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八一年
九月二十五日诞生于浙江绍兴城内东昌坊口周家，取名樟寿，字豫山。祖父周福清（1837一1904），翰林院庶吉士，曾任江西金欲县知事，此时正在北京任内阁中书。父亲周伯宜（1860一1896），秀才，闲居在家，思想颇为开通6母亲鲁瑞（1857一1943），出身于绍共近郊安桥头一户官宦人家，没念过书，但以自修得到能够看书的学力。
一八八六年
本年由叔祖周玉田开蒙，进周家自设的私塾读书。按照祖父的意见，除习字、对课之外，主要是读《鉴略》。
因原名豫山与“雨伞”谐音，改为豫亭，后又改为豫才。
一八九○年
本年继续在本宅私塾读书。因课余在周玉田家中看到许多杂书，引起了欣赏和搜集图画书的兴趣。
一八九二年
二月被送进据说是绍兴城内最严格的私塾“三味书屋”，从寿镜吾读书。除在课堂上读经史之外，还读，看画谱，并逐渐养成了影描书上的插图，直至整段整本地抄杂书的爱好。
一八九三年
秋天祖父因科场舞弊案被捕入狱，押在杭州府狱内。为免受牵连，与二弟周作人一起，被送往亲戚家避难。
一八九四年
四月由避难地返回家中，仍进“三味书屋”读书。
冬天一父亲吐血病倒。既身为长子，便挑起了生活的重担，除读书外，还要出入当铺和药房，领略冷眼和侮蔑。
一八九六年
十月十二日父亲病逝。家境急剧衰败，甚至招致亲戚本家的欺侮。
一八九八年
春天在家练习八股诗文，送去“三味书屋，由寿镜吾的儿子寿洙邻批改。
五月离开绍兴到南京，考入江南水师学堂念书。
改本名樟寿为“树人”。
十一月因不满江南水师学堂的乌烟瘴气，退学回家。
十二月十八日参加会稽县的县考，在五百多人中考得第一百三十六名。
一八九九年
一月再会南京，改入矿路学堂念书。课余则常习骑马。
一九○一年
本年仍在矿路学堂念书。开始到学堂内的阅报处翻阅《时务报》等宣扬新思想的报刊，并买来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以及林纤翻译的外国，读得入迷。
一九○二年
一月以一等第三名的成绩从矿路学堂毕业。
三月离开绍兴去日本留学。先人东京的弘文学院学习日语。
十月与弘文学院的同学许寿裳经常讨论中国国民性的病因及其解救办法。并经常去东京中国留学生会馆参加反清的革命者的演讲会。
一九○三年
三月作《自题小像》诗。
六月在留日浙江籍学生主办的《浙江潮》上发表编译的历史《斯巴达之魂》。
十月与陶成章等人一起，加入反清团体“浙学会”，此会即为后来成立的著名的反清组织“光复会”的前身之一。
一九○四年
四月在弘文学院卒业。
九月入设在日本本州岛东北部的仙台医学专科学校学习医学。
一九○六年
三月从仙台医学专科学校退学，返回东京，一面学习德语，一面阅读各种类型的文学作品。
六月奉母亲之命，回绍兴与朱安结婚。婚后不几日，便与周作人再赴东京。
秋天与许寿裳、苏曼殊等人筹划办《新生》杂志，但因经费无着，稿件匮缺而作罢。
一九○八年
夏天继续在东京读书学德语。
从夏天开始，每星期日往章太炎在东京的寓所，听他讲学，历时大约半年。
一九○九年
三月二日与周作人合译的《域外集》第一册出版。
七月二十六日《域外集》第二册出版。
八月为了负担家庭经济，离开日本回国，结束了七年的留学生活。
回国后，就任杭州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生理和化学教员，兼任日籍教师的翻译。
一九一○年
五月祖母病逝，回家主持葬礼，诸事都依照旧可办理。
七月辞去杭州的两级师范学堂教席，回到绍兴。
九月担任绍米府中学堂的监学，兼教生物课。
一九一一年
七月辞去绍兴府中学堂职务，失业在家。
十月武昌起义爆发，革命席卷全国，绍兴城内一片混乱，遂应府中学堂学生的请求，回校暂管校务。
十一月带领学生演说队上街宣传革命，安定民心。
不久，受新任绍兴军政府都督王金发委任，担任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
冬天作短篇文言《怀旧》。
一九一二年
二月辞去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职。
应教育总长蔡元培邀请，去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教育部任职。
