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笔者刘前敏先生。（文载一九八五年三月六日洛杉矶《论坛报》。）
在台湾知道柏杨先生大名的人，恐怕为数不少。譬如笔者虽从来不看柏杨文章，于道听途说之中，对柏杨的经历、遭遇，亦颇耳熟能详。二十年前柏杨在台湾写杂文，那时候的台湾社会是个枯燥乏味的封闭社会，柏杨的杂文对于当时沉闷的人心，正是一贴投其所好的清凉剂，就这样，杂文给柏杨带来了盛名。凡是得手容易的事，风险也必很大；天南地北的文章写多了，没遮拦的话说够了，触犯时讳的地方也就在所难免；最后，柏杨给送往绿岛，闭门深思。及至释出，名声更噪，水涨船高之余，矫情也胀得特别厉害。一小撮人已是骂不过瘾，更要挥鞭，批今挞古，连数千年的传统文化，亦不幸免。
最近阅读《论坛报》，有机会一览柏杨在爱荷华大学的演讲词《丑陋的中国人》。读罢，感触良深。所谓人穷志短，偌大一个国家，若再长久贫困下去，终必弄得分崩离析，永远不复统一。现在不就已经有一部分受过高等教育不争气的华人，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而叫嚷着要和中国划清界线么！
有的人当看到外国人的富强，乃就因贫而谄，打从心底觉得外国月亮比中国圆；再回顾自己如此穷酸，乃又因贫起怨，打从心底把中国人、中国文化，骂得一文不值。到目前为止，世界上除了柏杨这种人外，还没有一个贫穷国家的老百姓，在谄媚、怨恨的心态下，急急乎诋毁自己的同胞，和赖以生活的文化。古代希腊的大科学家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将撬起地球。”柏杨大概在睡梦之中找到了这个支点──文化酱缸，他志得意满地，要用这个支点来敲击我们十亿人口的文化大国的命运。
在富有的国家中，倒是有两本谈丑的书发行问世。二次大战以后，有一位美国人写了一本《丑陋的美国人》；另一位日本人不遑落后，也写了一本《丑陋的日本人》。两位作者或感于国人的骄奢德性，或礼数欠缺，或修养不够，乃著文警惕，给予棒喝。尤其是那位日本作者，大概为了强调他的逆耳之言，不惜在驻外大使的任上，付梓出版。毫无疑问，这位公职人员的行径，有亏职守，但从这里也可窥见他忠心谋国的一片诚意。
我在美国生活十多年，就我的了解，美国人日常生活颇为忙碌，每天为这为那的事忙得不可开交，区区一本《丑陋的美国人》，大概引不起一般人的兴趣，知道这本书的美国人，想必不多，熟读这本书的美国人，恐怕就更如凤毛麟角了。台湾的情形则不一样，虽然那里的工商业正在蓬勃发展，但人民的日常生活，仍然不失悠闲，爱看热闹的兴趣，并未比前减退。阁下若是不信，可到西门町闹区，一边漫步，一边扬起脖子，保管顷刻之间，近傍的人群也都跟着你一起翘首，仰天探望。生活在台湾的人民，对于周遭事物都是出奇地好奇！所以柏杨的丑书这一出，洛阳纸贵虽未必，但畅销则是可期。很多中国人吵架，常常口不择言，骂人祖宗三代，原因不外中国人讲究孝道，骂人家祖宗，最能获致出气效果。柏杨这本书骂术更精进，丑诋人家的文化，才是一网打尽的最佳出气法门，套用柏杨“什么样的土壤长什么样的水果，什么样的社会产生什么样的人才”公式，真可为所欲为，骂尽天下华人。
中国现代史是一本内忧外患的民族灾难史，长期的贫困苦难，已使我们中国人的民族自信，蒙上阴影。我们的国家，现今是天下二分。中共的大陆没话说，穷困落后；国府的台湾情况较好，国民所得超过三千美元。然比起美日两国，仍是相对贫穷的地区。所以就整个形势而言，中国人现阶段应该注意的，倒是“贫而无谄”，至于“富无骄”“富而好礼”的不急之务，恐怕还需等上半个世纪。到那时候，再写一本《丑陋的中国人》不迟。无奈爱名好利的柏杨，不作此想，恨不得超美赶日，把中国人的丑事，愈早抖出愈好。他的计划很大，不准备独个儿炮制，希望大伙一齐参与，共襄丑化中国的盛举。也许有了一次不愉快的经验，知道凡事要深谋远虑，邀大家写，一来可以壮大声势，添增丑化的效果，二来又可消除日后烦劳别人送饭递水的灾祸。真是一举数得。
