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爆发前十年，我有一回在里维耶拉度假期，住在一所小公寓里。一天，饭桌上发生了一场激烈的辩论，渐渐转变成忿怒的争吵，几乎闹到结怨动武的地步，这真是万没料到的。世上的人大多数幻想能力十分迟钝，不论什么事情，若不直接牵涉到自己，若不像尖刺般狼狠地扎迸头脑里，他们决不会昂奋激动的，可是，一旦有点什么，哪怕十分微不足道，只要是明摆在眼前，直截了当地触动感觉，便立刻会使他们大动感情，往往超出应有的限度。于是他们一反平日少管闲事的习惯，趁着机会大大发泄一通。
那一次，我们这群十足中产阶级的餐友所表现的，正是这种情形。平常，大家在饭桌上一团和气，偶尔来一场闲谈，彼此开开不痛不痒的小玩笑，多半总是吃罢饭马上分道扬镳，德国人夫妇俩外出游览访胜摄影，胖笃笃的丹麦人忙科去干他那无聊的钓鱼玩艺，娴雅的英国太太回到她的书堆里，那对意大利夫妇急急赶往蒙特卡罗，我呢，或者躺进花园中的藤椅里消磨时辰，或者立刻开始工作。可是这一回起了一场很不痛快的争论，把我们这群人紧紧纠缠在一处，无法分开了。要是有谁一跃而起，那决不是要像平时那样彬彬有礼地表示告退，而是由于脑袋发热心中恼恨，这恼恨，我在上面说过，已经化为忿怒了。
将我们一桌人套上缰索羁缠得难解难分的那桩事，说起来委实离奇。我们七个人寄居的那所公寓，外面看着确像一座单独的别墅，——啊，从窗口遥望海边岩石嶙嶙，景致多么美妙！
——实际上它都是“皇宫大饭店”收费较廉的分部，中间的花园两边通连，我们这些住客与大饭店的住客们经常彼此来往。前一天，大饭店里出了一桩不容置疑的风化案。原来，有一位年轻的法国人，搭乘午班火车，于十二点二十分来到这里（我不得不把准确的时间记下来，团为这对案情本身、对那场激烈争论中的症结问题，同样十分重要），他租下了一间靠海的房间：这说明他是相当阔绰的，可是，使他在人前产生好印象的不只是他的风度高雅，尤其还在于他的异常动人的俊美：
一副容长的少女型的脸，热情的嘴唇上生着柔丝般晶莹的短胡子，洁白的前额上摇曳着棕黄色轻柔的波形卷发，盈盈的双眼亲切妩人——处处都显得柔媚倩巧，丰姿楚楚，而又丝毫不矫揉造作。远远里乍一望见他，会使人联想到大时装店橱窗里昂然作态的玫瑰色蜡人，握着华贵的手杖，代表着理想的男性美。然而，近看之下却绝无半点浮薄气，因为（实在罕见！）他的可爱之处确是天然生成，恰像是从肌肤里面长出来的。打从我们面前经过时，他对大家逐一点头挨个问好，神情谦抑而又恳挚，他随处涌现的潇洒风度，每一回都表露得毫不勉强，教人瞧着着实愉快。见到某位太太走向存衣室，他就赶紧上前代她接过大衣；对于每个小孩，他都要报以和蔼的一瞥，或说一句逗趣的话，显得既长于交际又明白分寸，——简单说，看来他正是那种幸运儿，这种人既年轻又美貌，仗了这点魅力就足以取悦于人，他从屡验不爽的感觉里生出自信，而自信心又给他增添了新的魅力。在饭店里许多年老或有病的客人之间，他的出现竟仿佛给大家施了恩惠似的，他的每一个胜利的青春步态，每一阵活泼清新的生命力的表现，都使很多人心旷神怡，他不容抗拒地在人人心上赚取了最大的同情。