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丹与习仲勋都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纵观他们的革命生涯，其革命斗争经历各有不同，但是两人又有许多共同的地方，都始终对共产主义抱有坚定信念，对党和人民、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无限忠诚，百折不挠，奋斗不息。在其革命生涯中，几经坎坷，但他们始终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为革命和建设事业奉献了一生。作为从陕西这片黄土地上成长起来的农家子弟，刘志丹与习仲勋两个人实际相处的时间并不是很长，但在并肩战斗的革命岁月中，习仲勋一直非常敬仰和信赖刘志丹，将其当做师长。刘志丹也十分爱护和尊敬小自己十岁的习仲勋。两人在艰苦的斗争中，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

    一、群众利益的忠实代表

    刘志丹和习仲勋都出生于陕西农村，他们最初走上革命道路的原因，就是因为深深地同情广大劳苦大众，想要改变社会上的不平等现象，解放广大人民群众。在此后的革命斗争实践中，他们时刻践行着党的群众路线，始终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

    1．毛泽东称赞刘志丹为“群众领袖，民族英雄”

    刘志丹1903年出生于陕北保安县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家庭条件较好。当时时局动荡，民不聊生，他自小受诗书熏陶，目睹家乡饿殍遍野的景象，十分同情穷苦人民。其后，他在保安县立高等小学堂、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等校就读。在求学期间，他接触到了许多进步人士，并接受革命思想，逐渐由一名普通的农家子弟成长为爱国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在短暂而曲折的革命斗争生涯中，刘志丹领导和创建了西北革命根据地及西北红军，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始终维护人民利益，坚持群众路线，将群众路线贯彻于其革命斗争的始终。

    幼时，刘志丹就同家中长工张万银关系很好，并亲昵地称呼张为“干大”，而且经常随张一起上山劳动。投身革命斗争以后，他更是事事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时刻想着群众疾苦。1935年5月底红军打下延长城后，刘志丹指示：只许没收官僚地主、土豪劣绅和资本家的财产，不得对其他任何人的财产加以侵犯。并规定，没收的财物中，除贵重的钱财、布匹军用外，粮食、衣物等用品一律分给当地劳苦群众。红军八十四师一团有个战士打土豪时，私自拿了两件衣服，当被查出后，不仅召开全团大会批评，并被开除军籍。这些以群众为先、为群众所想的精神，使得红军所到之处，受到了当地群众的欢迎拥戴。群众亲切地称呼刘志丹为“老刘”。部队黑夜宿营时，只要说是“老刘”的队伍来了，乡亲们就马上起来开门，让战士们休息。游击队到哪里都有群众送情报，送粮食。正是有如此好的群众基础，刘志丹领导的西北红军才能逐步发展壮大，西北革命根据地才能得以保全，并最终成为中共中央及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成为中国革命休养生息的大本营。

    1943年，刘志丹牺牲七周年时，毛泽东亲笔题写“群众领袖，人民英雄”八个大字，高度评价了这位一生为群众谋福、为人民谋利的革命家。

    2．“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习仲勋

    习仲勋1913年出生于陕西富平一个农民家庭。13岁在县立诚中学高小读书时，他就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中共陕西省委根据当时的政治形确势提出了加强党组织的群众基础，实现党员职业化，深入社会，联系群众，领导群众斗争的策略和工作路线；提出“注意冯玉祥部队中的工作，利用他招兵，办军官学校，拉夫拉差的机会，派同志进去接近士兵、群众，开展士兵运动。受党组织的委派，习仲勋于1930年2月打入驻长武县的西北民军第一师第二支队（后被杨虎城编为陕西骑兵第三旅三团二营）开展兵运工作。经过一年时间的艰苦努力，该部二营党的组织得到一定发展，建立起士兵支部，成立了党的营委会。在此期间，任二营二连特务长的习仲勋，利用自己职务上的方便，处处关心士兵的疾苦，体贴士兵的冷暖，常常为伤员求医问药、送病号饭，受到了士兵的拥戴。在与士兵进行感情联络的同时，他们对士兵进行深入宣传教育，提高士兵的政治觉悟，启发士兵的阶级觉悟，培养士兵运动的骨干，并及时在士兵中宣传抗日救亡，传播中央红军反“围剿”胜利的消息等。士兵中的很多人都被争取过来，并于1932年3月在甘肃两当发动了起义，虽然由于各种原因起义失败，但习仲勋却在此过程中得到了锻炼。开展兵运工作也成为他在革命斗争中依靠群众、开展统战工作的初步尝试。

