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战期间，白匪军的讨伐队枪杀了她的身为共产党员的父亲。当时玛丽娅只有七岁，但她记得，四个满脸络腮胡子的中年哥萨克把父亲五花大绑，押到邻居家柴棚的泥墙边，枪杀了他，又把他的尸体抛上一辆大车，还用粪肥盖在上面，拉到田里。那是早春时节，沤了一冬的粪肥冒着缕缕透明的蒸汽，几匹瘦马红长时间也没能把大车从泥泞中拖出来。白匪走后，村人们把父亲的尸体运回村里，埋葬到墓地。母亲去世时，玛丽娅是十六岁。她成了个无父无母的孤儿，于是，她家的邻居——伊万的父母——便来照看她。他们给她修好了破房子，帮她用柳条篱笆围起院子。伊万比玛丽娅年长三岁。他俩都只能读完小学四年级，因为学校离得很远，在区中心镇上，再说还得干活糊口。伊万和玛丽娅都是共青团员。她俩都是头一批参加集体农庄的人。娇小玲珑、各方面都很优秀的玛丽娅早就被伊万喜欢上了，他俩经常在树林里散步，有多少个漫长的夜晚都一起坐在村后那条浅溪的岸边。不久之后他俩便结了婚，婚后一年玛丽娅生了个儿子，取名叫瓦夏。
魁梧有力的伊万钟爱自己的妻子。他喜欢背着村人把她抱在怀里，因为她身材娇小，所以管她叫“小图钉”，又因为她鼻梁上有几粒不显眼的雀斑，所以又称她“小花脸”。年复一年地过去了，伊万的爱情却没有消退。因为玛丽娅的性情沉静安详，因为她的纯朴，因为他们家中总是那样洁净舒适，所以他对玛丽娅更加眷恋，更加尊重。玛丽娅则对他回报以同样的爱情。
他们两人都在列宁集体农庄第三生产队干活：伊万当司机，玛丽娅是挤奶员。农庄管委会离得很远，在三十多公里以外，位于荒僻草原的这个村子里的全体成年居民就组成了第三生产队：他们播种粮食，饲养牛、羊、猪。领导生产队的是老共产党员、从前的牧羊人费奥多尔大数。还有一名共产党员就是伊万。
战争爆发之前，伊万和玛丽娅在农庄的帮助下盖了一栋新房，新开了一片果园。房子盖在村边。他们就打算在这里安度一生。然而，结果却事与愿违。战争爆发的当天，伊万、队长费奥多尔大叔和另外十一名村人便被召到军事委员会，派往前线去。秋天，费奥多尔大叔的妻子玛尔法大婶收到了阵亡通知。又过了几个月，瘦骨嶙峋、面目全非的伊万回到村里。他的左臂从肘部靠上的地方起被锯掉了。玛丽娅因为丈夫归来而欢天喜地 ，尽其所能地劝慰他，不过，他显然是在一个不祥的时刻回到家里来的。战争的巨浪正在不可阻挡地逼近这个小村。德国人在南方的夏季攻势进展顺利。苏军正在向伏尔加河及高加索退却。就在那些日子里，好象故意为难似地，伊万发起高烧来，残肢出现了瘘管。集体农庄主席把他送到区里的医院去看，医院说残肢的骨头正在发炎，叫做骨髓炎，这种病需要专门治疗，可是医生们目前又无法保证给以这种治疗，因为全部医务人员都正在疏散。
伊万从医院回来以后的那些天是他们家庭生活当中最困难的日子……
现在，玛丽娅躺在干枯的马铃薯茎叶中间，回忆着充满痛苦、眼泪和不祥预感的那些日子，那是些象等待死亡一样等待着发声某种不可避免、而且又无可挽回的事情的可怕日子。她记得伊万当时说的每一句话和自己说的每一句话，记得那些话是在什么地方说的，是怎样说的，她记得重病在身的丈夫的面部表情，也记得十岁的小瓦夏是怎样哭的……
