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村长的女儿，因为每天吃糖咽菜，没奶水。他的外孙女，刚一岁多，也是靠了那只羊的奶养活的。羊杀了，那小女孩儿整天饿得哇哇哭。等到我们几个孩子能离开家了，我们就相约，到埋羊骨头的地方，一溜儿跪在地上，全给羊磕头。全哭。好像一奶同胞的几个小兄弟姐妹，哭我们死去的妈。可怜那只老母羊，奶为我们被挤光了，肉熬成汤被我们喝光了。连骨头，都熬了一遍又一遍，直到熬得再也不见一个油星儿，熬白了熬酥了，才舍得埋掉。没人教我们去给那只羊磕头，去哭它。完全是我们几个孩子心里一致的想法。我们还在埋羊骨头的地方，用山石为那只羊垒了个坟包儿，周围栽上了几棵小树。到北京后，我最见不得的情形，就是人们围着卖羊肉串儿的，吃羊肉串儿。见到一次这样的情形，夜里就做一次梦。梦见当年救了我们命的那只老母山羊，咩咩地朝我叫……“某类事情，或者某类人生经历，听老人们的回忆是一种接受，而听一个青年娓娓道来地诉说则完全是另外一种接受，因为它使你感觉某种现实虽与你并不相干，但它的确矗立在某一个地方，仿佛也在向你诉说着什么。使你简直就没法儿无动于衷。
我震惊于一颗敏感的青年的心灵，需要怎样的一种保持平衡的能力和技巧，才会将这样的童年往事完整地包容住，并且磨合成一种绵长的情愫呢？我尤其震惊于他的娓娓道来。那一种淡淡的语气，反倒使我自己的心灵感觉受到了强烈的冲撞。
“这孩子，这孩子，真没想到……那个小女孩儿呢？结果就饿死了么？……”母亲唏嘘了。
他笑了笑，说：“我们几个孩子，怎么会让她饿死呢？我最大，我带着他们，四处捉青蛙。我们那儿是山区，没有河，也就没地方去钓鱼。只能四处捉青蛙。熬蛙汤。蛙汤当奶，她才没饿死。后来我们就叫她蛙妹，现在已经长成大姑娘了……”这时“表妹”来了。她见母亲那样儿，诧异地低声问我怎么回事儿。我说没什么。不过是他讲了一些动人的事儿。不过是母亲天生爱落泪罢了。
“你还会讲动人的事儿？哪天给我也讲讲！我要听。我得证明我自己还能不能被感动……”“表妹”又调侃他。
而他冷冷地回答了她一句英语。她的脸倏地红了。我虽然不懂英语，也知道他说的肯定是一句伤人的话。立刻打圆场，问母亲：“妈，你不是说索瑶来了，今天还包饺子么？”“对，对。索瑶啊，今天你拌馅儿，大娘和面。你不是说吃饺子的关键在吃馅么？咱们今天就把关键的事儿交给你做了！”母亲说着，站起来，以十二分的亲近，安抚“表妹”的尴尬。拉着“表妹”一只手，一块儿到厨房去了。
我低声问“表弟”：“你用英语骂她了是不是？”他说：“我总不能当着你们的面，用国语骂她吧？”“你骂她什么？”“我当然不会骂她太难听的话。”我固执地问：“你究竟骂她什么了？”他嗫嚅地说：“相当于‘滚你妈’的意思吧……”我说：“听着。你必须向她认个错！我可不愿看见你们吃饺子的时候，也互相横眉竖目，谁也不理谁的样子。要不你们今后都别来了……”他沉默片刻，顺从地站起来走到厨房去了。
母亲随后叫我，说也得分派给我一件事做。随后暗示我跟她走到门口。
“你去打酱油和醋！”母亲故意大声这么说，塞给我拾元钱，却一个瓶子也没给我。
我说：“给我瓶子呀！”我早已不清楚家里哪个瓶子是装酱油的，哪个瓶子是装醋的了。
母亲又悄悄说：“让你去买肉馅儿！”我奇怪，问：“你不是昨天已经……”母亲一手捂住了我的嘴：“我原想换下口味儿，昨天买的是羊肉馅儿……”“表弟”虽然向“表妹”认了错，那一顿饺子吃的仍不怎么愉快。吃完不久，“表弟”就告辞。
他问“表妹”走不走？“表妹”悻悻地说：“你管我呐！”母亲说：“你要有事，你就先走。索瑶比你来的次数少，我们娘俩儿还有几句体己话要聊呢！”他似乎领悟了什么，便走了。
母亲遂将我撵到另一个房间，开始劝“表妹”千万不要生“表弟”的气。她说她没生气。她说她受他的伤害，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她说如果换了另外的谁，早和他绝交了。她说她就是不忍下这个决心罢了。她说她内心里有些委屈，是没法儿对人说的，都自己偷偷哭过好几回了……她越说她没生气，只不过是有些难过，母亲越劝她。而一位七十多岁的，难免说起话来颠三倒四，前言不搭后语，絮絮叨叨的老母亲，对一位正难过着的女大学生，有时候显然是力不自胜的事。母亲越劝她，她似乎越难过，最后竟呜呜哭了。分明的，母亲认为，她和“表弟”之间的别扭，与自己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母亲满面内疚地把我推入了房间，并将房门关上了。好像她已感到无能为力的事，由我接替是理所当然的。
