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静宁地区会师，伟大的长征胜利结束。此后，为实现夺取宁夏，打通与苏联和外蒙的联系，并完成向东打通抗日道路的历史任务，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及时制定了“十月份作战纲领”，即宁夏战役的作战计划。但是，由于南线敌情突变，蒋介石调集5个军向会师后的红军三大主力部队发动全面进攻，而张国焘因畏敌过右，不敢击破南敌，屡屡干扰红军的行动部署，使宁夏战役作战计划被迫中止，红军三大主力部队不得不放弃西征开辟的大片新区，向陇东老区转移。为了扭转极为不利的形势，中央军委和红军前敌总指挥部部署并指挥三大主力红军在甘肃环县北部的山城堡发起歼灭胡宗南部七十八师的战役，粉碎了蒋介石向陕甘宁根据地的进攻，稳定了陕甘宁根据地的局势，促进了党的“逼蒋抗日”方针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进一步贯彻。

    一、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静宁地区的会师

    中共中央极为关怀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在红一方面军组成西方野战军开始西征作战之后，毛泽东、周恩来等曾电告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等，在红一方面军西征后，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宜趁此十分有利时机和有利气候速定大计，或出甘肃，或出青海。俟大计决定后，一方面军适时向天水、兰州出动，进一步策应。”这时中共中央提出了三大主力红军建立联系，并在西北地区配合作战的问题。6月19日，毛泽东、张闻天和周恩来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等，指出时局正在发生巨大变化，中国革命走上了新阶段，党的任务是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并首先要实现和发展西北地区的联合抗日局面。为此，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直出至甘肃南部”，这样既有利于会合主力红军创造西北联合抗日的局面，又利于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补充。7月初，红二、六军团在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奉中共中央命令组成红二方面军。张闻天、毛泽东等在贺电中说：“我们以无限的热忱庆祝你们的胜利会合，欢迎你们英勇的进军，北出陕甘与红一方面军配合以至会合”。

    1936年7月初，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克服了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错误后，遵照中共中央军委的命令由西康省甘孜（今属四川省）地区北上。当时，红四方面军编为左、中、右三个纵队，分别以甘孜、炉霍、绥靖出发。左纵队由朱德率领经东谷、西青寺、阿坝向包座、班佑前进；中央纵队由徐向前率领，经壤塘、查理寺、毛儿盖向包座前进；右纵队由董振堂率领，经卓克基、马塘向毛儿盖、包座前进。红二方面军组成两个梯队，先后由甘孜出发，在红四方面军左纵队之后跟进，经西青寺、阿坝，包座向哈达铺前进。在北上途中，必须通过横亘在前进道路上的松潘大草地。红军进入草地（红军第四方面军已是第三次入草地）后，粮食十分缺乏，朱德总司令亲自带领红军战士挖野菜、摘野果充饥。广大红军指战员以顽强的革命毅力，克服了重重的困难，终于通过了茫茫数百里的草地，于8月上旬胜利到达班佑、包座地区。

    7月13日，中共中央电告红二、四方面军，北出草地后应迅速攻占岷州，使红军在“战略上大占优胜”。7月22日，中共中央又电告红二、四方面军，“我们正动员全部红军并苏区人民粉碎敌人之进攻，迎接你们北上”，并指示“二、四方面军迅速出至甘南为有利。待你们进至甘南适当地点时，即令一方面军与你们配合南北夹击，消灭何柱国、毛炳文等部，取得三方面军的完全会合，开展西北伟大的局面。”7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共西北局，由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

    敌人为阻止红二、四方面军北进，调集鲁大昌新编第十四师布防于岷州、洮州、西固地区；王均第三军由陕南向文县、武都、天水、西固地区前进；毛炳文第三十七军由秦安、天水、甘谷西移陇西、定西地区。敌人在甘南仓促布防，企图构成西固至洮州、天水至兰州两道封锁线，并在青海方面由马步芳、马步青部扼守，防止红军西进。对此，中共中央于8月1日电示红二、四方面军，令“红四方军到包座略作休息，宜迅速北进；二方面军随后跟进到哈达铺后再大休息，以免敌人封锁岷西线，北出发生困难”。朱德、任弼时等当即电复中共中央，“俟兵力稍集结后即向洮、岷、西固”。8月3日，中共中央又电告红二、四方面军，“我们已将你们的来电通知全苏区的红军，并号召他们以热烈的同志精神，准备一切条件欢迎你们，达到三个方面军的大会合”。

    8月5日，中共西北局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发布了岷（州）、洮（州）、西（固）战役计划（简称岷洮西战役计划），决定乘敌兵力分散，主力尚未集中之前，先行夺取岷州、洮州、西固地区，以利继续北进。根据计划将红四方面军编成第一、第二纵队，红二方面军为第三纵队。具体部署是：第一纵队由包座、俄界经旺藏寺出哈达铺攻岷州；第二纵队夺取洮州旧城，尔后主力向临洮方面发展，一部向夏河、临夏活动，保证左侧安全；第三纵队出哈达铺，策应第一、第二纵队的行动。8月5日至12日，各纵队先后由包座地区向甘南前进。第一纵队相继攻占腊子口、大草滩、哈达铺，包围了岷州，8月26日攻占渭源；第二纵队于8月20日攻占洮州旧城，9月7日攻占通渭；第三纵队经救济寺、腊子口，于9月初进至哈达铺，并攻占了礼县。

    9月8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红二方面军在哈达铺发布了成（县）、徽（县）、两（当）、康（县）战役（简称成徽两康战役）的“基本命令”。决定“乘甘陕敌人分兵据城的弱点，透过其封锁线打击成县、徽县、两当县、风县、略阳、康县之敌而袭取之，建立临时根据地。”其意义在于“制蒋贼援军于甘肃境内以东地区须与一、四方面军合击之”，“配合一、四方军行动，求得三个方面军会合。”9月10日，红二方面军开始实施成徽两康战役的“基本命令”的任务，以第二军第六师为右路纵队，9月16日占领康县；第二军第四师和第三十二军组成中路纵队，9月17日和19日，分别占领成县，徽县；第六军为左路纵队9月18日占领两当。红二方面军发动成徽两康战役后，在短短的十天时间内，接连攻克甘肃的成县、徽县、两当、康县四城，控制了陕西略阳、凤县和甘肃西和、礼县、天水等地的广大乡村，迅速打开了一个新的战略区域，胜利完成了中共中央赋予的在陕甘两省南部边界建立苏区的任务。