    两当起义失败后，习仲勋辗转来到陕甘边苏区，寻找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陕甘游击队。当年8月，习仲勋在耀县照金第一次见到了他仰慕已久的刘志丹。由于起义失败，习仲勋的心情异常郁闷，见此情景，刘志丹鼓励他说：“干革命还能怕失败！失败了再干嘛。失败是成功之母，我失败的次数要比你多得多！”他分析，兵变失败“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根据地”。陕甘游击队离开照金时，习仲勋特意去与刘志丹道别。刘志丹嘱咐说：“你是关中人，还种过庄稼，能跟农民打成一片，你一定要做好根据地的开辟工作。只要政策对头，紧紧依靠群众，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与刘志丹的会见和谈话，对习仲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习仲勋对自己下一步的工作思路更加清晰。在创建陕甘苏维埃政权过程中，习仲勋按照刘志丹的嘱咐，“一村一村做调查研究，一家一户做群众工作，相继组织起农会、贫农团、赤卫队和游击队，同时发动群众进行分。粮斗争”，并建立了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在进行革命斗争的过程中，和群众“休戚相关，生死相依，血肉一一相连，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在以后的工作中，习、仲勋谨记刘志丹的嘱咐，紧紧依靠群众，坚持群众路。线，将这一思想贯彻到很多方面的工作中。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央在遴选西北局书记一职时，毛泽东说：“我们要选择一个年轻的担任西北局书记，他就是习仲勋同志。他是群众领袖，是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1945年10月，习仲勋受命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兼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委。这一年，他才刚刚33岁。

    二、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的忠实实践者

    在创建西北红军和根据地的过程中，刘志丹与习仲勋等同志排除“左”倾错误的干扰，在革命实践中坚持统一战线，使西北红军不断发展壮大，根据地不断巩固发展。

    1．刘志丹在武装斗争中提出“三色论”

    刘志丹经过榆林中学、黄埔军校等校的学习，特别是他投身革命后，马列主义水平日渐提高，对中国社会现状的认识更加清楚。他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及阶级分析的观点，认真分析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清楚地认识到：在进行革命斗争中，应当“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我们就增加一份力量，敌人就减少一份力量”。1929年4月，在榆林红石峡召开的陕北特委扩大会议上正式提出了“搞革命斗争要采取三种形式，即‘红色’（组建自己的革命武装）、‘白色’（做白军工作，争取国民党部队里的进步分子和爱国人士）、‘灰色’（做土匪工作，改造哥老会，收编山大王）”，即我们今天惯称的“三色论”，“三色论”也成为刘志丹军事统战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刘志丹的革命生涯中，他始终坚持这一统战思想，并在实践中运用，为革命的发展壮大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929年任保安县民团团总之职后，他就对民团进行整顿，加强政治教育，建立党的组织，把原本反动的民团改造成为党掌握的武装力量。在此后的几年间，他多次打入陕甘边一些国民党军队以及军阀队伍中，如宁夏苏雨生部、陇东谭世霖部、平凉陈畦璋部等，进行兵运活动。在这些军阀部队里他积极争取了一些爱国、民主进步的人士，为革命做了许多工作。1930年，刘志丹在永宁山加入了哥老会。他加入哥老会的目的，是要把这支势力较大的民间组织改造成能为我所用的进步力量，改造方针是：拥护革命，不改变组织，协同作战，一致抗日。在他的宣传和影响下，陕甘宁地区的哥老会组织纷纷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踊跃参加革命，为根据地的创建作出了贡献。

    刘志丹、习仲勋自1932年8月在照金相识后，就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34年秋陕甘边革命委员会成立，建立了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任军委主席，习仲勋任苏维埃政府主席。在新开办的军政学校，刘志丹任校长，习仲勋任政委。两人的关系更加亲密。习仲勋从刘志丹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而刘志丹的统一战线思想对习仲勋影响至深。习仲勋曾说：“我一生注意听不同意见，听民主人士的意见，注意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就是遵从志丹同志的教导和从那时的实际经验得来的。”

    西安事变后，中国的时局发生了变化，身为关中特委书记的习仲勋也调整思路，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出发，及时分析形势，开展工作。在他的领导下，关中特委以建立和扩大统一战线为中心，进行了边区与友区的区域谈判，争取了地方民团，加强了对友区的群众工作，建立和发展了统一战线。此后，习仲勋先后担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驻会议员和议长，统一战线思想日臻成熟，在工作中以平等谦虚的态度和民主人士交朋友，讨论问题，受到许多民主人士的敬佩。

    新中国成立后，习仲勋担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在此期间，同民主人士合作出现了更大的规模和新的局面，习仲勋继续同许多民主人士保持友好的关系，并成为他们的知心朋友。

