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失败以后，以刘志丹、谢子长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为创建西北红军不屈不挠、艰苦探索。他们先是用暴动的方式，发动渭华起义、清涧起义及西北地区一系列的起义，以此来组建工农红军，但这种努力连续遭到挫折。随后他们又用“兵运”的方式，打入地方军阀部队的内部，培养骨干，扩充队伍，创造红军，但这种行动又归于失败。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刘志丹等共产党员决定采用新的方式，即改造农民绿林武装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逐渐壮大革命力量，直至创造正式的红军主力部队。按照这样的思路，1931年9月，刘志丹等共产党人在甘肃合水县平定川倒水湾对当时活动于合水、南梁一带，由杨培盛、赵连璧、贾生财率领的三支农民绿林武装进行了一次重要的整编，史称“倒水湾整编”。这次整编创建了陇东第一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南梁游击队”揭开了陕甘边乃至西北地区游击战争的序幕。此后南梁游击队与晋西游击队的会师奠定西北红军主力部队的基础，开创了红二十六军的先河，在西北红军史上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
一、西北地区的三大起义——渭华起义、清涧起义和旬邑起义：用暴动方式创造西北红军行动的受挫
（一）清涧起义的发动和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队的失败
1927年“7·15”反革命政变后，中国共产党面对急转直下的危急形势，在“八七”会议上确定了进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屠杀政策的总方针。1927年9月25日中共陕西省委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决定根据敌我力量对比情况，首先在国民党陕北军阀井岳秀部队第十一旅中进行起义。
当时，井岳秀部队第十一旅三个营分别驻宜川、延川、延长、清涧等地。由于共产党人谢子长在该部中进行了几年的“兵运”工作，该旅党的基础较好，该旅旅长石谦在谢子长的介绍下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支部队已基本上被共产党人争取和控制。①为了更有效地组织领导起义，中共陕西省委指派唐澍、白乐亭到清涧成立了起义指挥部陕北军事委员会，唐澍任书记，进行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
这时陕北军阀井岳秀侦知十一旅旅长石谦是共产党员，他大为恐慌，谋划除掉石谦，消灭被革命官兵掌握的第十一旅。1927年9月，国民党反动派在陕北各地大肆清党，形势日趋紧张，时值井岳秀寿辰，各旅旅长应邀前往榆林祝寿。石谦警惕性不高，不顾谢子长等人劝阻，也前往榆林。井岳秀派安定县长张凤吾“迎接”，策动马弁杀害了石谦。井岳秀遂任命康子祥为第十一旅旅长，并乘机清洗十一旅中的共产党员。
面对反革命军阀的进逼，唐澍在清涧及时传达了党的“八七”会议精神，通报了南昌起义的消息和全国的革命形势，研究了陕北的形势和石谦死后十一旅的状况，确定了在“为石谦旅长报仇”的口号下，发动兵暴，打响陕北工农武装起义的第一枪的行动方针。
兵暴的准备工作开始了。首先在部队内部进行政治动员，特别是在党内进行认真的讨论和部署，制定暴动计划，并利用井岳秀同各旅的矛盾，联络并争取驻三边的高士秀旅、驻韩城的王保民旅同时起义。起义前还对部队官兵进行教育，强调不许侵犯人民群众的利益，不许违法乱纪。当时，共产党人控制的三连、四连、八连、十二连等四个连驻清涧，十一连驻延川，九连、十连等两个连驻宜川。康子祥的亲信营长齐眉生带两个连驻延长。敌我力量对比，我占明显的优势。在这种情况下，井岳秀企图以换防的名义，消灭共产党控制的部队，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鉴于此，陕北军事委员会决定利用敌人换防这一有利时机，举行起义。
10月14日驻清涧的四个连在唐澍、谢子长、李象九领导下率先暴动。部队冲进公安局，收缴了警察的全部枪支弹药，捣毁国民党县政府，没收其财产。清涧起义成功后，部队南下宜川。15日到达延川，驻延川的共产党人控制的部队十一连也参加了起义，缴了国民党在当地保安队的武器。起义军于17日占领延长，击毙反动营长齐眉生，缴了两个连的枪。谢子长对被俘的士兵讲话，宣布愿意革命的跟队伍走，不愿干的可以回家。由于这两个连长期受控于康子祥，很少接触进步思想，大部分士兵回家了。此后，起义部队继续南下，经龙岩镇，缴了民团的枪。27日起义部队到达宜川，按商定的计划，由城外虎头山上的九连配合城内的十连，消灭旅部之敌，除康子祥带少数人逃跑外，十一旅其他反动军官士兵全部被解决。至此，清涧、延川、宜川三路暴动队伍胜利会师于宜川。由于沿途许多知识青年参加部队，起义部队扩大到1700余人，3000余支枪，仍沿用第十一旅番号，李象九任旅长，唐澍任参谋长。下辖第一营（营长谢子长）、第二营（营长王有才）、第三营（营长李瑞成）。
清涧起义后，井岳秀派驻延安的第二师师长高双城率六个营的兵力，由延安进攻宜川。起义部队在城外的虎头山、风歧山、七郎山等要害地设防。敌攻半月，破凤歧山。后来李象九又连续指挥失误，部队大部分损失。12月，剩下的300余八突围到韩城西庄。部队到达西庄不久，旅长李象九乘参谋长兼军委书记唐澍离队赴省委汇报工作之机，接受了韩城驻军王保民旅的改编。唐澍回来后坚决执行省委的指示，在王保民将要改编起义部队的前夕，带走了部队。
12月30日，唐澍、谢子长等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组成了新的军事委员会，同时将200余人的队伍组成了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队。唐澍任总指挥，谢子长任副总指挥，阎揆要任参谋长，下辖四个队。原准备到清涧、保安等群众基础较好的地区开展游击战争，途中在攻打宜川时，因情况不确，误将敌人一营兵力作为一连兵力加以攻击，结果伤亡很大。部队撤到延长时，又遭敌袭击，到达安定，遭瓦窑堡敌人堵截，加上沿途逃亡失散，到达甘肃合水县的豹子川时，只剩下10余人。这时，唐澍、谢子长、阎揆要等回省委汇报工作，其余人员分散他去。清涧起义和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队终于失败。
清涧起义虽然失败，却在西北大地上首次升起了工农武装的旗帜，点燃了武装斗争的烈火。清涧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创建工农红军的初步尝试，培养了一批革命骨干，为后来建立的西北红军主力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二）渭华起义的发动和工农革命军及陕东赤卫队的失败
清涧起义失败后，中共陕西省委于1928年1月28日决定在由共产党人控制的国民党西北军新编第三旅许权中部再次发动起义，并派唐澍、刘志丹等到该旅组织领导起义工作，还在该部成立了旅党委，刘志丹任书记，许权中、唐澍为委员。旅党委二方面在部队中做起义的思想发动和各项准备工作，一方面还帮助地方党组织在洛南三要司周围开展农民运动，恢复和发展农民协会，建立农民赤卫队，开展反霸斗争。3月初，渭华地区发生“宣化事件”，①中共陕西省委认为时机成熟，决定在这一带发动起义。4月下旬，刘志丹、唐澍等率领新编第三旅1000余人，在由潼关开向华县高塘镇途中，宣布起义。到达高塘镇后，起义部队于5月16日改编为西北工农革命军，刘志丹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唐澍任总司令，刘继曾任党代表，谢子长为副总司令，王泰吉任参谋长，卢少亭任政治部主任。②部队编为第一大队（大队长赵五生）、第二大队（大队长谢子长兼）、第三大队（大队长武培谟）、第四大队（大队长雷天祥）和赤卫队（队长张汉泉）及骑兵队。