    岷洮西战役和成徽两康战役的胜利展开，使红军二、四方面军在甘南地区初步站住了脚，在战略转移中获得了一个休整的时机。

    与此同时，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红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于8月31日由宁夏清水河以东、豫旺南北地区西出并南进，迅速控制了中宁至固原大道以西地区。随后，红一军团在军团政委聂荣臻率领下，9月14日占领静宁、固原之间的将台堡；红十五军团向靖远挺进，9月14日占领打拉池。

    这样红一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就形成了夹击西（安）兰（州）大道，南北呼应之势，为三大主力红军会师，造成了有利的条件。

    这时，蒋介石为了阻止三大红军主力会师，在解决两广事变后，急调胡宗南第一军由湖南兼程北进，企图抢占西（安）兰（州）公路的静宁、会宁、定西段，隔断红军三个方面军会师的道路。9月初，胡宗南部已进抵天水、宝鸡线。同时，蒋介石还命令王均第三军和毛炳文第三十七军，阻止红军二、四方面军北上；命令宁夏的马鸿逵部和固原及其以北的何柱国、马鸿宾部南北推进，夹击红一方面军主力。

    根据上述情况，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迅速实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9月10 日，中央军委明确指出，三大主力红军准备在会宁、静宁地区会师，准备同敌人打几个恶仗，力争不打，或会师后再打，当前主要是力争会师。要求各级领导要宣传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的伟大意义，要准备衣物支援二、四方面军，帮助解决困难，特别强调要注意全党、全军的团结，取长补短，共同提高。如果张国焘能够认错，也要欢迎，要做好工作，成为团结和遵守纪律的模范。

    9月13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提出了静（宁）会（宁）战役计划，令红一方面军主力迅速占领隆德、静宁、会宁、定西段公路及其附近地区，控制西兰大道；红二方面军以一部兵力开向宝鸡以东地区，牵制与侧击胡宗南部，迅速实现三个方面军会合，协同消灭胡宗南部。

    遵照静会战役计划的要求，红一方面军的第一军团特别支队，于9月18日占领静宁县的界石铺。红二方面军以第六军团向宝鸡方向前进。

    这时张国焘却反对中央的战略方针，提出要红四方面军由临潭、洮州旧城西进，经黑错、夏河、循化至西宁，然后翻越祁连山进入甘肃北部。9月18日，中共西北局在岷州三十里铺召开会议。会上，朱德、任弼时等反对张国焘的错误主张，坚决表示必须执行中央军委制定的静会战役计划，得到了多数人的支持。会议制定了“通（渭）庄（浪）静（宁）会（宁）战役计划”，认为“目前胡敌被我二方面军已吸引，拟将向天水方向集中，而有利于一、四方面军在通渭、静宁地区之会合”。决定“四方面军以迅速进出于通渭、庄浪、会宁、静宁、界石铺地区，争取迅速与一方面军会合，相机消灭胡宗南西进的先头部队”。根据这个计划，9月19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发布了向静宁、会宁进军的命令。

    但在会后，张国焘继续坚持错误，于9月22日和26日，连续打电报给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表示拒绝执行中央军委提出的静会战役计划，并于9月22日命令红四方面军转兵向西，准备在兰州以西的永靖、循化一带北渡黄河，向甘肃西北开进。对此，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于9月24日至27日连续电告张国焘，强调指出：“一、四方面军合则力厚，分则力薄。”9月27日，中央军委明令四方面军停止西进。朱德得知张国焘推翻西北局会议决议，命令红四方面军西进后，一面致电中央军委，明确表示要坚决维护静会战役的计划；一面致电张国焘，对他擅自改变西北局的决定表示“不胜诧异”；此后，命令红四方面军各部暂停一切行动，并通知西北局成员到临潭开会，共商红军行动方针问题。9月27日，中共西北局在临潭召开会议，再次否定了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张，决定迅速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合。9月30日，红四方面军相继由岷县、漳县出发，向通渭、庄浪、会宁、静宁前进。

    红一方面军为迎接红四方面军北进，于9月30日以红一军团一部为左纵队，南下和特别支队靠拢；以红十五军团一部为右纵队，主力出郭城驿。于10月2日进占会宁城。

    1936年10月7日和8日，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第十师在会宁、青江驿、界石铺等地，分别与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第一师和第十五军团第七十三师会师。9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会宁城。红二方面军经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10月4日向北转移，渡过渭水，越西兰大道，经过半个月的行军作战，于10月22日到达静宁东北的兴隆镇、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第一师和第二师会师。至此，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静宁地区实现了大会师。

    三大主力红军的会师，对于正在蓬勃发展的抗日救亡运动极为有利。

    首先，红军一、二、四方面军的会师，标志着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结束。从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中国南部苏区的红军进行了悲壮的战略转移。在转移过程中，沿途战胜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并克服了自然界的无数艰难险阻，终于到达了陕甘苏区。三支红军主力虽然失去了南方原有的阵地，却转移到了西北的抗日阵地。1936年7月16日，早在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之前，斯诺就对陕甘宁根据地情况作了如下记载：“红色区域目前已拥有陕西省北部的大部分地区，西——兰公路以北甘肃省的事实上全部地区，包括富饶的黄河河谷，以及长城以南黄河以东宁夏省的大部分地区。此外，陕南、甘南、山西省西北角，绥远省南部长城一带以及兰州以西的青海省，都有红军游击队的小部队活动。”“目前的苏区是红军迄今占领过的最大的连成一片的土地”。这一大片苏区是刘志丹、谢子长领导陕甘边区红军以及后来的西北红军开创和巩固下来的，是红军长征结束的唯一落脚点和抗日救亡运动的出发点。中国工农红军的三大主力在陇东苏区边缘地区的会师，表明了全国红军进入了抗日的前沿阵地，即将走向抗日战场，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这大大地加强了全国的抗日救亡工作。

