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号囚室的马明方，本是西北局和东北局书记，他和孟用潜先后被押进什坊院。

    刘少奇被指责为中国的赫鲁晓夫和头号的走资派以后，马明方和孟用潜被整得就更凶了。尤其是马明方，被折腾得人不人鬼不鬼，整天不死不话的样子，使许多干部战士生出恻隐之心。因此，常常偷偷私下议论说，怀疑是叛徒也罢，修正主义也罢，反党反毛反社会主义也罢，反对“文革”也罢，反对中央“文革”也罢，总之，在中央没有正式通知之前，大搞刑讯逼供，残酷的侮辱、殴打，这无论如何不符合党的一贯政策，不符合毛主席的教导，这是不人道的。即便是中央给他们定了性，这样做也是错误的，也不是马列主义的。可是，错误的，非马列的行为，为什么偏偏在全国风行，如此猖獗呢？

    谁也找不到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因此，许多人心灵上难免罩上一层模糊的阴影。

    我从小没上过几年学，大概是由于我很无知，使我对什么都很好奇，好奇的东西弄不懂，我就难受，寝食不安。记得小时候在村里的一个皮作坊听“洋戏匣子”，里边有人唱，有锣鼓声，有“洋人大笑”，我就纳闷，那么个小匣子，比我娘用的针线笸箩大不了多少，里边怎么能装那么多人，那么多东西？那里头的人得多小才装得下？还有锣鼓呢？放在哪？

    我问大人们，他们谁也不给我解释。我决心看个清楚。有一天，趁没人，我就用改锥、钳子，把个神秘的“洋匣子”全打开了，就像大卸八块一样。原来里边既没人，也没锣鼓，只有一堆破铜烂铁旧螺丝钉，而且老得都长了锈。我在“原来如此”之后，反而更加奇怪了，“这么多死玩艺怎么叫唤得这么响？”

    破匣子被我打开了，但想装上它可就难了，我又怕挨打，又怕人家叫我赔钱，急了一头大汗，终于是没有办法，只好用一张烂羊皮，把这堆破零件盖上，撒丫子跑了。

    从此我也知道了，人原来有这么大能耐，能耐得使死物说话。

    我这种从小对什么也好奇的劣根性，神不知鬼不觉地带到了部队，劣性不改，于是，有一天我终于对马明方刨根了。

    那是快过年了，在一个吃罢大白萝卜馅包子的星期天下午，借查哨的机会，来到马明方囚室。我像没事人一样在屋里转了两圈，然后又像有事人一样察看一下马明方有没有自杀的先兆。这些都做过以后，突然问道：

    “你又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是修正主义分子，又是出卖革命同志的叛徒嫌疑，你说真话，你究竟是不是，你承认了吗？”

    我虽然是指导员，但毕竟才20多岁，实际上头脑还很简单的，我真的自信，他会跟我说心里话的。

    以前马明方不大爱说话，挨了斗，挨了打，只是呆呆地在囚室待着，也不像彭德怀、黄克诚等发牢骚、骂街。这次他听到我的话，似乎想到了什么，居然慢慢地谈开了他的身世，他的经历，以及和他一块做地下工作时牺牲的战友。

    他显得很沉痛，似乎在慢慢的回忆中。过了一会，嘘了口气，慢慢说道：

    “27年国民党叛变革命，实行白色恐怖，到处杀共产党员，他们搞宁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

    他说到这里停了好长时间。我不由得联想，我们这里是否也在闹宁错搞一千，也不放过一个呢？不然怎么进来了这么多人？

    我说：“你那时在做什么？”

    马明方道：“也像你这么大岁数，1933年，我在陕北，代理特委书记。大约是7月下旬，我们开了个特委扩大会议，记得参加会的有毕维周、王兆卿、常学恭、崔逢运、马文瑞等人；后来，常学恭叛变了。会上决定扩大武装，建立三个支队，开展游击区，对抗白色恐怖。会后，特委委员和其他同志到各地传达会议精神。毕维周等路过镇川堡，晚上住在区委书记崔明道家里。不料，有个特务混进党内，就和一个叫高庆恩的党员住一个院，这个特务探听了党的活动情况和行动踪迹，带着敌军先后逮捕了王守义、高庆恩、毕维周、王兆卿、崔明道、高禄孝。敌人对他们六人突击审讯，严刑拷打，威逼利诱，他们都没有屈服。后来就用烙铁烙，杠子压，灌辣椒水，跪火铁棍，敌人用尽了酷刑，他们六人始终坚贞不屈，没透露一点秘密。敌人没有办法，就在1933年8月3日把他们杀害了。他们临死时还高呼：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敌人把他们的尸体抛到了河里，河水全被血染红了。他们死得英勇壮烈。以前我很少想起他们，现在蹲了小黑屋，倒常常出现他们的身影，一想起他们，就非常难过，总觉着自己没做好工作，对不起他们。”