五月因教育部北迁，单身前往北京，住进宣武门外的绍兴会馆。
八月任北洋政府教育部佥事，兼第一科科长。
一九一三年
本年为应付袁世凯政府的恐怖统治，开始抄书、辑书，其后又开始抄碑，读佛经，除去教育部上班和逛书店，基本上不出会馆，每日夜间孤灯独坐，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好几年。
一九一八年
四月二日作白话短篇《狂人日记》，交《新青年》发表。
五月十五日在《新青年》上发表白话诗《梦》。
七月二十日作长论《我之节烈观》。
八月二十九日开始陆续向《新青年》的“随感录”栏投稿。
冬作短篇《孔乙己》。
一九一九年
四月二十五日作短篇《药》。
八月十九日购买西直门内八道湾十一号的房产。
十一月二十一日与周作人全家一起迁入八道湾十一号新居。
十二月一日离京赴绍兴、于十二月二十九日携母亲。
朱安及周建人全家返抵北平，住进八道湾。
开始了大家庭聚居的生活。
一九二○年
八月五日作短篇《风波》。
八月六日应聘任北京大学国文系的兼任讲师，直至一九二六年。主要讲授中国史，并以厨川白村所著的《苦阀的象征》为教材，讲授文艺理论。与此同时，还应聘任北京高等师范专科学校的兼任讲师，讲授中国史。
十月二十二日译毕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的《工人绥惠略夫》。
一九二一年
一月作短篇《故乡》。
十二月四日开始在《晨报附刊》上连载中篇《阿Ｑ正传》。
一九二二年
一月应聘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委员会委员六月作短篇《端午节》和《白光》。
十月作短篇《社戏》。
十一月作短篇历史《不周天》。
十二月三日作《（呐喊）自序》
一九二三年
四月接连出席董秋芳、许钦文等组织的文学团体“春光社”的聚会，给文学青年以直接的指导。
六月十四日与周作人妻羽太信子发生严重冲突，当晚即改在自己房内用餐，不再与周作人等一起吃饭。
七月十九日接到周作人亲自送来的绝交信，兄弟二人，就此绝交。
八月二日搬出八道湾十一号的寓所，与朱安一起，迁至西城的砖塔胡同六十一号居住。
十月一日开始连日高烧，咳嗽，实际是肺病复发，持续一个多月，才逐渐恢复。
十二月十一日所著《中国史略》（上册）出版，由新潮社发行。
十二月二十六日往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演讲，题目是《娜拉走后怎样》。
一九二四年
二月七日作短篇《祝福》。
二月十六日作短篇《在酒楼上》。
三月一日往日本人开设的山本医院就诊。此后一个月内，接连往该医院就诊十三次，都是治疗发烧、咳嗽及吐血之类的肺病症状。
三月二十二日作短篇《肥皂》。
五月二十五日迁居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二十一号。
六月十一日往八道湾十一号旧宅取书及什器，又与周作人夫妇发生冲突。
七月八日应邀往西安，参加西北大学举办的暑期演讲活动。至八月十二日返回北京。
九月十五日作散文诗《秋夜》，此为《野草》的第一篇。
九月二十二日开始翻译《苦闷的象征》，至十月十日结束。
九月二十四日作散文诗《影的告别》。
十一月十三日作《记“杨树达”君的袭来》。
十一月十六日参与组织的《语丝》周刊创刊。
十二月二十日作散文诗《复仇》和《复仇（其二）》。
一九二五年
一月一日作散文诗《希望》。
一月二十八日作散文诗《好的故事》。
二月十日作《青年必读书》，回答《京报副刊》的征答。
二月二十八日作短篇《长明灯》。
三月二日作散文诗《过客》。
三月十一日开始与女子师范大学国文系的学生许广平通信。
四月二十四日发起成文文学团体“莽原社”，创办《莽原》周刊，自任编辑。
五月二十六日邀集女子师范大学的六位教员，联名在《京报》上发表《关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的宣言》，公开支持女师大学生反对校长杨殖榆。
六月十六日作散文诗《失掉的好地狱》。
六月二十五日请许广平等人在家中吃饭，因酒醉而开怀大乐，甚至以手按许广平的头。自此以后，与许广平通信的口气明显变化，毫不掩饰地流露出亲昵之情。
六月二十九日作散文诗《颓败线的颤动》。