伊万从医院回来以后，便躺到摆在一棵老苹果树荫下的那张宽大的长木椅上。那是种植新果园时没有刨掉，留下来的唯一的一棵树。这棵苹果树是伊万的爷爷在很久以前栽下的。爷爷家的后院与小溪毗连，后来，爷爷去世了，后院便荒芜了。到了战争之前伊万和玛丽娅在爷爷这个凋零的院落里选中了一块合适的地方，盖起了房子，也留下了这棵老苹果树……
那是一个温暖的八月天。阳光透过苹果树叶洒落下来。树枝在微风吹拂下轻轻摇曳，一个个光点在地面上闪闪烁烁地跳动。伊万把一件棉衣垫在头下，闭目躺着。玛丽娅坐在他身边，把他一只滚烫的手攥在自己手里。小瓦夏在刚刚浇过水的葱 里蹲着拔草。四周是一片令人昏昏欲睡的寂静。一只孤零零的蜜蜂在幼树丛中煞有介事地嗡嗡叫着。突然，一阵奇怪的、拖得很长的声音传到玛丽娅耳中。她觉得，好象在很远的地方响着隆隆雷声。她抬起头一看：蔚蓝的天空中连一小朵云彩都没有，太阳在照耀着。然而远方依稀可闻的阵阵雷声并没有停息。
伊万睁开眼睛，谛听一阵，又凝视着玛丽娅的眼睛。
“咱们得走了，”他说，“这是他们来啦。”
玛丽娅没有听懂。
“他们是谁呀？”
“德国人。”
“你说什么呀，瓦尼亚？”玛丽娅恐惧地说。“哪些德国人？”
“就是那些德国人呗，”伊万说。“看样子，他们很快就会来到这里的。”
玛丽娅从来没有看到过丈夫的这样一副面孔：他用忧郁红肿的眼睛望着她。没有刮脸、满是淡白色胡子茬的双颊深陷下去，颧骨上泛着病态的红晕，裂着口子的嘴唇在抖动。
“得走了，”伊万又说了一遍。“不然就迟了。”
“你这个样子可往哪儿走？”玛丽娅说。“你看看你自己的样子！你浑身发烧，手象熨斗一样烫人。”
“反正得走，”伊万说。“你明白这一点吗？得离开那些该死的禽兽！他们不会对任何人发慈悲的，老少全杀。你没有见过他们干的事，我可见过……他们一点点人性都没有。你懂吗？一点点也没有！他们枪杀小孩子，打死伤员……抢掠……强奸……咱们得走……得走……”
伊万的话逐渐变得断断续续，毫不连贯了。有一两分钟他失去了知觉，便住了嘴，随后清醒过来，又不停地反复说：“得走了，玛鲁霞！你听见了吗？得走啊……”
玛丽娅哭起来。
“咱们怎么走哇，瓦尼亚？你病得这样厉害，刚才还不省人事来着。咱们上哪儿去？有谁需要咱们？再说……再说……你知道，瓦尼亚……”她脸一红，低下头去，放低声音说：“我又有身子了……我能走到哪里去啊？”
玛丽娅把脸贴到伊万的胸膛上。他们沉默了好久。伊万疼爱地抚摸着妻子的头发，激动地低声说：“那好吧……好吧……玛鲁霞……咱们考虑考虑……也许明天我会好一些，我到农庄主席那里去一趟，跟他商量商量……我是个共产党员……我能做好多事的……别看我只有一只手，这没关系。一只手也能放枪……”
“要是有人……要是有人去告发你呢，那可怎么办，瓦尼亚？”玛丽娅脸色苍白地说。“要是哪个畜牲到德国人那儿如此着般地一说，说咱们村里有唯一的一个共产党员，而且还是个红军战士，那可怎么办？”
“这不可能，”伊万说，“咱们这儿没有这种畜生，而且村里人差不多全是咱们的亲戚。”伊万沉默了片刻，从玛丽娅头顶上方望过去，看着什么地方。“不管怎么说，玛鲁霞，我还是得去找找农庄主席，再到区委去一趟。可惜我没有力气，连站都站不住……我一个人是走不到的……半路就得摔倒，会象条狗似地死在路上……”他歪着嘴，挤出一丝表示歉意的微笑。“原谅我吧，玛鲁霞，”他说道：“我就是这么说说而已……明天我跟队里要一匹马和一辆大车……我跟你一块去……把小瓦夏也带上……”
