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担任内务部长的末科秀才——谢觉哉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卜松林李向平 本章:第四章 担任内务部长的末科秀才——谢觉哉

    笑哈哈的谢胡子

    1934年10月10日,时年52岁的谢觉哉跟随中央红军开始了艰苦的长征。他和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被称为“长征四老”,编在红星纵队的干部休养连。

    这是一支特殊的连队,他们中间有文学家,有艺术家,还有政府管理的行家里手。用保卫局长邓发的话讲,“这些人都是革命队伍里的宝贝疙瘩”。

    为了照顾年老体弱的同志,红军总部特别从各单位抽调了一些身强体壮、全副武装的小伙子来担任班、排、连长。

    长征开始时,谢老担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的秘书长兼内务部部长。看到左倾盲动主义对中国革命带来的严重危害,谢老对党的命运、革命的前途充满了忧虑。惨烈的湘江之战,中央红军主力从8万多人损失到了3万余人。

    毛泽东当时曾十分痛心而又倍加愤懑地对谢老说:“在中央苏区,拼命主义拼掉了几万人;出来,逃跑主义又逃掉了几万人,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对比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和眼下的失败,谢老像广大红军将士一样,强烈要求由毛泽东来重新指挥和领导红军。

    遵义会议召开时,谢老因为患疟疾正在楼下打摆子,听说会议上纠正了左倾错误,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一下子如闻春雷,霍然而起,激动地连连说:“毛泽东出来领导红军,事情好办了。”长征初期,少数人对革命前途产生了悲观失望情绪,极个别人甚至离开了革命队伍。谢老忧虑党和红军的前途,但他从来都没有因此而丧失信心。

    长征途中,许多重要文件和珍贵资料因为背不动而销毁了,唯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内务部”的印章,他却始终随身携带,爬雪山、过草地时,他还用红绸子把印章系好挂在脖子上,贴身藏在胸前,直至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他总是怀着这样的信念:印章是红色政权的象征,将来还用得着。

    由于岁月的磨难,谢老的头发和胡子很早就花白了,容颜也显得十分苍老,显得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大许多,就连毛泽东都亲切地称他为“谢胡子”。

    谢胡子天性乐观,总是笑呵呵的,行军时拄着棍子,有节奏地迈着步子。休息的时候,他常常和小伙子们一起半躺半坐地睡着,一边理着胡子,一边小声地给大家讲故事,鼓励大家在困难中要看到希望,看到光明。

    有一天晚上到了宿营地,大家又围坐在篝火旁听谢老讲故事。他讲起了李自成。讲到李自成领导的农民武装几次几乎全军覆没,又如何重新拉起队伍,最后终于打进了北京城。他告诉大家,革命不是一帆风顺的,革命就是要能吃苦,要克服困难……

    这时,一个同志突然问道:“谢胡子,听说你是前清的最末一科秀才,能给我们讲讲吗?”这是谢老十分不愿提及的一段往事,用他自己的话说,“不是父母在,决不干这事”。那时谢老只有21岁,虽然他十分痛恨腐朽的科举制度,但碍于“父道尊严”,不得已参加了科举考试。中秀才的“喜讯”曾轰动了他的家乡,因为这是明清以来,谢家祖上没有过的事。然而年轻的谢觉哉对此却颇不以为然,并且在后来还无情地鞭挞了自己的这段经历。他在一首诗中写道:“倒票何能赎出身,居然衣顶拜乡邻。未能冲破尘罗网,我亦人。”尽管谢老不愿提及,但同志问起了,他也就简单地谈了谈他年轻时的这段经历,不过他着重谈了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的危害。

    长征途中,前有顽敌,后有追兵,天上还有敌机轰炸。有一天,队伍在一个山上停下来休息,几位老人围坐在一个小山坡上,趁机召开一个小型会议。

    突然,天空传来了“嗡嗡”的飞机声,谢老他们抬头一看,只见一架敌机在空中耀武扬威地盘旋着。一开始想躲,但环顾四周,除了满山坡的野草,竟连一颗树都看不到,于是索性坐着不动。

    随着一声啸叫,一颗重磅炸弹“噗——”地一声,刚好落在他们围坐的圈圈中间,泥土溅得他们满身都是。

    看着还剩一节屁股在外面的炸弹,他们惊愕地半张着嘴巴。半晌,没炸。

    原来是个哑巴!这下几位老人乐坏了。

    董老笑道:“炸弹落地不开花,这是马克思在保佑我们。”徐老也笑着说:“这是马克思还叫我们继续干下去,因为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嘛。”谢老的话更是意味深长,他风趣地讲道:“瞧,瞧,瞧,蒋介石与我们对着干,老天爷都不答应!”

