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明方同志受林彪、“四人帮”的迫害，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五个年头了。五年来，每当回忆起他心脏停止跳动前反复说过的几句话：“我没有问题，我没有做过任何有损于党的利益的事，万一我死了，你们要设法转告毛主席，我马明方是好人，不是叛徒。”我总是犹如万箭穿心，不由肝肠寸裂，潸然泪下。
我曾经是马明方同志的警卫员，在他身边工作了整整七个年头。明方同志对我，无疑是一位良师，革命的指路人。我从明方同志身上学到了不少优秀品质。他的这些优秀品质，我将永远不忘。我还要教育下一代，永远记住马明方同志，记住我们党的这样一位忠诚战士，完成他未能完成的事业，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伟大祖国奋斗终生。
<er h3">（一）
马明方同志是一位十分和蔼可亲的人。在他身边工作，不仅不感到拘束，而且还能学习很多东西。
我是1947年给明方同志当警卫员的，以前是个放羊娃，不识字。我的文化知识，是马明方同志手把手教会的。当他知道我不识字后，就决定抽出工作之外的空余时间，每天都教我识字。这样，他就当上了我的老师。作为老师，马明方同志对我的要求是很严格的，他规定要我每天都学会五个字，不但要会念，还要会写。他还给我订了一条制度，每星期六下午进行一次文化考试。考试成绩不好，那可是要挨批评的。记得有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明方同志让我背写生字。他手里拿着一张纸，纸上写着42个生字，站在我的身边，一边念，一边要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来。当我写下35个字，再也写不下去了的时候，他显得很不高兴，严肃地说：“42个字就有7个字写不出来，下去还得好好练，好好记，不能光贪玩呀！认真复习复习，下星期六再考。”考试的日子又到了，经过一个星期的刻苦学习，这一次我考得很好，全部生字都写对了。看到我的这一微小的进步，明方同志很高兴。他风趣地说：“就这样学。再过几年，你的文化程度会越来越高，成了大学生，比我的文化都高了。”我低着头光是笑，嘴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心里却在想，这还不是马老师严格要求的结果吗！考试完毕后，明方同志特意从桌子里拿出一支金星笔奖给我。从此，我便拿着这支水笔写呀写，学习的劲头更大了。
为了让我更快地掌握文化知识，有一段时间，明方同志每天都坚持抽出两个小时，看着我认字、写字。如果发现我笔划下的不对，就干脆捉住我的手让我练习。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我第一次写“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时，那个“岁”字没有写对，明方同志便把我手里的笔拿过去，在一张纸上写了一个很大的“岁”字，让我照着写。以后，这个“岁”字我就牢牢记住了。在明方同志的耐心教育下，我初步认识了一些字，不再是一个完全的文盲了。
除了文化老师外，马明方同志还是我的军事老师。记得有一次，组织上配给了我一支新枪。我对这支枪爱不释手，经常把它拿在手里拨弄。但是，那时候，我却只会用，不会擦。一天上午，我一个人在房中把枪拆开，打算擦一下。可是拆开后，却怎么也安装不起来了。整整捣腾了半天，又怕又累，累得我头上脸上都是汗，结果仍然是没有安好。开饭的时间过了，马明方同志推开门走了进来。看到我两手油，一脸汗，他一句也没有批评，而是坐在一边的方凳子上，亲自动手安装起来。他一边安装，一边耐心地给我讲这种枪的构造，讲枪上的每一个零部件。不大一会功夫，便全部装好了。装好后，他问我学会了吗？直到我肯定地点了点头后，他才满意地笑了。这时候，我才记起还没有给他打饭，便歉疚地问：“你还没吃饭吧？”明方同志呵呵地笑着说：“你不也是一样吗！现在吃也不迟。你先洗个脸，再到食堂打两份饭，咱们一起吃。”我和马明方同志一起吃着饭，吃饭过程中，他还给我讲了许多爱护武器的道理。他从井冈山讲到二万五千里长征，从长征又讲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一再告诉我，过去，共产党没有枪，只得用大刀、长矛和红缨枪，有时，还得别个吓敌人的假枪——笤帚疙塔。现在的枪是同志们拿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虽然多了一些，但是还不够用。一定要注意爱护每一粒子弹啊！明方同志的这一番话，我至今记忆犹新。每一次记起这些话，总是自我告诫说，要警惕，一定要爱护每一粒子弹。