在华县起义的影响下，5月1日渭南县东原一万余农民在中共陕东特委领导人刘继曾、李大章、肖明等率领下于渭南县崇凝镇宣布起义。成立了崇凝区苏维埃政府和陕东赤卫队指挥部，冯养浩为书记，李大德任赤卫队队长，薛自爽任赤卫队副队长。赤卫队共200余人，编为4个中队和一个大刀队。
渭华起义后，在很短时间内，东起少华山，西至临潼县，南靠秦岭，北至西（安）潼（关）公路，200多平方公里地区的反动政权基本被摧毁，打土豪、分财产，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革命运动如火如荼。但是，渭华地区地处关中平原，是豫陕晋之交通要道，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陕西军阀更是视起义军为心腑大患，决不容忍床前卧虎。从6月上旬开始，国民党军向刘志丹、唐澍领导的西北工农革命军和冯养浩、李大德率领的赤卫队发起进攻。西北工农革命军和赤卫队在人民群众的支援下，顽强反击，沉着应战，打退了国民党军向高塘镇、崇凝的进攻。6月19日国民党军进攻兵力增至三个师，再次进攻高塘镇、崇凝，工农革命军和赤卫队再次进行了英勇的抗击后，终因孤立无援，众寡悬殊，在遭受重大损失之后，被迫向洛南方向转移。7月初，工农革命军在洛南城西北遭到国民党军的第三次重兵进攻，唐澍等一批共产党人壮烈牺牲，刘志丹、谢子长回省委。西北工农革命军被打散。失败前夕，刘志丹在军事委员会最后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沉痛地指出，渭华起义失败的原因是：光杆斗争、军事冒险、脱离群众、烧杀政策。
渭华起义，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发动的一次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起义。这次起义虽然被敌人镇压了，但它为尔后西北地区开展武装斗争、创建红军培养了骨干。
（三）旬邑起义的发动和红军渭北支队的失败
1928年5月16日，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共产党员许才升、吕佐乾发动了著名的旬邑起义。这次起义的主要原因是旬邑县反动政府粮秣处向农民额外征收粮草，激起了当地农民的义愤。于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农民群众进行了抗粮、抗款、抗捐、抗税和抗债的“五抗斗争”。并在此基础上，把农民的斗争转变为武装起义。5月16日，在党组织和许才升、吕佐乾的领导下，清水塬地区15个村庄的农民群众，手执刀、剑向旬邑城发动进攻。17日，一举攻入城内，杀死了反动县长、粮秣处长、警察局长和两个劣绅，选举并成立了旬邑县苏维埃政府，许才升任主席。5月22日，成立了中共旬邑县中心支部，吕佐乾任书记，并将旬邑起义部队编为工农红军渭北支队，程永盛任总指挥，下辖三个连。接着，许才升率领队伍出城，到北后田、职田、太峪等地发动群众，打击土豪，分粮食，革命运动迅速扩大到全县。6月，正当革命斗争蓬勃开展的时候，国民党当局在震惊之余，急派田金凯骑兵师前来镇压，由于寡不敌众，恶战之后，起义军失败。许才升、吕佐乾、吕风歧、王清碧等7名共产党员被活埋，旬邑起义终于失败。
在渭华、清涧、旬邑等西北地区三大起义的同时，西北地区陕甘等两省的一些地方也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先后举行了一连串的起义。1925年5月，陕西礼泉县农民三万人，在共产党人秋步月领导下包围了县城，撤销了县长，惩办了豪绅，影响甚大。同月，陕西澄城县农民在共产党员吴卜亭等领导下，也组织了“农民问政团”，并缴了当地军阀赵桂堂的70多支枪。6月，陕西绥德农民赶走了劣绅安文领，斗争了伪县长。在这前后，陕西三原县农民在共产党员黄子文的率领下举行起义，包围县城四天，后来在国民党军阀马鸿逵的镇压下失败。
清涧起义、渭华起义、旬邑起义以及西北地区的其他一系列起义失败的形式虽然各不相同，但都出现了一个共同的结果，那就是都未能创造出西北红军部队来。因此，西北地区早期武装起义及其产生的起义军与以后的西北主力红军部队之间并不存在沿革渊源关系。而这一点正是西北地区武装起义与南方各地武装起义的区别所在。有的党史书籍中认为西北红军主力起源于西北工农革命军，①有的甚至说：“中国工农红军西北红军（简称西北红军）包括红军二十六军、红军第二十七军、红军第二十九军。这三支红军全是由清涧起义、渭华起义、旬邑起义的部分武装及晋西、南梁、陕南等游击队，分别改编而逐渐发展起来的，是西北地区主力红军”，②这些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实际上，渭华起义、清涧起义、旬邑起义等的组织领导者和骨干分子如刘志丹、谢子长等人，后来都是只身回到陕北，又在陕甘边重新发动兵运，逐步再建立革命武装的。作为渭华起义、清涧起义、旬邑起义中成立的工农革命军，即使就是残余部队也没有转移到陕甘边区及陕北地区。所以，陕甘边区红二十六军，陕北的红二十七军，陕南的红二十九军与1927年和1928年的渭华起义、清涧起义、旬邑起义中产生的工农革命军从组织上来说没有任何关系。①
那么，为什么西北地区的三大起义未能创建出正式的红军呢？从表面来看，有的是因为敌我力量过于悬殊，还有的是因为指挥员的失误所致。但所有这些都不能被看成主要原因。因此我们认为，问题的答案只能从西北地区的社会环境中去寻找。众所周知，西北地区未曾经受过1924—1927年大革命风暴的冲击，这里直至红军创立以前，一直未曾出现过如同南方的广东、湖南、湖北、江西等省区那样广大工会和农民协会的组织。未曾有过空前的规模迅速高涨起来的如疾风暴雨般的工农群众运动。这样的农村大革命，不但对当地的大革命产生了直接影响，而且也间接地影响和决定了南方各地工农红军的创造方式。毛泽东在分析工农武装割据的条件时，也曾经十分注意农村大革命和工农运动对红色政权和红军创造的影响作用。他指出：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地存在的地方，不是那种并未曾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不是那种例如四川、贵州、云南及北方各省，而是在1926年和1927年两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工农群众曾经大大地起来过的地方。例如，湖南、广东、湖北和江西各省。这些省份的许多地方，曾经有过很广大的工会和农民协会组织，有过工农阶级对地主豪绅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许多经济和政治的斗争。所以广州产生过三天的城市民众政权，而海陆丰、湘南、湘赣边界，湖北的黄安等地都有过农民的割据。至于此刻的红军，也是由经过民主的政治训练和接受过工农群众影响的国民革命军中分化出来的。那些毫未经过民主政治训练，毫未接受过工农影响的军队，例如阎锡山、张作霖的军队，此时便绝对不能分化出可以造成红军的成份来。
①南方各地的起义如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等。都是在起义失败后，及时将起义军转移到农民运动高涨过的地区，掩护革命运动，保存革命实力，扩充红军主力，创造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这是在敌强我弱条件下，各起义队伍的唯一出路和生存途径。井冈山、赣南、赣东北、海陆丰、鄂豫皖、湘鄂西等苏区红军部队都是通过这种途径保存、发展并壮大起来的武装起义部队。正是由于这样的社会条件，南方各地的红军部队一般都与各地的武装起义之间存在着沿革渊源关系，这是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