    马明方说到这，不禁流出热泪，60多岁的老头子，像个小孩子一样哭着说道：“可是我还不如他们死了好呢！他们死得壮烈，我死也不怕，受委屈也不怕，可死了算什么？”

    他怕我听不明白，又说道：

    “他们受刑是受的国民党的刑，我受的刑算是谁的刑呢！我是叛徒，千刀万剐活该。我不是叛徒，中央也清楚，也早就调查作过结论，马文瑞他们都是知情人，都可作证……”

    我心里说：你到哪里去找马文瑞呢！你找到又有什么用，马文瑞他不能自身有保呀！

    “那次我没有被敌人抓住，敌人抓走了王兆卿等几个同志以  。一后，又到处抓我、马文瑞和常学恭等。那天我们正在一个姓姜的家里清理文件，敌人偷偷进了村。由于有在门口放哨的姜妈妈报警，我们才逃出村脱了险。我身为特委书记，对六位烈士的死是有责任的，我们防奸不够，又出了叛徒……”

    我看着他那长长的胡子、憔悴蜡黄的脸和深凹下去的双眼，有气无力地劝慰说：

    “你要想开点，你看孔原和荣高棠，不管怎么斗，坚持活着，而且把自己收拾得干净利索，中国不是有句老话吗：留得青山在……只要不是叛徒……”

    他像天问，也像自问道：

    “可是，我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去了？不死又活不成，死又不甘心，想不到到头来死活都难啊，还不如战死在沙场呢！”

    我想弄个明白，可我越弄越糊涂了。糊涂的问号更鲜明了：政策和策略不是党的生命吗？马明方讲的六位先烈所受的刑，他马明方所受的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前者是国民党整共产党，后者又是谁在整谁呢？那革命的人道主义呢？毛主席的话不是说一句顶一万句吗？为什么就不能制止这绝大多数人都感到痛心的法西斯现象呢？

    我不知道这根本原因在什么地方，这问号像千斤土，压着一个身为看押连队指导员的沉重的心。

    走出马明方囚室，我不禁想起贺龙的话。

    那天贺龙一边看着《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边像自言自语，又像给哨兵说话：

    “不对头啊！这不是洪洞县里没好人了吗？要是都按书上说的去做就好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连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是错误的道理都不懂了吗？命这样革下去，党怎么办？人民怎么办”贺龙的自言自语，也有点像“天问”，问苍天，问大地，问不出答案。

    我不由联想到，邓洁被逼得说因出卖共产党有功晋见过日本天皇，那么，马明方这样被逼下去，可能也会被逼得无中生有地说晋见过希特勒呢！

    围绕着邓洁和马明方受残酷的肉刑，战士刘桂贤和外号小诸葛的宋根利还进行过一场“地下辩论”。

    宋根利说：“要是我，我没干，打死也不会说；宁可让他打死也不会自杀！自杀是软弱的表现。”刘桂贤说：“不见得，我先把你两个耳朵提起来，像邓洁那样，揪成胖蛤蟆一样；你试试，我也像专案组和造反派整邓洁、马明方一样全面整整你，到那时叫你怎么说你就得怎么说，你小子要不顺竿爬，我刘桂贤就姓宋。要说自杀是软弱的表现，鲁迅说过：‘你把自杀看得那么轻易？你也自杀一次试试？’你以为驰骋疆场的罗大将就那么轻易跳楼自杀？这不是骨头软硬问题，这是人受不了侮辱。”

    宋根利说：“照你这么说，过去在敌人监狱里至死不屈的烈士又怎么解释？”

    刘桂贤说：“过去是过去，那是面对国民党、日本鬼子、法西斯，死而无憾；现在面对的是共产党、毛主席。你怎么把国民党法西斯和共产党等同而论？照你这么说，那光荣呢？英明呢？正确呢？伟大呢？政策呢？谁偷吃了？！”

    他俩的辩论被我和老连长撞见，臭骂一顿打住了，老连长说：“不许放屁！”

    我也说：“你们听见了吗，连长说，不许你们放屁，要着了凉快去暖暖肚子！”

    是啊，老连长够得上爱兵如子了，这样的“屁”放出来，传出去，再想收回来就难了，在这种年月，想当个反革命、反党、反毛分子，只一句话几个字就绰绰有余了。

    两个人挨了骂清醒了一点，每人给老连长敬了个礼跑了。

    老连长摘下眼镜，一边擦一边对我说：“你这指导员，在上课时该重申一下纪律了，就是：不许放屁！‘不许放屁’是毛主席的指示，不然，咱们俩可对不起这些阶级小兄弟了，他们好登高爬梯，摔着他们可没法交待……”

    我说：“是啊，我也预感很危险，听说要换咱们连，可后来又听说是换下来整训，再后来又听说咱们甚至整个中央警卫部队不得力。”

    我们只有拭目以待，听天由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