他来了不过两小时，便同十二岁的安纳特和十三岁的勃朗希打起网球来了，她俩是那位里昂来的有钱的胖工厂主的女儿，母亲亨丽哀太太是一位秀丽、纤弱、不爱接近人的女人，她微微含笑地站在一边，看着两个小鸟般的女儿如何不自觉地卖弄风情，竞相讨好这个年轻的陌生人。黄昏时，他在我们的棋桌旁待了一小时，一边看棋，一边悠闲他讲了两个有趣的小故事，然后又陪着亨丽哀太大在海边平台上来回踱了很久，她的丈夫像平时一样，正同一个生意上的朋友在玩骨牌。晚上，我又注意到他在办公室里，在朦胧的灯影下跟饭店的女秘书促膝谈心，亲密得令人生疑。第二天早上，他陪着我那位丹麦同伴出去钓鱼，显出他对这方面的知识丰富得令人惊羡；随后，他又跟那位里昂来的工厂老板谈了半天政治，他在这方面也同样证实自己很是在行，因为大家听出，胖子先生的朗朗大笑声竟超过了海涛的声响。午饭后——我这么详尽地依次按时记述他的行动，对于明了实际情况是完全必要的——，他又一次独自陪着亨丽哀太太喝黑咖啡，在花园里坐了一小时。这之后，他再跟她的女儿们在一起打了一场网球，同那对德国夫妇在客厅里闲聊了一阵。
六点钟左右，我出去寄信，在火车站那儿又遇见了他。他急忙走过来告诉我，说他必须向我告辞，因为有朋友突然来信要他去，不过，两天后他还要回来的。果然，黄昏时餐厅里不再见到他了。
不过，这也只是就他的形体来说罢了，因为，所有的饭桌上异口同声都在谈论着他，都在啧啧称道他的快乐舒坦的生活态度。
半夜里，约莫十一点钟光景，我正坐在自己房间里，打算读完一本书，忽然听见花园里有急迫的嚷叫声从开着的窗子外面传来，又看到对面大饭店里人影忙乱。我惊惶不安，倒不一定为了好奇，马上匆匆地跨过这五十步路程，赶到饭店那边，发现所有的客人和工作人员都慌慌张张乱成了一团。原来当丈夫按照习惯准时陪着拉穆尔来的朋友玩骨牌的时候，亨丽哀太太独自前往海边平台去作每晚例行的散步，这时还不见回来，大家担心她遭了意外。那位胖丈夫，平日懒得动的，这时活像一头野牛，一再奔向海岸，朝着夜空高声喊叫“亨丽哀！亨丽哀！”
由于慌乱，声音都变了，听来很是可怕，像是原始时代某种巨兽临死前的哀号，侍役们和小厮们也都慌慌张张的，一会儿跑上楼，一会儿跑下楼，全部客人都被惊醒，给警察局也打过了电话。可是那位胖子丈夫，只穿一件敞开的背心，还在一刻不停地来回跌跄着、蹭蹬着，朝着夜空一边抽噎一边叫嚷，木然地喊着“亨丽哀：亨丽哀！”楼上两个女孩这时也被吵醒了，都穿着睡衣站在窗口，对着楼下叫母亲，那位父亲又急忙赶上楼去安慰她们。
接着出现了怵目惊心的一幕，简直无法描述，因为人遇打击过重难以承受时，那瞬间所产生的非常强烈的紧张情绪，从外表看来极富悲剧意味，具有迅雷似的力量，不论图画或文字，都不能按照原样将它重绘出来。那个胖丈夫突然迈着那在他足下呻吟不绝的梯级走下楼来，脸也变了，神色倦怠而凶狞，手里拿着一封信。“您叫大家回来吧！”他对工作人员的领班说，声音几乎听不见。“请您把所有的人都叫回来吧，用不着四处寻找了。我的太太已经撇下我走掉啦。”
这个受了致命打击的人，性格里存在着超过常人的坚忍，使他当着许多人还能竭力自持。所有的人由于好奇，都围拢来看他，此刻个个吃惊，面子上不好意思，脑子里满是疑团，又纷纷离开了他。他还有足够的自制力，能够悠悠晃晃目不旁视地走过我们身边，踅进阅览室随手关掉了电灯。随后我们听见他的笨重庞大的躯体倒进靠椅时发出的声响，紧接着便听到一阵野兽狂嗥似的哭声，只有从来不曾哭泣过的人才会这样哭。
