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神·鬼·人》

    最近我在看我的两卷本《选集》的校样。第一卷中选了我在日本写的短篇《鬼》，它使我回忆起一些事情，我找出我的短篇集《神·鬼·人》，把另外的两篇也读了。

    这三个短篇都是在日本写成的。前两篇写于横滨，后一篇则是我迁到东京以后四月上旬某一天的亲身经历。我是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下旬到横滨的。我怎样到日本去，在最近修改过的《关于〈长生塔〉》这篇文章里已经讲过了。至于为什么要去日本？唯一的理由是学习日文。我十六、七岁时，就在成都学过日文。我两个叔父在光绪时期留学日本，回国以后常常谈起那边的生活。我们对一些新奇事物也颇感兴趣。后来我读到鲁迅、夏丐尊他们翻译的日本，对日本文学发生爱好，又开始自学日文，或者请懂日语的朋友教我认些单字，学几句普通的会话，时学时辍，连入门也谈不上。一九三四年我在北平住了好几个月，先是在沈从文家里作客，后来章靳以租了房子办《文学季刊》，邀我同住，我就搬到三座门大街十四号去了。我认识曹禺，就是靳以介绍的。曹禺在清华大学作研究生，春假期间他和同学们到日本旅行。他回来在三座门大街谈起日本的一些情况，引起我到日本看看的兴趣。这年七月我从北平回到上海，同吴朗西、伍禅他们谈起，他们主张我住在日本朋友家里，认为这样学习日文比较方便。正好他们过去在东京念书时有一个熟人姓武田，这时在横滨高等商业学校教中国话，他可能有条件接待我。吴朗西（不然就是《小川未明童话集》的译者张晓天的兄弟张景）便写了一封信给武田，问他愿意不愿意在家里接待一个叫“黎德瑞”的中国人，还说黎是书店职员，想到日本学习日文，不久回信来了，他欢迎我到他们家作客。

    于是我十一月二十四日（大概没有记错吧）到了横滨。我买的是二等舱票，客人不太多，中国人更少，横滨海关人员对二等舱客人非常客气，我们坐在餐厅里，他们打个招呼，也不要办什么手续，就请我们上岸。不用我着急，武田副教授和他的夫人带着两个女儿（一个七岁、一个五岁）打着小旗在码头等候我了。以后的情况，我在《关于〈长生塔〉》里也讲了一些，例如每天大清早警察就来找我，问我的哥哥叫什么名字等等，每次问一两句，都是突然袭击，我早有准备，因此并不感到狼狈。我在当时写的篇一个短篇《神》里面还描写了武田家的生活和他那所修建在横滨本牧町小山坡上的“精致的小木屋”。里的长谷川君就是生活里的武田君。我把长谷川写成“一个公司职员，办的是笔墨上的事”，唯一的原因是：万一武田君看到了我的，他也不会相信长谷川就是他自己。这也说明武田君是一个十分老实的人。我的朋友认识武田的时候，他还不是个信佛念经的人。这样的发现对我是一个意外。我对他那种迷信很有反感，就用他的言行作为的题材，我一面写一面观察。我住在他的家里观察他、描写他，困难不大。只是我得留心不让他知道我是作家，不能露出破绽，否则会引起麻烦。他不在家时，我可以放心地写，不过也不能让小孩觉察出来。因此我坐在写字桌前，手边总是放一本书，要是有人推门进屋，我马上用书盖在稿纸上面。但到了夜间他不休止地念经的时候，我就不怕有人进来打扰了。