七月十二日作散文诗《死后》。
大约同时，与韦素园、李霁野等六人组成文学团体“未名社”，出版《未名》半月刊和《未名丛书》。
八月十四日因支持女师大学生，被教育总长章士钊免去教育部企事职务。
八月二十二日向北洋政府平政院递交诉状，控告章士钊违法免他职务。
九月一日肺病复发，连绵数月才愈。
九月十六日作短篇《孤独者》。
九月二十一日作短篇《伤逝》。
十一月六日作短篇《离婚》。此后即停止创作。
一九二六年
一月十六日在平政院控告章士刽胜诉，恢复教育部金事职。
三月十日作回忆散文《阿长与山海经》。
三月二十五日去女师大参加“三·一八”渗案死难者刘和珍、杨德群的追悼会，并在五天后写出《记念刘和珍君》。
三月二十六日因《京报》披露段棋瑞政府在学界通缉鲁迅等五十人的密令，离家往设在西城的莽原社躲避。
三月二十丸日由莽原社转移至山本医院，继续避难。
四月十五日因直、奉联军进入北京，政治气氛进一步恶化，由山本医院转移至一家德国医院避难；
十天后又移至一家法国医院，至五月二日才返回家中，恢复正常生活。
七月二十八日应厦门大学聘，任该校国文系教授兼国学院研究教授，决意离京南下。
与此同时，与许广平约定，离京南下后，先分开两年，各自作些准备，再决定将来的生活。
八月二十六日与许广平同车离开北京，经上海转水路往厦门（许广平从上海去广州工作）。
九月四日抵达厦门大学。在国文系讲授中国文学史和史。
九月十八日作回忆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在本月及下月，接连作了好几篇这样的散文。
九月二十六日为授课，开始编写中国文学史讲义，名为《中国文学史略》。此项工作一直持续到年底。
十一月十一日作《写在（坟）后面》。
十一月十五日致信许广平，郑重地列出今后的三种打算，请她帮助选择。这实际上是试探，也是求援。
十一月十九日决定于学期末离开厦门大学，去广州中山大学国文系任教。
一九二七年
一月十一日在接到许广平一封热烈表自的信之后，又致信许广平，明确表示了与她结合的决心。
一月十五日乘船离开厦门，于十八日抵达广州，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长。
二月二十日与许广平一起宴请也到中山大学任教的老友许寿裳。此后一起游玩，或远足，或看电影，请吃饭，持续十余比三月一日中山大学开学，忙于教务。
三月甘九日因不满中山大学文学院长傅斯年聘顾颉刚来校任教，与许寿裳一起迁居校外，住白云路白云楼二十六号二楼。并请许广平也同居一处。
四月十五日以教务长身份召集中山大学各系主任会议，力主营救当日事变中被捕的学生，但无人附合。
四月二十一日辞去中山大学一切职务。在白云楼闭门不：
出。
四月二十六日作《题辞》。
五月一日作《小引人》。
五月六日接受日本记者山上正义的采访，发表他对“四一五”事变的看法。
七月二十三日在国民党广州市教育局主办的夏期学术演讲会作演讲，题目是《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九月四日作《答有恒先生》。
九月二十七日与许广平同船离开广州去上海。
九月二十八日途经香港，遭受香港海夫人员的野蛮检查。
十月三日抵达上海。五日后迁人虹口景云里二十三号，与许广平正式同居。
十月二十五日至江湾劳动大学演讲，题为《关于知识阶级》。
十二月十八日因蔡元培推荐，任南京政府大学院特约著作员，开始领取薪水。
十二月二十一日至暨南大学演讲，题目是《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一九二八年
一月八日原厦门大学的学生廖立峨，携爱人及其哥哥来访，声称要作鲁迅的“义子”，住在鲁迅家，长达七个月。
二月二十四日致信台静农，提议将《莽原》半月刊迁往上海，并表示愿当编辑。
二月五日往内山书店购买自译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此后又陆续购读此类书籍十多种。
二月二十三日作《“醉眼”中的朦胧》。
六月二十日与郁达夫合编的《奔流》月刊创刊。
八月十二日与许广平一起去杭州游玩，至十七日返回。
八月二十二日致信韦素园，认为“以史底唯物论批评文艺的书”是“极直捷爽快的，有许多味暖难解的问题，都可说明”。
