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馆副馆长说：“不用问，远着呐！”小司机“嘭”地一声关上车门，扭回头对他说：“刮雨器出毛病了！”他看着我，迟疑地说：“刮雨器出毛病了！”他见我一时没反应过来这句话有多么严重，又补充了一句：“再往前开，太危险了！”我才明白了他们是什么意思，连忙说：“不去了。不去了。我的诚心到了。你们的诚心也到了！真是对不起你们二位……”小司机说：“梁作家，别这么讲。你大老远来的，是我对不起您啦！……”副馆长说：“咱们赶上了这么个坏天嘛！只能怨天，只能怨天……”小司机又庆幸地说：“再往前开，如果连个坪场地都没有，掉不过车头，不敢进，不敢退，困在山道上，就更糟了！……”边说，边在坪场上将车谨慎地转过了弯。那坪场，可能是那里十几户人家唯一的一处平地。几棵大树生长在四周。树的后面，便是深谷。它显然是劳动的结果。十几户人家，为了那一处坪场，一定流了不少汗水……车掉过头我才看出有些房屋。房屋都傍依着山体而建造。
用的便是山石，和山体成一色，仿佛皆浑然一体。隔着玻璃我又望了那姑娘一眼。玻璃外面的层层雨痕，将她变得模模糊糊，似乎就是呈现于雨中的幻影……刮雨器确实出毛病了。
小司机更加全神贯注地驾驶。然而，在这种须臾不能分心的情况下，他反倒更加需要听那盒录音带了……山里的花儿开远远的你归来唱得人直想落泪。
我心里默默地说：蛙妹子，等山里的花儿都开了的时候，他一定会亲自归来的……愁雨凄迷，一种解释不清的忧郁缠绕心头。让人想家想父亲想母亲想妻子想儿子想女儿想自己一切想念的亲人，还惆怅地想——某一个与自己有根土之缘的地方……这雨啊……还有那一首《故乡》啊……回到北京的第二天我到大学里去看“表弟”。我觉得似乎有些什么话要对他讲。我也产生了某种诉说的愿望。那是一种非常主动性的愿望。近乎一种想唱歌给别人听的愿望。或者那一首《故乡》转化成了一种愿望。也许我要对他讲的仅仅是这一点？我不清楚。我不知道。
和他同宿舍的学生都回来了。那一晚上他们在宿舍里喝酒。他们也在唱。我在楼梯上时听他们唱的是《一无所有》。我站在门外时听他们唱的是《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那根本不是唱。那是嚎叫。如同黄昏的雪原，几只饥寒而胆怯什么的狼在悲啸。
我想他们是全醉了。包括“表弟”在内。门开处，一阵熏人的酒气汹涌而出，混和着一股秽气。门口有一摊呕吐物。门旁的角落“保存”着一堆垃圾。桌上是一箱啤酒。两瓶白酒。遍布着啃剩下的骨头。二层铺上，一颗头和一条手臂垂下来。垂下的手臂像什么东西的尾巴。连天天眼瞅着的垃圾，都仿佛在期待别人来清除。你一想到他们守着垃圾激昂慷慨地讨论国家和民族大事时的情形，不能不认为是一种带有秽气的幽默。
开门者手扶着门问我找谁。仿佛随时都会将门关上。仿佛不扶着门便会瘫软在地上。
我说找我“表弟”。
他说：“哦……你是……我知道你是谁了……进……来吧……别……别踩了……这儿……”他已经醉得言语不清。
我摇了摇头。
我说：“表弟，你出来一下！”说时，我还没看见“表弟”在哪儿。
垂在二层铺上的头抬了起来——“表弟”酩酊地自上而下望着我。
我已全没有了诉说的愿望。
而他，分明的，不能从二层铺下来了。
我认为那不应该是他。无论如何他没有这一种自虐的权力。
似乎，我又听到了那一首《故乡》：山里的花儿开远远的你归来……从极遥远极遥远的某处，带着大山里的阴瘴，隐隐地传将来……“表弟”双臂撑着铺，张了张嘴，想对我说什么。却一个字也没说出。一张嘴时险些吐了。双臂一分，又扑在铺上。我没进宿舍。
我对扶着门的学生说：“他清醒了之后告诉他，我本想扇他一耳光！告诉他，以后再也不要找我了！”我说完便走。
晚上，“表妹”到我家来了。
我当然明白她为何而至。便将母亲支到另一个房间，给她造成无所顾忌的机会。
“你，”她用一根手指，凛凛地指着我，很生气地说，“你怎么可以当着他好几位同学的面，那么严重地侮辱他！你明明知道他的自尊心太敏感太脆弱！你的话，等于当着他好几位同学的面，扇了他耳光！”我也很生气地说：“索瑶，在我家里，你别这么质问我。否则我把你请出去！”她垂下了头。
沉默片刻，她抬头注视着我，又低声说：“你的心情我理解。你看不惯的，我也看不惯……”我打断了她的话：“你不理解！你根本不理解！你这么说就证明你根本不理解！不是什么看得惯看不惯的问题！他的那些同学们与我有何相干？但是他自己，不能跟他们一样！别人可以自虐，可以自残，可以自杀！但是他不能！他如果连自己的身体都不爱惜了，他还有良心么？他还对得起谁？连你也对不起！……”我激动起来。
索瑶却依然镇静。
她仍注视着我。
她说：“可是你理解他的心情吗？你理解他们的心情吗？学校已经向他们透露，今年的分配主要靠他们自找出路。他们都四处碰得晕头转向了！他，他是和别人不一样。他怎么能和别人一样呢？他继母病了。为了给家里寄点儿钱，为了在大学里坚持到最后，他瞒着我去卖过血啊！已经卖过两次了……”“什……么？……”她将两张薄薄的单据递给我看。