但是，北方各地尤其是西北地区，明显缺乏南方地区那种大革命后的社会环境和条件，尤其缺乏农村大革命后的环境条件。因此，当起义军遭到强敌进攻，起义面临失败的时刻，起义部队一般无退路可寻找，无良好的工农群众基础可依据，无受过民主运动影响的地区可回旋。这样，面对强敌进攻，起义军必然失败，根本来不及创造正式的红军主力部队来。正因为如此，西北红军的创造一般未能沿用南方各地红军的那种通过暴动创造红军的方法，而是采用红军的创造与工农运动的开展同时并举的方式。但这种方式直至1931年9月“倒水湾整编”前后才逐渐被刘志丹、谢子长等共产党人所认识和掌握。
二 “三道川事件”和“早胜事件”：用“兵运”工作方式创造西北红军斗争的失败
（一）“三道川事件”，第一次建军行动的失败
清涧起义、渭华起义、旬邑起义以及西北地区的其他一系列起义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影响、争取和掌握的武装力量基本上损失殆尽。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创造红军，仍然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个难题。对此，刘志丹、谢子长等也并没有一个肯定的答案，他们因而进行了长达三年的艰苦探索。
渭华起义失败后，刘志丹化装潜入西安，向陕西省委作了汇报。中共陕西省委决定派他回到家乡陕北，担任中共陕北特委军委书记，继续开展“兵运”工作。他先回家乡保安建立了该县第一个党支部，并利用师生、同学等社会关系在该县教育局当了一段“督学”，把一批起义后失散的共产党员安排到各学校，保存革命骨干。安顿就绪后，刘志丹来到中共陕北特委的驻地榆林。与此同时，谢子长也在渭华起义失败后被陕西省委派到中共陕北特委军委任委员。
1929年初，在刘志丹的推动下，中共陕北特委召开了第一次扩大会议。刘志丹和谢子长分别向会议传达了陕西省委关于开展“兵运”斗争的指示，提出利用陕甘宁各地军阀扩充势力的机会，动员党团员和革命青年打入军阀部队，争取动员群众，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做上层工作，争取掌握兵权，准备再次起义，创建红军，当时的陕北特委书记杨国栋慑于白色恐怖的危险，反对开展“兵运”斗争，他以保存力量为借口，要党员都隐蔽起来停止活动。刘志丹批评和反对了这种右倾思想。会议最后采纳了刘志丹和谢子长的主张，决定派一批党团员和革命同志打入军阀部队，从事“兵运”工作，创造红军部队。
用“兵运”工作的方式来创造红军，这是刘志丹、谢子长对暴动方式创造红军思路的发展和变通。既然现实条件不可能也不允许进行起义，那么积极创造条件，准备各种条件来进行起义，就成为必然的选择。因此，这种选择的基础和前提仍然是暴动创造红军。“兵运”工作是暴动的准备，而暴动是“兵运”的结果。军阀部队由于没有受过工农运动的影响，因而无法直接用暴动的方式分化出红军的成份来。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采取打入军阀内部，争取和发展士兵，使其受到民主的革命影响，才能做到进而举行起义，达到创造红军的目的。因此，用“兵运”工作的方式创造红军，这是当时刘志丹、谢子长在暴动失败后，探索的新的创造红军的思想。他们为此而进行了长达三年的不懈努力，历经险恶，几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值得注意的是，刘志丹、谢子长在1929年陕北特委扩大会议上还不约而同提出了开展“匪运”即通过改造绿林武装来创造红军的构思。此后在开展“兵运”工作过程中，他们始终注意着这个问题。刘志丹认为，在陕甘边界的子午岭和陕西黄龙山里，有很多绿林武装，其中不少人出身贫苦，由于受不了封建剥削压迫，生活无着落才被迫铤而走险、上山为匪的。这些绿林武装与豪强地主阶级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对立，只要有共产党的领导和教育改造，他们就有可能走上革命道路。这种构思在开始时是作为“兵运”的补充提出来的，但是后来随着“兵运”工作的屡屡受挫，改造绿林武装的方式终于成为刘志丹等共产党人创造西北红军的主要方式。
1929年春，刘志丹回到家乡保安，在当地党组织配合下，利用关系激化了保安县民团团总路仰之与政界的矛盾，挤走路仰之，当上了保安县民团团总，并选派了一批党团员进入该民团，将保安县民团；①改造成为实际上由中国共产党控制和掌握的武装。1929年秋，刘志丹、谢子长还在陕甘地区从事了一系列的“兵运”工作。他们先后派人到陕北高志清、杨庚武等部队以及黄河岸边商贩保运武装杨琪、杨鼎、师储杰等部队开展兵运工作和收编工作。1930年春，刘志丹、谢子长先后带领一批党团员打入宁夏苏雨生部骑兵第四师开展“兵运”工作。当时，苏雨生正在扩充实力，立即委派谢子长为第十旅旅长？刘志丹为其第八旅十六团中校副团长。刘志丹、谢子长利用公开身份在苏雨生部安排了一大批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培养了一大批军事干部，为后来的西华池起义打下了基础。1930年夏，苏雨生在军阀混战中失败，刘志丹、谢子长遂脱离苏雨生部，又来到甘肃庆阳军阀谭世麟部中开展“兵运”工作。
当时，陇东的军阀谭世麟与陈珪璋正在展开激烈的争夺势力范围的斗争。谭世麟原为庆阳县城中的一个富商，因在1926年乘陇东镇守使张兆钾与北方国民军在陇东混战之机，为国民军部队提供枪支弹药，当上了吉鸿昌部六旅三营营长，从此发迹，实力不断壮大，做起了独霸陇东的美梦。不料好景不长，1927年，赵文华、陈珪璋在南梁一带聚众为匪，横行陇东，后在宁夏大败谭世麟军阀部队。不久赵文华、陈珪璋将所部组成“甘肃义军混成团”，由赵文华任团长。谭世麟由于其内部分化，丧失元气，谨守西峰。1928年，谭世麟派副官携带金银珠宝赴陕西，贿赂宋哲元。宋哲元委任谭世麟为陇东清乡剿匪司令、陇东民团军司令等职。但此时，赵文华、陈珪璋实力进一步增加，对谭世麟的威胁日趋严重，1929年2月，赵文华部进攻合水县城，未克，赵文华被炸死，陈珪璋继任团长。1930年，陈珪璋乘蒋、冯、阎大战之机扩充势力。2月，陈珪璋驻兵西峰，谭世麟被迫退守庆阳。3月蒋介石任命陈珪璋为讨逆军司令。6月6日，陈珪璋进攻平凉，杀死陇东行政区行政长兼绥靖司令杨承基，自称陇东绥靖司令、甘肃讨逆军第一路司令。面对陈珪璋军阀势力日趋增长的威胁，谭世麟急于招兵买马，扩建军队，他提出的条件是：谁能拉来一个连就给个连长当，谁能拉来一个团就给个团长做，并划给防地，拔给供养。谭世麟久闻刘志丹是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文韬武略，治军有方，于是想请他来为自己整编民团军，训练部队，增加与陈珪璋抗衡的筹码。
刘志丹分析了形势后，认为这是开展“兵运”工作，创造革命武装，伺机发动起义的有利时机。他到保安后，与党支部负责人王子宜、曹子如（时任保安县民团团总）共同研究决定，以陇东民团军的名义，把队伍带到三道川，①进行整编训练，扩充力量，补充枪支弹药，创建自己的工农武装。随后，刘志丹聚结起一批共产党员和当地贫困农民，在保安金汤镇编为一个营，下辖两个连，由共产党员卢仲祥、刘约三分别担任各连连长，马锡五负责军需，杨树荣负责部队党支部工作。6月，刘志丹率领部队进驻三道川，编为谭世麟的骑兵第六营。