    那个时候我写得很快，像《神》这样的短篇我在几天里便写好了。我自己就在生活里面，中的环境就在我的四周，我只是照我的见闻和这一段经历如实地写下去。我住在武田君的书房里，书房的陈设正如我在中描写的那样，玻璃书橱里的书全是武田君的藏书，他允许我随意翻看，我的确也翻看了一下。这些书可以说明一件事实：他从无神论者变成了信神的人。至于他信奉的“日莲宗”，念的“法华经”，我一点也不懂，我写的全是他自己讲出来的。对我来说，这一点就够用了。我写的是从我的眼中看出来的那个人，同时也用了他自己讲的话作为补充。我不需要写他的内心活动，生活细节倒并不缺乏，我同他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吃饭，他有客人来，我也不用避开。我还和他们一家同到附近朋友家作客。对于像他那样的日本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我多少了解了一点，在里可能我对他的分析有错误，但是我用不着编造什么。我短时期的见闻本身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我在里说：“在一个多星期里看透了一个人一生的悲剧。”这是真话。在生活里常有这样的事，有时只需要一天、半天的见闻，就可以写成一个故事，只要说得清楚，不违反真实，怎样写都可以，反正是创作，不一定走别人的老路，不一定要什么权威来批准。

    这个无神论者在不久之前相信了宗教，我看，是屈服于政治的压力、社会的压力、家庭的压力。（武田君就说过：“在我们这里宗教常常是家传的。”）他想用宗教镇压他的“凡心”。可是“凡心”越压越旺。他的“凡心”就是对现存社会秩序的不满，这是压不死、扑不灭的火焰。“凡心”越旺，他就越用苦行对付它，拚命念经啦，绝食啦，供神啦，总之用绝望的努力和垂死的挣扎进行斗争。结果呢，他只有“跳进深渊”去。我当时是这样判断的。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就难说了。我在武田君家里不是像中描写的那样只住了一个多星期，我在那里住了三个月光景。以后我在东京、在上海还接到他几封来信。我现在记不清楚是在一九三六年下半年还是在一九三七年上半年，他来过上海，到文化生活出版社找过“黎德瑞先生”。他写下一个地址，在北四川路，是他妹妹的家。当时有不少的日本人住在北四川路，但我在日本时，他妹妹不会在上海，否则他一定告诉我。我按照他留的地址去看他，约他出来到南京路永安公司楼上大东茶室吃了一顿晚饭。我们像老朋友似地交谈，也回忆起在横滨过的那些日子。

    他似乎并未怀疑我的本名不是“黎德瑞”，也不打听我的生活情况，很容易地接受了我所讲的一切。他的精神状态比从前开朗，身体也比从前好。我偶尔开玩笑地问他：“还是那样虔诚地念经吧？”他笑笑，简单地回答了一句：“那是过去的事情了。”他不曾讲下去，我也没有追问。我知道他没有“跳进深渊”就够了。以后我还去看望他，他不在家，我把带去的礼物留下便走了。他回国后寄来过感谢的信。再后爆发了战争。抗战初期我发表两封《给日本友人》的公开信，受信人“武田君”就是他。一九四○年我去昆明、重庆以后，留在上海的好几封武田君的信全给别人烧毁了。现在我手边只有一幅我和他全家合摄的照片，让我记起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人。

    我在里描写了武田君住宅四周的景物。可能有人要问这些景物和故事的发展有没有关系？作者是不是用景物来衬托主人公的心境的变化？完全不是。我只是写真实。我当时看见什么，就写什么。我喜欢这四周的景物，就把它们全记录下来。没有这些景物，长谷川的故事还不是一样地发展。

    它们不像另一个短篇《鬼》里面的海，海的变化和故事的发展、和主人公堀口君的心境的变化都有关系。没有海，故事一时完结不了。从海开始，到海结束。

    我在《鬼》里描写的也是武田君的事情。我写《神》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还要写《鬼》。要不是几次同武田君到海边抛掷供物，我也不会写出像《鬼》这样的来。《神》是我初到横滨时写的，《鬼》写于我准备离开横滨去东京的时候，因此我把堀口君老实地写作“商业学样的教员”，就是说我不怕武田君看到我的疑心我在写他了。