    其次，红一、二、四方面军的会师，保存了党和红军的骨干，这是中华民族的精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国民党反动派总是梦想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斩尽杀绝，他们费尽心机，不惜出卖民族利益，换取帝国主义支持，派重兵围剿农村革命根据地。南方的红军三大主力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致使红军遭到了失败，被迫进行长征。在西北红军的有力掩护和策应下，三大主力红军粉碎了敌人的围追堵截，胜利实现了会师。三大主力红军的会师，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派围追堵截的破产。中国共产党仍然存在，中共中央在中国的西北地区保存了下来，并继续指挥红军作战打仗，领导全国人民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中国工农红军的人数虽然减少了，但是广大红军战士经过千辛万苦的锻炼和考验，质量却大大地提高了，特别是各路红军的高级指挥员都集结在一个统一的地区里，这在红军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红军三大主力在一条战线上联合作战，可以更有把握地战胜敌人，打更大的胜仗，并必将成为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军队的坚强支柱，成为全国同胞团结抗日、抵御外侮的核心。

    再次，红一、二、四方面军的会师，对于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全国性的抗日战争的实现，也具有重要意义。当三支主力红军会师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且在西北地区实现了红军与东北军、十七路军“三位一体”的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局面。三大红军主力的会师，进一步增强了红军的力量，壮大了红军的声威，推动了国内形势朝着停止内战，共同抗战的方向发展。1936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联合发出《为庆祝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的通电》指出：“全国主力红军的会合与进入抗日前沿阵地，在中国与日本抗争的国际火线上，在全国国内政治关系上，将要起一个决定的作用”。历史的发展，正是按照“通电”指出的方向前进的。

    二、宁夏战役作战方针的制定和被迫中止

    迎接二、四方面军北上实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既是中共中央在当时的总体战略方针的组成部分，也是实现宁夏战役行动方针的关键一环。

    前面说过，陕甘苏区四围受敌，无战略退路，红军发展受到限制。尽管在东征、西征战役中，红军取得了很大胜利，但是陕甘宁根据地（西征后陕甘苏区扩大为陕甘宁苏区）的困难局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为了促进西北地区联合抗日局面，打破蒋介石的“围剿”，发展红军，发展根据地，党中央早在红二、四方面军进抵甘南之时，就提出了夺取宁夏的战略构想。

    宁夏位于黄河中游，面积17万平方公里，人口120万，是西北地区最富饶的省份。宁夏平原渠道纵横，稻田遍布，盛产米粮，早有“塞上江南”之称。且宁夏南与陕甘苏区连成一片。占领宁夏有利于老苏区的巩固，西与甘肃河西走廊的永登、凉州、张掖、酒泉接壤，可向甘西发展；东与绥远交界，又便于红军东进抗日；特别是宁夏北部靠近外蒙，通过内蒙又可以靠近苏联，可以争取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援助。因此，夺取宁夏，对于改变红军被包围的困难处境，取得物资补给，争取广阔的战略回旋余地；打通苏联，解决红军与友军的战略靠背；打通东进的道路，推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发展壮大红军，粉碎蒋介石剿共计划，造成西北的抗日局面，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正是因为夺取宁夏对于中国革命的进程有着重大影响，1936年7月底，中共中央将实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与宁夏战役计划联系在一起，并作为红军西方野战军的任务下达。7月27日，毛泽东、周恩来联名签发《中央军委为完成野战军的三大任务给各兵团的指示》中，明确规定红军西方野战军在完成西征后的任务是：向西发展，努力创造和扩大新的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创造条件，迎接二、四方面军北上，争取早日实现三大红军会师；消灭二马（即宁夏马鸿逵、马鸿宾部），占领宁夏，打通与外蒙和苏联的联系，以便接受苏联的援助。8月12日，中共中央电告红二、四方面军，进一步明确指出，红军三个方面军今后的任务是，在确保陕甘宁苏区的同时，集中主要力量谋求夺取宁夏，并配合东北军出兵绥远，“进行部分抗日战争”，以此推动全国统一战线的发展，进而实现全国的抗日战争，预计在10月至11日间，“实行三个方面军在甘北之会合，扩大甘北苏区，准备进攻宁夏”。

    对于中央军委提出的宁夏战役的作战构想，身为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的张国焘持不同看法。9月22日至26日，他连续电告中央军委，认为“宁夏地区狭小，一、四方面军集中宁夏，不免有黄河，沙漠之险。”“在会宁地区与敌决战，四面受敌，颇为不便”，。对此，中央军委于9月24日至27日连电张国焘，明确指出，“宁夏人口一百二十万以上，在西北地区为最富，与陕甘苏区连成一片，得之老区易于巩固；与凉州永登接壤可向甘西发展；与绥远交界便于东进抗日”。并强调指示“占领宁夏是整个政治军事上极重要的一环”。明令红四方面军立即停止西进。在中共中央的督促和红二、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努力下，终于克服了张国焘的右倾动摇错误，实现了三大红军主力的会师，为实现宁夏战役的构想创造了先决条件。

    红一、二、四方面军的会师，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正式提出的宁夏战役作战方针铺平了道路。10月11日，中央军委发布了《十月份作战纲领》即宁夏战役作战计划。“纲领”对夺取宁夏的任务分两个阶段进行了部署。其中11月10日以前为第一阶段，即战役的准备阶段，全军的主要任务是休息补充，积蓄锐气，抓紧训练，作好进攻宁夏的各项准备。红一方面军转移至同心城地区休整；红二方面军转移到静宁、隆德地区休整；红四方面军主力在通渭、静宁、会宁地区休整，以期保持10月份西兰大道在红军手中，以一个军迅速进至靖远、中卫地段，11月10日前，完成一切渡河准备。从11月中旬起为第二阶段，即战役的实施阶段。以一、四方面军主力部队向宁夏进攻。“攻宁部队准备以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全部及定盐一部，四方面军之三个军组成”。红四方面军另外两个军及红二方面军全部和陕甘宁独立师，组成向南防御部队，阻止南路敌人进攻。10月16日，中央军委电示三个方面军，“我三个方面军目前应以休息、整理、蓄积税气，准备执行新的任务为基本方针”。