    西北地区是多民族聚居区，民族、宗教问题尤为复杂。习仲勋曾兼任西北局的统战部长，在这一时期，他忠实而又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了中央的方针政策，提出了许多关于民族统战工作的独特见解。他根据西北地区的实际，为争取团结更多的民族宗教上层，减少少数民族地区民主改革阻力，增加助力，提出了“联合封建反封建”的观点，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赞赏。他与许多民族民主人士交往频繁，建立起长期的友谊。藏族上层人士黄正清曾任拉卜楞寺保安司令，1949年8月率部起义。习仲勋在工作中总是对他热情鼓励，充分信任，他可以随时到习仲勋那里汇报工作或请示问题。在习仲勋的支持下，黄正清受命出任甘肃藏区访问团总团长，平息了1952年夏甘肃藏区一带发生的土匪叛乱，很好地完成了任务。在此后的几十年问，两人一直保持着深厚的友谊，黄正清把习仲勋看做“藏胞心目中的亲人”。新中国成立初期，青海昂拉部落的千户项谦，曾几度归顺人民政府，但不久之后又反叛。当时许多人失去了耐心，主张用军事手段彻底解决。习仲勋却指示“必须坚持在充分军事准备基础上以政治争取为主的方针，十分慎重，首先是用和平方式解决，对于项谦必须反复争取，采取宽大政策”。他多次亲赴昂拉，与项谦和平谈判十余次之多。在统战政策的感召下，项谦终于在1952年7月向人民政府投诚，此后再也没有反叛。毛泽东在得知了争取项谦的过程后，曾对习仲勋说：“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

    在与十世班禅等民主人士交往中，习仲勋与他们肝胆相照，真诚团结，赢得了大家的称赞。习仲勋的团结统战思想，应该说得益于土地革命时期刘志丹的言传身教，更是习仲勋自己在工作实践中，领会到党的统战工作精髓，并在长期的革命工作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党的统战工作理论。

    1982年习仲勋到中央书记处工作后，更是致力于党的统一战线路线方针政策的研究和实践，他的许多思想和观点，丰富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理论，为开创新时期统一战线工作的新局面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三、坚定理想信念不动摇

    刘志丹和习仲勋都曾经历过革命斗争失败，经受过“左”倾错误的打击和迫害，几经坎坷，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但他们在面对挫折和打击迫害时，革命意志从未动摇，始终保持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

    1．“胸怀大局的领袖人物”刘志丹

    1928年5月，刘志丹参加了渭华起义，担任起义部队西北工农革命军军事委员会主席。起义活动如火如荼，在很短时间内摧毁了方圆200多平方公里地区的反动政权。但由于“左”倾冒险思想主导，起义最终失败，刘志丹受派回陕北工作。自1929年下半年开始，刘志丹来到陕甘边界一带开展兵运工作，先后打入一些军阀军队和民团，逐渐建立起革命武装。1931年2月下旬，部队受到陇东军阀陈畦璋部骑兵的袭击，损失惨重；后刘志丹在苏雨生部任补充团团长，夏，苏雨生以商议军机为名，将刘志丹召到彬县关押，并将补充团缴械。刘志丹“虽受镣锁囹圄，仍暗中策令其他同志工作，毫无惧怠”。出狱后，刘志丹继续从事兵运工作，并成立了一个300余人的旅，不久，又遭反动军阀扣押，脱身后来到保安、南梁一带继续进行革命活动。兵运工作屡屡受挫，刘志丹在一次次的实践中也悟出“利用军阀是暂时的，无产阶级应该也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创造条件，搞革命的武装”。此后，他将几支分散的民间武装集合起来，建立了陕甘边地区中共独立领导的革命武装——南梁游击队，并任总指挥。1931年冬，南梁游击队与陕北游击支队合并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刘志丹任副总指挥兼第二支队队长。1932年2月，西北反帝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并于同年12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在此期间，主持改编工作的中共陕西省委常委杜衡打击领导干部，对游击队一年来的活动横加指责，诬蔑刘志丹、谢子长等“有反革命阴谋”，攻击他们的正确主张是“游击主义”、“土匪路线”、“右倾机会主义”等，并蛮横地撤销了谢子长、刘志丹等同志的领导职务，甚至想将他们开除出部队。由于广大指战员的强烈要求，刘志丹才得以留在部队。杜衡在改编中规定干部必须从班长和战士中选举产生，由政委任命，致使原游击队排以上的干部全部被剥夺了被选举权。面对这些打击，刘志丹表现出坚强的党性修养，他心底坦荡，顾全大局，毫不计较个人得失，仍然积极地协助团长做好工作，起草条例，维护部队的团结。干部战士都亲切地称他为“我们的参谋长”。由于杜衡推行“左”倾错误，一意孤行，红二十六军成立半年多的时间里，几乎被搞垮。此后，刘志丹继续进行革命活动，领导创建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苏区，并于1935年2月成立了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军事委员会，形成西北革命根据地。西北革命形势迅猛发展，在刘志丹的领导下，反“围剿”战斗取得了很大胜利。而就在此紧要关头，王明“左”倾错误却在西北根据地恶性发展。“左”倾错误的执行者不公正地将刘志丹排斥在新的陕甘晋省委和军委领导之外，攻击他“一贯右倾”，是“右派”，甚至说他是“反革命”。他们以欺骗手段将刘志丹骗离前线，予以逮捕。刘志丹虽然已得知这一阴谋，但为了不使党分裂，不使红军自相残杀，他宁愿自己被捕，也要保护前线其他指挥员。在狱中，刘志丹受尽折磨，但他始终泰然处之，直到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才被释放出狱。在党中央召开的受害同志座谈会上，刘志丹一再强调要“团结起来，在党中央领导下努力工作，为完成我们的伟大事业而奋斗”。