现在让我们来观察一下，丑化中国文化，对善良的老百姓可能引起的不良效果。我们可以用柏杨自己的事，作为一个实例。据柏杨说，他夫妇来爱荷华是承燕京饭店老板裴竹章先生出钱邀请的。裴先生告诉柏杨：“我在没有看你的书之前，我觉得中国人了不起，看了你的书之后，才觉得不是那么一回事，所以说，我想请你来见见面。”柏杨说：“裴先生在发现我们文化有问题后，深思到是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品质有问题？”对于裴先生的疑问，柏杨的高见是：“我想不应是品质有问题，这不是自我安慰，中国人可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之一，在美国各大学考前几名的，往往是中国人，许多大科学家，包括中国原子科学之父孙观汉先生，诺贝尔奖金得主杨振宁、李政道先生，都是第一流的头脑。……我想我们中国人有高贵的品质。”好一个高贵的品质！原来他的所谓品质，竟指的是生理品质，而不是文化品质。就生物学的观点，世界上各民族、各人种头脑的脑容量不相上下，科学家们都不相信民族之间大脑品质存有差异的说法。为什么有的民族，在某一时期表现得特别聪明，过后就没落湮灭了？为什么英国人在牛顿那个时代，人才辈出，现在却是风烛残年、了无生气了呢？现在的英国人和牛顿时代的英国人，头脑的品质难道就不一样么？当我们看见瞎子，常常惊叹他们超凡的听力。其实瞎子的听觉细胞和常人一样，只不过瞎子较普通人更能挖掘他们的听觉潜能而已。中国人念书很厉害，智力表现一流，很多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教育学家都在研究，希望能从中国人的文化品质中找出原因。中国这个富韧性有耐力的阳刚文化，任何民族吃了，可以医懒治愚。像日本、南韩，都是摆在眼前活生生的例子。翻开美国的权威科学杂志如《物理观察》，每一期，中国人在上面发表的论文，份量多得惊人。所以说，文化是聪明品质的要素。当我们走在中国大地上的任何一个角落，而对攒聚的人群，心灵深处常会兴发一种茫无涯际的智慧之海的感受。酱缸论的柏杨，糟蹋中国文化之心有余，但要贬损中国人的聪明力又不足，只好一厢情愿地把中国人的聪明，从文化品质之中豁出去。这就是柏杨的罔顾因果，不从多方面考虑问题的“鉴赏”结果。
柏杨说，中国人对人类文化极少贡献，自孔子以后数千年没有出过一个思想家，这个文化有如一潭死水，就是中国的文化酱缸。酱缸发臭，使中国人变丑陋。这番见证，客气一点说是常识贫乏，不客气一点说是无理取闹。初中学生都知道，孔子以后有孟子，再后还有朱熹、王阳明等理学大师，这几位都是屈指可数的大思想家。就让我们来谈一下孟子吧！孔子的政治思想，在《礼记•礼运篇》里说得极具体，极有系统。但是这个思想体系并非天衣无缝，站不站得住脚还是一个有待斟酌的问题。孔子谈君论民，遗憾的是没有把民和君的关系交代清楚。到了孟子，儒家的政治理论有了进一步的提升和突破。孟子说：“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诸侯危社稷，则变置。”“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阐明国家、君主皆为民而立，若国君不能称职，就当更置。孔子的卓绝政治思想最基本的精神，就是“天下为公”这句话，而孟子的民本主义，清楚地道出了这个“公”就是“民”，因此“天下为公”就具备了民有、民享的理念。中国人两千年来孔孟并称，实在是因为孟子发扬光大了孔子思想。
至于中国人对人类文化很少贡献的问题，需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理解。人类文化的传播，资讯事业首当其冲。而古代的讯息全赖人力，经由水、陆交通相互沟通，因此地理因素对古代文明的开发、传播，乃起着关键作用，（现代又何尝不一样，试问地处喜马拉雅山麓的不丹小国，能像台湾、香港，和新加坡那样发展工商业吗？）中国地处东亚大陆，西边大漠绵亘，和西方交通路途，既遥远又险阻；这种地理上的不利条件，把中国人的活动范围，局限于亚洲一隅。数千年来，中国人凡事自力更生，在缺乏与外界接触的环境里，成了孤独伶仃的文化单干户。