她说：“这是我无意中，从他的一本书里发现的。当时我眼泪刷刷往下流。就是他去偷，去抢，只要别杀人放火，只要别偷别抢比他活得更难的人，我全理解……”索瑶她泪潸潸然。
“血……这怎么可能？血……血不是随便买，随便卖的啊！……”我有些无法相信。
“学校规定，义务献过一次血的，在校期间，永不献第二次了。他已经献过一次。这次又献。而且……顶替别人的名字多献一次……一次二百元的营养补助费……这和卖血有什么区别？……”我低下了头。
山里的花儿开远远的你归来……从极遥远极遥远的某处，带着大山里的阴瘴，似乎又隐隐地听到那听了让人直想哭的《故乡》……我不愿抬头，使索瑶看见我的一双眼。
我问：“你为他操心的事，进行得怎么样了？”她说：“还没着落……原先答应了的人，现在都不行了。
连我姐姐今年能不能留在北京都毫无把握……“”那……怎么办？……“”我想，能分到省里市里，他也会知足的。你不是刚从他那个省回来么？表哥，求你，也替他写几封信投石问路吧！“我说：”我会的。“她感激地摸了摸我的手。我觉得，她仿佛在以这一细小的亲昵的举动，进一步使我明白，我已和她订立了某种神圣的盟约。
索瑶走后，母亲郑重地告诫我：“你们的话我都听见了。人人都是别人命里的人。人人命里都有三种人——小人，贵人，和同命人。你答应了的事，你就要努力去办。办成了，你就算人家孩子命里的贵人了。如果你只是嘴上答应了，心里却不想办，只不过拿话胡弄人，你就和人家命里的小人差不多了。你成了别人命里的小人，你命里的小人就会坑害你。这都是有定数的。你可别不信妈的话！”我也郑重回答母亲：“妈，我信就是了。”当天我就东西南北中四面八方写了六七封信……母亲在北京住得越来越感到寂寞，终于坚定地要回哈尔滨去了。
我陪母亲回哈尔滨之前，六七封信都有了回复。我将信一封封收留着。我想，我得对索瑶，对我自己的话有个严肃的交待。尽管哪一封信也没带来福音……母亲一到哈尔滨，“白内障”眼病愈发重了。我因此而在哈尔滨滞留了近两个月。这期间奔波于各医院，竟将“表弟”、“表妹”两个小朋友全淡忘了。也将所应之事全淡忘了。母亲的双眼手术后，视力渐渐恢复，有一天悬挂地问起，我内疚无比，嘿嘿然而已。我推说“表妹”替“表弟”办成了，母亲才放心。还夸“表妹”是“表弟”的命中“贵人”。
我却终究放心不下。又为“表弟”的事在哈尔滨四处奔波。一听是中文系的大学生，很掌了一些权的同代的或年长的朋友们，无不遗憾地摇头，表示爱莫能助。那些日子我认识到，原来“文学”和某些人的“人生”，似乎注定了是要发生关系，互相影响的。正所谓唇亡齿寒。我为“文学”而悲哀，亦为“表弟”的“人生”而悲哀。
竟有一位在省文化厅当了副处长的当年的“北大荒战友”很仗义，说如果“表弟”愿意，可以安排他做一位文化艺术资料员。我喜出望外，又滞留了十几天，将这件事彻底落实，才买返京的火车票。
在火车上，细思忖之，不免有几分追悔，大西南——大东北——对“表弟”来说，离家乡是不是太远了呢？将来结了婚，四年才有一次探亲假，一旦家里发生急事，往来车费自理，该花他几个月的工资吧？回家一次，又将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啊！何况是做资料员。谁知道他乐意不乐意呢？而我竟替他说了终生不悔的“死话儿”。好像他真是对我的话言听计从的“表弟”……也许索瑶方面已万事大吉了？并且是为他在北京谋求到了什么更理想的工作？但愿如此！但愿天公作美……当天，从信箱里捧回家一大捆信件邮件。躺在床上一一拆阅。其中有两封是“表弟”写给我的。第一封很短。三百格的小稿纸上，仅潦草地写了半页——希望见见我，烦我到学校去一次。第二封更短——如果我没时间，问他何时可来家中见我字迹更潦草。
我想肯定是关于毕业分配的事……我想索瑶方面大概全落空了……我想幸亏我在哈尔滨替他做了主……第二天，我到他学校去，方知分配早已开始。
他那幢宿舍楼内，比我前两次来时更脏了。处处可见包装行李的草绳、麻袋，以及丢弃不要的书籍、小什物之类。情形有如大逃亡之前或之后。
给我开门的学生曾给我开过门。
我认出了他。他也立刻就认出了我。
他冷冷地说：“你来晚了。”我不禁一愣。怔怔地问：“怎么，难道他已经离校了？”他说：“那倒没有。”我困惑了，又问：“那你怎么说我来晚了呢？”他说：“他死了。”一边说，一边收拾一只大皮箱。
我暗想他一定和“表弟”之间发生过耿耿于怀的事。但从他脸上又丝毫看不出恶毒。
我正色道：“别开玩笑。我找他有急事。”他停了手，也正色道：“我哪有工夫哪有心思跟你开玩笑？”我说：“这不可能！根本不可能！……”我立刻想到的是他手臂上那个业已切除了的纤维脂肪瘤……难道切片化验的最后诊断是错误的？……他说：“我们一开始也不相信。然而不可能的事随时可能发生。无论发生在自己身上或别人身上，想想，也就没什么不可能的了……我呆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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