九月九日因邻居嘈杂搅扰，迁至景云里十八号。
十二月六日与柔石等人合编的《朝花》月刊创刊。
一九二九年
四月二十二日开始翻译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论》。
五月十三日赴北京探母。至六月三日返回。
五月二十二日在燕京大学演讲，题目是《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
八月十三日请律师向北新书局提出诉讼，追索拖欠的稿费。后书局分四次，将所欠八千多元稿费，全数付清，历时四个半月。
九月二十六日儿子海婴出世。
十月十二日译完普列汉诺夫的论文集《艺术论》。
十二月二十二日作《我和（语丝）的始终》。
一九三○年
二月十六日由柔石、冯雪峰陪同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筹备会。
与此同时，参加共产党组织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成立大会，被人推举为发起人。
三月二日出席“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并作演讲。
三月十九日因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向国民党中央呈请通缉“堕落文人”鲁迅，往日本朋友内山完造家中避难。
三月二十六日致情章廷谦，说在一左联”成立会上“一览了荟萃于上海的革命作家，然而以我看来，皆前花色”。
四月十一日主编的“左联”机关刊物《巴尔底山》旬刊级刊。
五月七日由冯雪峰陪同。往爵禄饭店会见共产党领导人李立三，拒绝其要他公开写文章斥骂蒋介石的要求。
五月十二日迁往共四川路上的“北川公寓”。
六月七日向共产党“第三国际”组织的“中国革命互济会”捐款一百元。
九月十六日出席“左联”等组织为其举办的五十寿辰纪念会，并作讲话。
十二月二十六日译完法捷耶夫的长篇《毁灭》。
一九三一年
一月二十日因柔石等五人被捕。携全家至一日本人开设的花园庄旅店避难。至二月二十八日返家。
四月二十五日所作《中自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在左联机关刊物《前哨》的创刊夸上发表。
七月二十日在社会科学研究会举办的暑期学校作演讲，题目是《上海文艺之一瞥》。
十月二十三日所作《“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命运》发表。
十一月五日作《英译本序》。
十二月十一日主编的《十字街头》双周刊创刊。
十二月二十五日作《关于题材的通信》，回答两位青年作家的询问。
一九三二年
二月三十日因避“一·二八”事变的战火，携全家及周建人一家在内山书店，在其楼上暂居。
四月二十日作《林克多序》。
五月九日致信日本朋友增田涉，说：“今后拟写或中国文学史”。
十月十日作《论“第三种人”》。
十月十二日作七律《自嘲》。
十一月十一日赴北京探母病。至三十日返回上海。
十一月二十二日接连往北京大学和辅仁大学演讲，其中在辅仁大学演讲的题目是《今春的两种感想》。
十二月十日作《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十二月十六日作《序言》。
一九三三年
一月十七日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大会，并被推举为执行委员。
二月七日作《为了忘却的记念》。
三月五日作《我怎么做起来》。
四月一日作《现代史》。
四月十一日迁居大陆新村九号。
五月二十九日作《题记》。
六月十八日致信曹聚仁，认为“今之青年，似乎比我们时代的青年精明，而有些也更重日前之益，为了一点小利，而反噬拘陷，……历来所身受之事，真是一言难尽。”
七月三日作《我谈“堕民”》。
七月八日致信黎烈文，说：“我与中国新文人相周旋者十余年，颇觉得以古怪者为多，而漂聚于上海者，实尤为古怪……”
七月十二日作《沙》。
八月三日致信黎烈文，说：“我也还想写，但目下恐怕不行。”
八月十二日作《上海的儿童》。
九月二十日作《偶成》。
十月一日作《看变戏法》。
十月二十八日作《后记》。
十二月三十日作五言四句诗《无题》。