    《鬼》不过是《神》的补充，写的是同一个人和同一件事，在两篇中我充分地利用了我在横滨三个月的生活经验，这是一般人很难体验到的，譬如把供物抛到海里去，向路边“马头观音”的石碑合掌行礼吧，我只有亲眼看见，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情。我说：“在堀口君的眼里看来，这家里大概还是鬼比人多吧。”有一个时期在武田君家里的确是这样。我还记得有一个晚上我已经睡下了，他开门进来，连声说：“对不起。”我从地上铺的席子上坐起来，他连忙向我解释：这几天他家里鬼很多，我这间屋子里也有鬼，他来给我念念经，把鬼赶走。我差一点笑出声来，但终于忍住了。我就依他的话埋下头，让他叽哩咕噜地在我头上比划着念了一会经，然后说：“好了，不要紧了。”一本正经地走了出去。我倒下去很快就睡着了，我心中无鬼，在梦里也看不见一个。说实话，我可怜武田君，我觉得他愚蠢。开始写《鬼》的时候，我就下了决心离开武田家搬到东京去。我托一个在早稻田大学念书的广东朋友在东京中华青年会楼上宿舍给我预订了房间。我本来应当在武田君家里住上一年半载，可是我受不了他念经的声音，可以说是神和鬼团结起来把我从他家赶了出去的。我原先学习日文的计划也给神和鬼团结的力量打破了。我向主人说明我要搬去东京的时候，武田君曾经恳切地表示挽留。然而想到在这里同神、鬼和平共处，我实在不甘心。即使有人告诉我，迁到东京，不出两个月我就会给“捉将官里去”，我也不改变主张。我当时刚过三十，血气旺盛，毫无顾虑，不怕鬼神，这种精神状态是后来的我所没有的。我今天还怀念那些逝去的日子，我在《鬼》里面找到了四十五年前自己的影子。我现在的确衰老了。

    《鬼》和《神》不同的地方就是：《鬼》的最后暗示了主人公堀口君的觉醒。故事也讲得比较清楚：他同一位姑娘相爱，订了约束，由于两家父亲的反对，断绝了关系。姑娘几次约他一起“情死”，他都没有答应。他认为“违抗命运的举动是愚蠢的”。姑娘嫁了一个商人，后来患肺结核死去。这是一个极其普通的故事，多少年前，百年、千年吧，就经常发生了，今天仍然在发生。“四人帮”横行的时期，他们反对恋爱，而且有所创造地用领导和组织代替家长安排别人的婚姻。

    十几年来，我见了不少奇奇怪怪的事情，婚姻渐渐变成了交易，像日本青年男女的恋爱故事倒显得相当新奇了。不过，武田君并没有这样的经历。但在当时“情死”是普通的事，在报纸上天天都有这一类的新闻。我们常常开玩笑说，在日本不能随便讲恋爱，搞不好，连命也会送掉。著名的日本家有岛武郎在他的创造力十分旺盛的时期，也走上了“情死”的路，因为像堀口君那样几次拒绝女方相约“情死”的建议是丢脸的事。然而要是有岛武郎不死，他一定会留下更多的好作品来。

    我现在记不准《鬼》的手稿是从横滨寄出的还是在东京交邮。收件人是黄源，他是上海生活书店发行的《文学》月刊的助理编辑。我寄稿的时候，心血来潮，在手稿第一页上标题后面写了一行字：神——鬼——人。这说明我还要写一个短篇：《人》。这三篇是有关联的，《人》才是结论。我当时想写的短篇《人》跟后来发表的不同。我不是要写真实的故事，我想写一个拜神教徒怎样变成了无神论者。我对自己说：“不用急，过两个月再写吧。先在东京住下来再说。”在东京我住在中华青年会的宿舍里面，一个人一间屋，房间不大不小，陈设简单，房里有个两层的大壁橱，此外还有一张铁床，一张小小的写字桌和两三把椅子。楼上房间不多，另一面还有一间课堂，白天有一位教员讲授日语，晚上偶尔有人借地方开会。楼下有一间大礼堂，每个月总要在这里举行两次演讲会。我初来的时期杜宣、吴天他们正在大礼堂内排曹禺的《雷雨》，他们通常在晚上排练，我在房里听得见响动。