    一路上,谢老经受了各种艰难困苦的严峻考验。一个50多岁的老人,每天跟随部队行军七八十里,有时甚至急行军百余里,其难度可想而知。谢老虽然有马,但他总是把它让给伤员或驮行李,自己坚持和战士们一起爬山涉水。部队经常是夜行军,谢老的视力不好,行军时常常高一脚、低一脚,甚至经常跌倒,但他始终没有掉过队。

    跨越雪山草地的生死情谊

    中央红军向雪山草地进军时,谢老正在生病,天天发高烧,有时甚至烧得不知人事,但一声令下,爬起来就随军出发,一双脚软得像踩棉花,但是凭着坚强的革命意志,咬着牙往前走。

    在难以想象的长征路上,谢老和其他几位老人不怕艰难困苦,以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以及他们之间那种生死与共的革命情谊鼓舞着千千万万的年轻战士,被人们传为佳话。

    1935年6月,红军队伍强渡大渡河后,接着就开始准备翻越长征途中的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

    夹金山又名神仙山,海拔4900多米。听说红军要上山,当地居民都好心劝红军不要冒险,特别是看到红军将士都穿着单衣,说是不累死、饿死,也得冻死。如果一定要上山,必须在上午9时以后,下午3时以前,而且要多穿衣服,带上烈酒、辣椒,好御寒、壮气,最好手里再拄根拐棍。

    对于谢老来说,拐棍是不用准备了,他本来就有,而其他东西,则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因为这里的居民既少又穷,烈酒、辣椒都无法买到,至于棉衣更无法弄到了。看着谢老疲惫、虚弱的样子,大家真是有点为他担心。

    恰在此时,兄弟部队送来两只羊,这真是雪中送炭啊!同志们一合计,决定把羊宰了,剥下羊皮烤干,送给徐老和谢老御寒。

    他们找到一根草绳,拿着一块羊皮准备给徐老捆上,徐老连忙摇手:“不行,不行,我能坚持,你们拿去给谢老,他身体比我差。”大家说:“一共两块羊皮,您披一块,谢老披一块。”徐老说:“都给谢老拿去,一块护胸,一块护背,他体质弱,又生病,没有这真过不了雪山哩,两块都给他。”谢老怎么也不要,但架不住同志们蜂拥而上,转眼间两块老羊皮已经一前一后扎扎实实地捆在谢老身上了。这时,谢老激动地闪着泪花,徐老和同志们都满意地笑了。

    懋功会师之后,中央红军又翻越了4座大雪山,7月下旬,到达了松潘的毛儿盖地区。这一路都是少数民族地区,人烟稀少,筹粮困难,严重的缺粮已经达到了威胁红军生存的程度。从各级领导到红军战士,人人为缺粮发愁,个个为吃饭操心。虽说毛儿盖是一个物产比较丰富的农牧区,但由于红军10万大军所需粮食甚多,因而不能满足部队的需要。

    在经过藏族中打鼓地区休息时,谢老他们几个的粮食全部吃光了。他们拾了一张烂马皮,准备收拾收拾煮了吃。

    谢老用小刀刮去马皮上的毛,把它切成小块,其他同志又拣来一些干柴,找到一个瓦盆,支起3块石头搭成灶。大家的眼睛都直勾勾地盯着瓦盆里的马皮,盼着它能早点熟。

    可是瓦盆却不争气,煮着煮着,只听“劈——啪”一声,瓦盆爆烈,马皮和着水一起掉到了柴灰里。谢老诙谐地笑着说:“看,好事多磨吧!都是大家拿眼给瞪的!”肚子闹革命,马皮也得当饭吃。没有办法,他们又一起把马皮从柴灰里捡出来,洗干净,又到处找炊具。寻来寻去没有一个像样的容器,后来谢老在先头部队住过的地方找到了打破的半个铁锅,这才使马皮能够继续煮下去。