这时，谢子长、阎红彦等也按计划将从军阀杨庚武部中通过“兵运”工作拉出来的周维奇营带到了三道川。杨庚武在大革命时期曾加入过中共。大革命失败后，他失掉了组织关系，就拉起队伍上了后湫天山寨，当上了“山大王”。1929年秋，根据陕北特委第二次扩大会议的决定，谢子长曾经亲往后湫天山寨，争取杨庚武的部队起义。此后，谢子长又指派阎红彦、雷恩钧等进入杨部继续开展“兵运”工作。但是，由于杨庚武受陕北军阀高双城的引诱和欺骗较深，“兵运”工作未能奏效。正在这时，高双城对杨庚武部发动突然袭击，把这支队伍打垮了，阎红彦、雷恩钧乘机说服杨部第三营营长周维奇，将这个营拉到了三道川。此时，阴险狡诈的土匪张廷芝为了抓枪杆子，妄图独霸三边的地盘，也暂时只带领几个亲信脱离苏雨生部队投靠了谭世麟。谭世麟见数百人的队伍“归顺”了自己，欣喜万分。为急于把这些部队整编为自己的一团人马，他打算叫张廷芝当团长，但又举棋不定，难以决定，因而与刘志丹商讨团长的人选问题。刘志丹感到张廷芝任团长不利于在谭部挂名创造工农武装的计划。因而对谭世麟说，张廷芝土匪成性，靠不住，“吃谁的饭，砸谁的锅”，他提议由谢子长任团长。谭世麟采纳了刘志丹的建议，遂委任谢子长为其直辖第三团团长，刘志丹、周维奇的部队分别缩为该团的第一、二营。张廷芝的部队因为开往宁夏参加军阀火并，这时被隔在宁夏下马关一带，未被整编。在部队整编后，刘志丹即应谭世麟的请求，带着杨树荣等几名共产党员，前往谭世麟设在庆阳城内的陇东民团军司令部，替谭世麟“主持”民团军的整训，“襄赞军务”，借机迷感敌人。谢子长则率领驻守三道川的部队积极进行训练，准备伺机发起暴动，建立工农红军。
正当刘志丹利用陇东民团军的名义，创造我党的工农武装的计划顺利实施的时候，风云突变，祸起萧墙。张廷芝在三道川设下圈套，用美女、金钱、快马收买了周维奇，并狡猾地让周维奇派兵去宁夏下马关为他接回部队，以便乘机吞并这支队伍。阎红彦极力主张乘机收缴张廷芝的人马，他不顾谢子长的劝阻，亲率几十名骑兵随同张廷芝去接部队。不料，在返回途中，被张廷芝缴械扣押。随后张廷芝又用武力吞并了周维奇部的全部人枪。张廷芝羽毛丰满之后，立即向谢子长的团部和刘志丹组建的部队发动了突然袭击。谢子长闻讯，当即组织反击，但因猝不及防，部队终被打散，谢子长等脱险回到保安。这时候刘志丹正带着从庆阳运送给三道川部队的一批军装和其他物资，行进在前往三道川的途中。他听到张廷芝叛变的消息后，当即安排这批军需物资转送别处保存，自己改道保安，在曹力如、王子宜等人的协助下脱险，后与谢子长结伴同往绥德、米脂，寻找陕北特委。
这就是著名的“三道川事件”。这次事件使刘志丹、谢子长通过“兵运”方式苦心集结起来的武装损失殆尽。“兵运”工作遭到严重的挫折。
（二）太白起义——陇东境内的第一次武装起义的发动，第二次建军行动的失败
1930年8月中旬，刘志丹、谢子长前往绥德，参加了中共陕北特委第三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决定，继续开展“兵运”工作。条件成熟时实行兵变，建立独立的革命武装。会上成立了中共陕北行动委员会军事指挥部，谢子长、刘志丹分别任正副总指挥。会后不久，刘志丹请求辞去陕北特委军委书记职务，仍回陕甘边界开展“兵运”工作。陕北特委军委书记另由中共北方局派孔祥桢担任。9月中旬，刘志丹返回保安，向党组织转述了会议精神，同曹力如、王子宜等同志一起研究制定开展“兵运”工作计划。这时，从三道川脱险的卢仲祥、刘约三、马福吉等同志陆续回到保安，还有贺彦龙、魏佑民等四、五个同志也分别从延安、宜川、瓦窑堡等地来找刘志丹。大家正在开会研究“兵运”工作的具体安排时，恰巧在陇东民团军司令部中曾和刘志丹一起搞“训练”工作的杨树荣也从庆阳回到保安。他向刘志丹汇报说：“谭世麟对三道川事件很恼火，他直骂张廷芝是反复无常的小人，白白使他损失了一团人马。看来咱们在三道川准备起义的事，谭世麟仍然毫无察觉。他还要我把刘志丹找回来，当他的骑兵第六营营长。为此，他把驻太白镇的陇东民团军二十四营副营长王凤珠叫来，当面交代，叫王风珠协助这件事，王凤珠满口答应尽力帮助……”
根据这个情况，刘志丹等同志经过反复研究，决定奇袭太白民团军，把武器较好且最反动的太白民团军先搞掉，以铲除祸害，夺取武器，然后创建一支独立的工农武装。具体计划是：一面派杨树荣先去合水太白通知二十四营营长黄毓麟：骑兵第六营将赴太白镇，请他们预先筹集粮草，以此稳住敌人；一面分头调集人马枪支，赶制民团军服装和旗帜。刘志丹等同志从保安民团中抽出部分人员和枪支、马匹，加上原骑兵第六营从三道川零星回来的人员，调集了29人，长短枪二十多支，战马二十多匹，然后将队伍带到白沙川密林中，进行了必要的训练和动员。
在经过充分准备之后，9月18日，刘志丹骑着一匹铁青色的高头大马，穿戴着陇东民团军军官制服，率领打着“陇东民团军骑兵第六营”旗号、身穿民团军服装的骑兵部队，从白沙川出发，沿葫芦河前进，当天下午顺利开进太白镇。
太白镇，地处陕甘交界，是葫芦河与苗村河的交汇处。这座残破不堪的小镇，相传为北宋庆历年间范仲淹屯军戍边时所筑。这个小镇的周围，子午岭群山屏障，山中涓涓溪流从城边流过。明代嘉靖年间陈棐曾题“碧落霞天”四个大字于此处山岩之上，形容太白山水的雄壮和秀丽。
太白镇东南，有一处烧酒作坊，掌柜的名字叫李绪增，为人刚直仗义，刘志丹早就和此人相识。因此，刘志丹的部队当天就住在李绪曾的烧酒作坊里。当晚，在敌二十四营中当兵的赵连璧以喝酒为名，来烧酒作坊向刘志丹报告敌二十四营内部的情况。赵连璧也是陕北保安县人，曾当长工十一年，后因逃避地主逼债，到合水太白民团军当兵，后任班长。他和刘志丹很早就有交往。通过赵连璧的报告，刘志丹大体上掌握了太白民团军的布防情况：敌二十四营有三个连，第一连驻在镇内一个骡马店里，第二连驻在河东岸的黄家砭，第三连驻在离太白镇几十里外的林锦庙，兵力比较分散，便于各个击破。为了麻痹、迷感敌人，同时也为了进一步了解敌人情况，刘志丹命令部队在29日、30日连续两天分头与民团军官兵开展官对官、兵对兵的“交朋友”活动。30日晚，刘志丹与几个负责同志详细分析了几天来掌握的敌情，认为敌众我寡，宜斗智不可斗力，宜速战不宜持久。决定分头行动，智取强敌。一面由刘志丹、杨树荣出面，以商筹粮草为由去找黄毓麟、王风珠，伺机活捉，迫其令部队缴械，如若不成，就打死这两个反动军官；一面由卢仲祥负责带十余人与敌第一连官兵在烧酒坊“联欢”，伺机收枪，消灭敌人。刘约三和魏佑民在河边监视驻河东岸黄家砭敌第二连的动向。
10月1日早上，刘志丹、杨树荣按照作战计划，来到敌副营长王凤珠的住处“商借粮草”，王风珠即刻派人请来黄毓麟商议此事。结果，两名反动军官当即被刘志丹、杨树荣双双击毙。这时，在李绪增烧酒作坊里，卢仲祥等同志已将敌第一连的官兵用酒“联欢”的东倒西歪，酩酊大醉。卢仲祥听到枪声，把酒壶一丢，大喊一声：“缴枪不杀！”战士们把枪口一齐对准了敌人。除敌连长企图顽抗被击毙外，其他官兵全部缴枪，当了俘虏。黄家砭的敌第二连，听到枪声，都冲出来向山上逃跑，卢仲祥、刘约三、魏佑民立即率领二十余名骑兵，勇猛追击，打垮了敌第二连，又俘获了一些马匹、枪支。中午时分，太白战斗胜利结束。刘志丹召集群众大会，向群众宣布了黄毓麟、王风珠及陇东民团军二十四营的罪恶。广大群众听到平时骑在他们头上作福作威的匪军已被消灭，欣喜万分。当我军准备撤离太白镇时，镇里的男女老幼喜气洋洋地齐来送行。刘志丹率部向林锦庙转移。途中又活捉了太白民团军二十四营驻林锦庙的第三连连长马建有。当晚二更时分，部队包围了林锦庙之敌，迫令敌第三连交出了全部枪支和马匹。至此，作恶多端的陇东民团军第二十四营被全部消灭。
太白起义，打响了共产党人在陇东地区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击毙了敌营长黄毓麟以下10余人，俘敌数卜人，缴获长短枪50余支，骡马10余匹。这次起义后，刘志丹很快组建起了一支150余人的革命武装，在合水、安塞、保安等地开展游击活动。揭开了陕甘边革命武装斗争的序幕。
太白起义后，刘志丹利用缴获武器，扩大队伍。他见赵连璧作战勇敢，且有活动和组织能力，便给了他一部分枪支弹药，委派他到太白一带组织队伍，扩大力量。不久，赵连璧便动员了几十名贫苦农民，并收编了太白民团军的残部和当地民团三、四十人，部队扩大到100多人。赵连璧就带着这个队伍在太白一带开展游击活动。同时，刘志丹又派同守孝带一部分人在南梁地区开展游击活动，壮大力量。
为了进一步发动群众，刘志丹带领大队人马转战于陕甘边界，打土豪除劣绅，扩充实力，操练队伍，部队连续在真武洞、镰刀湾打了几个胜仗，缴获了不少枪支。许多青年农民纷纷前往参军，部队很快扩充到200多人。，由于声势浩大，引起了反动军阀的注意。陕北军阀高双城部派高雨亭营分兵二路，直扑刘志丹部队在保安的驻地，妄图将起义部队“围剿”消灭。