我坐在“表妹”对面，默默期待她自己哭够。
终于她不哭了。当她掏出手绢擦泪痕的时候，我问：“哭够了？”她难为情地笑了笑。
我又说：“你看，你也没给我表现的机会，就帮助我完成了任务。”她说：“我长这么大，从没惹谁用那种话骂过我。英语也不行！就算我是自讨没趣儿，我妈又怎么他了？我当时不过没话找话儿，纯粹想跟他开几句玩笑，引逗他快乐点儿罢了！他经常那么满脸旧社会的样子，和他在一起，我觉得都快把我影响老了……”我说：“他不是已经向你认错了嘛！他这人性格是有点儿怪，你应该比我更了解……”我正打算起身去向母亲交差，不料她问：“梁老师，你就不想更了解他么？”我看了她一眼，见她请求地望着我。
在我家里，从她第一天出现在我家起，就半真半假地，戏谑地称我“表哥”。我已习惯了。而且内心里也将错就错地认可了。忽然她叫我“梁老师”，同时问那样的话，使我感到，“表弟”也许早就令她苦恼了。也许早就是她的某种负担了吧？否则她何以会那么望着我呢？我暗暗替“表弟”预测到某种危机，缓缓地又坐下。
她却犹豫起来，不开口了。
我说：“你讲吧。我当然想更了解他一些。尽管我是通过他才认识你的。但也是通过你，才多多少少地了解他的。是不是？”她点了点头表示承认，又思考再三地说：“我告诉你的。你可千万要装做一无所知。更不能对他讲。他猜到了会恨我的，真的。那我又何苦的呢？”我信誓旦旦地说：“一定。”她说，他家的生活至今仍很穷苦。他家乡的生活至今也仍很穷苦。她说，在全校，有一些来自穷苦地方的学生。可是绝不会再有另一个学生，来自比他的家乡更穷苦的地方了。她说那一种穷苦的现实，是许多城市里的人难以想象，因而也根本不会轻意相信的。所以他从不对别人讲。她说即使在大学校园里对来自极穷苦的地方的同学，周围其实也是很少有发自内心的，真诚帮助的温暖格外厚爱着他们的。她说同学之间情感的冷漠，互不关心，往往也是表现得咄咄逼人，令人不寒而栗的。何况那些来自极穷苦的地方的同学，大都性格都有些与众不同，自尊心也都异常脆弱而且敏感。他们又大都以独往独来的方式软性自卫。即便有些家庭生活条件优越的同学，发自内心想要在钱物方面对他们偶尔予以周济，也不敢轻举妄动。唯恐被理解为廉价的同情，甚至被误解为贵族式的施舍行径。而一旦不被理解，甚至被误解，注定会引起他们内心里的逆反。
如果这样的事发生在女同学之间，逆反也就是逆反而已，倒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发生在男同学之间，有时就不仅仅是逆反不逆反的问题了。何况普遍的大学生们，家里的经济情况即使并不穷苦，也是谈不上多么富裕的。生长在城市的大学生，尤其男生，哪一个家庭每年不寄给他们八九百元？只靠助学金，他们简直在大学里就会变得像些叫花子。六七百是最少的。就是每年一千多元，他们平时还是会觉得钱很紧。
他们买书的时候，需要下很大的决心。一些十几元二十几元一本的工具书，再想买，往往也只能叹息一声作罢。谁都很难慷慨到拿父母的血汗钱去周济别人的地步啊！她说她认识“表弟”，就是因为有一次发现他偷书。而那时她已知道，他是学校文学社负责诗歌的编委，在喜欢诗歌的同学中有着一定的威望。而且她已经是他默默的崇拜者，当然，她所崇拜的仅仅是他的诗。不是他这个人。“其实那也谈不上是崇拜。只不过是认为他写的诗有种真情罢了。他在文学社的刊物上发表过一组情诗，总题是《不为爱活着》。什么——爱我的少女？我不爱她？她无奈，我也无奈。在无奈的无奈中，我不为爱而活着，却也乐于为爱而死去…当初我喜欢他的诗，喜欢得要命。我刚跨进大学校门，一心准备爱上一个人，或被一个人所爱。体验像韦唯唱的那样，爱得死去活来的感觉。高考前，我都快变成一台紧张的学习机了。考上了大学，人似乎也松弛不下来。尽管事实上完全松弛了，但还是觉得松弛得不够。
好比一个害了一场大病，伤了元气的人，不来一针强心剂，仿佛就不能从虚脱状态恢复。我并不是一个天资很聪明的女孩子。我竟会考上大学，对我自己来说都是一个奇迹。从小学三年起开始知道刻苦，其后整整九年啊！考上了重点中学接着考重点高中。九年间整个人上足了弦，一刻也不敢松弛，你就仔细想想吧，绝不比有工作的人轻闲自在！我讲这些你能理解么？……“她似乎讲得有些累了，长长地喘了口气。
