也要参政，翻身做主人。要反对包办婚姻，让妇女放开小脚，不再缠足，简称短头发……
再将干革命要坚决的时候他举了一个例子：陕北有一位1928年入党的共产党员，他的父亲在大革命时期，从北平的中国大学毕业后回到陕北，当过国民党的县长。这位共产党员参加革命活动、想家中筹措经费等事与家里闹翻，拔刀要杀爷爷，并与家里断绝了往来。明方同志所讲的着共产党员的父亲后来思想也有了转变，当选为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员。解放后被选为榆林县政协副主席。这位共产党员彻底革命的精神，给我的影响极深。可巧的是，1939奶奶，我在陕甘宁边去的陇东分区合水县工作时与他（朱敏同志）不期而遇，并且在一起工作，后来，我们就相互熟悉起来，最后结成了夫妻。
1934年5月，在清涧县东区的胡昌平村，中共陕北特委召开了一次有上千人参加的群众大会，我们这十几位女同志也赶来参加。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么轰轰烈烈的场面。特委的许多领导都出席了这次大会，我记得有马明方、郭洪涛、崔田夫、李铁论、贺晋年、白雪山、高朗亭等同志。
大会结束以后，马明方同志叫住我：“飞娥（我的乳名），砸门一起谈一谈吧。”我俩就坐在村里的一位老汉的炕边上，唠起了家常话。
他先问我：“你还记得那一年我到你家吃过饭吗？”他这一问，把我给问愣怔了，一时想不起来这件事。他笑笑说：“那一年我到你家吃晚饭，你爹还让你叫我干爹呢！”
他说到这里，我立刻响起来已经牺牲的父亲，禁不住哭了起来。马明方同志安慰我说：“孩子，不要太难过，要奋斗就会有牺牲。你现在也参加到革命队伍中来了，这很好啊。”他还再三嘱咐我说：“今后在革命队伍中，要好好学习，努力工作，加强锻炼，要学习你父亲白明善同志，像他那样坚强勇敢、坚贞不屈。”他一边说，我一边不住地点头，觉得他像我的父亲一样，又教给了我许多革命道理。
1935年初，我来到陕北特委印刷处工作。当时的陕北还笼罩在白色恐怖下，我们仍然处在游击战争的环境中，局势动荡不安，特委机关的工作人员经常要转移。那时我只有14岁，又是一个女孩子，所以马明方和郭洪涛两位同志就安排我在特委机关做收发工作。同时，还让我帮助当时特委的妇女部部长白茜同志做些妇女工作。我知道，他们是想让我在实际斗争中得到锻炼。
由于我识字不多，开始做收发工作，也有许多困难。为了提高我的文化水平，马明方同志就亲自教我学文化，手把手地教我写字。为了帮助我做好文件的收发，他给我订了一个小本子，把当时特委领导下的十几个县的名字都写在上面，让我每天把这些县名写一遍，至今我还记得那些县名有：清涧、绥德、佳县、吴堡、神木、府谷、安定、赤源、秀延等等。明方同志还再三嘱咐我说：“要把每一天发出的文件材料和信件一一记载清楚，免得出现错误。”达些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但想起来仍然历历在目，就好像是发生在昨天一样。
我父亲牺牲以后，家里的生活非常困难。1936年，我在延川县做妇女工作。有一天，我母亲忽然带着11岁的小弟弟天林（后改名为白治斌）来到县上找我。我们母女一见面，母亲就抱住我痛哭起来。她告诉我，自从我参加革命离家以后，她一直带着弟弟天林和妹妹春娥四处讨饭。后来，5岁的妹妹活活地饿死在要饭的路上……
听了母亲的一番哭诉，望着才11岁的弟弟，我马上想起了马明方同志，于是就给他写了封信，详细向他汇报了我家的变故和目前的困境。他接到信后，立即回信给我，让弟弟天林去特委找他。弟弟走了没有几天，就来信告诉我，马叔叔把他送到了陕北保育小学学习，让他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46年秋天，我正在延安的中央党校学习，得知马明方等同志从苏联学习后，在返回延安的路上，被新疆的国民党反动军阀盛世才逮捕入狱。明方同志在狱中受尽酷刑，后来经过周恩来同志的多方交涉，才回到延安。他们一行回到延安的时候，受到毛主席、朱总司令等中央领导同志的热烈欢迎。
马明方回到延安后，住在王家坪。因为多年没有见到他，非常想念。于是在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向学校请了假，到王家坪去看望他。见到我，他非常高兴，问寒问暖，问我的学习和工作。在谈话问，我提出一个建议，希望能给我的父亲白明善烈士修建一座陵园，建立一座纪念碑，以弘扬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并启迪后人。
他听了我的建议后说：“这件事我也非常同意。但是在目前的环境下做这件事，还有许多困难。等到全国解放以后，我们再想方设法为明善同志建陵立碑。”他说得十分动情，充满对已经牺牲的战友们的缅怀和思念。
当天，他就留我在他的住处吃了晚饭。吃完饭后，他又带我参加了周末舞会。使我意外惊喜的是，那天晚上，毛主席、朱老总、少奇同志和贺老总等领导同志都来了。我和马明方同志跳了一圈。然后，他就带着我与在场的许多中央领导同志见面，介绍我是烈士的女儿，让我和他们一起跳舞。那一天晚上，是我有生以来最高兴的一个晚上，我先后和毛主席、朱总司令、少奇同志、贺老总跳了舞。中央首长们还关心地询问了我的学习和工作情况。
那天晚上回到党校以后，我高兴得一夜都没有合上眼……
全国解放以后，我在宁夏工作。1952年，我去西安出差，参加西北的妇联会议。散会以后，我就去中央西北局机关看望马明方同志。见到我，他还像当年一样，非常高兴，拉着我的手，仔细询问我在宁夏工作的情况，还惦记着我的弟弟白治斌，问了有关他的一些情况。接着又问朱敏和孩子的情况。听说朱敏身体很不好时，他关切地说：“朱敏同志，我非常了解，他是一个好同志，也很能干。”他再三对我说：你要多多关心朱敏同志的健康，你回去以后告诉朱敏，每天都要抽出一点时间锻炼身体……
聆听着他的谆谆教诲，我在心里不禁默默地喊了他一声：“爸爸！”他真的像父亲一样，无时无刻不在关心我们全家。
“文革”中，马明方同志深受林彪、康生和“四人帮”一伙的迫害，身心遭到残酷的折磨和摧残。1972年，他已经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不得不送到北京同仁医院治病。得知这个消息后，我心急如焚，真想立即来到他的身边，为他端屎接尿，好好地侍奉他。但是，在“四人帮”的极端限制下，我始终未能如愿。只能见到他的夫人和女儿，每次见到他们，我都要仔细询问马老的身体近况。
使我终生遗憾的是，一直到他被迫害致死，我也没有能再见上他一面。1974年8月13日马明方同志含冤去世。听到这个噩耗，我的五内如雷轰。但是，当时连向他老人家做最后诀别的权利也没有，只能在心里悼念他……
粉碎“四人帮”后，也是一个清明节，我带着儿子和孙子，一起来到八宝山革命公墓凭吊明方同志，想起马老与我家的两世契交，禁不住热泪盈眶，遂口占诗一首，作为对他的永远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