西方世界就大大地不同了，各地区、各民族的文化，数千年来相互交流，沟通有无，集思广益的结果，文化得以一再突破，终有今天的成就。如果我们假定自古以来东西双方阻碍文化传播的地理因素不存在，或者假设中国自古即是一个欧陆国家，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人对人类文化会有极多、极重大的贡献。两千年来中国儒家的民本主义思想，对当时罗马、希腊的奴隶社会的解放，肯定会发生积极的影响；而中国人在秦始皇废除封建制度以后，发展出来的一套平民参政的政治制度，也必会摧醒沉酣封建政治的中古世纪的欧洲。还有中国人的各种伟大发明如印刷术，也会提早五百年左右在欧洲大派用场，因此二十世纪的今日世界，也绝不仅仅是目前这个样子而已。
中国人的文化发展到某一个顶峰，未再继续突破，更上层楼，上面已经说过，主要原因是受到地理环境的限制，吃了文化单干的大亏。然而，中国人可不是故步自封的民族，事实上，中国人可能是世界上对于外来思想、文化、排拒力最为脆弱的民族。一百年来，发生在中国一连串的历史事件，皆充满着戏剧性──源远流长的数千年帝制传统，于七十年前武昌起义，一声枪响就于焉废除了；孔夫子两千年来深植人心的至尊地位，经不起五四运动一群青年学子的呐喊，倏忽之间给推倒了；源自欧洲的马克思主义，也在五四之后，一经提倡，立刻风靡全国，成为知识份子的显学；等到中日战争结束，仅仅四年内战，国府退守台湾，中国大陆成了共产主义国家；经过三十四年的共产主义实践，十亿人口的中国又再向世人严肃宣布：马克思主义不能解释中国的所有问题。中国人敢做、敢为、敢变，中国人弄得今天这个地步，不是因为死抱这个“酱缸”不放，而是把这口“酱缸”砸碎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在完全否定传统文化价值的背景下，所结出来的苦果。
柏杨说，中国人脏是中国人丑陋的特征之一，并且说中国的脏：“比起印度人或许好一点”。笔者觉得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不会同意柏杨的看法。以东方的亚洲来作比较，日本人的清洁程度堪称世界级，中华民国的台湾情况则较差，而印度最糟。数年前，美国总统卡特访问印度，在美国的晚间电视新闻映出的国宴席上，可以看到卡特身后一印度侍者手持苍蝇拍，为这位贵宾拍打苍蝇的镜头。如果以经济条件作比较，日本是世界级，台湾则较差，印度最落后。因此我们不难看出，各地区的人民卫生状况，和经济条件之间，有着对应关系。洛杉矶有两个中国城，一个在洛杉矶市中心（大城的市中心都趋向脏乱），一个在蒙特利公园市。蒙市的中国城够得上整洁标准，洛市的中国城则较差。两个地方开店做生意的都是中国人，他们的差别仅仅在于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有所不同而已。
中国人谈天说地时嗓门宏大，这种语言方面的不寻常，免不了又给柏杨扫进了中国人的丑陋特征里。他说：“为什么中国人声音大？因为没有安全感，所以中国人嗓门特高，觉得声音大就是理大，只要声音大，嗓门高，理都跑到我这里来了，要不然我怎么会那么气愤？”梁实秋在《雅舍小品》中谈到中国人说话声音大，可能与早期之农业社会有关，早晨在田野中相遇，老远就大声问好。也有人认为中国人说话声音，可能与音调有关。例如苏州人吴侬软语，音调特低，就是在吵架时，声音也大不起来。笔者觉得中国文字，一个字一个音，同音字太多，而且每个音又有平上去入四声的区别，说话时音量不够，听力就会发生困难；尤其在说话快速的时候，除了大嗓门外，别无其他良方。当我们到电影院观赏国语影片时，都会有这种经验，如果片子不借助于中文字幕，对白往往听不清楚。在文法上，中文也是与众不同，中文没有像英文的假设语气，这也使得中国人常常要借助手势和嗓门的抑扬顿挫来表达自己的意思。说中国话要想把嗓门压低，唯一的方法就是慢吞吞地讲，把每一个字的发音尽量拉长，保证对方可以听得明白。依笔者看，中国人的大嗓门是无药可医的。既然无药可医，干脆就把这“声若洪钟”的说话德性，当作我们中国人的国粹，不亦宜乎！