    10月下旬，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第九军、第五军及总部直属部队骑兵师、特务团、教导团、妇女独立团等部共21800余人，按照宁夏战役计划部署，从靖远西渡黄河。过河后，部队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向景泰推进。10月31日，北进一条山，控制五佛寺渡口准备接应一方面军从金积、灵武地区过河，共同攻取宁夏。

    然而此时，敌情急剧变化。10月21日，集结在秦安、渭源、天水、甘谷、陇西、武山一线的敌胡宗南、王均、关麟征、毛炳文等部，由国民党西安绥靖主任朱绍良指挥，以260个团的优势兵力，在飞机的掩护下，分为左、中、右三路，向红军所在的静宁、会宁地区大举进犯。蒋介石也于10月22日亲自飞抵西安，逼迫东北军、西北军参加“进剿”，并指挥西北的马家军配合作战，妄图将刚刚会师的红军歼灭于黄河以东的甘肃、宁夏边境地区。22日，敌三十七军在七架飞机的配合下向华家岭发动进攻。担任防御任务的五军指战员在与敌激战中遭受严重损失，伤亡800余人，副军长罗南辉英勇牺牲。四军、三十一军也伤亡很多，减员严重。23日，敌三十七军占领会宁后继续向靖远方向的红一、四方面军部队逼进。敌三军占领通渭，与敌三十七军协同，经会宁向靖远进攻。敌一军进占静宁、界石铺，向固原、海原方向的红一、二方面军部队进攻，敌关麟征师已至靖远、中卫，控制了黄河渡口，隔断了红军河西部队与河东红军的联系。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军委调整了宁夏战役计划的部署。提出了先击破南敌，尔后北进宁夏的正确方针。10月底，红一方面军一部和红四方面军三十一军、四军节节抗击敌人的进攻，到达打拉池地区与红一方面军主力集结一起。

    与此同时，一、二方面军的会师部队离开新开辟的静宁、隆德地区北上，于10月下旬，在敌机狂轰滥炸下轮换抗击敌人的进攻，经硝河、阳明堡北上。10月底，到达打拉池以东，宁夏海原以西地区，与一、四方面军靠拢。

    红一、二、四方面军进入打拉池、海原地区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制定了“海（原）、打（拉池）作战计划”，决定集中三个方面军的主力。在海原、打拉池地区给南线追敌以歼灭性打击。10月27日，红军总部向各军电告了中央军委作战命令：“目前作战重点系注重击破南敌，停止追击”，并命令“第四、三十一军即以一部逐渐迟滞敌人，准备于郭城驿附近与敌决战。消灭敌人突进部队，而停止其前进”，为宁夏战役的实施创造条件。为了保证中央军委作战计划的顺利实施，28日，中央军委任命彭德怀为总指挥兼政委，刘伯承为参谋长，组成前敌指挥部，统一指挥三个方面军的行动。

    10月29日，彭德怀向一、二方面军与河东的红四方面军三十一军、四军下达了“海打战役计划”，命令红一方面军主力共六个师集结于古西安州、麻春堡、陈家湾一线，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集结于干盐池一线，共同组成突击集团，从东西两翼歼灭胡宗南部先头两个师；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和第五军在靖远、打拉池一线牵制敌第三军和第三十七军，保护突击部集团右翼安全，红二方面军主力北进到海原以北或西北地区，保护突击集团左翼安全。中央军委批准了这一计划，并致电朱德、张国焘：“为战胜胡敌，三十一军即照德怀二十九日二十时电令布置执行任务”。

    但是，张国焘并没有执行中央指示，却于30日命红四方面军留在河东的第四军撤至贺家集、兴仁堡；第三十一军撤至同心城、王家团庄地区，因而致使“海打战役计划”落空。这样中央军委关于先击破南敌，尔后北进宁夏的正确方针未能实现。至11月初，敌第一军、第三军、第三十七军已推进到靖远、打垃池、中卫等地，打通了和宁夏马鸿逵的通道。至此，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制定的宁夏战役计划已无法实现，因而被迫中止执行。这样就使西路军和河东红军都处于十分危险的形势之中。

    宁夏战役计划的被迫中止，完全是张国焘干扰破坏的结果。早在红二、四方面军北上甘南之时，中共中央就明确地向红军二、四方面军电告了夺取宁夏的战略构思，为此要求红二、四方面军尽可能夺取岷州或其他地区，获得必要的休整和补充，然后于10月至11月在兰州以东实现三个方面军会师，以便夺取宁夏，然而张国焘却提出要红二方面军在甘南、甘中策应，以红四方军西渡黄河、向西进取青海、甘西接通新疆。他擅自命令红三十军进行渡河准备。并确定以红三十军为先遣军。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坚决反对西渡黄河的行动，同时鉴于敌胡宗南第一军由陇海线迅速西调，企图阻止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严重形势，提出了以三个方面军在静宁、会宁地区打击胡宗南部的“静会战役计划”。然而，张国焘拒不执行这个计划，坚持要红四方面军由洮州经夏河、循化越过祁连山，进入甘肃北部。夺取宁夏的计划从一开始就面临着被张国焘破坏的危险。

    在这紧急的关头，中共西北局于9月16日至18日在岷州三十里铺召开会议，克服张国焘再次分裂党和红军的阴谋，重新肯定了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的方针，并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制定了“通庄静会战役计划”。但是，张国焘拒不执行这一计划，他在致中共中央的电报中称：“先机占领甘北是目前最重要的一环”，公开对抗中央关于“占领宁夏是整个政治军事上极重要的一环”的方针，并于9月22日命令部队：“根据迅速转移到宁夏和甘肃北部之战略计划，迅速在循化附近渡河，先机占领永登红城子一带地区”。经过中共中央多次制止并下达命令，张国焘才放弃西进计划，被迫同意红四方面军北上，同红一方面军会师。这样从9月16日至18日的西北局岷州会议作出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的方针，到9月30日红四方面军开始向静宁、会宁地区前进，张国焘整整耽误了红二、四方面军半个月的宝贵时间。在这一段时间中，红军在静（宁）会（宁）地区歼灭敌军一部的计划未能实现，南线敌军得以从容地调集260个团的重兵，在战略上构成了对红军的巨大压力，对宁夏战役的计划造成了不利的形势。