对于我们每一个人，即使是最鄙陋的人，这种发于自然的哀伤都有着某种带麻醉性的力量。那些侍役，那些怀着好奇心悄悄走来的客人，谁都不敢吐出一声轻笑，也不敢说出一句惋惜的话。大家默默无言，对着这场粉碎一切的情感迸泻，我们似乎感到羞愧，只得一个跟着一个，分别溜回自己屋里，留下这个被击倒的人，在那间黑黝黝的屋子里独自啜泣。最后，整座楼里的灯光相继熄灭，才渐渐地透出嘁嘁喳喳的议论声。
不用说，这么一桩奇事，闪电一般自天而降，近在眼前触动感觉，自然会使平日只惯闲散优游的那班人受到强烈的刺激。不过，我们饭桌上猛然爆发、闹得几乎动武的热烈争论，虽然起因于这桩惊人奇案，实质上却可以说是一场关系着原则问题的论辩，是一场牵涉着不相容的人生观的忿怒冲突。那位万念俱灰的丈夫，由于恼恨，一时神智昏乱地将手里的信揉成一团扔在地上）给一个女仆看到了，她这人不知谨慎泄露了内情，马上弄得无人不晓。原来亨丽哀太太不是单独一人出走，而是跟了年轻的法国人去的（这一来，许多人原先对那位法国人的赞赏顿时化为乌有了）。乍一看来不难明白，总是这位小小的包法利夫人存心要抛掉肥胖世俗的丈夫，另换一位风流年少的美男子。可是，那位工厂主、他的两个女儿，还有亨丽哀大太本人，过去都不曾狠这位花花公子会过面，但凭黄昏时平台上一次两小时的交谈，再加上一小时在花园里同喝咖啡，就足以教一个三十三岁上下、声誉清白的女人动了热情，一夜之间变了心，撇下自己的丈夫和两个孩子，跟随一个素不相识的登徒子远走天涯吗？这种特殊情形不免使每个人都大惑不解。终于，我们全桌的人一致断定，这些表面上的公开事实不足为凭，那只是这对情人为掩人耳目而故弄玄虚：亨丽哀太太跟那个年轻人准是暗中早有来往，迷魂精这次来到仅仅为了商定逃走的最后细节而已，因为——大家推断说——，一位极有身分的大太，跟别人认识了不过两小时，听到一声呼哨立刻相随情奔，这是决不可能的事。大家说到这里，我忽然觉得，试提一个相反的看法倒也十分有趣，便竭力为另一种可能性，甚至为它的可靠性作辩护。我说，有一种女人，多年来对婚后生活深感失望，内心里固而已有准备，逢到任何有力的进攻就会立刻委身相从。我一提出这个出人意料的反面意见，便马上掀起了普遍的争论，在座的两对夫妇尤其激动，这两位德国人和两位意大利人同声拒斥，竟表示出令人难堪的侮蔑态度，他们说，若认为世间真有一见钟情未免太愚蠢，那原只是低级里面的无聊幻想。
这场桌上纠纷从上汤时开始，直闹到吃完布丁为止，其间种种狂风急雨，没有必要在这儿详细追述：只有长年在公寓里吃饭的人才会这样争论，平常的时候，他们在一次偶然爆发的纷争里，一时昂奋，所持的议论多半内容空泛，都只是急忙中胡乱拣来的陈腔滥调而已。我们这次的争论何以竟会急转直下有了恶声相向的形势，这也是难以解释清楚的；我相信，开始动意气是由于那两位作丈大的不自禁地急于要将自己的太太划在一边，不让她们也被算在这种浅薄危险的可能性里面。可惜的是，这两人找不出有力的论据来反驳我，只是宣称，唯有单凭一件很偶然的、极下流的、独身男子骗取爱情的例子来判断妇女心理的人，才会说出那样的话。这种论调已经使我多少有些着恼，那位德国太太竟还接着开火，教训口气十足地加重斥责说，世上固然有着正派女人，另一方面也还有些“天生的贱骨头”，照她看来亨丽哀太太准是这类人。