1931年2月15日，刘志丹接到延安地下党组织派人送来的情报后，决定避实就虚，转移合水，避开敌人“围剿”的锋芒，待机破敌。2月16日，起义军在除夕会餐之后，冒着漫天风雪向陇东连夜转移，经瓦子川、平定川、豹子川，18日到达合水固城川，与赵连璧、同守孝率领的队伍会合。这时，刘志丹在庆阳“训练”陇东民团军时结识的贾生财也闻讯从陇东民团军中拉出40多人参加起义军，部队一时间增加到400余人。为了巩固起义部队，刘志丹将起义部队带到合水县固城川的麻义村进行整编，史称“固城川整编”。部队共编为四个连，由刘志丹任总指挥，卢仲祥任第一连连长；魏佑民任第二连连长；赵连壁任第三连连长；贾生财任第四连连长，并在部队中建立了党支部，由杨树荣任党支部书记。这时，合水县瓦岗川民团团总唐清山闻讯率领40多人前来接受改编，刘志丹将精干人员插入各连，其余人员让唐清山带回合水县瓦岗川继续扩充。
经过两天休整后，部队向宁县转移。在转移途中，部队到达宁县盘克镇张皮原时遭到陇东军阀陈珪璋部队的突然袭击。由于部队刚刚编组，未经训练，战斗力不强。在战斗中，部队损失惨重，一连连长卢仲祥阵亡，三、四连被打散，同守孝、赵连璧等又回到南梁、太白一带活动。刘志丹率100余人突出重围，到达宁县麻子掌一带。
此时，大雪封山，弹尽粮绝，起义军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刘志丹率领余部转入中部县小石崖一带坚持斗争，并与小石崖罗连城民团建立了“统战关系”，暂渡难关。随后，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刘志丹又派人与苏雨生（时任杨虎城部警备骑兵旅旅长，驻陕西彬县）再次谈判联合，以便休养生息，伺机再把部队拉出来。谈判结果，起义军被编为苏雨生部的补充团，由刘志丹任团长，驻防陕西省旬邑县职田镇。
在补充团驻防职田镇期间，刘志丹利用这一相对稳定的时间，一面领导部队抓紧军事训练，加强政治学习，提高部队的军政素质；一面积极开展统战工作，他派人进山与贾生财、赵连璧联络，叫他们在山里召集旧部，积极发展队伍，还积极做驻地附近的国民党军队的统战工作。他不仅自己亲自去该部趴做工作，还告诫其他的干部多与该部下层青年军官接触，搞好关系，争取该部的同情。
1931年3月，中共陕西省委派高岗来职田镇，向部队传达了省委关于“利用补充团的名义，尽量扩大部队，积极准备打红旗”的指示。根据这个指示的精神，刘志丹抓紧筹集粮款、军械，整训和扩大部队，三个月后部队又扩充到200多人。这时由于当地豪绅的告密，苏雨生对该团的动向有戒备。在一次打土豪筹粮中，一名土豪抗粮自杀。国民党陕西省政府指使苏雨生惩办刘志丹，苏雨生也正欲借机消灭刘志丹的起义部队，便以开会为名，把刘志丹骗至彬县，遂即在彬县将刘志丹扣押，并派骑兵包围了补充团，补充团除一部分突围进入东山外，大部分被迫缴械，编为苏雨生的运输队。至此，太白起义前后组建起来的革命武装再次被敌人打垮，创建红色武装的计划又一次受挫。
刘志丹被扣押后，苏雨生百般利诱，软硬兼施，妄图动摇其革命意志，但刘志丹视死如归，坚贞不屈，表现出了高尚的革命品质和坚强的党性。党组织积极开展营救刘志丹的工作。当时在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任秘书长的地下党员南汉宸，利用杨虎城的高级参谋杜斌丞先生与刘志丹在榆林中学的师生关系，积极疏通渠道，打通关节，使刘志丹在被扣押了20多天后获释。
（三）早胜事件，第三次建军计划的受挫
刘志丹出狱后，陕西省委派马志贞、高岗来到彬县，指示刘志丹到陇东军阀陈珪璋部队继续从事“兵运”工作。此时，陈珪璋占据了陇东大部分地盘。1930年11月8日，陈琏璋率部进攻庆阳县城，半月后，攻破庆阳，谭世麟弃城而逃，投靠张廷芝部。1931年7月，国民党潼关行营改编陈珪璋部为新编第十三师，任命陈珪璋为师长。8月27日，陈珪璋被任命为甘肃陆军整编第一师师长。陕西省委认为陈珪璋扩充势力，正是开展兵运工作的好机会，决定抓住这个好时机，在甘肃搞5个旅的兵变。为达到此目的，要求刘志丹去平凉与陈珪璋谈判，将李培霄 的饥民武装收编为一个旅，归属陈部。
1931年6月，刘志丹由陕西彬县来到甘肃平凉陈珪璋部中进行兵运工作。陈珪璋部警卫团长刘保堂，早年在宝安一带拉队伍时，就和刘志丹的交往较深，向来佩服刘志丹的才干和为人，比较同情革命。刘志丹便通过刘保堂引荐，任陈部直辖第十一旅旅长，驻陈东宁县、正宁一带。陈珪璋还派刘保堂带一个步兵营和刘志丹一起前往宁县、正宁，协助改编李陪霄的饥民武装。当时，陈珪璋将蒋云台、谢绍安（谢牛）旅也想收编李培霄的饥民武装，结果将李部击散，刘志丹的收编计划未果。
刘志丹到达陇东，打出十一旅的旗帜后，很快集中起张皮远、职田镇失散的同志。我党派进陈珪璋部搞兵运工作的中共党员张秀山等亦来到宁县，任十一旅手枪队队长。彬县党组织还派来了一批干部，组成一个学兵对。于是一支200多人的队伍又很快建立起来，刘志丹自带100多人驻早胜镇，其余人员驻宁县县城，积极开展整训工作。
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河套土匪高广仁率部千余人投靠陈珪璋，被收编为陈部第十三旅。陈珪璋委任高广仁为旅长，率部镇守宁县早胜镇。此时，苏雨生被拍杨虎城后，欲经陇东，北窜宁夏。杨虎城命令陈珪璋部在陇东堵截。陈珪璋及下令刘志丹、刘保堂摔十一旅协助高广仁共同阻击苏雨生部，但高广仁却早与苏雨生和惯匪张廷志暗中勾结，准备联合进占宁夏。7月间，高广仁在宁县早胜镇以“商谈要事”未名扣押刘志丹和刘保堂，并向刘志丹部发动突然袭击，将刘志丹部全部缴械，这就是“早胜事件”。这一事件使刘士丹的建军计划有一些受挫。
“早胜事件”后，高广仁裹挟和扣押着刘志丹、刘宝堂等人，一路烧杀抢掠经含水向宁夏北窜。陈珪璋令其驻西峰的第五旅蒋云台部追击，在合水城关的葫芦把将高广仁部击败。刘志丹等人又被蒋云台部裹挟到合水。蒋云台借口宁县失守，要将刘志丹押送平凉交陈珪璋严加“治罪”，刘宝堂闻讯后急派副官送信告诉刘志丹，刘志丹连夜冒大雨脱险，巧妙地摆脱了蒋云台的骑兵追击，来到了合水蒿嘴铺贾生财的驻地，后经贾生财的掩护又来到赵连璧在罗家沟圈的驻地。此时，马锡五也赶到赵连璧驻地。刘志丹便留下马锡五在赵连壁的队伍中帮助整训部队，自己又回到保安，与党组织负责人曹力如、刘兆庆等联系，以取得党的指示，。继续组织革命武装。
综上所述，从“三道川事件”到“早胜事件”，陕甘边的“兵运”工作连续遭受到重大挫折，创造红军的计划也随之一再落空。一次又一次的沉痛教训使刘志丹深刻认识到，在陕甘边乃至西北地区开展革命斗争必须走井冈山的道路，即“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①因此，只有走独立自主地发展革命武装道路，陕甘边武装斗争才会有光明的前途。正如刘志丹在总结“兵运”工作教训时所指出的那样，“陕甘边‘兵运’失败的最根本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革命根据地。”③在吸取了“兵运”工作的深刻教训的基础上，刘志丹决心转变创军方式，深入陕甘边区的深山，改造农民绿林武装，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使革命武装的创建工作真正与工农运动的发展相结合。
三、倒水湾整编和南梁游击队的创建
“早胜事件”后，刘志丹回到保安。马锡五在赵连壁队伍工作了一个月后也来到保安找到刘志丹。两人一同回到南梁一带，深入考察南梁地区的社会经济、政治状况及群众条件。刘志丹和马锡五一道，钻梢林，爬高山，饥餐野果，渴饮山泉，踏勘了南梁数百里梢山的地理环境，他们从平定川、瓦子川到柳沟、麻地台川、井岔沟、荔园堡、南梁堡、东华池……走村串户，访贫问苦。当地的贫苦农民就象见了久别重逢亲人一样对待他们。在南梁平定川，有个老杨村，只有几户人家，有一户贫苦的农民老婆婆和儿媳妇为了招待刘志丹，瞒着他们，连夜摸黑上山拔回了尚未成熟的养麦，揉下颗粒，用锅炒炒干，用擀面杖碾烂，再用细箩过了，才为刘志丹做了顿他最喜欢吃的荞面饸饹。当刘志丹得知消息后表示歉意时，那位朴实的老妈妈真诚地说：“只要闹红成了事，把心摘下来也舍得。”这件小事，曾经传为佳话，在陕甘宁边区广为流传。