    楼下还有食堂，我总是在那里吃客饭。每天三顿饭后我照例出去散步。

    中华青年会会所在东京神田区，附近有很多西文旧书店，可以说我每天要去三次，哪一家店有什么书，我都记熟了，而且我也买了不少的旧书，全放在两层的大壁橱里面。我的生活完全改变了。在这里我接触到的日本人就只有一个会说几句中国话的中年职员。后来我又发现几个经常出入的日本人，胖胖的，举动不太灵活，却有一种派头。我向别人打听他们是什么人，有人告诉我，他们是“刑事”，就是便衣侦探、特务警察之类吧。我一方面避开他们，另一方面暗中观察他们。

    我的观察还没有取得一点结果，我就让这些“刑事”抓到警察署拘留所去了。这是后话，我下面就要谈到它。

    到了东京，我对西文旧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买了书回来常常看一个晚上，却不怎么热心学习日语了。不过我还是到楼下办公室报了名，听陈文澜讲日语课。我记得是念一本岛木健作描写监狱生活的，他的讲解还不错，只是我缺少复习的时间，自己又不用功，因此我至今还不曾学好日语。

    回想起来，我实在惭愧得很。

    在东京我有几个中国朋友，除了在早稻田大学念书的广东人外，还有两个福建人，他们租了一幢日本房子，楼上让给两位中国女学生祝这些人非亲非戚，这样住着，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还有，我曾经坐省线电车到逗子，转赴叶山去看梁宗岱、沈樱夫妇，在他们家住过一晚。还有，卞之琳从北平到日本京都，住在一位姓吴的朋友那里，他最近到东京来看我。还有，……我想不起什么了。到东京以后两个月中间我的活动大概就只有这些吧。“刑事”们一定也看在眼里记在帐上。幸而只有这短短的两个月，因为所谓“满洲国皇帝”溥仪在四月初就要到东京访问了。日本报纸开始为这场傀儡戏的上演大肆宣传，制造舆论，首先大骂中国人。于是……一嘲大扫除”开始了。就在溥仪到来的前两天，大清早那个同福建人住在一起的四川女学生来找，说我那两个福建朋友半夜里给带走了。“刑事”们在他们那里搜查了一通。

    她讲了些经过的情形，要我注意一下。她走后我就把自己的书稿、信件检查了一番。两个福建人中姓袁的和我较熟，我是一九三○年第一次去晋江时认识他的。我抽屉里还有他的来信，连忙找出撕毁了。我也把新买的西文旧书稍稍整理了一下。

    这样忙碌了之后，我感到疲乏，便躺倒在床上。脑子哪里肯休息，我就利用这一段空闲时间清理思想，把我在日本编造的自己的经历和社会关系也好好理一下，什么事该怎么说，要记清楚，不能露出破绽。我也回忆了梁宗岱夫妇的事和卞之琳到东京看我的事。我想，要是他们问起，我全可以老实地讲出来，用不着害怕。

    吃过中饭以后我仍然照常逛西文旧书店。晚饭后我也到旧书店去。吃晚饭时我看见那个姓“二宫”的胖胖的“刑事”，但一下子就不见了。我从食堂出来，瞥见他和另一个“刑事”从楼梯上去。我心想：他们上来干什么？我考虑一下，才慢慢地走上楼。他们却不声不响地下来了。我警告自己：夜里要当心埃这一夜我心不定，书也看不进去。我估计“他们”会来找我，但是我希望“他们”不要来。我又把信件检查了一番，觉得没有什么破绽，把心一横就上床睡了，这时我们这里非常安静，不过十点多钟，我也出乎意外地睡得很好。

    忽然我从梦中惊醒了。我朝房门看，门开了，接着电灯亮了，进来了五个人，二宫就在其中。“他们”果然来了。我马上跳下床来。于是“他们”开始了搜查：信抽出来看了；壁橱里的书也搬出来翻了。他们在我这个小房间里搞了一个多小时，然后叫我锁上门跟他们一起到警察署去。