<er h3">（二）
马明方同志不但是我的老师，也是我平生难忘的一位亲人。他对我的关怀是无微不至的。作为警卫员，本来应该是我处处在生活上照顾他，可是有些时候，倒是他对我的照顾更多些。
有一件事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大概是1948年吧，我跟随马明方同志离开延安，途经清涧、绥德，到山西省的兴县一带开展工作。一路上，他起早贪黑地奔波，夜以继日地搞调查研究，经常是熬到夜很深时才休息。但是，这样忙碌，这样辛苦，他不顾自己，而是一再嘱咐我要休息好。在兴县蔡家崖的一个夜晚，明方同志因为要准备第二天的工作报告，整整一个通宵没合眼。开始，我等着他工作完毕，还能支持。后来困劲上来了，眼皮打架，不知在什么时候，我居然睡着了。待到我醒来一看，天早已大亮，可明方同志还是坐在桌子前写材料。这时候，正好贺龙同志（当时是晋绥军区司令员）起床后散罢步已经回来了，看到明方同志还在工作，桌上的灯也忘记吹掉，便关心地问他：“你一夜都没睡觉吧？”明方同志诚恳地说：“时间紧呀，我把会议材料草草整理了一下。”两位领导谈话时我还在被窝里躺着。这时，我再也躺不住了，便一骨碌爬起床，掀开了身上盖的马明方同志的被子，揉了揉惺松的眼睛。贺龙同志注意到我的这些动作，便开玩笑地说：“好啊，老马给小马（我姓惠，他故意这样称）当了一夜警卫员了！”贺龙同志风趣的语言，逗得我只是个笑，盯着马明方同志，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但是，只有我才最清楚，像这样的夜晚（明方同志工作，我安然睡觉）是很多的。马明方同志常常反过来当了我的“警卫员”。
1949年我跟马明方同志在山西临汾工委工作时，曾受过一次轻伤。那是被敌人的飞机炸伤的。当时，明方同志发现了我耳后流血，便用一块粗白布手帕给我揩去了血迹。他关心地问我：“痛吗？”我觉得没什么，便回答他：“不痛，擦破了一点皮。”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但是后来，不知怎么搞的，我总是感到头疼，有时疼得简直难忍。明方同志对我的伤痛比我自己还焦急。北京解放后，他立即亲自送我到协和医院（即现在的北京医院）去检查。经过检查，医生说我耳后有一块小小的弹皮留在皮肤里，需要动手术取出来。我当时不同意动手术，担心动了手术没人照顾马明方同志。但是明方同志却坚持要给我动手术。手术是在一个星期五作的，手术前进行了全身麻醉，所以经过的情形怎样我一点都不知道。清醒过来后，睁开眼睛一看，我已睡在病房里。而马明方同志就坐在我的身边。他一只手里端着小白碗，一只手里拿了把勺子，正在静静地注视着我。看到我清醒了，他赶紧把碗和勺子凑到我的唇边来，一边还轻轻地说：“喝一点葡萄糖水吧，马上就好了，不用怕！”望着马明方同志那亲切慈祥的脸，我不由地流出了眼泪。
明方同志不仅生活上关怀我，我有时因不小心在工作中出了差错，他也不是严加指责，而是主动承担责任。这样，我倒反而感到很惭愧，下定了改正错误的决心。记得有一次（大概还是我们从临汾回到延安的那一回吧），我们到了韩城县委（是新解放区），和护送的几个警卫同志到饭馆里吃了一顿便饭，让县委知道了，第二天早晨，县委特意搞了四个菜的招待饭。明方同志并没有到饭馆吃饭，但是事后听说他很不高兴。回到西北局后，习仲勋同志碰上了我，对我说：“你怎么闯了个大祸？”我还根本不知道是咋回事。仲勋同志便把经过情形大概向我讲了一下。原来，由于我私自让同志们到饭馆吃饭的问题，明方同志认为这是铺张浪费，在当时艰苦的解放战争时期是不允许的，心里很是过意不去，便在西北局的一次常委会上主动作了检讨。他严肃地说：“国民党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我们共产党可不能这样做。”并说：“这是我对同志的教育不够造成的。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今后一定要注意改正，再不能这样了。”仲勋同志的话说得我满脸通红，我不由立即替明方同志辩护说：“这是我的错，马书记他根本不知道呀！……”可是，辩护又有什么用？马明方同志既然已经代替我作了检讨，我这个小小的警卫员，便只有把这次教训牢牢地记在心里，经常鞭策自己，少犯错误，力争对人民作出较多的贡献了。