    2．“英雄一世，坎坷一生”的习仲勋

    两当起义失败后，习仲勋历尽艰辛找到了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红军陕甘游击队。在他们的鼓励下，习仲勋进一步坚定了革命的信心。1933年，受中共陕西省委选派，习仲勋奉调来到照金，从事地方武装和群众工作。他为根据地民主政权的建立付出了极大的心血。随着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的成立，西北革命根据地进人了一个大发展时期，习仲勋也于1935年5月随边区苏维埃政府移驻甘泉洛河，继续担任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此时，西北根据地党内在“左”倾错误思想主导下，已经演化成一场极端的“肃反”，刘志丹被逮捕不久，习仲勋同许多陕甘苏区和红二十六军的负责干部也遭到逮捕，并被冠以“党棍”罪名，开除党籍，撤销职务，在狱中遭受了残酷的折磨。在生死攸关的时刻，党中央到达陕北，习仲勋与刘志丹一道才得以获释。

    新中国成立后，习仲勋历任政务院秘书长、国务院秘书长等职，协助周恩来总理工作长达10年之久。他尽职尽责，受到周恩来的高度称赞。但1962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的习仲勋因“《刘志丹》小说问题”，遭受了巨大的冤屈。早在8月召开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预备会议上，康生就指责《刘志丹》小说是为高岗翻案，将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打成“习贾刘”反党集团，习仲勋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关押。后来，更与所谓“彭德怀反党集团”一起被定为“西北反党集团”。1965年，习仲勋被下放到洛阳矿山机械厂当副厂长；“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揪到西安接受批斗，身陷囹圄，受到残酷迫害，前后被审查、关押、监护长达16年之久。直至1979年8月，中共中央下发了53号文件，彻底为因小说《刘志丹》一案被牵连迫害的人平反，习仲勋才得以恢复名誉。尽管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待遇，但习仲勋从来没有消沉过，不管在哪个工作岗位，不管身处何种逆境，他始终相信党，始终坚持革命信念。习仲勋曾说过：“我这个人，一辈子没有整过人，一辈子没有犯‘左’的错误。”两句平平淡淡的话，实实在在地描述出了这位老革命家正直凛然的革命气概，令人肃然起敬。

    四、刘志丹与习仲勋的革命情谊

    刘志丹与习仲勋这两位黄土地上成长起来的革命家，身上有许许多多优秀的品质。两个人都是一生坦荡，实事求是，顾全大局，淡泊名利，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在党内外和广大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

    刘志丹与习仲勋在艰苦的革命斗争生涯中，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习仲勋在兵运失败后，心情沉重，刘志丹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例，亲切地告诫习仲勋“干革命不能怕失败”，“要搞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鼓励习仲勋坚定信心。在南梁苏区时两人共事，刘志丹任陕甘边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习仲勋任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志丹任军政学校校长，习仲勋任政委。据习仲勋回忆：一次刘志丹正给军事干部学校学员讲话，看见习仲勋来了，他马上喊了一声“立正”，并给习仲勋敬了一个军礼。当时习仲勋还很不好意思。事后刘志丹说：“我们自己建立起来的政权，如果我们不敬重，老百姓也就不在乎了。”在刘志丹的感召下，别的同志也都很尊敬习仲勋，军政关系非常和谐。

    纵观两人的人生、革命历程，习仲勋一生尊重刘志丹，将他当做自己的老师。习仲勋曾在许多场合讲起他与刘志丹相处的事情，也多次撰文回忆他与刘志丹的交往，字里行间，不难看出习仲勋对刘志丹的敬重。刘志丹对于习仲勋，可说是亦师亦友，影响巨大。应该说，刘志丹与习仲勋的革命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他们群众观点、统战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扩充，不仅丰富和扩充了毛泽东思想，也在革命实践中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