    在警察署里开始了“审讯”，审讯倒也简单，“问官”要问话，我早就猜到了，梁宗岱、卞之琳、叶山、京都……“他们”在我的答话里抓不到辫子，不久就结束了“审讯”，向我表示歉意，要我在他们那里睡一晚，就把我带到下面拘留所去，从凌晨两点到下午四点，整整关了十四个小时。

    从我半夜里睁开眼睛看见“他们”推门进来，到我昂头走出神田区警察署，“看见落日的余光”，这其间的经过情形，我详细地写在短篇《人》里面了，没有必要在这里重述。不过我应当提说一下，这不是我初来东京时计划写的那个短篇。

    它是作为一篇散文或者回忆写成的，最初的题目是《东京狱中一日记》，打算发表在一九三五年七月出版的《文学》特大号上。稿子寄出去了，可是就在这年五月在上海发生了所谓“《闲话皇帝》事件”，日本政府提出抗议，发表文章的《新生》周刊被查封，主编被判处徒刑。我的文章编进《文学》，又给抽了出来。我不甘心，把它稍加修改，添上一点伪装，改名《一日记》，准备在北平《水星》月刊上发表，已经看过了清样，谁知书店经济出了问题，刊物印不出来，我看文章无处发表，就改变主意，改写一下，在那个偷书的囚人身上添了几笔，最后加了一句话：“我是一个人。”把回忆作为，编在《神·鬼·人》这个集子里面了。那个时候我在上海为文化生活出版社编辑《文学丛刊》，有权处理自己的稿子，没有人出来干涉，不准我拿回忆冒充，而且通篇文章并没有“日本”的字样，不会有人把我抓去判处徒刑，何况我自己又承认这是“一个人在屋子里做的噩梦”。文章就这样给保全下来，一直到今天。但是当时那些用武力、用暴力、用权力阻止它发表的人连骨灰也找不到了。

    我从警察署回到中华青年会，只有一个人知道我给抓走的事，就是那个中年的日本职员。他看见我，小声说：“我知道，不敢做声。真是强盗。”后来我才知道我给带到警察署去的时候，在叶山梁宗岱家里也有人进去搜查，在京都卞之琳也遇到一点麻烦。这以后再没有人来找过我，但是我在东京住下去的兴趣也不大了。我总感觉到人权没有保障，要是那些人再闯进我的房间，把我带走，有人知道也不敢做声，怎么办？我写信给横滨的武田君发牢骚。他回信说：“您要是不去东京，就不会有这种事。我们全家欢迎您回到我们家来。”

    他的确把事情看得像信神那样简单。我感谢他的邀请，但是我没有再去他的家，过了三、四个月，吴朗西、伍禅他们在上海创办文化生活出版社，用我的名义编佣文化生活丛刊》，要我回去参加编辑工作，我就离开日本了。这次我买了“加拿大皇后”的三等舱票，仍然到横滨上船，从东京来送行的人不少，只是我没有通知武田君。

    我那两个福建朋友吃了不少的苦头。一个姓叶的因为第一次审问时顶了几句，给关了一个星期。一个姓袁的给关了半个月，放出来，他马上要回国，警察署怀疑起来就把他“驱逐出境”。后来听他说，他坐船到天津，一路上都有人押送。船停在一个城市，他就给带到监牢里囚禁。特别是在大连，他给关在日本监牢里过了一个时期。管牢的汉奸禁子，对同胞特别凶，有时领到一根新的鞭子或者一样新的刑具，就要在同胞的身上试一下，不管你是不是得罪了他们。到了天津，我那个朋友才得到了自由。他吃了那许多若头，罪行就是：溥仪到东京访问时他住在那里；给带到牛込区警察署审问时他的回答不能使人满意；关了以后给释放出来，就要马上回国。这就是一九三五年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在日本东京等地的遭遇。我在神田区警察署受到审问的时候，有人问我怎样在晋江认识他，我想起一个姓陈的朋友，就说是姓陈的人介绍，后来才知道他在审问中也是这样说。事实并不是这样，我当时住在黎明高中过暑假，他来找我，我们就熟了。但是审问的人非要我们讲出介绍人不可，我们只好随口回答，凑巧两个人的思路碰到一起，才没有露出马脚，否则他可能还要遇着更多的麻烦。