然而，伊万已经去不成了。他不省人事地躺了两、三个小时，不断辗转反侧，撕扯自己的衬衫，说着胡话。小瓦夏则在那里哭。玛丽娅把一条用冷水浸湿润的毛巾敷到伊万头上，吻着他的手，几次失声痛哭起来，但是接着又强忍住嚎啕，默不作声了。村人们闻声赶来，聚集在苹果树下，怜悯地看着伊万那张变了模样、汗水淋淋的脸。当他清醒过来，睁开眼睛以后，两个上了年纪的妇女小心地搀着他的胳膊，帮他坐起来。
这是夏季傍晚的寂静时刻，村里各户院中的鸡群在互相呼应。小瓦夏的鸽群在屋顶上咕咕叫着。从不远处的河滩上飘来阵阵凉爽的沼泽地的潮气。村后什么地方有头小牛犊哀求似地 叫着。在这寂静安谧、美好幸福的时刻似乎并没有任何不祥之兆。但是，透过鸽子的咕咕声、鸡群的咯哒声，透过这安宁的傍晚时分各种交错纷杂的声音，传来了先是低微遥远的，继而是均匀的马达轰鸣声。这个声音是从云端的一个什么地方，从血红的太阳往一块长长的淡紫色云朵上西沉的方向传来的。低沉的隆隆声越来越逼近，单调的吼叫声已经听得清晰了，仿佛天上有人肩负着力所不及的重担。
人们抬起头，看见几架机翼上带有黑十字的大型运输机在歼击机的护卫下，发出震耳欲聋的喀喀声隆隆地从头上掠过。它们飞了一个半圆形，在村北转个弯，飞离了村子。人们突然看到，有一些暗黑的小点离开了飞机。黑点向地面迅速下落，黑点上方一个接一个地张开了在夕阳照射下呈现出玫瑰色的降落伞……
“这下子完了，”伊万咬着牙说，“这是德国空降部队。他们一定是想切断咱们部队的退路……”
村人们默默无言，惊恐万状地站着。有的妇女哭了起来。老汉们张惶失措地互相交换着眼色。大家都看着伊万，等着听他说什么。
“是啊，咱们把客人等来了，”伊万稍停一会说。“现在只剩下了一条路，就是要大家为一人，一人为大家，不然的话，咱们就全都要完啦。现在大家来听听我说说该怎么办吧。”
他仔细地观察着村人们的面部表情，慢慢地，几乎是平静地说起来：“谁家有食品——象面粉、猪油、砂糖或着别的什么——都要藏得一干二净，要不然全得让他们划拉走。猪、羊、鹅全部宰掉，把肉腌起来，搁到秘密的地方，否则的话大家都会饿死……穿红军制服的前方战士的照片，还有前线来的信，要藏起来。他们要是问，家里是不是有人在前线，那就回答说，战争刚一开始就被打死了。谁有列宁和斯大林的照片或者是他们写的书，也要全部收藏好，别让法西斯混蛋发现……”
站在苹果树下的这些人，伊万从小就很了解。他又对每一个人都个别叮嘱了几句：“你，菲尼娅，在下令交出所有收音机的那会儿，你不是把自家的电池收音机藏起来没交吗？现在你就把它保管好，咱们会用得上的……科尔涅爷爷，你的双筒猎枪也是一样。把它埋起来，埋到只有你一个人知道的地方……你，瓦莉娅大婶，别生我的气，不过我还是要直说：你的舌头太长了，你的长舌头会害人的，你最好还是少开口……”
伊万这样一一叮嘱了村人，最后说道：“最要紧的是不要张惶失措，要互相紧紧携起手来。我们不会永远受德国人统治的，咱们的人一定会胜利，一定会回来的。”
伊万沉默片刻又接着说：“至于玛尔法大婶故去的老伴费奥多尔大叔是共产党员，这事不要让任何一个德国人知道，要不然，他们会头一个把玛尔法大婶拉去枪毙……女教师尼娜·里沃夫娜是从外地疏散到咱们这儿的，她是犹太人，这一点也不能说，否则，这些混蛋一定会把她连她的孩子一起干掉……关于我的情况也是这样。他们要是问起我是什么人，大家得说的一样，就说他是本村人，没当过共产党，他的胳膊是被割草机轧断的……”