    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中央军委鉴于红二、四方面军经过远途行军作战，部队十分疲劳，于是在“十月份作战纲领”中决定将宁夏战役分两个阶段，其中11月10日以前为第一阶段，全军的主要任务是休息补充，积蓄锐气，抓紧训练，作好攻击宁夏的任务。结果在这期间，敌情发生急剧变化，集结起来的优势敌军向红军会师部队发起了全线进攻。红军被迫调整宁夏战役计划，提出先击破南敌再攻击宁夏的方针。由此可见，正是由于张国焘的故意拖延耽误，使红二、四方面军北上的时间大大推迟，也使红二、四方面军处于十分疲惫的状况之中，因而影响了宁夏战役的及时展开。假设没有张国焘的干扰破坏，红二、四方面军可提前半个月北上静（宁）会（宁），并乘敌兵力分散之机，与红一方面军协同作战，歼敌一部，这样就可以打乱敌军南线兵力的部署，确保宁夏战役的实施。“兵贵神速”是军事上的常识。在战场上，赢得时间就是赢得胜利，在军事战争史上，因耽误时间（那怕是一分钟）导致失败的例子不胜枚举。张国焘在最紧急的时刻，竟然拖延红二、四方面军主力的行动时间达半个月，这是宁夏战役计划被迫中止的直接原因。

    在敌情巨变的情况下，彭德怀力挽狂澜，提出了击破南敌的“海打战役计划”，但是张国焘又擅自调走红四方面军的部队，使“海打战役计划”落空，击破南敌的计划已无法实现，在这种情况下，宁夏战役计划只好中止执行了。

    宁夏战役计划的被迫中止，在战略上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形势，使红军主力和陕甘宁苏区均处于危险的境地。

    首先，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而在靖远西渡黄河的红四方面军第五军、第九军、第三十一军被隔断了与河东红军的联系，孤悬河西，处在危险境地。宁夏战役被迫中止执行后，西渡黄河的红军部队于11月11口，经中央军委的正式命令，组成西路军，执行单独西进、打通新疆的任务。西路军在甘肃河西走廊与数倍之敌艰苦血战近5个月后几乎全军覆没。西路军的失败，是党在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过渡时期的一次重大损失。西路军之所以会孤悬河西，孤军奋战，完全是由于张国焘畏敌过右不敢执行击破南敌的海打战役的作战方针而导致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张国焘为西路军的失败埋下了祸根。

    其次，使河东红军处在南北两敌之间回旋余地极小的地区。宁夏战役被迫中止后，南线敌人进占了靖远、海原、同心城以南地区，并继续向北猖狂进攻；北线敌马鸿逵、马鸿宾部控制着沿中卫、中宁、吴忠、银川一线的黄河河谷，并由北向南对红军实施挤压。敌人企图将河东红军包围并消灭于黄河以南的狭小地区。在严重的敌情面前，红军不得不放弃西征以来开辟的大片新区，逐次地向陕甘宁老区转移，以摆脱不利的形势。河东红军在敌军的追击下，处境十分困难。

    再次，陕甘宁老根据地处境困难。在敌大军紧追红军的同时，东北军何柱国、董英斌两军亦由南向北对陕甘宁老根据发动进攻。据彭德怀回忆：“此时情况是很紧张的。我认为不打退敌人追击，陕北根据地没有粮食。当时保安全县只有一万多人口，如站不住脚，将被迫放弃陕北，东渡黄河，这种形势是很不利的。无论如何要挽救这种局势”。①

    彭德怀的回忆，反映了陕甘宁老根据所面临的困难到了何种严峻程度；根据地外受威胁，内无粮草，红军立足困难，将不得不放弃老根据地。而放弃老区。对于刚刚结束长征的红军来说意味着一个多么痛苦的选择呵！

    三、粉碎蒋介石进攻的大决战——山城堡战役的胜利

    夺取宁夏的计划不能实现，使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和陕甘宁老根据地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

    首先，由于东北军、十七路军不愿再打内战，蒋介石酝酿着将东北军、十七路军调离西北的阴谋，这样，中国共产党与东北军、十七路军在西北地区“三位一体”联合抗日的局面面临着遭到破坏的危险。

    其次，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时值冬季，天寒地冻，红军的财政、粮食已十分困难，数万红军衣食无着，难以熬过严冬。1936年11月初，中共中央已着叶剑英从张学良将军处借款，以备急用。①

    再次，从全国形势来看，日本帝国主义魔掌已伸向绥远，傅作义将军率部抗日，绥远抗战爆发。中共中央必须抓住机遇，实现“逼蒋抗日”的方针，变被动为主动，保存自己，发展自己，推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进一步深入发展。

    鉴于这种错综复杂的形势，中共中央考虑，红军跳出陕甘宁苏区，摆脱蒋介石的包围，在流动作战中寻找机会，实现“逼蒋抗日”的方针，对当时党和红军来说都是必要的。由此，在宁夏战役计划被迫中止后，河东主力红军做战略转移，就成了当时党和红军的大局：1936年11月8日，中共中央提出了“作战新计划”，这一计划的基本点是：河东红军脱离陕甘宁根据地进行新的战略转移，其具体内容是：

    第一，放弃宁夏战役计划，但11月份红一、二、四方面军主力仍然在宁夏境内的关桥堡至金积、灵武地区作战，灭敌一部后争取休息、准备。红军的作战方针是：“逐次转移，诱敌深入，尔后在预定的有利地区集中优势兵力，给敌主力胡宗南部以歼灭性打击；对敌毛炳文、王均部则予以威胁牵制，相机予以打击；对东北军王以哲部由于他们当时已有了不愿继续打内战的倾向，并秘密地与红军建立了某种联系，因此，则采取积极进行统一战线的方针。”①