刘志丹在对南梁地理、民情和政治、经济状况进行了详细调查研究之后，认为南梁是开展游击战争、创建工农红军的理想地方，这里地处陕甘两省交界的偏僻山区，是反动统治势力的薄弱环节，有利于革命力量的聚集和发展；这里地广人稀，自然资源丰富，经济上自给自足，有利于屯军养兵；这里阶级压迫深重，土地兼并极严重，大量土地集中在地主手中，贫苦农民有着强烈的土地要求和革命愿望，具有建立根据地的群众基础；这里有几百里的子午岭林区，森林蔽日，梢林遍地，山大沟深，回旋余地很大，极利于游击活动。我党在这里建立红色武装和红色政权，进可直逼关中，退可据守山林，有利于机动作战。因此，南梁无论从军事、政治、经济方面，都具备发展工农武装割据的条件，是创建根据地的理想场所。当时刘志丹曾高兴地说：“南梁是个闹革命的好地方，有山，有川，有梢林，又是两省边界，敌人统治困难，我们活动方便。只要在这里建立起了根据地，再步步向外扩展，就能把红旗插遍西北。”
在考察了南梁地区的情况后，刘志丹下决心在南梁一带组建游击队，开展土地革命。1931年9月，他来到合水县平定川倒水湾杨培盛的农民武装驻地。此时，杨培盛在南梁平定川一带拉起了一支百余人的队伍，贾生财在合水蒿嘴铺搞了个近百人的民团，赵连璧、同守孝也在子午岭林区发展起了二百多人的农民武装（同守孝被叛徒杀害后，他的队伍与赵连璧队伍合并）。这三支农民武装共约400余人，他们聚集在子午岭梢林，杀富济贫，反抗国民党反动官吏及豪绅的压迫，但就其性质来讲大体还属于旧式农民武装的范畴。刘志丹认为，必须对这三支农民武装实行逐步改造，才能使他们成为真正的红色武装。为此，刘志丹在倒水湾集合赵连璧、杨培盛、贾生财三支农民武装和失散的我党兵运工作骨干，对部队进行整编。史称“倒水湾整编”。整编后，部队共400余人，下辖三个大队：第一大队（大队长赵连璧，副大队长刘景范）；第二大队（大队长杨培盛，副大队长白冠五）；第三大队（大队长贾生财）。刘志丹任总指挥，马锡五任军需。从此，一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独立的革命武装——南梁游击队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终于诞生了。由此开始了陕甘边游击战争的新阶段。因此，倒水湾整编是中国共产党在陕甘边的革命斗争从“兵运”阶段过渡到武装斗争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西北党在地区创建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
倒水湾整编，并不是简单地把几支旧式的农民武装组合到一起的行动，而是认真改造旧式农民队伍的起点。在当时，如何在从未受到大革命风暴洗礼的陕甘边界偏僻山区，将旧式的、成份复杂的、作风松懈纪律涣散的农民武装，改造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完全新型的无产阶级的人民军队，奠定西北红军发展的基础，这是在倒水湾整编前后刘志丹认真考虑并逐渐解决的重大问题。几年的兵运工作挫折使刘志丹认识到，能否建设一支具有坚定的政治觉悟和严格的纪律观念的人民军队，是武装斗争成败的关键。因此，在倒水湾整编期间及其前后，刘志丹着重从四个方面开展建设新型的红军部队的工作。
一是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使南梁游击队成为执行革命任务的武装力量。刘志丹非常重视党对部队的领导工作。1931年7月，“早胜事件”后，刘志丹面对反动军阀的暗算，不顾个人安危，及时地保护了党的组织和从事兵运工作的党员干部。他在合水脱险前，委托同情革命的陈珪璋部警卫团长刘宝堂对我党从事兵运工作的同志加以保护，并安排张秀山负责党的工作，魏佑民负责行政工作。这样保持了与上级党委—一中共陕西省委的联系。由于刘志丹的精心安排，在三年兵运工作中保存和锻炼成长起来的一批坚强的党员军政干部在倒水湾整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经过倒水湾整编，中国共产党在南梁游击队中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保证了党在组织上对部队的正确领导；同时还使一批党员骨干担任了各级领导职务。这些同志在后来的陕甘边革命斗争中乃至西北游击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是加强对农民武装的教育改造工作，使其在政治素质上得到提高。在倒水湾整编前后，刘志丹奔走于赵连璧、贾生财、杨培盛等三支农民武装之间，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贾生财、赵连璧、杨培盛等人思想认识得到大大的提高，树立了革命思想。当时军阀陈珪璋曾以营长的职务来诱骗赵连璧，赵连璧斩钉截铁地说：“我宁愿跟刘志丹当兵，也不跟你陈珪璋当营长。”杨培盛后来在“三嘉塬事件”中曾被错误遣散回家，但他继续坚持革命，后来在合水县被国民党逮捕，受尽酷刑，坚贞不屈，红军攻占合水后才将其救出：刘志丹对农民武装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和逐渐改造、耐心引导的方针政策为倒水湾整编创造了有利条件，保证了倒水湾改编的顺利进行。经过改编之后，这三支农民武装力量的精神面貌和性质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真正组建成为一支由我党领导的独立的人民武装——南梁游击队，为陕甘边正规红军的创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是彻底抛弃军阀部队的番号，向公开“打红旗”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在倒水湾整编中建立起来的革命武装尽管在当时没有正式命名（游击队经常活动于南梁一带，当地群众通俗地称之为“南梁游击队”），没有公开打出旗号，但它毕竟是“党领导的革命武装”。①至于当时为什么没有命名，确切的原因不得而知。不过我们认为这脱离不开当时特殊环境与形势。我们在前面讲过，陕甘边乃至西北地区的偏僻山区未经过大革命风暴的洗礼，党的影响甚微，在革命初期，从革命的实际条件出发，出于策略考虑，不命名、不打红旗可能便于活动，更有利于掩护自己。但没有命名不等于不存在这支革命队伍，暂时不打红旗也不等于没有开展革命的武装斗争。①南梁游击队一方面与我党在宁夏苏雨生部、陇东谭世麟部、陈珪璋部中从事兵运工作时掌握的武装力量根本不同，它不是在军阀部队的躯壳中发展起来的，而是完全由我党领导独立创建起来的新型人民军队；另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也与刘志丹领导的太白起义的部队存在着区别，因为太白起义的部队仍然使用了军阀谭世麟的部队番号，后来又在部队遭受挫折后编入苏雨生部，最后造成了部队被敌瓦解的后果。而倒水湾整编则是我党在陕甘边第一次抛弃了一切反动军阀番号的建军行动。它向公开地“打红旗”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其意义是极为深远的。
四是紧紧依靠南梁地区人民群众，宣传群众、发动群众，为保卫人民的利益而战。人民军队是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因此，它必须和人民群众相结合，必须担负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的三位一体的任务。倒水湾整编后，南梁游击队依托南梁一带子午岭山区，深入农村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并向群众宣传革命的道路，开展了机动灵活的游击战争。人民群众用民歌的方式表达了他们对共产党和南梁游击队的喜爱之情：
半夜里来叫门，
问你是哪部分？
听说是咱们的游击队，
赶紧迎进门，……
南梁游击队的活动，使中国共产党的影响迅速在群众中扎下了根，并在陕甘两省传播开来，使反动统治者极为震惊。反动派慌忙调集军队向南梁游击队发动进攻。1931年10月，惯匪张廷芝的一个骑兵连由北向南扑向南梁二将川。与此相呼应，陇东军阀陈珪璋部的一个营及合水地主民团也乘机由南向北进犯南梁大风川。很明显，敌人企图用南北夹击的战术，阴谋将刚诞生的红色武装扼杀在摇篮之中。面对严重的敌情，刘志丹决定利用南梁一带的有利地形和良好的群众条件，给敌人以狠狠的打击。他命令第一大队北上二将川诱歼张廷芝的骑兵连；第二、三大队迎击南线进攻之敌陈珪璋部及合水县地主民团，以便粉碎敌人的罪恶阴谋。