台湾交通之乱是大家亲身经历、有目共睹的事实。看看凡事以丑陋为出发点的柏杨如何把它归罪于中国的文化。柏杨说：“就是由于这个酱缸深不可测，以致许多问题无法用自己的思考来解决，只好用其他人的思考来解决，只好用其他的思考来领导。这样的死水，这样的酱缸，即使是水蜜桃丢进去也会枯死。外来的东西一到中国就变质了……你有斑马线，我也有斑马线，当然，我们的斑马线是专用来引诱你给车子压死的。”关于台湾交通安全问题，笔者思索多年，愿将心得中之一二，就正于关心此方面的社会大众。台湾的交通秩序每年都有进步，笔者认为最大原因是拥有机动车辆的人愈来愈多，街道上有了这么多的交通工具在流动，自然而然地在驾驶者心理上，形成一种压力，逼使驾车的人非遵守交通规则不可，亦就是产生了所谓“生活即教育”的效果。在美国除了一般汽车驾驶员外，我们还偶尔听到所谓的自卫驾驶员。自卫驾驶员除了是一个标准的普通驾驶员外，还有两个条件必不能少，一是不坚持先行权；二是对于别人的冒犯，要有无故加之而不怒的雅量。台湾一般驾驶人或多或少都具备这一、二两个条件，但本身却又不是一个标准的普通驾驶员。这种驾车特性，乃造成台湾交通大乱中有不乱，不乱中又有大乱的奇异现状。为什么中国人开车和美国人开车如此不同呢？如果我们从太平洋两岸的驾驶执照考试方面单刀直入，或不难看出端倪。美国人学驾车是在马路上练习，从一开始就要实地学习遵守交通规则和交通安全。执照考试时，亦是在马路上进行。路考除了方向盘操作、煞车的运用外，还包括行车速度、前后车距离、十字路口通过、左右转线道选取、换线、先行权的遵守等等。待考得执照，在考者心里也同时建立了一个汽车驾驶的标准范式，就是以后用来作为实际驾驶的依据。有的时候实际驾驶和路考驾驶情况不尽相同，譬如上下班汽车流量密集时候，驾驶者就无法按照路考时所要求的那样，一板一眼地驾驶，否则就到达不了目的地；处此情况，驾驶者乃以路考时在心中建立的那个驾驶范式，视需要而作某种变通，这样灵活运用的结果，交通乃得以安全畅通。台湾可就不是这样，在台湾学习驾车，是在驾车学校固定的场地上练车，练车的人只学习打方向盘、踩煞车和控制油门的动作。至于路试考执照，也仅仅在监理所的电动考场测试方向盘、加油门、踩煞车等操作技术。这种教车、路考方式，就好像小学低年级学生学习算术，只知道数字方面的加、减、乘、除，而不知道如何去做算术应用题。路考通过，所得的一张执照，与其说是驾驶执照，倒不如说是操作执照来得恰当。及至开上大街，心胸之中根本没有一个驾驶范式，横冲直撞，有如一个没规矩的野人。在台湾，绝大多数开了十年、几十年的汽车老手，藏在心中的驾驶范式，都不是标准的，而且是随时可以变型的。笔者笑称这种驾车范式为橡皮模式。所以说，台湾的交通问题归根究底不是人的问题，更不是什么文化的问题，而是政策问题。由于政策不对头，以致政府当局对交通秩序的改进，成效不着。
写到这里，令人想起被苏俄放逐来美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忍尼辛，数年前发生的一段往事。索氏在一次庆典活动中，应邀发表演说。人们原先期待他会有一篇精彩的有关自由、人权之类的演说，孰料他将他的话锋，转向批评美国的经济制度。他攻击美国商人丧尽天良，为了赚取蝇利，不惜把有害人体的防腐剂加进食品之中。
演说甫毕，回响立刻传来，美国发行额最大的《纽约时报》，撰文还以颜色。《纽约时报》说，虽然索氏在苏俄为一己之信念不屈不挠，历尽苦难，令人佩服，但不能因此就取得随意批评美国社会的权利。从此以后，未再听闻索氏有类似的演说发表。可能是他噤若寒蝉，也可能不再有人请他演讲了。在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度里，信口说话、出口伤人的事，政府、法律对之奈何不得，但是权威报纸的裁制力量，往往令人吃不完兜着走。我们中国人还没有这样一份权威报纸，但我们有舆论，愿有良心的中国人站出来，为我们中国人、中国文化，说几句公道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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