    第二，12月上旬以后，一、二两个方面军组成南路军、向南出动；四方面军四军、三十一军组成北路军向北出动，两军沿途扩红、就粮，尔后分别到达延川、神府等地渡河入晋，逼阎锡山、蒋介石与红军妥协，以便共同抗日。②如不能抗日，则第一步占领同蒲铁路作战，扩大红军；第二步如无妥协希望，东进有甚大的困难，则出至冀豫晋之交，并应计划第三步，出至直鲁豫之交，渡黄河；第四步到皖鲁；第五步到鄂豫陕，尔后再转向西北。以一年至两年完成之。目的在于扩大政治影响，扩大红军争取与南京政府订立协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第三，对河西红军部队，“新计划”指示：“徐陈所部组成西路军，以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准备以一年完成之”。①

    “作战新计划”关系重大，十分机密，当时只是在中央最高领导层的几个核心人物中征求了意见。

    11月12日，中央军委致电朱、张并告彭、贺、任，指出：因为：（一）北路军之行动，有妨碍绥东抗战及吸汤军回堵之政治上军事上不利。（二）加厚向南兵力，并使兵力不分散。（三）三个方面军一同出山西。（四）南出川陕两方面之机动。因此，我们觉得除徐陈之西路军外，其余全部向南为有利。又指示，“依照前方敌情、粮食情况，同意德怀同志提早向南之意见”②。红军向南出动前，中共中央将这一计划通报了张学良。然而张学良力主红军留在现在，“熬过一、二个月”，等待西北局势变化。

    中央军委11月12日的电报对“作战新计划”作了调整，提出了加强南路军，取消北路军，三个方面军一同出山西的部署，但是其基本点即三大红军主力脱离陕甘宁苏区作新的战略转移的计划并未改变。

    此后不久，中共中央逐渐放弃了这个“主力红军作脱离陕甘宁苏区准备，开始进行战略转移”的方针和计划，改取保卫陕甘宁苏区的方针，其首要原因是战场形势出现了转机。

    1936年11月上旬，红一、二、四方面军进抵宁夏何家堡地区的有利地形，给追敌以歼灭性打击。但由于狡猾的胡宗南部这时不敢冒进，在原地集结兵力，构筑工事，敌第三军王均部由贺家集迂回到同心城红军阵地右翼，企图夹击红军，东北军也进至豫旺一带，同时，张国焘在这关键时刻，又“令第四军东撤了，使伏击计划又被破坏”，①因此，红军不得不放弃西征以来解放的同心、豫旺等大片地区，继续东撤。11月15日，红军进入陇东苏区，到达环县曲子、洪德一线。

    红军东撤后，国民党军队连续占领了海原、同心、豫旺等地，蒋介石得意之至，错误地认为红军经长途跋涉，已不堪一击，决心集中兵力从庆阳、固原、七营、同心、中卫等地进击陇东苏区，妄图南北夹击。全歼红军于陇东苏区，进而直捣陕北。为此，蒋介石的兵力部署是：以十五路军马鸿逵部在中卫，第三军王均部在同心，第一军胡宗南部在固原以北，组成左纵队；以东北军六十七军王以哲部和骑兵军一部在固原、庆阳间，组成右纵队，共同向陇东苏区进攻。同时，还调敌三十七军毛炳文部、东北军五十一军于学忠部为预备队，由朱绍良指挥，随时予以增援。

    在各部敌军中，敌第一军胡宗南部是进攻红军的主力和王牌，也是蒋介石赖以起家的本钱。该敌对于反共甚为积极，并且倚仗优势兵力和优良装备，骄横嚣张，目空一切。胡宗南自调入西北战场追击红军以来，一直未受到有力打击。因而在占领同心城后更加骄纵，认为红军已不堪一击，已向盐池方面溃退。因此竞以其所率的第一军孤军深入，急速向惠安堡、盐池方向前进。

    胡宗南部的急躁冒进，为红军的歼灭战创造了良好的条件。11月16日，中央军委发布“关于坚决消灭侵略苏区之胡宗南的指示”。该指示明确指出：“胡宗南孤军深入，长驱直进，侵略苏区，反对红军抗日救国，我一、二、四方面军有全力消灭该敌之任务。各级军事政治首长立即进行迅速坚决的动员，使每个指战员明白此战关系之大，我军胜利根据之多，敌人弱点之存在，号召红色军人一致努力，一举消灭胡宗南几个团，开展抗日救亡的新局面。我军粮食困难，用一切方法克服之，保障战役的成功”。①

    中央军委鉴于张国焘屡屡干扰战场指挥，阻扰歼敌计划的贯彻，致使出现前线指挥不统一。部队行动不协调，影响了红军战斗力的发挥等情况，下令将张国焘调离前线，到后方陕北，并明确指示一、二、四方面军：“一切具体部署及作战行动，各兵团首长绝对服从前敌总指挥彭德怀同志的命令，军委及总部不直接指挥各兵团，以便适合情况，不影响时机，战胜敌人”。当张国焘离开陇东前线到陕北后，毛泽东还致电彭德怀：“前线部队统交你指挥，当可放手去做”，②为了加强前敌总指挥部的领导力量，中央军委还任命任弼时为前敌总指挥部政委，与彭德怀、刘伯承一起统一指挥红一、二、四方面军的联合作战。

    11月中旬，敌三十七军西渡黄河追击西路军；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因同红军有统战关系，进展缓慢；敌第三军进至同心城后也停止了进攻。唯有胡宗南率第一军四个师为解决给养，分三路进攻豫旺。根据此情况，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准备在豫旺、环县一带歼灭胡宗南第一军一部，粉碎敌对陕甘宁苏区的进攻。11月16日，红军主力进至甘肃环县山城堡以西萌城、甜水堡地区设伏。17日，敌胡宗南第一师进入红军伏击圈。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第三十一军立即予以反击和追击，在红军的猛烈打击下，敌第二师被击溃，狼狈逃窜。红军追击十余里，击毙敌团长一名，毙伤600余人。俘敌一部，缴获步枪百余支，击落敌机一架。在这次战斗中，红军第九十三师师长柴洪儒，第十师政治部主任彭瑞珍牺牲。