    姓袁的朋友一九五八年患鼻癌死在福州，当地的报上还刊出他的讣告。他不可能讲述他的这段故事了。然而我还没有忘记四十四年前发生的那件事情。这以后我还和“刑事”们打过交道，那就在一九六一年、六二年、六三年，我三次访问日本，进行人民友谊的活动，“刑事”们要为我的安全负责。

    我出门他们坐在车内前座，见到我默默地鞠一个躬。的确时代变了，二宫先生也一定不在人世了。那三年中间我昂着头进出日本现代化旅馆的时候，总是充满信心地想：我绝不会再做那样的“噩梦”了。

    我完全没有想到一九三五年我在东京做过的“噩梦”竟然搬到上海来了，那是一九六六年九月的事情，甚至继续了十年之久，各种各样的人代替了日本的“刑事”，而且比“刑事”凶残得多，蛮横得多。……我遭受侮辱和迫害的时候，想起了自己的《人》，我怀着爱国主义的感情暗中祝愿：不要做得比“刑事”们更坏吧。但是当时许多人好像发了狂一样，好像喝醉了一样。是什么力量在推动他们呢？究竟为了什么呢？这一切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呢？有些人似乎已经忘得干干净净了。这怎么可能呢？让大家重新想一想。这绝不是少数几个人的事情。这绝不是一两个帮派的事情。无论如何我不要再做“噩梦”了。

    给一个敬爱的友人

    南国的气候相当炎热。在你们那里樱花谢了还没有多久，正是明媚的暮春天气罢。我还记得三年前的情景，千岁村的和平朴素的田园，你自己亲手种的蔬菜，简陋的房屋，倾斜的篱笆和曲折的小路，我一个陌生人万想不到这就是你工作的地方。我来迟了，没有机会听到你那燃烧着理想之火的演说，或者父亲的慈祥教诲一般的谈话。……我站在千岁村农家茅屋门前的时候，法西斯的魔影已经像黑云一般地把天空玷污了。甚至在这田园中我们也呼吸不到自由的空气。你带着愤慨地告诉我你所遭受到的一切迫害。以前欢迎过你的文章的各杂志现在也不敢再发表你的片纸只字了。连你所翻译的一部叙述人类起源和社会演进的名著，也不能够续出第二册。你从前曾在好几万工人的面前作过热烈的讲演。但是如今连那个以团结的力量震惊了全日本的、代表数十万工人的工会也被打击到只能够秘密存在了。在去千岁村的途中百合子姑娘告诉我许多事情。她有一句愤慨的话至今还深印在我的脑际。“我现在只能够跳舞了，”她说，因为我在报上见过一段记事，说她发明了一种跳舞，我惊奇地问她，她苦笑地这样回答我。七八年前有人向我说起她向群众演说的事。

    然而这时她却只能够把理想和愤慨寄托在跳舞上面了。我知道这不过是一个开始。以后还有更厉害的打击。人民在一个决定的时期对统治者表示了软弱，放过了机会，用忍耐来对付压制，用沉默来忍受不义，他们忽视了自己的力量，不能在最好的时候使用它，结果他们自然地遭遇了毁灭的惨祸，甚至不能够给敌人一个坚强的抵抗。法西斯蒂就是这样地成功的。一九二四年玛蒂阿地被刺杀的时候，法西斯蒂在意大利遭逢了一个绝大的危机，莫索里尼也在舆论的斥责下战抖起来，意大利人民本来可以在几天内就去掉这个黑衫的暴君和他的党徒。但是他们却不相信自己的力量，让法西斯蒂的领袖渐渐地从隐匿的地方跑出来，继续从事他们的阴谋的工作，让余火慢慢地在灰烬里重燃，终于造成了“燎原之势”，使肥沃的土壤变成焦土，不给意大利留下一片青草。大部分人民在窒闷的空气里憔悴呻吟，他们中间的菁英在屠杀和酷刑下摧残殆尽，残留的也只能够亡命到别的国家。