一九三四年
一月三十一日作《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
三月二十三日作《答国际文学社问》。
四月二十六日作《小品文的生机》。
四月三十日致信曹聚仁，谈及周作人五十自寿诗引致的攻击，认为“此亦‘古已有之’，文人美女，必负亡国之责……”
五月二十六日作《儒术》。
六月十日作《隔膜》。
七月十日作《买》。
七月十六日作《忆韦素园君》。
七月三十日致信日本朋友山本初枝，说：“我有生以来，从未见过近来这样的黑暗……非反抗不可。”
八月二日作《答曹聚仁先生信》，断言“汉字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
八月九日发烧，自觉“胁痛颇烈”，肺病相当严重了。
八月二十日写完《门外文谈》。
八月作历史《非攻》。
九月二十五日作《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十月一日作《又是“莎士比亚”》。
十一月十五日作《答周刊编者信》。
十一月二十一日作《中国文坛上的鬼魅》。
十二月九日题《芥子园画谱》赠许广平诗。
十二月十一日作《病后杂谈》。
十二月十六日作《病后条谈之余》。
十二月十八日、致情杨弄云，自称是在敌人和“战友”的夹攻下“横站”。
一九三五年
一月二十四日开始为《中国新文学大系·二集》选稿二月十五日开译果戈理的长篇《死魂灵》。
三月二日作《二集序》。
四月二十三日致信萧军、萧红，说：“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军中的从背后来的暗箭，受伤之后，同一营垒中的快意的笑脸。”
四月二十九日作《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九月十二日致信胡风，将“左联”中的某些领导人比喻成“在背后用鞭子打我”的“工头”。
十一月六日去苏联驻上海领事馆观看电影。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等劝他出国休养，但他考虑到政治和经济上的诸多困难，没有采纳她的意见。
十一月二十日作《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事》。
十一月二十九日作历史《理水》。
十二月五日作七律《亥年残秋偶作》。
十二月作历史《采薇》和《起死》。
一九三六年
一月三日肺病复发，引起肋膜发炎，肩胁部均大痛。
一月二十八日编定《凯绥．河勒惠支版画选集》，并作序。
二月二十九日致信曹靖华，明确表示了对于“左联”解散的不满，并表示不愿加入新成立的“文艺家协会”：“似有人说我破坏统一，亦随其便。”
三月二日受寒而气喘病发，延续一个多月。
四月一日作回忆散文《我的第一个师父儿》。
四月七日作《写于深夜里》。
五月二日致信徐懋庸，说：“我希望这已是我最后的叫封信，旧公事全都从此结束了。”
五月三日致信曹靖华，对傅东华、郑振铎和茅盾等人，均提出批评。
五月十四日致信曹靖华，说：“近来时常想歇歇。”
五月十八日发烧，持续不退。
五月三十一日史沫特莱请当时上海最好的一位肺病专家来作诊断，诊断结果是认为鲁迅的病症非常严重，“倘是欧洲人，则在五年前已经死掉”。
六月丸日病中口授《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冯雪峰执笔。
六月十日口授《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冯雪峰执笔。
六月十五日与茅盾、曹靖华等六十三人联名发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
八月一日去医院诊病，体重仅为三十八点七公斤。
八月五日写完《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因病中体弱，此文先口授，由冯雪峰执笔拟就，鲁迅再用三天时间，修改完毕。
八月二十三日作《“这也是生活”……》。
九月五日作《死》。
九月十九日作回忆散文《女吊》。
十月九日作《关于太炎先生二二事》。
十月十八日“气喘发作。终日呼吸困难。
十月十九日上午五时二十五分逝世——