<er h3">（三）
马明方同志曾经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监狱里坐过几年牢，经受过法西斯匪徒的残酷折磨，身体上留下了斑斑伤痕。但是，他从来都不向同志们谈起自己曾受过伤，总是咬着牙关，坚持不懈地工作着。
我知道他负过伤，也是无意中偶然发现的。一次在清理文件时，在一个半新的皮挂包中，我翻出了许多照片。这些照片，有的光着身子，有的腰里裹着一片破麻袋片，头发都长有好几寸长，人瘦得皮包骨头……看了这些照片，我真感到十分害怕。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大声喊叫着向马明方同志提出了自己的疑问：“马书记，你那些相片是啥时候照下的呀？”并哭着说：“你啥时候受过这样的罪呀？”看到我这样激动，明方同志微微地笑了。他掏出手帕给我擦了眼泪，然后让我去把那些照片全部拿过来，就坐在一把方凳子上，给我讲开了往事。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没有毛主席，没有亲爱的党组织，就没有我的今天。我的生命是毛主席给的，我的一切都是党给的！”他说这些话时，语调虽然很平静，但是我能看得出来，他的激动并不亚于我。他接着说，1941年，我从苏联学习回来，路过新疆时，被敌人扣住，关进了监狱。当时在新疆监狱里押的共产党员还很多。敌人百般地折磨我们，摧残我们，不给吃不给喝，而是啥时想打就打，用尽了法西斯手段。他们给我们手指上钉竹签，鼻子里灌辣子水，带脚镣手铐，坐老虎凳，用烧红的烙铁烙，……惨无人道，无所不用其极。可是，这些匪徒们打错了算盘。他们的那一套，只能吓唬意志软弱者，对一个共产党员来说，就没有多大作用了。说到这里，他顺手翻到和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一块合影的一张照片，用手指点着，充满感情地对我说：“是毛主席、党中央经过和反动派多次谈判，才把我们这些囚徒从监狱里放出来。这就是毛主席欢迎我们回来时和我们的合影。……”他慢慢地说，我一句一句地认真听。猛然间，我又记起了一次我给他擦澡时，看见过他脊背上有一块宽约一寸，长约五寸的大伤疤。便打断他的话，抢着问他：“你背上的那块疤就是敌人打的吗？”他点了点头深沉地说：“是的，是敌人用烧红的铁棍烙下的。他们摧残了我的身体，可摧毁不了我的意志呀！”说完这一切，明方同志又笑着安慰我说：“不要哭，你还小呢，以后要好好学习，好好锻炼自己，争取为人民做更多的事。”明方同志的话深深教育了我。听完他的经历后，我久久地站在屋子里贴的毛主席像前，静静地盯着他慈祥的面容。
就是受过这许多折磨，身体已经被摧垮了的马明方同志，工作起来却简直不知道疲倦。他经常深入农村，找老贫农谈心，调查研究，有时还亲自和农民一起参加田间劳动，帮助饲养员喂猪。在临汾工委工作时，同志们就赞扬他：“会种地，会喂猪，样样都是老内行。”这是对明方同志工作的一个最好总结。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像他这样一位久经考验的老同志，“文化大革命”中却被戴上“走资派”、“三反分子”、“叛徒”等一顶顶莫须有的帽子，直至被迫害致死，也没能申明冤情。感谢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在毛主席的英明指示下，在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指导下，马明方同志的“难友”们，一个个恢复了名誉，又精神振奋地投入了工作。明方同志也得到了彻底的平反昭雪。这一切，如果明方同志九泉有灵，又该是多么高兴啊！我相信，他仍会笑呵呵地说，林彪、“四人帮”的法西斯手段，只能吓唬意志软弱者，对一个共产党员来说，就没有多大作用了。
马明方同志的革命业绩永存！正如马文瑞同志在怀念明方的文章中指出的：“战士终究是战士”，是任何恶势力都埋没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