    历史的悲剧不断地重演。意大利的例子又被别的国家先后摹仿。德国之后又临到日本了。这个打击落到日本人民的头上。压制之上又加了压制。法西斯蒂的野心是没有止境的。

    剥削和侵略是法西斯蒂统治的两个武器。它帮助资本家剥削了工人以后，又来帮助他们攫取殖民地开辟国外市场了。东京和大坂的牢狱中不知道消磨了多少日本劳动运动的优秀分子的生命。回想八九年前五一节东京市街大游行的盛况，真令人起隔世之感。

    先生，这是什么缘故呢？是日本法西斯蒂增长了势力，还是工人阶级自己坐失了良机？我想你的回答应该是后一个。

    “一·二八”淞沪抗战的时候，我读过你的一些短文。你的意见正和我们的相差不远。在任何时候你都不让狭义的爱国主义迷了你的眼睛。正如每一个社会主义者所应当做的，你始终站在反强权反侵略的一边，你叫出了“不要打中国的兄弟”的呼声，这呼声得到了大坂等地劳动者的响应。但是呼声太微弱了。响应的人也只是一部分，并不能成为一种力量阻止侵略的战争。这不是日本无产阶级第一次放弃责任，和这类似的事情已经有过好几次了。让敌人把武器从他们的手中夺去，等到一觉醒来，他们已经成为徒手，纵然大敌当前也只好束手待毙了。日本的劳动阶级就是这样地蹈了意德两国弟兄的覆辙。

    三年前和你在千岁村最后一次见面时，我就感到这一个不幸的预兆，那时我因为要赶到横滨搭船回国，没有和你多谈这种事情。你曾殷勤地挽留我，要我在那个可爱的田园里待一些时候，你还坚持地要出去为我退船票。这个好意我是应该接受的。我不知道当时我为什么是那样无理地固执，一定不肯听从你的话，还把你从千岁村拉到百合子姑娘的家。在那辆宽敞的汽车里我们谈论了好些事情，却始终没有谈到这上面。后来在百合子姑娘家里受了款待以后，我跨出“玄关”，雇了汽车。当车子转弯的时候，百合子姑娘和另外一位更年轻的女士还立在门口带笑地对我行礼。这温暖的友情使我在车里感动地不住挥手。车子走入了另一条街，我忽然感到一种隐微的心痛。我离开了我所敬爱的友人，我的离愁是很大的。在这时候，在汽车快到中华留日青年会的时候，我才觉得我自己先前的坚持是何等错误的了。我是应该留下来和你在一起过一些日子，告诉你我所感到那个不好的预兆，要你们注意到那一件事情。但是我什么也不曾说出来就回到了上海。在虹口公寓的寂寞的长条的小房间里，当回忆来折磨我的时候，热情来揉我的心，悔恨盘据了我的思想，那个囚笼似的房间似乎容不下我，我的心要破壁飞去。但是环境阻碍了我。我不能够说我所想说的话。每晚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无休息地在那狭小的地板上闲踱。走得疲倦了时，我又坐下来，借着高悬的电灯的微光咬着牙关一字一字地翻译柏克曼的《狱中记》，用他的十四年的痛苦，来折磨我的并不强健的心灵。我这样地惩罚我自己，磨练着我自己。于是我不能忍耐了。我给你和称你为父的百合子姑娘写了信。终于把我的忧虑和愤慨叙述出来了。

    百合子姑娘的回信来了。在那封委婉而流畅的法文信里，我又一次见到了另一个国度中争自由的人的苦闷。她告诉我你在生病，她也不能做任何事情。便衣侦探随时监视着你们，连一点点微小的努力也会遭受统治者的阻挠。呼声被窒息了，花园似的岛国变成了狭的囚笼。在那里连一棵刚出土的自由的嫩芽也会被暴风雨摧残。许多活跃的友人不是在黑暗的牢狱里忍受酷刑，便是在狭小的监房里浪费生命。

