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期希腊产生了许多神秘主义的哲学派别,其中有以斐洛为代表的犹太神秘主义,以阿波罗尼为代表的新华达戈拉斯主义和以柏罗丁为代表的新柏拉图主义。我们这里只介绍柏罗丁的新柏拉图主义。
柏罗丁是当时属于罗马帝国版图的埃及人,大约于公元204年出生在中埃及一个僻远的城市——利考波里,即现在的阿西尤特城。28岁时,他来到罗马帝国的文化名城亚里山大里亚,企图寻找一位可以指导他的老师。他听了许多哲学教师的演讲,但只有阿谟纽•萨卡斯的演讲才使他感到心满意足。他跟随阿谟纽学习了11年,直到公元242年,他为了学习波斯和印度哲学,才离开阿谟纽,参加了罗马皇帝组织的远征。由于远征惨败,柏罗丁只到过波斯,还差一点丧命。他40多岁时到达罗马。他在罗马的生活方式很特别,遵守毕达戈拉斯学派的习惯,不吃荤,常常斋戒,还穿着古代毕达戈拉斯式的服装。他既是哲学家又是公众的教师。他的人格引起了罗马皇帝和皇后的注意,因而他本人受到他们的宠遇。皇帝交给他康巴尼亚的一座城,让他在那里实现柏拉图的理想国。但是,由于大臣们的阻挠,计划未能实现。
据说,柏罗丁的老师阿谟纽不愿意把自己的哲学写下来,所以没有任何著作流传下来。柏罗丁深受他老师的影响,直到50多岁才开始著述,一共完成54篇论文。他的学生波菲利在老师去世后,把它们整理出版。波菲利不是按照文章完成的年代顺序进行编排的,而是首先按照内容加以分组,然后又按照由浅到深的顺序安排各组的次序和各组内文章的次序。这样,54篇论文共分成六组,每组由九篇文章组成,全书因而得名《九章集》。
柏罗丁在《九章集》中把柏拉图的哲学和东方哲学揉合在一起,提出了有名的流溢说,本来柏拉图把善的理念视为凌驾一切理念之上,同时又说它本身也是理念世界的一员。不仅如此,柏拉图虽然有时也说理念是被创造的,但是他更多的时候认为理念是非创造,是独立存在的。在柏罗丁看来,这些观点不仅使柏拉图没有真正把世界统一起来,而且陷入矛盾之中。柏罗丁正是为了克服柏拉图哲学所具有的矛盾,使世界真正地统一起来,才提出了流溢说,即认为作为世界创造者的“太一”是超越理念世界之上的,理念世界和物质世界都是由它那里流溢出来的。
“太一”是柏罗丁哲学中最高的概念。那末,“太一”是什么呢?柏罗丁讲,我们不能很容易地回答这个问题。他认为,“太一”是根本无法定义的,因为当我们定义一个事物时,就要说它是什么,而“太一”不是世界上任何一样东西。他甚至认为“太一”是根本不可言说的。因为言说要使用概念,而概念是属于多,会使“太一”不成其为“太一”。可是实际上,他还是言说了,下了一个“定义”,只不过它不同于一般的定义,而是使用了一系列的否定词。柏罗丁说:“‘太一’本身不是万物中的一物,所以它既不是一个东西,也不是性质,也不是数,也不是心智,也不是灵魂;它既不运动,也不静止,也不在空间中,也不在时间中,而是绝对只有一个形式的东西,或者无形式的东西,先于一切形式,先于运动,先于静止。因为这样东西都属于存在,存在创造了这些众多的东西。而‘太一’本身不是一个存在,而是各种存在的父亲。”
我们可以看出,柏罗丁对“太一”的描述中使用了一系列的“不是”,只说了一个“是”,肯定它是绝对只有形式的东西,可是接着又否定了这个肯定。他的这种做法在西方哲学史上就称为“否定神学”。否定神学不是否定神的存在,而是用否定来规定神,不是像通常那样说神是什么。柏罗丁用否定神学的方式来规定“太一”就可以避免使“太一”混同于一般的存在,使它超越于一切存在。从他关于“太一”所说的这些话中,我们完全可以体味到新柏拉图哲学的神秘主义了。
既然“太一”是一切存在的父亲,那末它是如何产生出一切存在的呢?这里又遇到了“一”和“多”的矛盾。柏拉图用“分有”和“摹仿”来解决这个矛盾,结果不仅未解决这个矛盾,反而陷入了新的矛盾之中。柏罗丁为了避免重蹈覆辙,用“流溢”来代替“分有”和“摹仿”。他认为“太一”流溢出一切,正如太阳发射出光一样。“太一”流溢出一切之后,本身毫无损失。
“太一”首先流溢出心智。因为心智是由“太一”直接流溢出来的。所以它是最伟大的次一等的东西。显而易见,柏罗丁的最伟大的次一等的东西就是柏拉图理念世界,柏罗丁认为,心智很像“太一”,所以,它仿效“太一”流溢出灵魂。正如心智是“太一”的影像一样,灵魂也是心智的影像。灵魂存在于心智之中,就像心智存在于“太一”之中一样。灵魂作为心智的产物,完满性又次一等,所以它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转向它的创造者,观看心智,另一方面又向下运动,产生它自身的形象,即自然。
柏罗丁认为,灵魂趋向自然,同物质相结合是一种堕落。人要克服这种堕落,必须回归到“太一”。他把回归“太一”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是净化灵魂的阶段,使灵魂摆脱物欲的束缚,指向纯粹的心智。第二个阶段是理性沉思,在这个阶段上表现为纯粹的概念活动。第三个阶段是出神或直觉。当人达到出神状态,就会排斥一切感性因素和理性判断成分,与神合一。当然,一般人是达不到这种最高境界的,只有道德高洁、智慧超群的人才能享受如此殊荣。他的学生波菲利告诉我们,在他与老师相处的六年中,柏罗丁曾经有四次达到“出神”状态,而他本人自然不如老师,在68年中只有一次达到这种境界。
由上述不难看出,在柏罗丁的哲学中,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的理性思辨精神已经不多了,代替它的是神秘主义。所以,新柏拉图主义的出现标志着古希腊的理性思辨精神的衰落。它对后来的基督教神学和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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