    胡宗南在萌城、甜水堡地区遭到红军伏击后，并不引起警惕；反而兵分两路，继续猖狂追击红军。在占领惠安堡后，以两个师向定边、盐池一线推进，以七十八师占领甜水堡后南下，妄图南北夹击，逼迫红军与其决战。11月17日，敌先头部队到达山城堡地区。

    山城堡位于环县以北洪德城和甜水堡中间地带，距甜水堡约六七十里，两地之间塬高沟深。吃水十分困难。“胡宗南部当日离开甜水堡后，即无处找到饮水，非到山城堡不可”。①而山城堡一带川原交汇，沟壑纵横，周围土寨很多，地形复杂，便于大部队设伏，是一个理想的歼敌战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决定在山城堡地区歼灭胡宗南一部，以粉碎蒋介石对陕甘宁苏区的进攻。

    11月18日，毛泽东、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朱德、贺龙联合签发了“关于粉碎蒋介石进攻的决战动员令”。决战动员令指出：“从明日起粉碎蒋介石进攻的决战，各首长务须以最坚决的决心，最负责的忠诚与最吃苦耐劳的意志去执行。而且要谆谆告诉下级首长转告于全体战斗员，每人都照着你们的决心，忠诚与意志，服从命令，英勇作战，克服任何困难，并准备连续战斗，因为当前的这个战争，关系于苏维埃，关系于中国，都是非常之大的，而敌人的弱点，我们的优点又都是很多的。我们一定要不怕疲劳，要勇敢冲锋，多捉俘虏，多缴枪炮，粉碎这一进攻，开展新的局面，以作三个方面军会合于西北苏区的第一个赠献给胜利的全苏区的人民的礼物。”①

    为了保证山城堡决战的胜利，18日晚，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由陕北亲临环县河连湾，来到红军前敌总指挥部。19日，前敌总指挥部在山城堡召开作战会议，制定了战斗方案和兵力部署。

    根据山城堡一带的地形特点和敌人态势，红军的兵力部署为：以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第十五军团及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第三十军隐蔽埋伏于山城堡之东、南、北三面，待机出击；以红二方面军和陕北红军八十一师集结于洪德城、环县及其以西地区，担任策应各方和迟滞东北军的任务；以陕甘红军二十八军在红井子、大水坑一带钳制敌人左路部队的行动。

    11月20日，胡宗南第一军七十八师二三二旅和二三四旅一个团全部进入山城堡一带的红军埋伏圈。敌一个团占据山城堡以北和以东的山坡，一个团位于南面马掌子山之东南山脚，另一团占据西北方面的曹家阳台。

    11月21日下午2时，红军对包围圈中的胡宗南部七十八师发起全线进攻，并截断了其回逃甜水堡的后路。敌军发现被包围，便向曹家阳台一带高地集中，企图突围，但担任主攻任务的红一军团乘敌调整之机，迅即向马掌子山坡发起猛攻。轻重机枪声，军号声，冲锋喊杀声，震撼山谷，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上敌军阵地，攻占了马掌子山高地。此时，防守曹家阳台之敌也在红军的进攻下阵地大乱，敌二三二旅旅长丁德隆见败局已定，便率部企图从断马腰岘攀山逃窜。红军以一部分兵力追击敌人，一部分兵力攻击敌哨马营一带的阵地，将敌赶进山城堡西北一条沟内，毙伤大半，其余的敌人全部当了俘虏。当日深夜，红军攻克山城堡，继续向逃敌展开追击战。在茫茫的黑夜中，只见双方的各种火力交织起来的火力网，映红了整个阵地。红军战士冒着敌人猛烈的炮火奋勇冲杀，不怕流血牺牲，继续追歼残敌。这时，敌人为了打开一条逃命的退路，纷纷向红军发起反冲锋。红军战士猛烈穿插与敌展开短兵相接的战斗。红军战士勇敢顽强，与逃跑之敌混杂在一起，进行白刃搏斗，杀得敌人尸体狼籍，敌人失去指挥，乱作一团，狼狈逃窜。经一夜激战，红军全歼敌军，至22日上午9时，战斗胜利结束。此战歼敌胡宗南部第七十八师第二三二旅全部及二三四旅一个团。

    与此同时，红二十八军也在大水坑一线击溃了进攻盐池的胡宗南部队，缴获了许多武器弹药。山城堡大战以红军的彻底胜利而告结束。连同何家堡战斗，萌城甜水堡战斗和陕甘红军第二十八军在大水坑、红井子一线作战在内，红军在山城堡地区歼敌万余人，给胡宗南以沉重的打击。

    山城堡战役的胜利，迫使了国民党停止了对陕甘宁根据的进攻。壮大了红军的声威，对实现中共中央“逼蒋抗日”与国内和平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此战之后，红军三大主力以备姿态，在甘肃、陕西、宁夏三省边界的环县、曲子、定边、盐池之间休整，为执行新的战略任务作准备。

    四、山城堡战役是西安事变爆发的直接导火线

    1936年11月21日至22日，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后，在甘肃环县以北地区山城堡地区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反击国民党军队追击围攻的战役，即闻名史册的山城堡战役。此役沉重地打击了蒋介石的反共嚣张气焰，稳定了西北的局势，促使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更加坚定了与中共联合抗日的决心，使他们与蒋介石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导致了西安事变的爆发，成为西安事变的直接导火线。

    山城堡战役发生在历史转折关头，纵观山城堡战役前的形势和国共两党关系发生的变化，有着以下几方面显著的特点。

    第一，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加强了全军的团结，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有了雄厚的实力基础。正如当时党中央指出的：“全国主力红军的会合与进入抗日前线阵地，在中国与日本抗争的国际火线上，在全国国内政治关系上，将要起一个决定的作用了。”①