这一来我可完全忍耐不住了，便立刻采取了攻势。我指出，一个女人一生里确有许多时刻，会使她屈服于某种神秘莫测的力量之下，不但违反本来的心意，又不自知其所以然，这种情形实际上明明存在着；硬不承认这种事实，不过是惧怕自己的本能和我们天性中的邪魔成分，想要掩盖内心的恐惧罢了。而且，许多人觉着这么做很可自慰，要这样才感到自己比“易受诱惑的人”更坚强、更道德、更纯洁。按我个人的看法，一个女人与其像一般常见的那样，偎在丈夫怀里闭着眼睛撒谎，不如光明磊落地顺从自己的本能，那倒诚实得多。我所说的大致都是这一类的话，这时谈话渐带火性，而别人越是抵毁可怜的亨丽哀太太，我为她辩护得越热切（其实已远远超出了我内心的真正感情）。对于那两对夫妇，我这么慷慨激昂无异是——像大学生们常说的——吹起了战斗号角，他们四个人仿佛一组不很和谐的四重奏，忿恨切齿地向我大肆反击。那位丹麦老头一直满脸含笑坐在一边，像个握着马表的足球赛裁判员似的，每当形势不妙，他就要抓起骰子在桌面上敲几下表示警告：“先生们，算了吧！”
结果也总只能安静一会儿。一位先生面红耳赤，已经从桌上跳起来三回了，他的太太费了好大的劲才按住了他，——简单说，再过十来分钟，我们的争论就会以大打出手收场，幸亏c太太说话了，像是加了一滴润滑油，这场口舌之争才逐渐平静了。
c太太是一位白发苍苍的姻静高雅的英国籍老妇人，我们大家一向默认她为全桌的主席。她端庄地坐在那里，对人人都同样和蔼可亲，她很少说话，不过对别人的讲话总显出兴味盎然的样子，单是她的神情体态就给人一个爽心悦目的印象：她那雍容高贵的仪表流露出一种心敛意宁的奇妙丰采。她对所有的人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同时又很巧妙地让人人觉得跟她特别亲近：大部分时间她坐在花园里看书，常常弹奏钢琴，很少见她跟别人同在一处，或者热切地参加我们的谈话。我们都不怎么留意她，然而她自有一种奇特的力量笼罩着所有的人。譬如此刻，她刚刚加入论辩，大家马上就获得一个痛苦的感觉，一致感到争吵得过了分。
当时正是德国先生猛然跳起身来，接着又被按在桌边重坐下去的当儿，c太大就趁着这令人难受的间歇加入了谈话。她出我意料地抬起一双晶亮的灰色眼睛，迟疑地对我望了一会儿，然后才以冷静客观的口吻开始发言，想要一下抓住主要问题。
“这么说，如果我了解正确的话，您真的相信亨丽哀太太，相信一个女人，会完全无辜地被卷进一场突如其来的冒险，相信确实有些行为会使一个女人作出一小时以前还认为自己决不可能作出、也无法负责的事情来的吗？”
“我绝对这样相信，尊贵的大太。”
“这么一来，任何道德评判都是毫无意义的了，任何伤风败俗的事都是于理有据的了。如果您真的认为，法国人所说的‘热情造成的罪行’算不得什么‘罪行’，国家的司法机关还有什么用处呢？一切就该凭着并不多见的好意来判断了——您的好意却是多得惊人，”她轻轻一笑补充一句说，——“这样，才能在每一桩犯罪行为里找出热情，根据热情就可以宽恕一切了。”
她说话时那种清晰而又几乎很愉快的声调，我听来感到分外舒适，于是我也不自禁地模仿着她的冷静口吻，同样半说笑半严肃地回答说：“判断这类事情，司法机关当然比我严厉得多，毫不殉情地维护一般的风俗习惯，那是它们的职责：它们必须作的是判决，而不是宽恕。可是我，作为一个平民，却看不出为什么非要自动担任检察官的职务不可：我宁愿当一个辩护人。我个人最感兴味的是了解别人，而不是审判别人。”