我说：“能理解。”“我刚才讲他，讲到哪了？”我说：“讲到你当初多么喜欢他的诗。”她说：“现在我是一点儿也不喜欢他的诗了。那也算诗么？可我当初认为他将来准能成为一名大诗人！”她自嘲地苦笑了一下，“有一次我坦率地告诉了他，我觉得他本没有什么写诗的才情。也根本没有什么能成为诗人的希望。而且坦率地告诉他，别人也开始这么认为了。”我暗想，姑娘，我要是你，绝不会这样做。你的失望，是你的错。并不是他的。你把你的错转移给别人，这不公道啊！“他生气了吧？”“他没生气。他说：”我为什么非得成为诗人呢？‘以后他再也不写诗了。并且再也不肯当文学社的诗歌编委了。“我觉得，对这件事，我就没有表示什么看法的必要了。”我怎么竟讲起他的诗来了呢？我都忘了，是从哪儿讲岔开了？“”从他偷书。“”对。是从他偷书。你一点儿也不觉得惊讶么？“我说：”不。我不觉得惊讶。“我读大学的时候，因为囊中羞涩，也产生过偷书的念头。
她倒是很惊讶地瞪了我一会儿，接着说：“那一天同学替我取出家中寄来的钱。刚给我。是一张一百元的。因为穿着裙子，上下没个兜儿，就夹在笔记本里了。然后又直接到图书馆去看书。不知怎么搞的，钱又被夹在书里了。那是一本《中国古典鉴赏词典》。很厚。大概定价要三十几元。我要离开图书馆的时候，发现钱不见了。一想，准是夹到那本书里去了，立刻到书架间去找。恰巧看见一个人，正从敞开的窗子往外钻。同时发现那本书已不在书架上了。不跳窗，是不可能将那么厚一本书带出图书馆的。我断定那个人肯定是个偷书的贼。刚要喊，又一想，万一是镶玻璃的工人呢？万一那本书在另一个人手中正看着呢？图书馆在二楼，哪个偷书的贼，为了一本书便冒险从二楼往下跳呢？闹得虚惊一场，岂不是贻笑大方么？我也从窗口探出身瞧，见那人正从阳台上冒险攀向三楼一间教室的窗口。我们的目光碰在一起，我认出了他是谁。那一时刻，不知为什么，我决心不喊了。虽然我已知道那本书为什么不在书架上了。发现了他偷书我自己倒显得慌张了。
离开图书馆的时候，管理员见我神色异样，起了疑心，一直用目光把我盯到门口。如果那一天我带了书包，说不定会遭到检查。我一走出图书馆，就蹬蹬蹬往三楼跑，一口气儿跑到三楼那教室门口，想在门口堵住他。可是教室里静悄悄的，熄着灯。几分钟后还不见他出来。我推开门一看，见他的影子正站在窗台上，由于窗子的推轴锈了，只能开到一小半的程度，他没法儿钻进来。我赶紧跑过去，从里边替他推开了另一扇窗，帮助他钻了进来。幸亏是晚上。否则他早就被发现。他说：“谢谢你。‘我说：”不用谢。谁在这种危险的情况下都会帮助你。你把钱还给我吧，那是我这个月的生活费。’他问：“什么钱？我不明白你的话。‘我说：”你借的这本书中，夹着我的一百元钱。’我把‘借’字，说得很强调。他一翻书，果然翻出了钱。他又说：“对不起。我不知道。真的。‘我说：”我相信。别解释了，快离开这儿吧！’我接过钱，转身便走。虽然我们说话时离得很近。但我却看不清他脸上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表情。事实上我始终垂着目光，并不敢正视他一眼。仿佛偷书的是我自己。
回到宿舍，我的心还怦怦乱跳。我有些暗暗后悔自己的做法。觉得无形中，我也参与了他的盗窃行为似的。但我还是下决心，只要不被查问到头上，对什么人都不说这件事。好像也是在为自己保密似的。以后我又见过他几次。他总是远远地就绕道而行。躲不开，则点一下头，加快脚步与我匆匆擦肩而过。
忽然有一天。我心血来潮，突发奇想，也写了一首诗，装在信封里，填上他的名字，寄给了文学社。其实完全可以直接送去，但我思忖再三，还是采取了寄的方式。并且，在诗的下面，还注了一句话——‘你认识我。因为我帮助过你。’分析起来，在我的潜意识中，一定闪过一个可耻的念头，那就是何不利用他一次呢？你看，我什么都对你讲了，你不至于鄙视我吧？“我说：”不会。我觉得这一切都挺孩子气的。“”孩子气？你这么认为？可不，就是太孩子气了嘛！“”几天后，他把我邀到了文学社。在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情况之下，他和我面对面坐着，郑重其事地谈我的诗。他问我：‘你自己觉得你的诗如何？’我谦虚地说：“写得不好。我刚开始对诗发生兴趣。‘他说：’我同意你的看法。现在请回答我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要把自己明知写得不好的诗寄来呢？而且为什么偏偏寄给我，还要加上那么一句话呢？‘我万万没有想到，他竟会这么直截了当地，面对面地问我这样的话！我一时语塞，不知怎么回答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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