    百合子姑娘的信函里充满了忧郁的调子。但是理想并不能够被现实征服。希望的火花永远在黑暗的天空闪耀。甚至在压迫最厉害的时候，也有人站出来勇敢地叫着：“我反抗。”

    公开的活动改变为地下的工作，组织变得更坚实了。一些人沉默地努力为将来准备一切。她的信函曾这样地暗示过。邮件检查制度使她不能够详细叙说。但是后来一个法国友人告诉了我们这一切。……然而这一切如今也被一阵的反动的飓风席卷而去了。两次的大检举，大拘捕，差不多摧毁了整个的运动，大部分组织这地下活动的分子都进了监牢。我只在报纸上见到一些陌生的名子。

    先生，这自然不是使人愉快的消息。当我知道这个的时候，我的心是很沉重的。我的心境不会和你得到宫岛出家、生田投海的消息时的心境两样。但是甚至这样的打击也不能毁灭我们的信念。多一次的失败更可以增强我们的工作的决心，犹如多一番磨洗更可以发见一件金属品的光辉灿烂。妃格念尔在民意社执行委员会解散，大部分同志在绞刑台上和单人囚室中殉道以后，还想将破碎的金线结在一起，用来在废墟上建造新的九层宝塔。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把她当作可怕的妇人，一些青年男女把她视作指路的明灯，并不是没有理由的。

    写到这里我就不能制止我的疑惑。我翻译了你追忆春月的文章，但是我不能同意你的见解。同流合污，变节屈辱，固然是社会主义者所深恶痛恨的。然而“出家”和“自杀”也并不是可奖励的行为，这是逃避的方法。在庸俗和邪恶之前，一个革命者不应该沉默。去掉庸俗和邪恶倒是他们的任务。不愿与庸俗邪恶同生此世而选取了自己毁灭之路，这毅力虽然可佩，但是这决心却值得非难了。被迫而离开战场，并不是一个战士的行为。真正的战士倘使不能凯旋而归，就应该战死在阵地上。宫岛、生田两先辈的崇高的人格固非像我这样的人所能望其项背。我也没有机会读到《从妻房到僧房》（宫岛著书）那样的自白。《魂之家》（春月的诗）只是一个诗人的憧憬。对于他们二人的最后的决心，我实在不能够彻底了解。作为社会主义的战士，他们应该战斗到流出最后一滴血为止。然而《金》的家和《魂之家》的诗人，却放弃了责任而中途倒下了。这是很可痛惜的事。但是你在那两篇追忆文章里却不能将这一点指出来。初读到它们时我有一种感觉：你老了。但是真实的你却并不是这样。我相信你是不会老的。

    敬爱的先生，我现在将这些旧事在这里重提，并非故意指摘你的错误，我也不想拿过去的失败刺激你的感情，我不过提醒你不要忘记历史的教训。我记得十年前读过你一篇关于历史的论文。我说到历史的流转。历史决不是循环的，重复的。历史是前进的。过去的悲剧固然常常重演，但推动历史的力量却永远是趋向光明的力量。人类社会的演进并没有一刻的停止，纵然它有时走着曲线的道路，使人看不见前进的辙迹。历史的法则是应该遵守的。违背这法则的人只有自趋灭亡，却不能够改变历史的道路。法西斯蒂的魔手用它那野蛮的力量固然可以摧残一部分文明的成就，但是它并不能挽救一个垂死的社会于黑暗的深渊。人民在一个决定的时期的懦弱，虽然常常招来惨祸，甚至延长了残暴的统治，可是这惨祸也不能将人民对于自由的渴望和争自由的力量完全粉碎。人民是要永久存在下去的，而且在任何时代都要为争自己的独立而斗争。我们的全历史就是一部人民争自由的历史。

    每一次的失败不过多添一页血的记录，并不曾结束这个长期的斗争。

    现在正是应该重燃起斗争的烽火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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