c太太睁大晶亮的灰色眼睛，直瞪瞪地对我逼视了好一会，显得很是犹疑。我担心她没有听明白我的话，打算用英语说一遍。突然，她又接着发问了，态度非常严肃，简直像个考官。
“一位大太撇下自己的丈夫和两个孩子，随随便便跟人走了，根本不知道那人是否值得她爱，这样的事您不觉得可鄙或可厌么？一个女人，已经不算很年轻了，为孩子们着想也该自己尊重，却作出如此不知检点的事，难道您真的能够原谅她？”
“我再说一遍，尊贵的太太，”我坚持道，“遇着这类事我既不愿审问，也不愿判决。在您面前，我可以平心静气地承认，我先前的话有点过甚其词，——这位可怜的亨丽哀太太自然算不上女中豪杰，既不是天生的浪漫人物，更不是什么“伟大的情人”。她在我的眼里，据我所见到的，只不过是一个平庸而又软弱的女人，我对她多少怀着敬意，那是因为她勇敢地随顺了自己的意愿，可是我对她怀着更多的怜悯，因为她明天，如果不是在今天，一定会深深陷入不幸。她的举动也许很愚蠢，失于轻率，却决不能称为卑劣下流，我始终极力争辩的是：谁也没有权利鄙薄这个可怜的、不幸的女人。”
“您自己呢？到现在还对她怀着同样的敬意么？前天是一位跟您同在一处的可敬的女人，昨天是一位跟随素昧平生的男人私奔的女人，对这两种女人，您完全不加区别么？”
“完全不。一点区别也没有，半点也没有。”
“真的吗？”她不自禁地说起英语来了：这些话显然使她想起什么了。她沉吟了片刻，然后抬起清亮的眼睛，带着追问的神情又一次望着我。
“要是明天假定说在尼查，您又遇着亨丽哀太太正跟那个年轻人挽着手，您还会上前向她问好么？”
“当然。”
“还会跟她攀谈么？”
“当然。”
“您会不会——如果您……如果您结了婚，——将一个这样的女人介绍给您的太太，而且在介绍的时候，对她过去的行为只当并无其事？”
“当然。”
“您真会这样做么？”她又说起英语来了，满是疑惑诧异的样子。
“我一定这样做。”我不由得也用英语回答。
c太大不说话了。她似乎越来越沉于深思中。突然，她好像发觉自己太无顾忌而有些失惊了，一边望着我，一边说“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那样。说不定我也要那样做的。”随后，她以一种形容不出的稳重姿态站起身亲切地向我伸出手来，只有英国人才懂得用这种方式表示谈话结束，毫不显得唐突失礼。完全由于她的影响，饭厅里才终于恢复和平，人人心上都很感激她，正是固为她，我们这些刚才还是势不两立的人，此刻都微带歉意恭恭敬敬地互相致礼了，说过一两句轻松的趣话后，紧张到了危险程度的空气就缓和下来了。
我们的纷争虽说最后收场倒也高尚大方，一度被激发的那点恼恨却留下了痕迹，使得我的对手们对我略有疏远之意。德国夫妇从此不多开口，意大利夫妇接连几天老是含讥带讽，问我有没有打听到“尊贵的亨利哀太太”的下落。
形式上我们大家一味守礼，一桌人从前相见以诚不拘形迹，如今似乎已被破坏难于挽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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