这时，全村的人都已经聚集在老苹果树旁。他们用心听完伊万讲的话。老汉们和妇女们向他保证，一定全按他所讲的办，还说有事就来找他商量。人们面色阴郁，默默无言地散开各自回家去了。
天黑以后，区党委书记坐着一辆破烂不堪的旧汽车突然来到伊万的房前。他请玛丽娅让他单独同伊万待一会。他跟伊万谈的时间不长，谈完就告辞走了。
“他说什么来着？”玛丽娅问丈夫。
“他说，村里要是没有人会向德国人告发我的话，我最好留下来，还说必要时会有咱们的人来同我接头。”
“那你是怎么说的？”
“我是个当兵的，那就服从呗。我能说什么？我说，对咱们村的人我可以拿脑袋担保，既然需要，那我就留下……”
当天夜里，在村后很远的地方进行了一场战斗。传来了地雷爆炸声和机枪扫射声。快到早晨的时候，有一些被打散后冲出包围的苏军战士从村子的街上走过。其中许多人负了伤。不过，在增援部队到来前由民兵营、警察分队及突围出来的战士组成的红军队伍，已在河对岸开始准备设防抵御。他们匆忙地挖掘战壕和交通沟，修筑掩体。村里人也帮助他们干。玛丽娅把患病的丈夫留在家里，拿起铁锹，在黎明时分就来到河对岸，同几百人一道挖到天黑。每天夜里还有人数不多的一批批红军战士或者是侥幸突出重围的散兵从村里通过。他们搀扶着负伤的战友，一个个疲惫不堪，满身污泥，蓬首垢面。他们在村里休息个把小时，把好心的妇女们端来的食物狼吞虎咽地吃光，一听说苏军部队正在河对岸设防固守，就马上赶往那边去找自己人……
区执委会主席向生产队发来命令，让村民立即把所有的奶牛、牛犊和生猪疏散到苏军战壕后面，交给进行防御的部队，领回收条。这道命令是由一个人骑着跑得浑身大汗的马送达的。人们当天就几乎把所有的牲畜全部赶过河，由红军战士接着赶往后方。
一星期后，一长串卡车开进了村子，车上坐着头戴钢盔的德国兵，车后拖着大炮。德国人在村里的街上停留了半个小时，然后向小河方面开去，绕过村子，在林边停止了前进。在那里，他们受到来自左岸的射击。当天夜间，德国人把村里全部成年人都赶到右岸去挖战壕。连玛丽娅和伊万也不得不去。他们接连去了五个晚上。他们是在自己战士的迫击炮火袭击下给德国人挖掘战壕的。德国人则从树林里懒洋洋地对着苏军的战壕进行还击。
“他们这伙混蛋的人数大约有一个营，”伊万对玛丽娅说。“他们的工兵正在树林里给军官修掩蔽部。不过，从各种情况来看，这还只不过是个先头部队。他们会在什么地方打开突破口的……”
德国人暂时还没有拿村人开刀，而且他们几乎不在村里露面，只有驾驶着卡车的司机和摩托车手来来往往。这种晴空一直持续到有人在远处的大道上炸毁一辆德军司令部的汽车为止。
这个情况是那个包打听的养犊员菲尼娅打听着的。
“听说有人往一辆德国鬼子的汽车上扔了好几颗手榴弹，”她激动得上气不接下气地对村里人讲：“把他们的军官全炸死了，还拿走了一些重要文件，连汽车也给烧了。”
出了这件事之后，便发生了两个村庄被夷为平地的惨剧，还有那场谁也没有料到的大祸，结果只剩下玛丽娅孤身一人在这浓烟滚滚、黑雾缭绕、笼罩着死亡的大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