    第二，自1935年华北事变后，由于空前的民族危机损害了中国各阶级和各阶层的利益。作为两大对立阶级利益代表的国共两党在抗日问题上有了一些共识，因而国共两党自1935年冬以来进行了秘密接触，虽然双方谈判进展不大，但却表现了双方有着改善关系的主观愿望。

    第三，由于国民党内部矛盾的加剧和分化以及全国抗日高潮的到来，蒋介石此时坚持“剿共内战”的政策带有极大的冒险性，如对红军的“围剿”再遭失败，必将引起对内战政策的强烈不满的国民党内爱国人士和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

    第四，山城堡战役对中共来讲既是一次考验，也是一次良机，只要中共取得山城堡战役的胜利，即粉碎了蒋介石的军事进攻，就能够使张学良、杨虎城及其他国民党内的爱国人士进一步认识到坚持“剿共内战”是没有出路的，从而加深他们与蒋介石的矛盾，对促进实现中共提出的“逼蒋抗日”方针起着重要作用，从而也为西安事变的爆发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但是此时蒋介石并未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仍顽固坚持内战政策，急调260个团的兵力，以其嫡系胡宗南部为主力，向刚刚会师的红军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为了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和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党中央决定发起山城堡战役，红军三个方面军协同作战。11月17日，在萌城设伏痛击胡宗南部第二旅，尔后于21日在山城堡突然向胡宗南部七十八师发起进攻，经过一昼夜激战，“胡宗南部一旅溃败，一旅覆灭，其军心动摇已极”，①此役共歼敌万余人，余敌主力被迫退却，从而一举粉碎了蒋介石的军事“围剿”。

    早在50多年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先生就在其著名的《西行漫记》中，以惊人的洞察力砰述了山城堡战役与西安事变爆发之间的密切联系；时隔30多年之后，曾为山城堡战役指挥员的彭德怀，在其自述中谈到山城堡战役时指出：“此役虽小，却成为促成西安‘双十二事变’的一个因素”。②如果说西安事变的爆发是中共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努力下，蒋介石仍顽固坚持剿共内战政策并威逼张学良、杨虎城进攻红军的必然结果，那么山城堡战役的胜利，则是促成西安事变爆发的点接导火线。

    第一，山城堡战役的胜利粉碎了蒋介石的军事进攻，巩固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使中共处在更有利更主动的地位上开展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从而为西安事变的爆发和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创造了前提条件。

    山城堡战役前，蒋介石对中共为实现国共合作抗日建立统一战线的努力和诚意做了错误的理解。误认为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已是穷途末路”，声称“有绝对把握消灭共产党”，①并大举向红军发起进攻。当时中共所面临的军事形势非常严峻，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为了击破敌军进攻和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党中央发布了宁夏战役的计划。但由于敌情的变化和张国焘的干扰，使红军几次破敌计划连续落空。处在敌军重兵围攻回旋余地狭小的地区，宁夏战役计划被迫中止，红军不得不放弃西征开辟的新解放区东撤，而敌军穷追不舍，尤其敌主力胡宗南部更为骄横，步步进逼。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保卫陕甘宁苏区，促进抗日成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党中央决定发动山城堡战役。11月18日，党中央和红军三个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联合签发《决战动员令》，指出：“当前的这一个战斗，关系于苏维埃，关系于中国，都是非常之大的”，并号召红军全体指战员“粉碎这一进攻，开展新的局面。”

    山城堡战役以红军的胜利和蒋介石的惨败而告终。这一战役的胜利给予进攻红军之敌以沉重的打击，充分显示了三大主力红军的团结战斗的强大实力，保卫了陕甘宁苏区，稳定了西北的局势，使中共在更有利更主动的地位上，更有力地开展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12月5日，毛泽东致书杨虎城将军，指出：“蒋介石氏孤行己意。萌城、山城堡两役略施教训，半个月为欲行又却，垂丧之态可见，‘银样腊枪头’可恨亦可笑”①，并向杨详尽地讲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西北方略。在中共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推动和促进下，山城堡战役后仅20天，便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第二，山城堡战役胜利，更加坚定了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与红军的联合和抗日的决心，对中共提出的“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了直接的促进作用。

    由于山城堡战役的胜利，既使张学良、杨虎城对中共的抗日主张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又使他们看到了红军的实力，更深刻地认识到坚持剿共内战政策是没有前途的，使他们联共抗日的决心更加坚定。就在山城堡战役结束的第6天，11月28日在西安各界人士举行的纪念坚守西安10周年的大会上，张学良、杨虎城作了激发将士抗日的演说，从而把抗击北洋军阀的纪念活动变为东北军、十七路军和西安人民团结抗日的动员大会，显示张、杨两将军密切合作坚决抗日的决心，此时距西安事变爆发仅14天。这种军民联合请缨抗日的呼声迅速传到了陕北。毛泽东即于12月5日致信杨虎城，讲述了山城堡战役胜利的形势，指出蒋介石“对外力求妥协，对内仍继续进行内战，非举各方团结抗日之力，不足迫令其走上抗日救国之途”，①并与杨商议了抗日大计，两军行动，通迅联络等几项大事，敦促其旗帜鲜明地站在了中华民族抗日联合阵线一边。毛泽东的这封信内容丰富，陈词恳切，对坚定张、杨抗日的决心，几天后便毅然发动西安事变起了重要促进作用。

    第三，山城堡战役的胜利，促使了张、杨与蒋介石集团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使他们再也无法容忍蒋介石的内战卖国政策，由此而导致了西安事变的爆发。

    蒋介石在其对红军的军事进攻遭到山城堡战役的惨败后仍执迷不悟，继续调集军队准备向红军进攻，坚持将反共的内战打下去。12月初，蒋介石来到西安坐镇指挥，并逼迫张、杨立即率部全线进攻红军，否则将以东北军调至闽，十七路军调至皖相威胁。在这种处境下，张、杨两将军义愤填膺，再三力阻以至哭谏均告无效，除发动兵谏之外别无他途可求。12月12日，张、杨两将军终于破釜沉舟，毅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和努力下，西安事变最终得以和平解决，从而结束了十年内战的局面，实现了国内和平，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全面实现奠定了基础，实现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重大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