在刘志丹的周密部署下，赵连璧率领第一大队以出其不意的战术，首战二将川。他把部队带到张廷芝部骑兵连必经的白沟口的山庄，进入梢林。选择有利地方隐蔽起来，做好战斗准备。果然时隔不久，敌骑兵连在匪营长蔺士昌的率领下直扑过来，这时，赵连璧按照刘志丹临行时嘱咐的“诱敌钻山，夺敌战马”的歼敌策略，命令一部分兵力在山上袭击敌人，诱敌向梢林追击，大部分队伍在山下隐蔽，伺机夺马。
当山上的游击队员向敌开枪袭击时，蔺士昌果然中计，他指挥着几十名骑兵顺着土坡，嚎叫着向山上追击。可是梢林遍地，灌木林阻挡，不便骑兵的行动。蔺士昌只好命令敌兵下马追击，只留下几名骑兵看管马匹。当敌骑兵连的匪徒被山上的游击队员诱进了梢林，渐渐远离战马之机，赵连璧便率领山下梢林中埋伏的游击队员乘机夺取了敌人40余匹战马，消灭了看守马匹的几名敌人。蔺士昌听见山下枪声，觉得不妙，急忙指挥敌兵向山下返身扑来，当即遭到山下、山上两路游击队的夹击，被打得屁滚尿流，死伤过半，残部连夜逃回了张廷芝的老巢靖边。
不久，奋战在南线的第二、三大队协同作战，彻底打垮了合水地主民团的进攻。陈瑶璋部营长张天禄又率领一个连举行战场起义，加入了南梁游击队。在出师受挫，损兵折将的情况，陈珪璋匪军被迫退出南梁地区。至此，反围攻战斗取得了彻底胜利。
经过这次反围攻战斗，南梁游击队不仅在军事上站住了脚跟，打开了游击战争的新局面，使部队迅速扩大，而且还在政治上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陕甘边的影响。从此，陕甘边的武装斗争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时期。
四、陕北游击支队开赴陇东和林锦庙会师
1931年3月，中共山西省委派出共产党员曹鸿弼、拓克芳、黄子文等同志，与中共陕北特委派出的杨仲远、吴岱峰、阎红彦、胡廷俊、白锡林等同志，在反动统治薄弱和群众基础较好的山西吕梁山区孝义县宋家庄建立了一支革命武装，约40余人。随即在吕梁一带，宣传土地革命，进行游击战争。4月，驻汾阳永安镇国民党军一个排起义，参加游击队。部队由40宇人扩充到100余人。4月，根据中共山西省委的指示，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大队长拓克芳（后阎红彦），政治委员黄子文（后杨仲远），副大队长先后为杨仲远、胡廷俊、白锡林；副政治委员吴岱峰。8月上旬，国民党军一个师及一个炮兵团“进剿”晋西游击队。晋西游击队虽予敌以杀伤，但自身伤亡惨重，于9月4日西渡黄河，到达陕西省清涧县高杰村。此时，晋西游击队尚余30余人（全系共产党员），70余支枪，这支部队随后就在陕北开展游击活动，并通过中共安定县委书记马文瑞，找到了陕北特委。陕北特委十分重视这支革命武装，派大批党团员和群众骨干参加游击队，使队伍恢复到近百人，活动于安定、靖边一带。
在晋西游击队西渡黄河，进入陕北之后，曾经进入吕梁山区的师储杰、肖永胜、杨琪、杨鼎等率领的黄河岸边的几支烟商保运武装，也因为在山西无法立足而返回陕北。这些武装约1000余人，他们当中，有些人与陕北籍的共产党员阎红彦、杨仲远、强世卿、马云泽等同志有着亲戚或朋友关系，经常受到革命影响。刘志丹、谢子长也曾经派李力果、雷恩钧、杨竹箴等同志到这些队伍中进行一系列的争取改造工作，从而使这些旧式的农民武装与红军游击队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为了扩大革命武装，根据陕北特委的指示，晋西游击队在安定县北的崄峪岔与肖永胜、师储杰的保运武装会合。10月初，晋西游击队和肖永胜、师储杰的保运武装合编为陕北游击支队，由师储杰任支队长，杨仲远任参谋长，随后，杨琪、杨鼎的商贩保运武装也加入陕北游击支队，使部队扩大到300余人。10月下旬，根据陕北特委的指示，陕北游击支队转战陕甘边一带寻找刘志丹率领的南梁游击队。
这时，南梁游击队在取得南梁地区保卫战胜利后正在进行休整。刘志丹得知陕北游击支队开赴陇东的消息，非常高兴，他立即派第一大队副大队长刘景范前往迎接，并派马锡五动员群众，筹备粮草，做好迎接陕北游击支队的支前工作。然后，刘志丹率领全军抵达东华池，准备迎接陕北游击支队。
1931年10月下旬，南梁林锦庙一带的子午岭霜叶红遍，层林尽染。杨仲远、阎红彦率领的陕北游击支队与刘志丹率领的南梁游击队胜利会师。霎时刻，欢声雷动，笑声阵阵，战马嘶鸣，刀枪林立，战士们跳呀、笑呀，欢乐着这一重大的胜利。阎红彦把他的一支心爱的盒子枪送给了刘志丹，作为见面礼物。刘志丹紧紧地拉着阎红彦的手，高兴地不知说什么才好。是呀，革命的胜利多么不易啊！革命的武装发展又是何等的艰难！多少年的风风雨雨，多少年挫折磨难，今天终于迎来了革命力量的大发展。
林锦庙会师后，革命武装发展到1000余人，并迅速占领了二将川、城壕川、悦乐川等地。同年11月下旬，中共陕西省委派谢子长来到南梁，与刘志丹一起领导这支革命武装。谢子长在“三道川事件”后回到陕北，不久奉命调赴上海到中共中央特科受训。1931年春，结业后，先在陕北从事地下工作。1931年8月，来到西安向陕西省请示工作，陕西省委派他到甘肃平凉了解党在陈珪璋部中“兵运”工作的发展情况，然后根据陕西省委的指示，来到南梁。参与领导革命武装的工作。谢子长来到部队后，向会师部队传达了陕西省委关于整编部队，高举红旗，建立正式红军部队的指示，并召集领导干部进行了认真讨论。讨论中，大家提出了两个关系全局的重要的问题：-是部队在何处落脚和发展的问题，也就是部队的行动方针问题。陕西省委的主张是到陕西关中一带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刘志丹同志根据自己的考察和实践，认为部队应坚持在陕甘边界的子午岭中段南梁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从以后的实践来看，刘志丹的主张无疑是正确的。但由于当时的陕西省委书记杜衡“积极推行王明路线，不让红军游击队到山区建立根据地，去了就说你是‘右倾机会主义’，‘土匪路线’”。①因此，这个问题在当时不可能做出正确解决。二是如何进一步整编部队问题。因为在当时，南梁游击队成立不久，内部不纯，成分复杂，作风纪律不好等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地完全解决，陕北游击支队中因大部分成员系商贩保运武装改编而来，内部也严重地存在着类似的问题，因此按照党的建军原则进行整编是必要的。刘志丹为此主张采用教育改造为主的方针，逐步清洗部队中的土匪成份，达到纯洁队伍，创造红军的目的。但在当时，对此问题在领导干部中间并未达成一致意见，以至于后来由于种种原因的诱发，而导致了“三嘉塬事件”的发生，使部队一度受到削弱，教训是沉痛的。
由于时值隆冬，天寒地冻，1000余人的会师部队缺乏棉衣和粮草，而南梁一带地瘠民贫，人口稀少，就地筹粮和准备过冬衣被都十分困难。恰巧这时陇东军阀陈珪璋因受到陕西军阀威胁，而急于为自己拉势力，派人来商谈收编会师部队。谢子长、刘志丹决定将计就计，通过陈珪璋获取我军急需物资装备，争取时机，麻痹敌人，休整部队。于是他们派出马云泽、刘约三前往平凉与陈珪璋进行“谈判”。通过“谈判”，陈珪璋同意会师部队保持独立自主，仍用刘志丹在陈王圭璋部“兵运”时采用过的十一旅番号，并拨给会师部队过冬军饷衣鞋帽1000余套，军饷3000元，修枪造枪工具15驮，修械工人20名，西药一驮，军医护士2名。由于陈珪璋给会师部队送来了40余大车军需物资，部队的困难得以解决。此后会师部队移驻庆阳县新堡一带休整。在新堡休整期间，陕西省委又派荣子卿于12月下旬，来到会师部队，传达了省委关于整顿改编部队的指示。这时，会师部队又经过月余休整，士气更加旺盛，刘志丹、谢子长带领部队深入进行群众工作，发动群众抗捐抗税，打土豪、分浮财，扩大了党和人民军队的影响。陈珪璋见偷鸡不成反而蚀把米，恼羞成怒，急调一个旅的兵力向新堡周围展开，企图包围、消灭会师部队。谢子长、刘志丹对陈珪璋的反革命阴谋时刻保持着警惕。他们当机立断，先发制人，乘敌尚未完成包围之机，奇袭六寸塬，歼敌两个连，不但打破了陈珪璋“收编”会师部队的美梦，而且还彻底粉碎了陈珪璋“围剿”会师部队的计划。从此，从南梁发展起来的红色武装汇成了不可阻挡的铁流，开始了为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而进行的土地革命战争。