    马皮煮熟了,但却难以下咽,皮子里的毛刺得嗓子又痛又痒。不吃吧,肚子实在叫苦。林老提出:“革命要紧,咬着牙往肚里吞吧!留得生命在,全国革命就开花。”说得大家都会心地笑了。后来,毛泽东听说了老人们吃马皮的故事,十分赞扬老人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有一次碰到了谢老,还风趣地问:“谢胡子,马皮的味道怎么样?!”松潘西北部的水草地,是一片探险家都不曾涉足的洪荒世界,是一个人们非常陌生,也是异常奇特、极其危险的地方。过草地时,谢老有病,脚也肿了,他拄着棍子脚步蹒跚地跟在队伍后面。他心里想,要是现在能坐下来休息一下,用热水烫烫脚,那该有多好呀。接着又苦笑着摇了摇头,否定了这一不切实际的想法。

    可是到了宿营地不久,林老却端了一盆热水向谢老走来,谢老一阵惊喜,然后又十分纳闷地问:“这茫茫水草地,连枯树枝都难得见到,你怎么能变戏法似地搞来一盆热水呢?”林老神秘地一笑:“牦牛粪呀!这也算是野牦牛给我们红军的贡献吧!”但谢老却不肯用,说道:“还是留给同志们先喝吧,大家很渴了,我怎能烫脚呢?”林老了解谢老的心意,又另外用牛粪烧了一盆热水给谢老。谢老心里一热,由衷地感受到了革命大家庭的温暖。

    草地的夜晚,笼罩着阴森的浓雾,寒气贬骨,谢老和徐老合盖着一条毯子,背靠背睡在一起。可是毯子太薄,并不避寒,加上两个人互相只顾对方,结果谁都没有睡暖。第二天相对大笑。

    说起这床毛毯,还有一段故事呢。一天急行军时,谢老再次病倒了。为了赶上队伍,他不得已进行轻装,这条毛毯也被一起扔掉了。刚好董老在后面行军,他一眼便认出了路旁的一条毛毯是谢老使用过的。他想,谢老一定是又病又累,不得已才被迫扔掉的,今后说不定还用得着。于是,董老不顾自己年老体弱,把毛毯加在自己的背包上又继续赶路。到宿营地后,董老又把毛毯还给了谢老。抚摸着失而复得的毛毯,谢老心中充满了感激之情。

    到延安后,为了作纪念,谢老把毛毯送给了董老。全国解放以后,董老把这床有着不平凡经历的毛毯带到了北京,赠送给了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成了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活教材。

    毛衣缘

    事情还要追溯到中央红军翻越第三座大雪山——海拔4800多米的长板山前夕。

    这一天,“长征四老”坐在卓克基的一间房子里侃侃而谈,笑语不绝,显得那样乐观、祥和、融洽。正说笑间,一个留着齐耳短发,看上去十分文静,秀气的矮个子女战士走了进来,她把一件缝好的衣服交给了坐在炕上的谢老。

    谢者接过衣服,仔细地端详着。

    “行吧?”女战士似乎有点不安地问道。

    “缝得很好,谢谢你。”谢老抬起头来,笑眯眯地回答。

    原来这个女战士名叫王定国,是红四方面军文工团第三团的宣传员。谢老也是昨天才认识她的。

    因为马上要爬雪山了,昨天部队给每一位同志都发了一团羊毛,要求自己缝制衣服,以备御寒。可是谢老不善缝补,正急着想找人帮忙,在一个山坡上偶然碰上这位女战士,谢老诚恳地说:

    “同志,请你帮帮忙,帮我把这两件单衣合起来,装上羊毛,缝成一件羊毛衣,过雪山草地时好穿。行吗?”“行!这还不容易。”女战士爽快地回答。

    老人们看着这件虽谈不上美观但却相当实用的毛衣,又看看王定国,满意地笑了。

    王定国向老人们道别,谢老特意嘱咐道:“小王同志,你们过雪山草地的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了?回去告诉同志们多准备一点辣椒,过雪山吃一点,可以御寒。俗话说,三个红辣椒,顶一件大棉袄呀!”王定国满怀喜悦,欢快地离去了。大概是缘份吧,这次偶然相见,竟使他们在后来结成了革命的伴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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