五、陕甘边早期创军斗争实践的历史经验
从大革命失败后刘志丹在陕甘边地区从事创建革命武装的活动开始，到1931年9月倒水湾整编后南梁游击队的诞生，陕甘边革命武装的创建工作几经挫折，几经磨难，最后终于完成了创建革命武装的艰巨任务，为西北红军的创建奠定了基础。
在这段时期，陕甘边草命武装的创建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29年初-1930年9月，主要是通过打入军阀部队内部开展兵运工作，来创造革命武装。这种方式虽然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但也为我党培养了军事干部，积累了军事斗争的经验。
第二阶段：1930年9月-19 31年9月，主要是通过“太白起义”，创造革命武装，然后在军阀部队中“借水养鱼”，企图壮大革命队伍，最终达到独立创造红军部队的目的。这种努力最终又以失败而告终，刘志丹同志还险遭不测。但这一时期的创军工作在陕甘边地区扩大了党的影响，动员了群众，组织了群众，武装了群众，为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武装的创建奠定了群众基础，准备了良好的土壤。
第三阶段：19 31年9月-1932年1月，主要是通过“倒水湾整编”来改造农民旧式武装，建立我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武装——南梁游击队。在南梁地区初步开展游击战争，发动群众，开展打土豪、分浮财的游击战争，革命武装力量与农民运动得到了初步的结合，并不断发展壮大，终于与陕北游击支队一道汇成了不可抗拒的革命铁流，开创了西北红军主力部队的先河。由此可见，陕甘边革命武装的早期创建工作有着许多特色，积累了许多独到的经验。
众所周知，毛泽东同志在分析中国工农红军创建和发展的可能性时，从南方地区的革命实践经验出发，提出红军的创建和发展离不开两个客观条件：一是受到大革命影响的可以分化出创造红军成份的国民革命军；二是大革命中曾经出现过高涨的革命形势，出现过工农阶级对豪绅地主阶级斗争的农村地区。前者是创造红军的来源，后者是红军活动和生存的群众基础，是工农武装割据的地域条件。
但是，在陕甘边地区，创造革命武装的现实条件是非常严峻的：
第一，西北地区的三大起义一一清涧起义、渭华起义、旬邑起义及其他起义之后，我党曾经掌握和影响的北方国民军部队损失殆尽，在陕甘边一带的国民党军队都是地方军阀的武装，这些武装在几乎没有或者很少受到革命思想影响，因而暂时无法分化出创造红军的成份；
第二，北方地区不是大革命的中心地区，大革命的影响不够深远。在陕甘边农村地区这种影响就更显得微不足道。直到1927年冬，大革命失败后，王孝锡等共产党人才在宁县一带传播革命思想，建立党的组织，但这种革命斗争尚未深入到整个陇东地区，即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镇压，因此，就整个陕甘边区而言，党的影响力还不够大。有组织的工农运动也尚未开展。
第三，陕甘边区远离中央苏区，得不到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及时正确的指示和帮助，党中央后来虽然知道陕甘边红二十六军的存在，但不十分了解这里的红军的详细情况，直到长征到达哈达铺后，才从敌人的报纸中大体了解到这里的红军的发展情况。
这些情况说明，陕甘边革命武装的创建工作是非常不易和异常艰难的。面临的困难也是非常严峻的。
事实上，不但陕甘边红军的创建工作显得异常艰难，而且在西北地区乃至整个北方地区，红军的创建都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情，除陕甘边、陕北外，北方各省的无数次武装暴动均未能创建出红军，未能形成“工农武装割据”局面的事实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刘志丹和陕甘边党组织并没有被困难所吓倒、所征服。他们从陕甘边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探索创建革命武装的途径和方式，跌倒了再爬起来，失败了再重新干，百折不挠，历尽磨难，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终于在实践中探索出一整套革命武装创建的新经验。这套新经验主要包括：
第一，认真系统进行地理和社会经济状况的调查研究，正确地选择和确定适应革命武装力量活动、生存、发展的最佳地区。刘志丹同志经过认真考察，认为这样的地区就是陕甘边桥山山脉中段南梁地区。
第二，在开展军事斗争和兵运工作的同时，注意深入农村发动广大贫苦农民群众，在广大农民中宣传党的土地革命主张，扩大党的影响，尽一切可能领导农民群众开展反对封建地主豪绅阶级的斗争，并鼓励贫苦农民组建自己的武装。在当时，赵连璧、贾生财、杨培盛等几支农民武装都是刘志丹鼓动下组建起来的，这些农民武装实际上是农民游击队，只不过成份比较复杂，纪律和作风也不怎么好，还需要进行改造。通过开展动员群众的工作，为革命武装队伍的创建准备坚实的群众基础和条件，以弥补西北地区大革命影响较小的缺陷。
第三，通过派遣大批党团员打入军阀部队内部的方式，开展“兵运”工作，为我党培养和锻炼军事工作干部，积累军事斗争的经验。西北红军部队中的大多数干部都是在兵运工作中成长起来的，他们对于西北红军的创建，对于西北游击战争的开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第四，以党在“兵运”工作中培养起来的军事干部作骨干，逐步地改造农民自发武装，建立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开展游击战争，为创建正式的红军部队奠定基础。倒水湾整编中，南梁游击队的创建就是运用这种方式创建革命武装的典范。在陕甘边革命武装初建时期，整编农民武装成为创建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的主要方式。
第五，在革命斗争的过程中，进一步地改造部队，建立政治工作制度，清洗部队中的土匪分子，纯洁部队。随着部队整顿工作的开展，陆续发展党的力量，提高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逐步创造正式的红军部队。
第六，随着根据地的开辟，在各地普遍建立不脱离生产的农民武装赤卫队，经过打土豪、分田地、建立政权等实际斗争的锻炼，从中抽调部分积极可靠而又年轻力壮的战士，组编为脱离生产的地方游击队。游击队配合红军执行作战任务，经过一个时期，成建制地编入主力红军部队。这种由主力红军、地方红军游击队、赤卫队等组成的多层次的红色力量体系的形成，确保了“工农武装割据”任务的完成。
刘志丹同志关于创建陕甘边革命武装的这些思想是在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灵活运用。正如1943年4月29日延安《解放日报》所提出的那样：“刘志丹同志远离中央，能从革命实践中体会马列主义之精髓，使马列主义之普遍真理具体实践于西北，在建军建党建政及领导革命战争中，其方针策略无不立场坚定，实事求是，坚持党的正确路线与‘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使根据地立于不败之地。”这一论断是对刘志丹建军实践的总结，也是对陕甘边革命武装的创建工作的高度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